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法律援助制度，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我國法律援助的概況

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的設想，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開始了試點。1996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律師法》以國家立法的形式對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作出了明文規定，標志著這一制度在我國的真正確立。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對象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最重要的依據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我國對法律援助對象的規定有以下特點：①對象相對廣泛。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具備法律援助條件的都可以申請法律援助，與簽訂法律援助司法協議的外國公民和無國籍人，符合條件的，也可申請獲得法律援助。②有關特殊對象的規定，體現了對最需要幫助的人優先照顧原則。凡盲、聾、啞、未成年人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沒有委托律師的，應當獲得法律援助；可能被判處死刑的被告人，沒有委托律師的，應當獲得法律援助；刑事案件中外籍被告人沒有委托律師的，應當獲得法律援助；其他殘疾人、老年人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不受經濟條件的限制，獲得法律援助。2、法律援助的主體實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得以平等實現，是政府應盡的義務。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律援助實施主體應該是國家。事實上，法律援助制度的具體實施主體是以律師為主的法律工作者。我國與多數國家有所不同，法律服務隊伍除律師以外，還有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因此，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體就是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3、法律援助的組織形式我國的法律援助基本形成了兩種模式：①是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由法律援助中心專職律師和由中心指派的社會律師共同承擔法律援助業務；②是全部由社會律師提供法律援助業務，或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或律師事務所自行受理，然后到法律援助中心備案并申請經費。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國尚處于探索階段，因此允許兩種模式同時存在。

（二）我國法律援助的困境

1、立法困境。隨著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國迅速發展，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許多地方已經通過行政法規和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尚處于萌芽階段，立法工作還處于零亂無序狀態，對法律援助制度仍缺乏明文規定。

2、機構困境。①法律援助機構未形成統一模式，缺乏規范性。各省、市法律援助活動各具特色，法律援助各種模式并存。②法律援助機構職能不明確。自從1997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后，省一級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就成為了首要工作，但是，省一級專門機構大多是法律援助監督指導、協調的機構，并非具體實施機構，而地方雖然掛了法律援助機構的牌子，卻沒有專門人員開展工作，形同虛設。

3、資源困境。①人力資源困境。一是數量不足，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員必須熟知法律，有豐富的辦案經驗，而我國符合這樣標準的人員即法律援助的主體主要是律師，從數量上看，我國職業律師還不到全國總人口的萬分之一。二是素質不高。由于經濟、、文化發展的差異，法律服務資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現出不平衡性。②資金資源困境。一是資金來源沒有明確規定。雖然相關法規將國家財政撥款作為法律援助資金的主要來源，但沒有規定列入年度財政預算，因而不能建立起國家對法律援助的最低經費保障機制。二是資金不足。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不很發達，國家和許多地方財政拿不出充足的經費投入到法律援助事業中去。財力的不足，了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

二、我國法律援助中的明確規定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奠定了基礎

1996年3月17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這是在我國立法史上首次將“法律援助”明確寫入法律，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設一個重要里程碑。1996年5月1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對法律援助的有關內容作了專章規定，《律師法》第六章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規定，報國務院批準，”這些規定明確了公民獲得法律援助范圍和律師必須依法承擔的法律援助義務，并為制定法律援助的專門立法奠定了法律基礎。

三、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架構、申請援助的條件、實施主體、資金來源

1、在國家一級建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統一對全國的法律援助工作實施指導和協調。

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負責對法律援助作進行業務指導，制定全國性的法律規章制度、中長期發展計劃和年度工作計劃，協調全國法律援助工作事宜，開展與國外法律援助團體及人士的交流活動等等工作。同日，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成立，中國法律援助是基金會的主要職責是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宣傳國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促進司法公正。其基金來源主要包括國內社團、、商社及個人捐贈和贊助，基金存入機構發取的利息，購買債券和企業股票等有價證券的收益等。

2、在省級地方建立省、自治區法律援助中心，對所轄區域內的法律援助工作實施指導和協調。

3、在地、市（含副省級）地方建立地區、市法律援助中心行使對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組織實施的雙重職能。

4、在具備案件的縣、區地方建立縣、區法律援助中心具體組織實施本地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具備建立法律援助機構條件的地方，由縣、區司法局具體組織實施法律援助工作。

中國法律援助的三個專業實施主體是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主要提供訴訟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辯護、刑事和民事訴訟等）和非訴訟法律援助；公證員主要提供公證事項的法律援助；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詢、代書普通非訴訟事項的幫助等簡易法律援助。中國法律援助有三個基本資金來源，政府出資、社會捐贈及行業奉獻（主要指義務辦案）。

篇2

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組織、指導和統一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以保障實現其合法權益，完善國家司法公正機制，健全人權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一項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國家行為或者是政府行為，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實施。它體現了國家和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為，是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受援對象為經濟困難者、殘疾者、弱者，或者經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對象；

4、法律援助機構對受援對象減免法律服務費，法院對受援對象減、免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訴訟法律服務，也包括非訴訟法律服務。

我國第一部全國性的法律援助法規《法律援助條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開始施行，這標志著我國保障貧、弱、殘等弱勢群體平等實現其合法權益的司法救濟機制度的確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為貧困群眾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時，突出了為見義勇為行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點，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暫行辦法》，特別是三月份經終審的張德軍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電視臺、東方衛視、《南方周末》和社會的高度關注，通過我們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進一步弘揚了社會正氣，倡導了社會公平與正義。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況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設有20個區縣法律援助機構，設立100個法律援助機構鄉鎮社區站點。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國家從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對經濟特別困難的群眾實施司法救濟，以體等這一司法原則的最終實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編制10人，隸屬于成都市司法局，現有工作人員8名，其中多人工電話咨詢等法律服務；指導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還在市婦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婦人具有律師資格，下設綜合科、業務科。其主要職責是：免費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詢，并經常向社會公眾宣傳法律知識；為各種法律援助對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開設法律咨詢熱線，免費為公眾提供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經費由成都市政府預算撥款，并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會捐贈。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已接受了15萬余人次的法律咨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辦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的精神和市委十屆四次全委會健身，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全面落實和樹立科學發展觀，圍繞服務“產業年”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堅持在實踐中創新工作和解決問題，切實加強法律援助組織機構建設，積極為農民工、貧困殘疾人、下崗職工、婦女兒童等社會貧苦群體提供及時、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辦案數量每年增長近20%，辦案質量也不斷提高，為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成都作出了積極貢獻。

㈡設立社會法律援助組織。都市司法局與成都市工會、婦聯、殘聯組織相互加強溝通和協調下，法律援助中心市總工會、婦聯、殘聯、成都大學四個工作站建立，這些社會團體逐步承擔起一定的受理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職能。

㈢“12348”法律服務專線電話的開通，它是以法律咨詢作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執業律師每天義務輪流值班解答咨詢，方便了市民咨詢法律問題，及時為咨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幫助，極大的滿足了全市廣大群眾對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評價。

㈣發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師隊伍，每個區、縣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師，使之成為直接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還不同程度地吸收紅市了一批專業突出、素質較高的人員，增強了法律援助力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顯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農民工援助率達到100%，積極開辟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成立農民工法律援助應急服務隊和區（市）縣法律援助中心工會工作站，對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實行24小時內受理制等，并對農民工經濟困難狀況一律免于審查，以實現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總量

成都市近年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件）

法律援助機構工作承辦社會律師承辦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社會組織人員承辦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擴大宣傳，發動全社會力量傾注對法律援助的奉獻與愛心，通過開展法律援助愛心活動、成立農民工應急服務隊、組織送法下鄉律師宣講團、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大型咨詢活動等，廣泛宣傳，擴大影響。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

㈠宣傳力度不足

隨著成都市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來工”他們的文化素質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使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時，缺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門或者法律服務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從而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勢群體大多集中在基層，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基層。然而一些縣、區法律援助機構對法律援助的宣傳力度不夠，怕宣傳多了，老百姓找上門來，應接不暇，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因為越不宣傳，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難。

㈡相關部門協作配合機制還未真正建立起來。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關部門之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直接影響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發揮。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費用中，由于訴訟費用以及相關部門收取的調查取證、堅定等所收取的費用相對困難群眾的收入來說較高，而法律援助機構又無力承擔這些費用，雖免除了法律服務費用，受援人最終因交不起相關費用，或者無法進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關的證據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響。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據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現有的1300多名律師每人每年免費辦理2件計算，每年最多也只能辦2600件，而這當中缺口很大。面對如此龐大的需求量，卻不能予以滿足。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規范和完善。針對是法律援助的現狀，聯系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的實際，筆者擬對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作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㈠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對法律援助的認識

法律援助既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更是一項群眾工作。它直接面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報紙、雜志、電臺、網絡等新聞媒體和通過法律下鄉（如可以嘗試制發法律援助服務卡，便于群眾掌握法律援助知識）、法律咨詢（尤其要加強“12348”專線律師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詢電話服務的領域）等途徑，進一步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戶曉，讓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尋求法律保護，讓社會弱勢群體及時得到法律幫助，以使他們“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難題得到解決，進而使他們的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要讓關心社會進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會力量來關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業；更要使成都市各級領導干部深刻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從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黨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使為困難群眾謀利益具體落到實處。

㈡提高弱勢群體的法制觀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對象是在農村生活比較貧困的群眾和一些特殊社會群體。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們經濟上的貧困、知識和信息的匱乏、權利和義務意識的淡薄、缺少社會人際關系、心理中的劣勢、生理發育上的某種殘疾以及區域間法律服務資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觀因素，才使他們成為弱勢群體。特別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他們不知什么可為什么可不為，不知國家鼓勵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憑感情用事，無法用理性的眼光來判斷，于是出現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談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勢群體自身的法制觀念，才能使弱者成為強者，這是治本之策。

㈢積極開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資源，使眾多的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參與進來，為法律援助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完善的法援體系，包括一個高效的人力資源體系，法援案件的不斷增多和復雜對從業者提出考驗同時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設定的壁壘也限制部分熱忱于法律援助的團體和個人。《條例》頒布以明顯的規定吸引有能力從事法律援助團體和個人從事法援工作，面對于制度設計不完善的中國法制教育，過于注重理論，缺乏法律實務經驗及社會經驗成為被評擊的重點，法學教育可否與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資助中國高校的法律診所課程中將法學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開展具體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國在其具體實踐中獲得極大的成功，以導師為業務指導，學生共同解決，并在《美國律師協會關于法學院的批準標準》302條e款中明確規定，法學院就鼓勵學生參加提供減免收費的公益性法律服務活動，并為學生提供這樣的機會，以制度的形勢保證了學學院的實踐融入法援體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學生教授有效的辯護的技法，職業道德及法律對于窮人的作用（二）在為那些無法得到公正人辯護的同時，批判性的檢驗的應用法學理論。（三）改革法學教育弊端，并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學生的融入無非是教學與法援的兩贏之選，除學生外，有能力的社團組織和個人也是擴寬法援人力資源選擇的范圍，部分省市下發的法援指導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學院學生和社團意見，卻鮮見實施的具體細則。此制度何參照美國英國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導師制和公益性團體有限參加，即法學院的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開展援助活動，對于社會團體設定團體設定準入機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發揮個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為他人提供法律服務者（如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具有較高法律理論素養和社會實踐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參與到法律援助工作中來，為法律援助事業貢獻力量。

2.允許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到法律援助機構發揮余熱，從事義務性質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監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們匯報工作，請他們提出意見、建議。

4.有效發揮基層攝取法律援助聯絡員、信息員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多渠道籌集資金，擴大“節流”的實體程序的設定和利用網絡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斷增強的法律援助服務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資源產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資金沒有列入政府的預算，軟、硬件建設相對于滯后。將法律援助納入財政預算，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是低經費保障機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開展，相對于增長快但經濟基數較小政府收入有限，財政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的壓力較重，通過利用常規的籌款方式滿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須充分開展社會化運作，積極拓展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會。90年3月北京就已經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會，內設辦公室，財務部，集資部、外交部、開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動籌集資金。

在開源的同時，采取一定保障節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導律師鼓勵確已構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辯。法援的目的性決定了追求程序和實體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對象的合法權益，對業以犯罪的對象鼓勵做有罪答辯，減少訴訟環節和調查費用。2、普及網上辦公，加強援助網絡的營造和以網絡為基礎的網上法援救助，利用網絡的覆蓋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員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開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過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的伸張，實體上的改革同樣保證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資金的利用，盤活法律資源，保證社會運行的穩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務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的群眾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務水平關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筆者認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務水平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培養律師良好的素質和良好的職業道德。成都市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在律師管理工作中，應把重點放在律師職業道德、職業紀律教育和責任意識、服務意識教育上，使法律隊伍真正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的力量。

2.規范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及其其他民間組織的法律援助行為。這些部門提供法律援助必須經過司法行政部門審批，不使用政府資金，不利用法律援助從事有償服務，同時接受司法行政部門的指導和監督，保證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質量。

3.拓寬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筆者建議成都市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時，適當拓寬援助范圍，如給予老年人或高齡老人強制刑事辯護的援助，將法院訴訟費的緩、減、免真正納入統一的法律援助中來，從而使法律規定與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來。

4.推行法律援助尋訪制度。成都市地廣人雜，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勵法律援助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務區尋訪，主動調查，主動發掘案件，從而保證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獲得最優質的法律援助服務。

5.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控體系。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控體系，作為西南地區的發達城市，應當發揮西南核心地區的先導作用，盡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實際的法律援助人員綜合質量監控體系，其應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持續教育、業績考察、顧客反饋、質量評估。

法律援助作為一項神圣而偉大的“民心工程”，作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為澤惠人民的“光彩事業”，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黨委、市委的領導下，在市人大、市政協的監督、支持下，必將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將跨上一個新臺階。

參考文獻：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統計表、工作總結報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簡報》第一、二、三期

3、房保國編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國法制出版社

篇3

第二條本條例所稱法律援助，是指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設立在司法行政部門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的法律服務機構及法律援助人員，為經濟困難或者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

本條例所稱法律服務機構，是指律師事務所、公證處和基層法律服務所；法律援助人員，是指根據法律、法規和本條例規定實施法律援助的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機構工作人員；受援人，是指獲得法律援助的當事人。

第三條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監督管理本行政區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具體負責組織、指導、協調本轄區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四條法律援助經費應當列入同級人民政府財政預算，專款專用，接受財政、審計部門的監督。

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事業提供捐助。

第五條有關機關、單位和個人應當支持法律援助機

構和法律援助人員開展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人員依據法律、法規和本條例規定實施法律援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涉。

第六條鼓勵社會團體、其他組織和法律服務人員自愿對經濟困難或者有其他特殊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

第七條對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成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門給予表彰、獎勵。

第二章法律援助的對象、范圍和形式

第八條當事人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需要法律服務，因經濟困難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經濟困難的標準，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按不低于本地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一點五倍確定。

第九條下列事項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一)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

(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

(四)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

(五)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

(六)請求醫療事故、交通事故、工傷事故賠償的；

(七)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

(八)其他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項。

第十條有下列情形的刑事案件當事人，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人的；

;(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人的。

第十一條有下列情形的刑事案件當事人，人民法院指定辯護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一)公訴人出庭公訴，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

(二)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

(三)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

(四)人民法院按規定指定辯護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條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下列形式：

(一)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

(二)刑事辯護和刑事；

(三)民事訴訟；

(四)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

(五)仲裁；

(六)非訴訟法律事務；

(七)公證證明；

(八)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務。

第三章法律援助程序

第十三條人民法院指定辯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該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受理。

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和非指定辯護的刑事訴訟的法律援助申請，由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受理。

前兩款規定之外的法律援助事項的申請，由申請人住所地或者工作單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受理。

申請人向其他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的，由受申請的法律援助機構根據情況決定是否受理。

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第三章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十四條申請人可以直接向法律服務機構提出法律援助申請。法律服務機構認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應當報請當地法律援助機構審查確認，但法律服務機構自愿提供無償法律服務的除外。

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法律服務機構可以直接決定予以辦理。

第十五條申請法律援助，應當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書面申請，并提交下列證明、材料：

(一)身份證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證明，申請人還應當提交有權的證明；

(二)申請人所在地的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或者有關單位出具的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經濟狀況的證明；

(三)申請法律援助的事項及相關的證明、證據材料。

申請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由其監護人或者法定人代為申請。

第十六條法律援助機構中負責審查和批準法律援助申請的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回避，當事人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其回避：

(一)是所申請事項的當事人或者當事人的近親屬；

(二)與所申請事項有其他利害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辦理該申請的。

第十七條法律援助機構應當自收到法律援助申請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進行審查，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決定。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應當及時確定法律援助人員，并通知申請人辦理有關手續；對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應當書面通知申請人，并說明理由。

申請人提交的證件、證明材料不齊全的，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要求申請人作出必要的補充或者說明；申請人未按要求作出補充或者說明的，視為撤銷申請。申請人提供相關證明材料確有困難，法律援助機構根據有關情況認為確有必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可以決定對其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八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先決定提供法律援助，再進行審查：

(一)訴訟時效即將屆滿的；

(二)必須立即采取財產保全措施的；

(三)有其他緊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機構經審查發現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不符合條件的，應當終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發生的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第十九條法律援助人員應當在法律援助事項辦結后十五日內，向所指派的法律援助機構提交結案報告。

第四章權利與義務

第二十條法律援助人員應當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并接受法律援助機構及所在法律服務機構的監督。法律援助人員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拖延或者中止辦理法律援助事項。

第二十一條法律援助人員不得向受援人收取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當利益。

法律援助人員不得泄露當事人的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

第二十二條法律援助人員依法進行調查取證，有關單位、個人應當提供便利。

第二十三條法律援助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需要調閱、查詢有關材料的，經出具法律援助機構的有關證明，有關機關應當免收相關費用；需要復制有關材料的，經出具法律援助機構的有關證明，有關機關收取費用的標準不得高于復制所需原材料的成本費。

勞動仲裁機構應當對法律援助案件緩收、減收或者免收仲裁費用。

鑒定機構應當對法律援助案件先行緩收鑒定費用，待案件審結后根據人民法院或者勞動仲裁機構的裁決由當事人承擔鑒定費用。受援人交納鑒定費用確有困難的，由法律援助機構給予適當補助。

人民法院應當對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先行作出緩收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的決定，待案件審結后再根據有關規定和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對受援人訴訟費的減免。

第二十四條法律援助人員在法律援助過程中發現受援人不符合受援條件的，應當報請法律援助機構批準，終止法律援助。受援人愿意支付有關費用的，可以繼續提供法律服務。

第二十五條法律服務機構的人員提供法律援助后，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按規定向其支付辦案補貼，辦案補貼費在法律

援助經費中列支。具體辦法，由省人民政府財政部門會同司法行政部門制定。第二十六條受援人應當向法律援助人員如實陳述有關事實，提供有關的證明和證據材料。

受援人有權了解法律援助案件的進展情況，法律援助人員應當如實告知。

受援人認為法律援助人員消極履行義務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機構更換法律援助人員。法律援助機構查證屬實的，應當予以更換。

第五章法律責任

第二十七條法律援助人員違反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規定的，由司法行政部門依法給予警告，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給予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停止執業的處罰；有違法所得的，責令退還，并可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

法律服務機構拒絕法律援助機構的指派，不安排所屬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門依法予以警告、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給予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停業整頓的處罰。

司法行政部門、法律援助機構、法律服務機構以及法律援助人員，違反本條例規定的行為，法律、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已有處罰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二十八條法律援助人員違法執業或者因過錯給受援人造成損失的，由其所在機構承擔賠償責任。所在機構賠償后，可以向有關法律援助人員追償。

篇4

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組織、指導和統一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以保障實現其合法權益，完善國家司法公正機制，健全人權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一項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國家行為或者是政府行為，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實施。它體現了國家和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為，是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受援對象為經濟困難者、殘疾者、弱者，或者經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對象；

4、法律援助機構對受援對象減免法律服務費，法院對受援對象減、免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訴訟法律服務，也包括非訴訟法律服務。

我國第一部全國性的法律援助法規《法律援助條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開始施行，這標志著我國保障貧、弱、殘等弱勢群體平等實現其合法權益的司法救濟機制度的確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為貧困群眾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時，突出了為見義勇為行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點，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暫行辦法》，特別是三月份經終審的張德軍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電視臺、東方衛視、《南方周末》和社會的高度關注，通過我們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進一步弘揚了社會正氣，倡導了社會公平與正義。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況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設有20個區縣法律援助機構，設立100個法律援助機構鄉鎮社區站點。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國家從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對經濟特別困難的群眾實施司法救濟，以體等這一司法原則的最終實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編制10人，隸屬于成都市司法局，現有工作人員8名，其中多人工電話咨詢等法律服務；指導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還在市婦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婦人具有律師資格，下設綜合科、業務科。其主要職責是：免費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詢，并經常向社會公眾宣傳法律知識；為各種法律援助對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開設法律咨詢熱線，免費為公眾提供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經費由成都市政府預算撥款，并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會捐贈。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已接受了15萬余人次的法律咨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辦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的精神和市委十屆四次全委會健身，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全面落實和樹立科學發展觀，圍繞服務“產業年”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堅持在實踐中創新工作和解決問題，切實加強法律援助組織機構建設，積極為農民工、貧困殘疾人、下崗職工、婦女兒童等社會貧苦群體提供及時、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辦案數量每年增長近20%，辦案質量也不斷提高，為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成都作出了積極貢獻。

㈡設立社會法律援助組織。都市司法局與成都市工會、婦聯、殘聯組織相互加強溝通和協調下，法律援助中心市總工會、婦聯、殘聯、成都大學四個工作站建立，這些社會團體逐步承擔起一定的受理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職能。

㈢“12348”法律服務專線電話的開通，它是以法律咨詢作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執業律師每天義務輪流值班解答咨詢，方便了市民咨詢法律問題，及時為咨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幫助，極大的滿足了全市廣大群眾對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評價。

㈣發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師隊伍，每個區、縣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師，使之成為直接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還不同程度地吸收紅市了一批專業突出、素質較高的人員，增強了法律援助力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顯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農民工援助率達到100%，積極開辟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成立農民工法律援助應急服務隊和區（市）縣法律援助中心工會工作站，對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實行24小時內受理制等，并對農民工經濟困難狀況一律免于審查，以實現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總量

成都市近年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件）

法律援助機構工作承辦社會律師承辦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社會組織人員承辦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擴大宣傳，發動全社會力量傾注對法律援助的奉獻與愛心，通過開展法律援助愛心活動、成立農民工應急服務隊、組織送法下鄉律師宣講團、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大型咨詢活動等，廣泛宣傳，擴大影響。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

㈠宣傳力度不足

隨著成都市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來工”他們的文化素質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使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時，缺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門或者法律服務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從而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勢群體大多集中在基層，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基層。然而一些縣、區法律援助機構對法律援助的宣傳力度不夠，怕宣傳多了，老百姓找上門來，應接不暇，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因為越不宣傳，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難。

㈡相關部門協作配合機制還未真正建立起來。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關部門之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直接影響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發揮。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費用中，由于訴訟費用以及相關部門收取的調查取證、堅定等所收取的費用相對困難群眾的收入來說較高，而法律援助機構又無力承擔這些費用，雖免除了法律服務費用，受援人最終因交不起相關費用，或者無法進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關的證據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響。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據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現有的1300多名律師每人每年免費辦理2件計算，每年最多也只能辦2600件，而這當中缺口很大。面對如此龐大的需求量，卻不能予以滿足。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規范和完善。針對是法律援助的現狀，聯系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的實際，筆者擬對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作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㈠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對法律援助的認識

法律援助既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更是一項群眾工作。它直接面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報紙、雜志、電臺、網絡等新聞媒體和通過法律下鄉（如可以嘗試制發法律援助服務卡，便于群眾掌握法律援助知識）、法律咨詢（尤其要加強“12348”專線律師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詢電話服務的領域）等途徑，進一步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戶曉，讓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尋求法律保護，讓社會弱勢群體及時得到法律幫助，以使他們“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難題得到解決，進而使他們的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要讓關心社會進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會力量來關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業；更要使成都市各級領導干部深刻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從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黨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使為困難群眾謀利益具體落到實處。

㈡提高弱勢群體的法制觀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對象是在農村生活比較貧困的群眾和一些特殊社會群體。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們經濟上的貧困、知識和信息的匱乏、權利和義務意識的淡薄、缺少社會人際關系、心理中的劣勢、生理發育上的某種殘疾以及區域間法律服務資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觀因素，才使他們成為弱勢群體。特別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他們不知什么可為什么可不為，不知國家鼓勵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憑感情用事，無法用理性的眼光來判斷，于是出現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談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勢群體自身的法制觀念，才能使弱者成為強者，這是治本之策。

㈢積極開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資源，使眾多的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參與進來，為法律援助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完善的法援體系，包括一個高效的人力資源體系，法援案件的不斷增多和復雜對從業者提出考驗同時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設定的壁壘也限制部分熱忱于法律援助的團體和個人。《條例》頒布以明顯的規定吸引有能力從事法律援助團體和個人從事法援工作，面對于制度設計不完善的中國法制教育，過于注重理論，缺乏法律實務經驗及社會經驗成為被評擊的重點，法學教育可否與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資助中國高校的法律診所課程中將法學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開展具體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國在其具體實踐中獲得極大的成功，以導師為業務指導，學生共同解決，并在《美國律師協會關于法學院的批準標準》302條e款中明確規定，法學院就鼓勵學生參加提供減免收費的公益性法律服務活動，并為學生提供這樣的機會，以制度的形勢保證了學學院的實踐融入法援體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學生教授有效的辯護的技法，職業道德及法律對于窮人的作用（二）在為那些無法得到公正人辯護的同時，批判性的檢驗的應用法學理論。（三）改革法學教育弊端，并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學生的融入無非是教學與法援的兩贏之選，除學生外，有能力的社團組織和個人也是擴寬法援人力資源選擇的范圍，部分省市下發的法援指導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學院學生和社團意見，卻鮮見實施的具體細則。此制度何參照美國英國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導師制和公益性團體有限參加，即法學院的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開展援助活動，對于社會團體設定團體設定準入機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發揮個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為他人提供法律服務者（如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具有較高法律理論素養和社會實踐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參與到法律援助工作中來，為法律援助事業貢獻力量。

2.允許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到法律援助機構發揮余熱，從事義務性質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監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們匯報工作，請他們提出意見、建議。

4.有效發揮基層攝取法律援助聯絡員、信息員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多渠道籌集資金，擴大“節流”的實體程序的設定和利用網絡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斷增強的法律援助服務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資源產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資金沒有列入政府的預算，軟、硬件建設相對于滯后。將法律援助納入財政預算，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是低經費保障機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開展，相對于增長快但經濟基數較小政府收入有限，財政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的壓力較重，通過利用常規的籌款方式滿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須充分開展社會化運作，積極拓展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會。90年3月北京就已經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會，內設辦公室，財務部，集資部、外交部、開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動籌集資金。

在開源的同時，采取一定保障節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導律師鼓勵確已構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辯。法援的目的性決定了追求程序和實體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對象的合法權益，對業以犯罪的對象鼓勵做有罪答辯，減少訴訟環節和調查費用。2、普及網上辦公，加強援助網絡的營造和以網絡為基礎的網上法援救助，利用網絡的覆蓋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員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開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過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的伸張，實體上的改革同樣保證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資金的利用，盤活法律資源，保證社會運行的穩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務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的群眾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務水平關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筆者認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務水平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培養律師良好的素質和良好的職業道德。成都市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在律師管理工作中，應把重點放在律師職業道德、職業紀律教育和責任意識、服務意識教育上，使法律隊伍真正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的力量。

2.規范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及其其他民間組織的法律援助行為。這些部門提供法律援助必須經過司法行政部門審批，不使用政府資金，不利用法律援助從事有償服務，同時接受司法行政部門的指導和監督，保證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質量。

3.拓寬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筆者建議成都市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時，適當拓寬援助范圍，如給予老年人或高齡老人強制刑事辯護的援助，將法院訴訟費的緩、減、免真正納入統一的法律援助中來，從而使法律規定與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來。

4.推行法律援助尋訪制度。成都市地廣人雜，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勵法律援助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務區尋訪，主動調查，主動發掘案件，從而保證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獲得最優質的法律援助服務。

5.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控體系。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控體系，作為西南地區的發達城市，應當發揮西南核心地區的先導作用，盡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實際的法律援助人員綜合質量監控體系，其應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持續教育、業績考察、顧客反饋、質量評估。

法律援助作為一項神圣而偉大的“民心工程”，作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為澤惠人民的“光彩事業”，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黨委、市委的領導下，在市人大、市政協的監督、支持下，必將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將跨上一個新臺階。

參考文獻：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統計表、工作總結報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簡報》第一、二、三期

3、房保國編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國法制出版社

篇5

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組織、指導和統一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以保障實現其合法權益，完善國家司法公正機制，健全人權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一項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國家行為或者是政府行為，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實施。它體現了國家和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為，是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受援對象為經濟困難者、殘疾者、弱者，或者經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對象；

4、法律援助機構對受援對象減免法律服務費，法院對受援對象減、免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訴訟法律服務，也包括非訴訟法律服務。

我國第一部全國性的法律援助法規《法律援助條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開始施行，這標志著我國保障貧、弱、殘等弱勢群體平等實現其合法權益的司法救濟機制度的確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為貧困群眾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時，突出了為見義勇為行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點，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暫行辦法》，特別是三月份經終審的張德軍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電視臺、東方衛視、《 南方周末》和社會的高度關注，通過我們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進一步弘揚了社會正氣，倡導了社會公平與正義。

一、 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況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設有20個區縣法律援助機構，設立100個法律援助機構鄉鎮社區站點。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國家從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對經濟特別困難的群眾實施司法救濟，以體等這一司法原則的最終實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編制10人，隸屬于成都市司法局，現有工作人員8名，其中多人工電話咨詢等法律服務；指導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還在市婦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婦人具有律師資格，下設綜合科、業務科。其主要職責是：免費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詢，并經常向社會公眾宣傳法律知識；為各種法律援助對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開設法律咨詢熱線，免費為公眾提供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經費由成都市政府預算撥款，并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會捐贈。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已接受了15萬余人次的法律咨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辦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 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的精神和市委十屆四次全委會健身，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全面落實和樹立科學發展觀，圍繞服務“產業年”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堅持在實踐中創新工作和解決問題，切實加強法律援助組織機構建設，積極為農民工、貧困殘疾人、下崗職工、婦女兒童等社會貧苦群體提供及時、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辦案數量每年增長近20%，辦案質量也不斷提高，為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成都作出了積極貢獻。

㈡設立社會法律援助組織。都市司法局與成都市工會、婦聯、殘聯組織相互加強溝通和協調下，法律援助中心市總工會、婦聯、殘聯、成都大學四個工作站建立，這些社會團體逐步承擔起一定的受理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職能。

㈢“12348”法律服務專線電話的開通，它是以法律咨詢作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執業律師每天義務輪流值班解答咨詢，方便了市民咨詢法律問題，及時為咨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幫助，極大的滿足了全市廣大群眾對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評價。

㈣發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師隊伍，每個區、縣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師，使之成為直接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還不同程度地吸收紅市了一批專業突出、素質較高的人員，增強了法律援助力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顯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農民工援助率達到100%，積極開辟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成立農民工法律援助應急服務隊和區（市）縣法律援助中心工會工作站，對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實行24小時內受理制等，并對農民工經濟困難狀況一律免于審查，以實現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總量

成都市近年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件）

法律援助機構工作承辦 社會律師承辦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 社會組織人員承辦

2004年

785

706

38

2005年

394

1617

361

17

2006年上半年

259

814

252

35

（七）擴大宣傳，發動全社會力量傾注對法律援助的奉獻與愛心，通過開展法律援助愛心活動、成立農民工應急服務隊、組織送法下鄉律師宣講團、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大型咨詢活動等，廣泛宣傳，擴大影響。

三、 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

㈠宣傳力度不足

隨著成都市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來工”他們的文化素質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使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時，缺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門或者法律服務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從而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勢群體大多集中在基層，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基層。然而一些縣、區法律援助機構對法律援助的宣傳力度不夠，怕宣傳多了，老百姓找上門來，應接不暇，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因為越不宣傳，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難。

㈡相關部門協作配合機制還未真正建立起來。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關部門之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直接影響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發揮。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費用中，由于訴訟費用以及相關部門收取的調查取證、堅定等所收取的費用相對困難群眾的收入來說較高，而法律援助機構又無力承擔這些費用，雖免除了法律服務費用，受援人最終因交不起相關費用，或者無法進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關的證據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響。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據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現有的1300多名律師每人每年免費辦理2件計算，每年最多也只能辦2600件，而這當中缺口很大。面對如此龐大的需求量，卻不能予以滿足。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規范和完善。針對是法律援助的現狀，聯系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的實際，筆者擬對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作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㈠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對法律援助的認識

法律援助既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更是一項群眾工作。它直接面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報紙、雜志、電臺、網絡等新聞媒體和通過法律下鄉（如可以嘗試制發法律援助服務卡，便于群眾掌握法律援助知識）、法律咨詢（尤其要加強“12348”專線律師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詢電話服務的領域）等途徑，進一步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戶曉，讓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尋求法律保護，讓社會弱勢群體及時得到法律幫助，以使他們“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難題得到解決，進而使他們的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要讓關心社會進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會力量來關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業；更要使成都市各級領導干部深刻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從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黨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使為困難群眾謀利益具體落到實處。

㈡提高弱勢群體的法制觀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對象是在農村生活比較貧困的群眾和一些特殊社會群體。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們經濟上的貧困、知識和信息的匱乏、權利和義務意識的淡薄、缺少社會人際關系、心理中的劣勢、生理發育上的某種殘疾以及區域間法律服務資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觀因素，才使他們成為弱勢群體。特別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他們不知什么可為什么可不為，不知國家鼓勵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憑感情用事，無法用理性的眼光來判斷，于是出現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談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勢群體自身的法制觀念，才能使弱者成為強者，這是治本之策。

㈢積極開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資源，使眾多的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參與進來，為法律援助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完善的法援體系，包括一個高效的人力資源體系，法援案件的不斷增多和復雜對從業者提出考驗同時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設定的壁壘也限制部分熱忱于法律援助的團體和個人。《條例》頒布以明顯的規定吸引有能力從事法律援助團體和個人從事法援工作，面對于制度設計不完善的中國法制教育，過于注重理論，缺乏法律實務經驗及社會經驗成為被評擊的重點，法學教育可否與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資助中國高校的法律診所課程中將法學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開展具體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國在其具體實踐中獲得極大的成功，以導師為業務指導，學生共同解決，并在《美國律師協會關于法學院的批準標準》302條e款中明確規定，法學院就鼓勵學生參加提供減免收費的公益性法律服務活動，并為學生提供這樣的機會，以制度的形勢保證了學學院的實踐融入法援體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學生教授有效的辯護的技法，職業道德及法律對于窮人的作用（二）在為那些無法得到公正人辯護的同時，批判性的檢驗的應用法學理論。（三）改革法學教育弊端，并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學生的融入無非是教學與法援的兩贏之選，除學生外，有能力的社團組織和個人也是擴寬法援人力資源選擇的范圍，部分省市下發的法援指導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學院學生和社團意見，卻鮮見實施的具體細則。此制度何參照美國英國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導師制和公益性團體有限參加，即法學院的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開展援助活動，對于社會團體設定團體設定準入機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發揮個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 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為他人提供法律服務者（如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具有較高法律理論素養和社會實踐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參與到法律援助工作中來，為法律援助事業貢獻力量。

2. 允許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到法律援助機構發揮余熱，從事義務性質的法律援助工作。

3. 可以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監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們匯報工作，請他們提出意見、建議。

4. 有效發揮基層攝取法律援助聯絡員、信息員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多渠道籌集資金，擴大“節流”的實體程序的設定和利用網絡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斷增強的法律援助服務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資源產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資金沒有列入政府的預算，軟、硬件建設相對于滯后。將法律援助納入財政預算，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是低經費保障機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開展，相對于增長快但經濟基數較小政府收入有限，財政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的壓力較重，通過利用常規的籌款方式滿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須充分開展社會化運作，積極拓展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會。90年3月北京就已經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會，內設辦公室，財務部，集資部、外交部、開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動籌集資金。

在開源的同時，采取一定保障節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導律師鼓勵確已構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辯。法援的目的性決定了追求程序和實體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對象的合法權益，對業以犯罪的對象鼓勵做有罪答辯，減少訴訟環節和調查費用。2、普及網上辦公，加強援助網絡的營造和以網絡為基礎的網上法援救助，利用網絡的覆蓋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員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開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 通過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的伸張，實體上的改革同樣保證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資金的利用， 盤活法律資源，保證社會運行的穩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務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的群眾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務水平關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筆者認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務水平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 培養律師良好的素質和良好的職業道德。成都市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在律師管理工作中，應把重點放在律師職業道德、職業紀律教育和責任意識、服務意識教育上，使法律隊伍真正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的力量。

2. 規范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及其其他民間組織的法律援助行為。這些部門提供法律援助必須經過司法行政部門審批，不使用政府資金，不利用法律援助從事有償服務，同時接受司法行政部門的指導和監督，保證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質量。

3. 拓寬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筆者建議成都市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時，適當拓寬援助范圍，如給予老年人或高齡老人強制刑事辯護的援助，將法院訴訟費的緩、減、免真正納入統一的法律援助中來，從而使法律規定與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來。

4. 推行法律援助尋訪制度。成都市地廣人雜，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勵法律援助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務區尋訪，主動調查，主動發掘案件，從而保證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獲得最優質的法律援助服務。

5. 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控體系。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控體系，作為西南地區的發達城市，應當發揮西南核心地區的先導作用，盡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實際的法律援助人員綜合質量監控體系，其應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持續教育、業績考察、顧客反饋、質量評估。

法律援助作為一項神圣而偉大的“民心工程”，作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為澤惠人民的“光彩事業”，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黨委、市委的領導下，在市人大、市政協的監督、支持下，必將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將跨上一個新臺階。

參考文獻：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統計表、工作總結報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簡報》第一、二、三期

3、房保國 編著 《遇事找法—法律援助》 中國法制出版社

篇6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價值體系

法律價值是以法與人的關系作為基礎的，法對于人所具有的意義，是法對于人的需要的滿足，也是人關于法的絕對超越指向。①其內容十分豐富，而且眾說紛紜，普遍被認可的價值有正義、公平、自由、秩序、效益等等。法的這些價值內容共同構成了法的價值體系。作為價值體系中的一個分支，法律價值體現的是法律與人的關系。不同的社會環境、時代有不同的價值追求。一項法律制度的制定、實施的理想狀態是其所追求的法律價值能夠得到充分實現。因此，在制定、實施的一項法律制度時，應以這一法律價值作為其核心依據。

法律援助制度的價值是法律援助制度在滿足對人的需求方面所應具備的積極意義，其體現的是法律援助制度與人的需求的關系，同樣具備上述的法律價值體系中的價值內容。但是，作為一種由政府承擔的，讓弱勢群體免費獲得法律服務的司法救濟制度，法律援助所追求的價值目標與其他部門法有所不同，有其特殊的研究意義。法律援助制度是隨著法制觀念的發展，法制文明不斷受到重視而所產生的。其最早產生于十五世紀的英國，當時的英格蘭政府同意窮人可以免付訴訟費進行訴訟。②其初衷就是為了保障每個公民能夠平等的獲得法律救濟、享受法律權利。在法律援助制度實施過程中，也是以保障人權、實現正義為其宗旨的。因此正義價值，一直以來都是法律援助制度中的最重要最受推崇的價值。相較而言，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價值，在某些情況下與正義價值相沖突，長期以來沒有受到重視。

二、法律援助制度效益價值分析

（一）法律效益的定義

"效益"一詞原本是運用在經濟學領域，其本身的涵義是有效產出減去投入后的結果。 上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斯科發表了《社會成本問題》，分析了交易成本對法律的影響，將"效益"觀念引入法學領域，掀起了研究法經濟學的熱潮，法律的效益價值逐漸受到重視。

法律的制定、實施與其他的商品或服務一樣，所耗費包括資金、人力物力等各種有形無形的資源，并不是像空氣一樣可以源源不斷的無償獲得，而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整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每一個環節都會耗費一定的人力、財力、物力。因此，在法律的整個運作過程中，都應該要考慮到其所是否能夠產生收益，能夠產生多少收益。法律運作產生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的比率就是法律效益。 關于法律效益，目前我國學界對其并沒有統一明確的解釋。有學者認為法的效益價值是指"法能夠使社會或人們以較少或較小的投入以獲得較多或較大的產出，以滿足人們對效益的需要的意義。"③換言之，法律效益的外延很廣，不僅僅是狹義上所理解的資金收益、經濟效益，更包括法律制定與實施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即產生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穩定或是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政治效益（產生統治階級所希望達到的政治目的或是效果）等等。對于法律效益價值的實現程度的考量，包括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等各個環節法律對各類主體的效益需求的滿足情況。例如，一項法律制度的實施是否如其制定初衷，產生其所預期的社會效果，滿足其所針對的群體的需要--對其進行法律救濟、保護其合法權益，維護該制度所對應的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序。同時，在一定的范圍內保證效益的平衡，而不是顧此失彼。一方面，如果法律的實施不能夠產生任何收益，例如其所要保護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保護，這項制度可以說沒有存在的意義；另一方面，法律的實施如果考慮不周全，導致不同群體的利益失衡，例如實施成本過高，以犧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來保障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實現，這個法律也不可能長久。

根據經濟分析法學的觀點，"法律制度歸根到底是受效益原理支配的，法律安排實質上是以效益為軸心的，制定財產權和確定法律責任的規則，解決法律糾紛的程序，對執法者的限制……都可以看作是促進高效益地分配權利和義務、資源和收入的努力。"④據此觀點，最佳的法律制度、運作模式應該根據其成本和收益，即法律效益確定。在制度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如果出現可選擇的方案和模式，應該以能夠產生最佳效益的為準：或是在同等收益的情況下，采用成本最低的；或是在同等成本支出的情況下，盡量使法律的運行產生高收益。

（二）法律援助效益價值中的成本與收益

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是法律援助制度制定及實施所產生的收益與投入的成本之間差值，其價值體現在通過構建設計法律援助制度，優化配置法律援助活動中的人力、物力、財力等各種資源，確保法律援助程序的有效運作，從而使法律援助活動以盡量小的成本投入獲得社會主體需求的盡量大的滿足。法律援助制度效益價值的實現，要求法律援助制度能夠有效的實施，而非流于形式。

除了制定法律援助制度所需的立法成本外，法律援助制度實施，亦即法律援助活動的開展，不僅需要國家投入財力，同時也需法律援助活動的參與人投入精力，這些都是法律援助制度所需要的成本。法律援助的收益則主要是法律援助制度實施后所取得的滿足社會主體需求的效果。必須看到，此處的社會主體，即法律援助活動的主體，不僅指法律援助受援人，也包括承擔法律援助責任的國家政府和實際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人員（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等）。由于各主體所處的立場不同，因此，即使幾類主體進行法律援助活動出發點都體現了法律的公平正義，其各自的需求仍是有差別的。

除了追求正義價值的實現外，受援人最直接的需求是法律援助的結果能夠使其獲得預期的法律利益，在法律援助過程中法律援助程序公開方便，能夠獲得專業、高效的服務、基本權利得到保障。法律援助機構的需求還包括能夠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包括提高民眾采用合法手段維護自身權利的法制意識、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節省經費。而律師及法律服務人員的需求還包括了法律援助機構能夠公平的指派、給予合理的支持和補貼，受援人能夠積極配合通情達理。⑤法律援助制度的收益的最大化要求綜合平衡各方需求滿足。通過構建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平衡對各方的需求的滿足，才能最大程度的實現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價值。

三、法律援助效益價值對正義價值的促進

如前所述，正義價值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價值。否定經濟分析法學的學者認為經濟分析法是功利主義的表現，只講效益而忽視了公平正義。確實存在一些特定情況，正義與效益相沖突，為了實現正義必須要犧牲一定的效益。例如為了實現正義價值，對貧困及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的進行法律救濟，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僅能獲得象征性的補貼。這種情況下，正義與效益發生了沖突，律師得舍棄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是，如果基于此就認為正義價值與效益的矛盾不可協調，那是對這兩種價值的誤解。筆者認為，從宏觀及本質上看，效益與正義是相統一。

首先，如前所述，對法律援助制度的效益價值的考量，不是從某一個或某一類主體角度出發，而是在綜合分析法律關系中各個主體對效益需求的滿足程度。不可否認，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運行需要法提供援助者具有一定的正義感和使命感，作為一項對弱勢群體提供救濟的制度，不可避免的需要提供者適當的退讓其利益。然而，盡管在法律援助援助的實施過程中，為了對被援助者進行法律救濟，提供援助者及組織者可能需要舍棄一定經濟利益，但之所以這樣做，其根本上也是本質上也體現了保障各方主體的利益平衡的價值觀，從而最終實現公平正義。絕不表示效益價值在此就毫無意義。如果一項制度運行的結果是各方主體的利益失衡，那么這個制度將很難很好的維系下去，正義價值的實現也將是一紙空談。試想，如果為了滿足對一部分人正義而忽視甚至犧牲了對另一部分人的正義，一昧地強調為受援者提供法律救濟，而忽略了提供援助者的利益：實施法律援助不僅要花費時間，而且要倒貼錢，甚至也沒有任何精神層面的鼓勵和表揚。就算是走個形式，應付了事，對自己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提供援助者的服務積極性受到影響，最終也易使法律援助流于形式。

其次，從本質上看，法律援助制度中對效益價值與其實現正義的宗旨是相輔相成的。在效益被引入法律價值領域之初，對于其與其他價值之間的關系就有過爭論。在經濟法學派的觀點中，法律的效益解釋并沒有忽略公平，相反，有時候對于公平的判斷標準來源于是否符合效益的原則，效益的背后是公平。⑥由此延伸開來，效益價值與正義價值也并不沖突。如果法律援助制度設計合理完善，從長遠來看，效益與正義二者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正義價值的實現是效益價值中的"產出"中的重要一項，正義的實現程度是衡量效益的重要因素。一項不正義的法律制度是無任何效益價值可言的，相對應的，實現法律制度的正義價值才能促進效益的最大化。追求效益價值意味著追求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忽略效益價值片面強調正義價值不僅不是真正的正義，而且也不可能持久發展。可以想象，缺乏效益的法律援助制度是難以得到社會主體的支持的，實施時必然阻力重重，最終也會導致其他的價值無法實現。如前所述，正義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價值，因此，法律援助制度效益價值最終就體現由該制度所調整的法律援助活動能夠實現正義。

注釋：

①卓澤淵，《法的價值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0頁。

②張陽：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現狀分析，《科教新時代》，2011年第2期（總第200期）

③卓澤淵：《法的價值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05頁；

④張文顯：《當代西方法哲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第249頁

⑤蔣建峰：法律援助辦案質量控制思考，《中國司法》，2005年第7期

⑥徐亞文：《西方法理學新論：解釋的視角》，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69、70頁。

參考文獻：

[1]卓澤淵，《法的價值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2]丹寧：《法律的未來》，劉庸安、張文鎮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3]李龍：《法理學》，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徐亞文：《西方法理學新論：解釋的視角》，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5]公丕祥：《法制現代化的理論邏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

[6]張正德、付子堂：《法理學（第二版）》，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7]沈紅衛：《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8]李俊燕：法律援助價值論，湖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6月

[9]伍浩鵬：有效援助論，《時代法學》，2009年6月

篇7

中圖分類號：D926 文獻標識碼：A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在訴訟活動中依照法律規定為貧窮、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或其他符合法定條件的案件當事人，免費提供辯護或的制度。這一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保證每一個公民都有平等的機會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較晚，在1996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中才對其相關內容進行了規定。直到2003年我國才有了《法律援助條例》這一專門條例對法律援助制度進行系統、規范的規定。由于我們國家起步晚，所以我們在這一制度中有許多不太成熟的地方需要我們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以求能使這一制度更加合理更有助于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途徑

（一）法律援助實施的主體問題及解決途徑。

我國法律援助實施的具體主體是職業律師，但是我國人口眾多而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人員尤其是有律師資格的卻是有些匱乏。很少有律師專職從事法律援助方面的工作，都只是依照《律師法》的規定承擔一定的法律援助義務。而且越是貧窮的地區越是需要法律援助主體的地方卻往往是律師人才最缺少的地區，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與經濟發展不好的地區，城市與農村之間律師數量與法律援助需求比例嚴重失衡。

對這問題的解決方法可以效仿美國的機制，我國也可以嘗試將法律援助作為一項專職事務，由政府提供資金，這樣可以吸引一部分法律工作者從事這項職業，保證法律援助主體的數量。而且像婦聯、殘聯等這樣的社會組織可以設立法律援助機構，更方便特殊的弱勢群體尋求法律幫助。還可以建立高校法律援助團體，大學法律專業的學生可以在老師的帶領和指導下參與到法律援助活動中來，一來在校學生擁有扎實的法律專業知識，應盡量發揮他們的作用為社會做些貢獻，二來他們的知識還僅限于書本，通過法律援助活動也可以讓他們多接觸實踐，將在學校的學習靈活運用到實踐中去，也更加方便他們的理解和掌握專業知識。而且這種方式可以大大增加法律援助主體的人數，又能節約成本，若能運用到實踐當中不失為一個一舉多得的好途徑。建立多元化的實施主體體系，包括作為法律援助專門管理機構的司法行政機關、人民法院、律師個人以及社會團體，要充分調動和發揮政府機構以外的其他組織、機構及法律工作者個人的積極性，共同推進法律援助事業，解決人員不足的問題。

（二）法律援助的資金問題及解決途徑。

法律援助的經費緊張也是開展法律援助活動的一個重要阻礙，它帶來的消極后果就是有可能因為經費短缺，許多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案件當事人被拒之門外。而且法律援助案件往往是依靠行政手段使得法律工作者提供無償勞動，如此方式很可能影響法律工作者的積極性，從而影響法律援助的服務質量，使接受法律援助的人的利益受到損害。《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政府的投入始終應該是法律援助活動的最主要來源。

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法律援助不應當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因為國家的財力也是有限的，它同時也是一項社會事業，在國家予以財政支持的同時，應建立一個專門的法律援助基金會，做好法律援助活動的宣傳，使這一制度為更廣泛的群眾知曉和了解，引起廣泛關注，依照我國樂善好施的傳統積美德只要做好宣傳活動，一定會起到不小的作用。同時還應該積極調動全社會的力量，積極拓寬經費來源爭取社會支持。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一種以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捐助為輔的新型法律援助經費獲得的途徑。

（三）法律援助的法律制度的問題及解決途徑。

我國雖然在《刑事訴訟法》、《律師法》和《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法律中都有相關規定，而且還有《法律援助條例》這一專門規定，但是其中仍有不少問題存在。比如散存在其他法律之中的規定都比較單一，實施方法也不具體，《法律援助條例》位階不高，恐怕難以起到統領和協調的作用。可以將法律援助的規定納入憲法當中，肯定它的地位。由于我國特殊的地理環境幅員遼闊，各地發展不平衡，應當允許在不與中央統一的立法相沖突的條件下，根據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制定出適合于本地方的、更具體的、操作性更強的地方法規來指導本地區的法律援助工作。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訴訟法專業）

參考文獻：

[1]宮曉冰.外國法律援助制度簡介.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

[2]李洪亮.法律援助制度的比較研究.法制與社會，2007

[3]羅俊華.論我國的法律援助立法.對外經貿大學，2006

篇8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1）05-0245-02

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在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上,對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通常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社會弱者,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該司法救濟制度現今已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所采用。而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形式,也是該制度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該制度起源于西方國家,我國于1994年開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中才第一次規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內容,并且在同年《律師法》中以專章對法律援助作了規定。隨著民主制度的完善,以及對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視,我國于2003年頒布實施了《法律援助條例》,但是從其法律效力以及實踐效果,該條例并未對這一制度的規范及完善發揮足夠的效用。因此,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需要在此基礎上不斷地完善發展。

1 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1.1 刑事法律援助的概念

在刑事訴訟中,尤其是公訴案件中,面對強大的國家追訴機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因為缺乏法律知識等原因明顯處于劣勢。為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訴訟權利,防止國家公訴機關在訴訟中濫用權力,實現司法公正,需要一種有效維持控辯雙方地位平等的保障制度,因此,被控告人所享有的辯護權便應運而生。但是,因為經濟困難或其他因素,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可以及時請到辯護人為其提供有效地法律辯護。為了充分保護人權,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許多國家便設置了法律援助制度,為社會弱者免除或減少費用提供法律幫助。例如,美國規定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案件有法律規定的特定情形時,被告人的經濟條件不足以聘請律師,法院應當從地方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和領取政府工資的公設辯護人中為他提供辯護律師。在日本刑事法律援助則是指法院指定公設辯護人因為窮困或其他事由不能委托辯護人的被告人進行的法律幫助。故筆者認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國家采取措施,為經濟困難或特殊刑事案件的當事人減免費用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救濟制度。

1.2 刑事法律援助的特點

第一,刑事法律援助是國家行為。國家利用其強制力為特定對象提供法律援助,為了保護公民平等、民利,維護人權,這是國家應盡的義務,其中,援助的費用往往是由國家承擔,一般是從財政撥款中提供。第二,刑事法律援助的對象具有特定性。被提供法律援助的前提是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一般是經濟困難的或者特殊案件的被告人,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以及可能判處死刑的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第三,刑事法律援助具有專業性。提供法律援助的往往是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律師等,為被告人提供法律辯護。

2 我國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

刑事法律援助并不是針對刑事案件的所有當事人,其援助對象有一定的范圍,而且各國對此的規定都不相同,我國《刑事訴訟法》及有關的司法解釋也對此進行了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這一條規定將受援助的對象分為了法院可以指定和應當指定辯護人兩種類型。隨著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逐漸完善,我國法律擴大了受法律援助的范圍。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第37條補充規定:對于有下列情形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可以為其指定辯護人:（1）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的標準的; （2）本人確實無經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3）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多方勸說仍不愿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4）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辯護人的;（5）具有外國國籍的;（6）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7）人民法院認為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

有上述法律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主要是,第一,我國指定刑事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只能是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的律師。第二,有權指定法律援助律師的是人民法院,這就說明我國的法律援助介入司法程序是在審判階段,在此之前則無辯護人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第三,接受法律援助只包括當事人中的被告人,而且被告人一般是經濟困難,或者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等特殊的被告人,或者是特殊案件中的被告人。第四,實施刑事法律援助的前提是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總體上看,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還是很有限的,在這一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3 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我國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過窄。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法律援助只適用于公訴案件,而沒有涉及自訴案件和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雖然在法院指定辯護人這一程序之外,《法律援助條例》還規定了當事人自己申請法律援助這一程序,但因為申請的過程繁雜和條例在我國法律效力的有限性,實施中困難比較大,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另外,在公訴案件中,被害人作為當事人之一,與案件的處理結果又有著密切的利害關系,法律援助應該考慮被害人的現實情況,在必要的時候也應該為其提供相應的法律幫助,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我國法律僅將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規定為律師,縮小了辯護人的范圍,不能滿足法律援助工作的實際需要。

第二,我國刑事法律援助的方式不健全。我國只有《法律援助條例》規定司法行政部門是法律援助的監督部門,對法律援助實施的方式沒有規定,其他法律對此更是沒有涉及。到現在為止,我國尚未建立實施法律援助的統一方式。有的城市是建立法律援助機關并設立公職律師專門從事法律援助工作,這種方式需要政府機構調撥財政經費,是比較少見的;有的則是強制律師必須完成一定的法律援助義務,這就不能保障辯護律師辯護的質量;有的則是由律師事務所對承擔援助義務的律師適當的補償;有的則是由律師每年繳納一定數量的法律援助基金,由負責此工作的機構選擇合適的律師為被告人提供辯護,并從援助基金中獲得一定數額的補償。要想盡快的實現法律援助的目的,對其實施方式及經費來源應該盡快的予以健全。

第三,我國刑事法律援助介入訴訟程序的時間過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申訴、控告。但是依照我國法律的規定,法律援助是由法院指定的,即為在審判階段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才可以為被告提供法律救濟,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無法得到相關的法律幫助。為了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應一視同仁,既然如此就不能因為一些經濟原因或其他因素剝奪其在審判階段前獲得法律幫助的權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本來是要解決這一問題,僅將其范圍限制在審判階段,其目的的實現就大大削弱了。而且這樣也導致辯護律師了解案情和被告人需求的時間短,比較倉促,律師能夠為被告人提供的法律幫助就相對有限了。我國法律應根據實際情況,將法律援助律師介入的時間提前,以更好的發揮法律援助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陳光中.刑事訴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篇9

論文關鍵詞 公正法律援助制度 弱勢群體 和諧社會 貧富差距

公證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國公證機構依據《公證法》的相關內容給予符合條件的當事人有償或無償法律援助的一種法律制度。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由于我國在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起步較晚，實施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不足，產生的社會影響比較深遠，問題亟待解決。本文針對目前現行的公證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實踐性的建議，以促進我國法律制度的完善，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一、 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與重要性分析

（一）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過程

1. 公證法律援助的明確確立。1997年5月20日我國司法部頒布了《關于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確了公證法律援助制度，同時公證處也成為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機構之一，向社會提供公證法律援助服務。也正是從此時起，我國的公證法律援助制度正式成為了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對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2. 法制化、規范化的發展階段。2003年7月6日，國務院《法律援助條例》明確了法律援助的性質、任務目標、方式、在組織機構、援助范圍、法律責任等方面的內容，我國公證法律制度有了實施的法律依據，走上了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公證法律援助得以廣泛而深入的展開，為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體現了我國法律機構不斷完善法律制度與體系的決心，推動了法律制度的建立步伐，為社會經濟活動提供了法律保障的基礎，法制化進程不斷加快。

3. 法律援助形式的確立。2006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頒布實施，從法律層面上確立了法律援助形式，促進了公正法律援助工作的高效展開，也為實際的援助行為法律化、制度化提供了實施依據，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行為的合法性，進一步規范了公證法律援助的職責范圍，推動了社會的健康發展。

（二） 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分析

1. 我國法律體系完善的客觀需要。我國的法制化進程充滿了波折與陣痛，在我國剛剛成立就已經明確了法律的重要性并進行了相關的研究探索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我國歷史時期的特殊階段法律制度遭受到了嚴重的踐踏，對我國法制化進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法律體系的確立和完善工作停滯不前，嚴重干擾了社會的正常生產生活。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法律制定工作得以走上正軌，法制化進程在此歷史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在新時代背景下發展形勢對法律工作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將社會經濟生產生活納入法制化軌道，法律內容的全覆蓋以及法律體系的完善亟待加強。基于此種背景下，我國的公證法律援助制度得以明確確立并取得長足進步，可以說之所以會出現公證法律援助制度，正是由于我國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和發展所帶來的客觀要求。

2. 弱勢群益合法利益的有力保障。隨著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社會貧富分化現象嚴重，不僅對正常的生產生活帶來了比較嚴重的影響，也導致了部分弱勢群體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平穩運行。我國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確立以及實施，從根本上豐富了法律體系的內容，給予社會弱勢群體法律幫助，以維護其合法權益不受侵害。隨著我國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維權行為的合法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進一步豐富了維權手段以及針對弱勢群體利益侵犯行為的懲處力度不斷加強，相關人群的合法利益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障，為我國和諧穩定社會的構建提供了基礎法律保障，推動了現代化社會建設的步伐。

二、 現行公證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 如何認定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條件

我國雖然頒布實施了《公證法》等公證法律援助條例或標準，但是對于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認定還存在著一定的不足，實際工作中經常會遇到不符合現象卻進行公證法律援助的現象。比如老人的贍養問題，家庭境遇較好的老人往往會因為子女不贍養等問題進行法律援助的申請，而此種行為一般都會被受理執行。單單從法律援助條件上看此種行為是不符合公證法律援助條件的，因為被援助的對象盡管是老人，但是由于其家庭境遇比較好。生活能力或者生活所需能夠得到有效的滿足，與公正法律援助條件中弱勢群體等援助條件的標準相悖，公證法律援助行為在實施過程中，經常會受到質疑，導致其行為在法律適用范圍內是屬于不合法行為，造成了社會影響較大，嚴重干擾了社會經濟秩序的運轉和公正法律援助制度的權威性。

（二） 公正法律援助對象的狹隘性

我國《公證法》規定對符合法律內容規定的當事人可以采取有償或無償的法律援助行為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利益或者賠償請求。這里的當事人在實際的法律公正援助制度中基本上是自然人，而我國《憲法》則將自然人、法人、組織統統歸納為自然人，那么在實際的法律援助行為事實過程中，必然存在著偏頗一面，對自然人能夠進行良好的法律援助服務，可是針對法人以及組織卻沒有有效的進行法律幫助，法律援助對象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狹隘性，造成實際的當事人合法權利在受到侵害時往往因為法律界定上不屬于“自然人”而遭到拒絕，導致其權益的維護遇到了較大程度上的困難，也為社會的穩定運行帶來了嚴重的干擾。因此，我國目前現行的公證法律援助制度中當事人的包含范圍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狹隘性，已經在實際的維權活動中顯露無疑，需要認真的對待，采取有效的彌補措施來豐富完善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內容，保證其社會涵蓋面能夠符合實際的經濟生產生活所需。

（三） 法律援助形式應該更加主動

根據我國《公證法》以及地方相關法律法律的內容，進行公證法律援助服務的前提都是當事人向相關機構提出了援助申請，公證機構在進行核實之后才會被動的進行援助行為。此項決議存在著很大的爭議，首先，當事人的界定存在著不足，當事人涵蓋面的狹隘性上面已經提到，這里主要說的則是當事人自身是否具有提出申請的能力以及行為，當當事人無法活動或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時，其無法進行有效的申請，此種情況下公證法律援助服務是否應該展開或者主動進行？目前我國相關法律制度還沒有明確的解釋和規定，導致實際的當事人權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其次，法律援助行為只能是被動式的展開，缺乏一定的靈活性。當事人包含的某項面臨失傳的技術或者手藝時，公證法律援助行為就應該及時的向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務，以保證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然而實際的工作中由于受到了法律援助條款的限制，導致其工作行為主要是以被動式為主，缺乏靈活機動的操作性，面對著經濟形式的迅猛發展，明顯落后于實際的客觀要求，需要進一步加強改進以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向社會提供優質的法律援助服務。

（四） 工作人員的職業技能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目前雖然法律援助公證制度已經成為了我國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已經從法律上得到了認可，但是在實際的工作中公證機構的人員編制還是脫離于政府編制之外獨立運行，導致從事法律公正援助的工作人員構成十分復雜，不同學歷、年齡、社會關系等方面的工作人員充斥其中，造成了整體援助實施過程中專業技能以及服務水平受到了較為嚴重的影響，工作人員整體參差不齊導致的法律援助行為沒有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以及當事人的滿意，對公證人員的素質以及公證機構的社會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五） 公證機構日常行為受到的法律約束較低

目前我國的公證機關在進行日常的法律援助行為時，按照規定執行的意識比較淡薄，公證行為以及公證約束力飽受質疑，缺乏有效的監督機構對其進行嚴格的監督審查，導致其自身內部違反規定等行為滋生，嚴重阻礙了我國法制化進程以及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嚴肅性。這也是現階段我國公證法律援助制度亟待解決的問題。缺乏有效的監管機構對其進行監督管理導致法律援助行為以及流程不合法現象比較普遍，比如2004年5月11日西安寶馬彩票時間，公證機構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導致整體公證行為受到了比較嚴重的影響，日后開展公證行為過程中充滿了不信任以及質疑等現象比較普遍。因此建立嚴格的監督管理機構來對公證行為以及法律援助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管已經迫在眉睫。

三、 推進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的建議分析

（一） 完善監管機構，加強人員素質培訓

篇10

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組織、指導和統一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等法律幫助,以保障實現其合法權益、完善國家司法公正、健全人權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一種法律制度。農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是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重要途徑。近幾年來,遼寧省各城市在實踐中探索了一些成功的經驗。

遼寧省各城市法律援助的做法及特點

建立農民工法律援助站。2007年12月,大連市首批11家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掛牌,并同時向社會公布了這11家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名稱和免費咨詢電話。每個工作站指派10名專職律師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凡在大連市內四區工作的農民工,如遭受人身、財產損害需要法律援助,可隨時向大連市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請,經審核受理后,由援助中心分別指派工作站律師辦理。2008年以來,大連市法律援助部門辦理涉及農民工民事法律援助案件450多件,使農民工維權得到了切實保障。

開辟法律援助“綠色通道”。2006年6月,鐵嶺開通農民工法律援助“綠色通道”。只要持個人身份證或其他有效身份證明,即使不是發生在鐵嶺轄區內,經市司法援助中心審查認為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的,就可以得到鐵嶺司法部門提供的法律援助,方便農民工快速申請和獲得法律援助;2007年錦州市法律援助向力量相對薄弱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傾斜,重點是幫助農民工打官司,取消對農民工困難標準的審查程序,在援助農民工辦理拖欠工資方面的官司的同時還增加了工傷認定、人身損害賠償、勞動爭議三方面的援助內容;2008年遼寧省朝陽市法律援助中心在援助案件的受理中,優先接待、優先審查、優先受理、優先辦理農民工被拖欠工資或工傷事故的案件;同時放寬了對農民工經濟困難的審查標準,農民工申請法律援助的案件,即時報批,即時指派。

部分農民工可享受免費法律援助。2008年4月,面向農民工群體的 “沈陽市職工法律援助中心”在沈陽市困難職工幫扶中心正式掛牌辦公,這是全國第一家經司法局批準設立的地市級職工法律援助中心。其主要職能是為全市經濟困難職工、農民工、工會組織和工會干部免費提供法律、政策咨詢,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同時,沈陽市總工會還聘用一些具有調處經驗和工作能力的法律服務志愿者,協助職工法律援助中心開展工作,以便為困難職工提供更好地服務。

設立農民法律援助專項基金。2007年初,鞍山市政府提出了采取“管理到合同、法律到工地、農工建工會、政府建基金”辦法,建立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長效機制的工作要求,設立500萬元專項基金,用于無力及時償還拖欠農民工工資企業的應急。對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案件實行“快立、快審、快結”的辦案制度,對全市的建筑施工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情況進行動態監察,并在全市建筑施工企業使用《鞍山市建筑施工企業農民工專用合同》,從源頭上解決了建設領域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農民工法律援助存在的主要問題

農民工法律援助渠道仍存在障礙。在立法方面,比如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提出工傷認定申請,應當提交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包括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材料。現實中農民工往往拿不出勞動關系證明,因此進入不了維權程序。又如按照勞動法的規定,勞動爭議的仲裁時效是60日,由于文化素質較低和法律意識淡薄,許多農民工因錯過時效而進入不了仲裁程序;在執法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因服務于當地經濟建設的需要,出于一種保護、偏袒用人單位的傾向和心態,當農民工尤其是外地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發生爭議時,當地有關部門之間往往出現推諉現象;由于大部分農民工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識淡薄,不知如何獲得法律援助。當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及時用法律程序加以維護,從而延誤了維權期限。

對農民工法律援助難度大。多數農民工不知道要簽訂勞動合同、不懂得如何簽訂勞動合同,或在用人單位拒不簽訂合同的情況下接受用工條件,在發生勞動糾紛時往往難以證明勞動關系的存在;一些用人單位不交納工傷保險費,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待遇無保障,最終無法兌現工傷賠償,直接影響到維權的效果;現行勞動法、工傷保險條列等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法律、法規程序復雜,大量簡單的勞動爭議案件必須經過勞動仲裁、法院一審、二審強制執行才能完成,導致農民工維權之路過于漫長。維權案件需經過申請工傷認定等一系列繁復程序,甚至到案件終結時,有的用人單位已不存在,導致案件執行困難或無法執行,使勝訴判決成為一紙空文。

法律援助機構尚不健全。目前,基層法律援助機構經費短缺,不能保證法律援助工作全面開展,對實際辦案人員的補貼少,一些法律援助服務人員辦案非但拿不到相應的補貼,有時還要倒貼錢,勢必影響了辦案積極性,難以保證辦案質量;法律援助工作人員中職業律師偏少,且兼職多,不能適應目前法律援助發展的需要;法律援助機構數量少,分布不均勻,使得農民工不能及時得到法律援助機構的幫助;法律援助部門協作機制尚未健全,按照《法律援助條例》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責任而且各有關部門都有保障法律援助得到實施的責任。在具體案件辦理的過程中存在條塊分割、資源分散、甚至拒不配合的現象,農民工為了一個案件要來回奔走于各有關部門之間,增加了農民工的維權成本。

進一步完善農民工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

加強法律援助宣傳,增強農民工維權意識。充分利用媒體,聯合法制宣傳部門,開展法律進農村、進社區、進工廠等一系列法制宣傳活動,向農民工有針對性地宣傳法律援助相關知識內容,宣傳國家關于農民工的方針政策,不斷提高法律援助的社會知曉率及影響力,以強化農民工主動尋求法律援助的意識,讓他們真正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在遇到問題時能夠想到運用法律援助制度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使制度發揮實效。

多渠道籌集農民工法律援助經費。政府要根據實際情況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資金,為農民工獲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各級政府,尤其是勞務輸入地政府要在財力允許的范圍內為農民工獲得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在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的初級階段,爭取社會各界的支持,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組織,按各地實際需要解決法律援助經費不足的現象。

加強農民工法律援助機構和隊伍建設。增加專門面向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機構,特別是要在農民工務工集中的地區建立法律援助常設機構,方便農民工申請法律援助;鼓勵執業律師設立專門的農民工維權機構,由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對其進行嚴格的控制和監管,以確保援助案件質量;在增加法律援助公職律師編制的同時,建立專職公益律師制度,專門從事法律援助。另外,在有條件的地區可開展法律診所活動,吸引高等院校法學專業學生參與農民工法律援助。

建立健全農民工法律援助協作機制。加強農民工輸入地和輸出地法律援助機構之間的協作。對案件發生在本省、當事人已回戶籍地或在外地的,可由現所在地法律援助機構進行審查受理,并通過協助制度由案發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援助。輸出地可以依托本地政府在輸入地的辦事機構,輸入地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要求輸出地法律援助機構就案件調查取證、送達法律文書等事項提供協助。另外,法律援助機構在開展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過程中,要主動與財政、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建設、衛生、工商以及公、檢、法等部門溝通與合作,確保農民工權益受損問題得到迅速有效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