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農業管理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農業企業盈余管理動機

（一）內部動機

1、農業行業弱質性的特點。

農業對自然高度依賴，容易受到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的雙重影響，加之基礎薄弱，使得農業具有弱質性。盡管政府極其重視與支持農業的發展，投資周期長以及投資利潤低下、多元經營決策失誤、主營業務衰退等問題，使得農業企業整體業績欠佳，因此農業企業的管理層為了提升業績或者面對監管的壓力有充足的理由進行盈余管理。因而，可以認為農業行業自身的弱質性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盈余管理的發生。

2、農業企業籌資困難。

農業企業籌資主要有內部籌資和外部籌資兩種方式。內部籌資主要是利用自有資金。自有資金的持有數量主要取決于經營業績，我國農業企業投資利潤低，整體業績表現欠佳，自由資金的利用程度是有限的。外部籌資主要是債務籌資，包括發行債券、股票或者銀行借款等方式。不論是發行債券還是發行股票，我國相關法律都有相關規定，尤其是對凈資產收益率有嚴格的限制。對于投資利潤低、總體經營業績欠佳的農業企業來說，外部籌資的難度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籌資困難是農業企業盈余管理的動機之一。

（二）外部動機

1、政府優惠政策的誘導。

農業作為國家的基礎產業，不僅關乎老百姓的生存問題，還決定著二三產業的發展，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業的發展都給予高度支持，如：稅收減免、出口貼息、財政補貼等。然而獲得政府的支持是有條件的，根據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關于印發《關于2013年農業綜合開發產業化經營財政補助項目申報評審工作的通知》，對經濟林及設施農業種植、畜禽水產養殖基地項目，農產品加工項目，儲藏保鮮、產地批發市場等流動設施項目實行財政補貼政策，扶持對象為對農民增收帶動作用強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了獲得政府補貼，農業企業必然會利用盈余管理來彌補企業自身不足之處。

2、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

在我國，公司進行上市必須遵循相關的規定，只有滿足了各項規定的公司才能掛牌上市。具體要求包括：上市公司必須保持連續三年盈利，三年累計凈利潤超過3，000萬，三年累計凈經營性現金流量超過5，000萬或累計營業收入超過3億元，且無形資產與凈資產比例不超過20%，過去3年的財務報告中無虛假記錄。因此，上市公司有理由通過盈余管理操縱業績以滿足上市要求。農業企業也不可避免的為了能夠上市而進行盈余管理。

篇2

這里我們并不想對上述兩種觀點進行評判，而只是想說，既然同一段話可以做不同的解釋，一種思想也完全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就好比小孩子看《紅樓夢》里面盡是吃喝玩樂，青年人看《紅樓夢》里面盡是談情說愛，中青人看《紅樓夢》里面是鉤心斗角一樣。要研究儒家思想對于傳統科技的影響，關鍵應該看被影響的對象是如何做出反映的。正如儒家思想在不斷變化一樣，傳統的知識分子對于農業的態度也并非是一成不變。本文的主人公（1811—1872）對于農業的認識可能就與孔孟有所不同。

出身農家，農業在他一生的經濟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后來他做了大官，無需躬耕以足衣食，可他并沒有因此而忘懷稼圃，戎馬倥傯之余，他也采用家書的方式一再教導子弟重視農業生產。咸豐十年（1860）閏三月初四日給紀澤（1839—1890，長子）的信中提到：

昔吾祖星岡（曾玉屏，1774—1849，祖父）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掃潔凈；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此四事之外，于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

同月二十九日在與其弟澄侯（曾國潢，1820——1885，次弟，行四）的信中也提到：

余與沅弟（曾國荃1824——1890，四弟，行九）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為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即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菍接诖藬刀俗顬檎J真，故余戲述為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

以后“八字訣”多次出現在的家書之中。

有時，也會把其中與農業有關的幾件事單獨提出來，叮囑再三。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六日在給紀澤、紀鴻的信中提到：

爾等亦須留心于蒔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

同年九月十七日又向紀澤、紀鴻（1848—1881，次子）再度重申：

家中外須講求蒔蔬，內須講求小菜。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此諭。

對自己的兄弟也是如此要求。咸豐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于在給澄、季（曾國葆，1828——1863，五弟）兩弟信中寫道：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望時時與朱見四兄熟商。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又寫道：

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以來相承之家風，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登其庭有一種旺氣。雖多花幾個錢，多請風個工，但用在此四事上總是無妨。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再次提到：

押韻之‘書蔬魚豬’，不押韻之‘竹’，千萬留心一一培養?！h城菜園之人，似尚須請來治菜畦，一切究竟在行些。

事情就出在花錢請人種菜上面。盡管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導自己的子弟要種蔬、養魚、養豬，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兄弟之間卻存在分歧。咸豐十一年（1861）四月初四日字諭紀澤，提議從省城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他說：

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爾可于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從營中寄回，此囑。

不料他的建議卻遭到了一直在家料理家務的澄弟的反對。澄弟的意見如何不知，但從的反映來看，兄弟間的斗爭還是很激烈的。咸豐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致澄弟家書寫道：

省城雇一種菜之工，此極小之事，弟便說出許多道理來，砌一個大攔頭壩。向使余在外寄數萬金銀，娶幾個美妾，起幾棟大屋，弟必進京至提督府告狀矣。

何以要如此堅決地從省城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呢？城鄉之間的蔬菜種植水平的差異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他在與弟書繼續寫道：

鄉間種菜全無講究，比之省中好菜園，何止霄壤！余欲學些好樣，添些好種，故令紀澤托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

兩個月后，再寫信給澄侯四弟，問：

家中雇長沙園丁已到否？

雖然大部分時間不在鄉間務農，但對于農業生產的關注和實踐，使他對于某些農業生產技術，也有了自己的心得，并能將之運用于生產之中。咸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給澄侯、季洪兩弟的信中提到：

押韻四字，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細塘上之橫墻不筑盡可，下首須雄過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頗主此說。且有菜無淤，亦是罔濟，淤亦押韻字也。

這是就菜園周邊環境和施肥所提出的見解。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給紀澤的信中又提出了一個菜園布置之法：

省城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丘，用為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余寬，務使耘者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澮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士，盡可開墾，種百谷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對于竹木的種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見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給澄弟的信中提到：

黃金堂下手之竹，務須大刪，每二尺寬乃可留一根。柞樹尤宜多芟，否則愈密愈不長也。

他自己對于農業生產深有體會，并能把這種體會，來用解釋讀書時所遇到的問題。古文中有“涵泳”二字，左思《吳都賦》：“#鼊鯖鱷，涵泳乎其中?！碧祈n昌黎集十四禘祫議：“臥生遭圣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薄吨熳诱Z類》五‘性理二’：“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薄蛾懴笊秸Z錄》：“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涵泳二字對多數讀書人來說，也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在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寫給紀澤的一封家書中提到：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大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勃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又如“穜種”二字，在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給紀澤的信中提到：

爾問穜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辯論甚晰。穜為藝也（猶吾鄉言栽也、點也，插也），種為后熟之禾。詩之‘黍稷重稑’，《說文》作‘種稑’。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穋與稑，異同字也。隸書以穜種二字互易，今人于耕穜，概用種字矣。

從中也可以看出，對于農業是有相當了解的。

原本是個讀書人，盡管他出自農家，但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讀書的目的便是“跳農門”，所謂“學而優則仕”。仕就是做官，從事治國平天下的大事，而農業則一般被視為小人之事。最典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孔子鄙樊須的故事。自樊須之后，中國知識分子都不愿輕易地談論有關農業的問題，更不愿意躬親農耕，或從事與農業有關的研究和著述，以遠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個中國古代出現了一種“農者不學，學者不農”的現象。這就極大地影響了農學的發展，明代馬一龍在談到他著《農說》的宗旨時說：“農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農，故天下昧昧不務此業。”而一些從事農業研究和著述的人則往往有一種“作賊心虛”的感覺。

賈思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齊民要術》的寫作宗旨時，說“鄙意曉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辭。覽者無或嗤焉。”這雖然可以看作是賈思勰的謙虛之詞，但自謙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態。這種因自卑而怕人恥笑的心態，在后世一些農學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韓鄂在《四時纂要》“序”中說到，該書“雖慚老農老圃，但冀傳子傳孫。仍希好事英賢，庶幾不罪于此?！笨梢姰敃r人們鄙農的思想并未消除。而詩文更受人們的歡迎，讀書人熱衷于“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

宋朝的情況較之唐代要好些，但士大夫們仍然是“以耕桑之事為細民之業，孔門所不學，多忽焉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或論焉而不復實?！彼未m然出了不少花譜一類的著作，但這些著作無論是作者本人，或是當時的人都不把它當作農書，有嘩眾取寵之心，而無實事求是之意，“近時士大夫之好事者，嘗集牡丹、荔枝與茶之品，為經及譜，以夸于市肆?！敝劣凇稗r者，政之所先。而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闭珀懹斡性娫疲骸皻W陽公譜西都花，蔡公亦記北苑茶，農功最大置不錄，如棄六藝崇百家”。只是后來有了曾安止爺孫倆的出現才打破了這種局面，為譜錄類著作中增添了《禾譜》和《農器圖譜》兩書。

當然，鄙視農業，看不起農民，這也可能并不是中國特色，而是人類的一種通病。法國著名的遺傳育種學家法布爾（J.H.Fabre）就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歷史贊美尸骨累累的戰場，卻不屑于談論人們賴以生存的農田；歷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卻不能告訴我們小麥是從那兒來的，這就是人的愚蠢之處?！钡灿谥袊幕娜寮宜枷雽τ谶@種愚蠢是負有責任的。

但我們在承認傳統中國“農者不學，學者不農”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的前提下，也必須看到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所發生的一些變化。這種變化可能與科舉制度的形成有關。科舉制度形成之后，使得一些讀書人不得不面臨考場失利之后，自身的生計成了問題。于是唐時便有人說：“夫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農業成為人生的第二志愿。唐代詩人陸龜蒙在科場失意之后，便選擇了躬耕垂釣的生存方式，宋人陳旉也以“種藥治圃以治生”。可以說，科舉制度形成之后，士人務農的例子多了起來，但這并非是自覺自愿。

士人對于農業的態度隨著理學的興起而發生變化。理學標榜“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世故”，關注的是社會問題，但他們提出了“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口號，并運用于自身的實踐當中。農業生產也就成為格物窮理的一個方面，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參與其中，并研究一些與之相關的理論與技術問題。如朱熹在任南康軍（今江西省星子縣）地方官時，針對當地農業生產中存在的技術問題，了勸農文，提出了一系列相應的技術措施。宋學家陸九淵（1139-1193）就對自家水稻增產的經驗做過總結。明末清初程朱理學的繼承人陸世儀在談到自己涉獵農事的心路歷程說：“自甲申、乙酉以來，教授不行，養生之道幾廢。乙酉冬季，學為賈，而此心與賈終不習。因念古人隱居，多躬耕自給。予素孱弱，又城居，不習田事，不能親執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為予略說其概。予有薄田二十畝，在二十三都，佃甚貧，不能俱種。予乃出工本買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則古人省耕、省斂之方；一則稍欲涉獵其事，以驗農田水利之學也。”從中可以看出，象陸世儀這樣的理學家涉獵農事，有不得已的一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愿。這也就是他們在農學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原因。陸世儀著作多種，《思辨錄》為其代表作，書中“修齊篇”的一部分講述了區田種法，亦算是有所發明，其中尤以對農業中的三才理論闡述最為值得稱道。清初張履祥作《補農書》也受到了理學的影響。張本人就是一個著名的理學家。他的弟子陳克鑒在“《補農書》引”提到：“農書之補，何為而作也？昔吳康齋先生講濂、洛、關、閩之學，而隱于農，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讀書館課之余，凡田家纖悉之務，無不習其事，而能言其理。諄諄以耕讀二字教后人者，于《初學備忘》、《訓子語》中載之備矣。”著有《豳風廣義》、《修齊直指》、《知本提綱》等的農學家楊屾也曾受到與孫奇逢、黃宗羲并稱“三大儒”的李颙（二曲）的影響。

理學雖然部分地改變了人們對于農業的態度，但整個社會對于農業根深蒂固的觀念并沒有根本的改變。對大多數人來說，從事農業是一項不體面的職業。時代就是如此。道光四年（1824）吳邦慶在為農書《澤農要錄》所作序中指出：“古無不學之農，……亦少不農之士。后世農勤耒耜，而士習章句，判若二途。故農習其業而不能筆之于書，士鄙其事而末由詳究其理?！币话阕x書人對于農業還是不屑一顧的。

是個大人物，用梁啟超先生的話來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世，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孟子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這樣的大人，何以要念及小人之事呢？原因有三：

一是家教。曾家從其祖父曾星岡開始便以耕讀為治家之法。曾星岡年少時雖然也沾染過不少“游惰”習氣，引起一些人的譏笑，但自35歲起立志自責，苦心致力于農事。他居枕高嵋山下，見到“壟峻如梯，田小如瓦”，覺得不便耕作，便領著耕夫“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為一”。與此同時，他又精心鉆研水稻和蔬菜栽培技術及管理方法。為了增加收入，他“入而飼豕，出而養魚”，一年四季，“彼此雜職”，無有空閑。他曾對等孫輩說：“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這種親耕勞作的觀點，對于兄弟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從給子弟的家書中即可以看出這點。

二是理學。重視農業雖然出自家傳，也是受理學的影響所致。在京中時，追隨唐鑒、倭仁等人講習理學。唐鑒號稱理學大師，在京城士林中聲望較高。他告誡，讀書“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此書最宜熟讀”，可以當作自己學習的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朱子等理學大師對農業的認識與重視，肯定會對產生影響。是一生尊奉程朱理學，以“理”為世界萬物之本，同時極其重視經國濟世之學。

三是認識。在繼承前人的思想之上，也有所發展。如果說，唐宋士人將農業看作是治生之道，宋明理學認為是格物所需，則將農業看作是持家之道，他是從家族的興衰來看待農業問題的。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給他的幾個弟弟的信中寫道：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愿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愿其為仕宦之家。

咸豐四年四月十四在給四個弟弟的信中提到：

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之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項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于佚矣。

八月十一日的信中再次囑咐：

子侄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

同年早些時候，曾手寫過一副由其父曾麟書親自撰寫的一幅對聯：

篇3

華北地區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認為出現于兩漢，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認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時期才形成一種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實，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終未能成為華北的種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說：“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擬種棉者，勿種，……若人稠地狹，萬不得已，可種大麥、裸麥，仍以糞壅力補之，決不可種小麥?！焙苊黠@，能夠種植水稻、棉花的地區，是華北平原氣候、水利條件較好的地帶。然而據王象晉所說，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實行的障礙是肥料問題。

華北地區的自然條件遠比南方差，農民很難以自己的土地以外獲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華北的社會條件—商業性農業不發達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們購買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為了解決肥料問題，北方農民創始了綠肥作物與糧食作物的套種制。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驥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笨梢?，在那時為了解決肥料問題，是以犧牲一熟為代價的。

華北地區實現二年三熟的另一個障礙是勞動力問題。這一問題可從明代耿蔭樓在農書《國脈民天》中提出的“親田法”得到說明。耿蔭樓在天啟、崇禎年間在山東臨淄、壽光做知縣，他認為：“青齊地寬農惰，種廣收微?！惫⑹a樓還認為，一戶人家是種不了百畝耕地的。耕作時，應把其中的八十畝照粗放經營方式耕種，其余二十畝則精耕細作。如果年成豐穩，這二十畝的收獲必比粗放經營的八十畝高出數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王家賓《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戶三十萬，耕地為十三萬六千頃，以戶量地每戶平均45畝。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地區。以萬歷六年（1578）為例，北直隸每戶平均耕地為115.79畝。河北與北直隸接近，為117.14畝。山東為45畝[3]。這些省的戶均耕地面積都或等于或超過青州，自然都屬于“種廣收微”的粗放經營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的種植制度的。

此外，從人地關系的發展來看，當農民還有大量墾殖荒地的可能性時，是不會以實現二年三熟來提高復種指數的，而明代的情況正是這樣。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轉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話說，河南各府中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明初因荒蕪嚴重，稅糧最輕，經過多年墾辟，“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北直隸各府的土地，根據《畿輔通志》卷三十二畝賦志所載數字累計，萬歷年間實丈畝數是492，564頃。比弘治十五年凈增222，859頃，增長了八成[4]。山東各府耕地增長的全面情況資料不足，從兗州、東昌兩府看，其耕地的增長亦屬可觀。兗州府轄濟寧州，舊額糧地4000余頃，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鄆城縣耕地增長，根據崇禎年間縣志記載，嘉靖年間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華北地區耕地面積增長如此之速，而未墾荒地尚多。嘉靖《山東通志·風俗篇》說，明朝“承平百余年，休養生息，濟、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闭f明華北地區墾殖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較多的勞動力流向墾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勞動力更加不足，只能實行粗放經營，根本談不上實行二年三熟的種植制度，提高復種指數。

[1]萬國鼎：《農史文獻中所見的農作制》，《中國農報》，1962年第2期。

[2]閔宗殿、董凱忱、陳文華：《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簡史》第109頁。

[3]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表32，明洪武、弘治、萬歷三朝每戶每口平均畝地數。

[4]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發展

雍乾之際，二年三熟制開始在華北發展起來。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華北已較為普遍。在《憲廟朱批諭旨》中有大量關于直隸、河南、山東“收獲之地布種二麥”以及“麥收之地……耕犁布種晚谷秋豆”[1]的記載。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種麥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夠在田間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麥。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復種組合中不能不以小麥為主作物，然而再根據麥收之后積溫的多少與生長期的長短來搭配其他作物。因此，華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決于種麥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間，華北各省大力提倡種麥，如“直隸各州縣凡高阜之處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種冬麥，比舊甚廣，滋長發生，青蔥遍野?！盵2]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州縣“種二麥者十居八九”[3]?！皷|省農務麥田最關緊要”，“各屬種麥甚廣”[4]。至于河南，“產量唯二麥為最廣”[5]。清政府鼓勵農民種麥，是和推廣二年三熟制聯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農司奏請飭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畝只令種麥時，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駁斥：“地脈肥瘠不同，其播種所宜應聽農民相地土之宜自為布種，可兩熟者，農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強之再種”[6]。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經相當徹底了。

其二是肥料問題的解決。為了解決肥料不足與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農民采用了以糞肥代替綠肥的辦法。糞肥的應用同人口的數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國農業的發展（1768-1968）》一書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興府施到地里的糞肥，恰好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華南的同一數值相同。那時候，該府人地比率也與三十年代整個華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區，施用糞肥的數量要少得多。”《致富奇書廣集》曾說“北方不能用（人糞尿）”，實際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廣人稀，而人糞尿來源不足，才得不到相應的重視。這種情況到清代中期才大為改觀。十八世紀刊行的北方農書《知本提綱》把肥料分為十類，把人糞歸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綠肥歸為一般的最下等。當時山東農書《農圃便覽》也有“人糞為上”的提法，可見，這時人糞已取代了綠肥的地位。北方農民還大力飼養畜力牽引大型化所必須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來獲得大量的畜肥。我們從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書》中可以了解到，山東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從鋪滿地磚、深達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產出大量被稱作“池發糞”的肥料，隨著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質就更明顯了。養豬也大量地發展起來。據蒲松齡《農桑經》可以看出當時山東流行地主強迫佃農養豬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隨著人口增加而來的人糞的增加，解決了華北肥源不足的問題，使華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發展起來。

其三是人口的壓力。清代的人口問題自康雍之際已見端倪，但真正因人口問題而造成經濟壓力，還是在乾隆以后。從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隸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凈增175.16%；山東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凈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凈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卻分別降至7.01畝、7.6畝和10.16畝[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劇減造成了糧食供給不足，糧價不斷上漲，驅使農民大量開墾荒地。但是，靠墾荒來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進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為減緩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減少也為實行二年三熟制準備了充足的勞動力條件。顧炎武在《日知錄集注》水田注中說：“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畝?！逼阉升g著的《農桑經》也說：“大約春秋田三十畝，必用一人?！币鼤辉凇毒搓愞r桑四務疏》[8]中以此作為精耕細作、兼收倍獲的標準。按每戶七口二丁計算，至此，直隸、山東、河南都達到和接近了這個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起來。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東巡撫岳睿奏折，《憲廟朱批諭旨》第15函，第5冊，第32頁。

[2]《憲廟朱批諭旨》第13函，第6冊，第10頁。

[3]同上，第12函，第3冊，第3頁。

[4]同上，第15函，第5冊，第32頁。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6]《大清高宗純皇帝圣訓》卷211，第9頁。

[7]《清朝文獻通考》卷4，回賦4《田賦之制》卷19，戶口1。

[8]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11頁。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際，華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異，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實行一年兩熟制外，其余地區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種高粱或棉花，秋后種麥，來年麥收后種豆或晚谷，周而復始。在作物中，除小麥外，“高粱為盛”，這是因為河南地屬平原，夏季多雨易澇，“唯高粱質粗而桿長，較他谷為耐水，故種植者廣”[1]。又因為黃河流經河南，兩岸堤長工險，每年搶險都用秫秸（高粱桿），向民間征用較多，因此農民普遍種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東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捌碌兀ㄋ字^平壤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種麥，麥后種豆，豆后種蜀黍、谷子、黍稷等。澇地（俗謂污下之地為澇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種子……，麥后亦種豆”[2]。作物除小麥外，以豆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麥后種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齡（山東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農桑經》和丁宜增（山東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中都有“趕雨種豆”，“且割（麥）且種”的說法。山東種豆較多，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師官兵牧養馬駝需用”，另一方面，是因為山東和江南相鄰，“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糧食”[3]。河北在華北三省中是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地區。這主要是受氣候和土壤條件的影響。一般來說，保定以南太行山東麓平原地區，水土條件較好，而“農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別是河間、天津、順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堿，“農工亦茍簡”。所以不同地區之間單產高低很懸殊。南部地區較高，北部地區則處于低而不穩的水平。如河間府河間縣，“地鮮膏腴，竭終歲之力，收入頗寡，履畝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慶有年矣”[4]。永平府灤州“不知水利，旱澇皆聽于天，計豐歲所收，每畝不過四五市斗”[5]。至于偏遠的山區，產量更為低下，易州廣昌縣在七月即已降霜，該地主要在清明時種麥、豆和五月種粟等作物，即使是豐年，每畝產量也不滿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區天氣較冷，土壤條件差，作物的生長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為特別種麥需肥多，種植期長，產量低，所以種植較少；而雜糧因為生長期短，適應性強，產量較高，種植較多。因此，河北是華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較差的地區。直到民國時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縣“有一地純種一谷者”[7]。河北的糧食作物有小麥、大麥、谷子、高粱和豆類。其中小麥、谷子占有較大比重。“土俗谷雨種谷，小滿中黍稷”[8]?！胞溂鹊菆觥?，或以種豆或以種禾”[9]。種的禾名叫“六十日還家”，看來是生長期較短的作物，適合當地的氣候條件。

實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

首先，從經營效益來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種輪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氨狈礁魇?，農產種類極多……，凡是充分利用這些不同作物輪植的地方，上等土地無須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獲”[10]。在河南、山東的二年三熟地區，其基本輪作復種方式是：麥—豆—秋雜，這是豆類作物與谷類作物的輪作復種。在這種二年三熟的輪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對維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證輪作周期糧食的總收量來說，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強大的固氮能力，據文獻記載，通過種植大豆能為每畝土壤積累氮素20斤，相當于硫酸銨100斤，或粗肥1萬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種麥，經冬閑之后，加強土壤養分的礦化作用，然后種植春谷或高粱，能夠增加產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麥為主作物的，“通常麥價高于粗糧價格一倍”[11]，經濟效益遠較單種雜糧為優。同年，還可以種高粱、豆類、谷子，解決飼料、燃料等問題。

其次，從勞動效益來看，實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區勞動期較長。從蒲松齡的《農桑經》和丁宜增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來看，勞動期都在十個月左右，一年間的農活分布，是較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區一年中最忙的時間只有十幾天，農民的剩余勞動時間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輪作換茬方式及其相應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進行，使勞動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調劑，便于實行精耕細作。農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雍正十年，河東總督田文鏡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情況：“豫省民俗大率廣種秋麥，并無余地留種春麥。間有未種秋麥地畝，皆留以播種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項”[12]。乾隆十年，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中也做了類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國事情》還介紹了山東煙臺附近兄弟二人“四十畝地分作兩份，輪換耕作”的情況。農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種分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來種植，三月種高粱早谷，五月種豆，八月種宿麥，使播種前后的各種收獲和中耕鋤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從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間斷地分配農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獲期按品種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點，也有利于農活的平均分配。

[1]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2]劉貴陽：《說經殘稿，沂水桑麻話》。

[3]馮柳堂：《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頁。

[4]乾?。骸逗娱g縣志》卷3，《風俗》。

[5]嘉慶：《灤州志》卷1，《風俗》。

[6]乾?。骸兑字葜尽肪?0，《風俗》。

[7]《三河縣新志》卷75，第2頁。

[8]《憲廟朱批諭旨》28冊，第71頁。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隸總督宜兆熊、協理直隸總督劉師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義》第38頁，《叢書集成》1336冊。

[10]《北華捷報》，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頁。

[11]景甦、羅侖：《清代山西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56頁。

[12]《憲廟朱批諭旨》第11函，第8冊，第43頁。

二年三熟制與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農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自然經濟的農業開始向商業化農業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民能夠生產出更多的商品糧投放市場，并且逐漸地把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來，改種經濟作物。據乾隆時編纂的河南《光山縣志》記載，當地農民“終歲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糶”，“鄰縣遠方車騾運載不絕于途”[1]。同期的《羅山縣志》也記載“北人糶販步小車驅驢往來如織，日去米不下數百石”[2]。當時還形成了經濟作物產區和糧食作物產區的分工。如“山東臨清州所需糧食，麥、谷由河南販運。秫梁由天津販運”[3]。甚至有些地區，種植糧食作物完全是為了出售，如河南嵩縣人民食粟、麥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卻在嵩縣大量種植，其原因無疑是“多得緡錢”[4]。糧食的商品化還表現在踩曲造酒上?！昂幽纤胤Q產麥之區，遂有山西富商大賈挾其厚資乘麥收價賤時在于馬頭集鎮廣收麥石，開坊踩曲。每商自數十萬以至數百萬塊不等”，“耗麥奚啻數千萬石”[5]。乾隆初年，圍繞著禁曲還是開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場爭論。由于農民手中的余糧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終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開禁。

農民不種糧食，改種經濟作物，一方面是因為手中有了余糧，另一方面是受市場價格的影響。如棉花價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農民種植較多。乾隆年間，棉紡業發達的松江，部分原料販自山東、河南[6]。直隸種棉，比山東、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間，已相當普遍。直隸的冀、趙、深、定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種煙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種植更為普遍。山東的濟寧州，雍正年間“膏腴皆為煙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內業煙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10]。直隸、河南種煙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種煙葉靛苗，稻田漸減”[11]。河南鄧州“縱橫數十里，皆煙田”[12]。其次，粗放經營的農業開始向集約經營的農業發展。歷史上，華北的農業一直是粗放經營。張士元在《農田議》[13]中曾經勾畫出康熙實年華北農業的輪廓，“逾淮而北過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歲收益薄?！币鼤辉谇〕跄晁系摹毒搓愞r桑四務疏》[14]中，也生動地描繪了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景象：“北方地土遼闊，農民唯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比欢?，這種情況隨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開始發生變化。乾隆中期以后，華北農業出現了集約化傾向。

華北農業的集約經營主要表現在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上，它是一種把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活勞動，集中投入較少的土地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經營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的農業進入了良性循環；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的增加，使農民可以把部分原來種糧食的土地改種經濟作物，通過出售剩余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獲得農業資金，還可以用剩余的糧食喂養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據乾隆二十年成書的《西石梁農圃便覽》記載，山東省青州府日照縣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養的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為數不少。二年三熟地不僅產量高，而且能生產商品價值高的麥和大豆。據景甦、羅侖的《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一書，山東省濟南章邱縣東礬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種植和出售麥子和大豆而發家的。太和堂在光緒時期，除了飼養十七頭耕畜外，還飼養著四十只豬和一百多只羊。這些家畜每年可產肥五千余車。從同書中引用的樹荊堂畢家的事例也可看到，畢家養有十幾頭牛和一百多只羊。這三家都是地主，種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麥—黍、豆—休閑的二年三熟制，都飼養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積肥都比較多，經營都非常成功。雖說他們不一定能完全代表華北農民的經營方式，但是，這種大牲畜耕作的資本集約的經濟方式，無疑是當時華北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經營方式。

華北農業的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還表現在經濟作物的種植上。如種植煙草，“必擇肥地，用十成糞”[15]，每萬株需要“灰糞二三百擔，麩料糞水在外”[16]。山東濟寧州，種植煙草和種包谷的人工費用是四與一之比?！捌涔ちεc區田等”[17]，種植煙草所需的肥料和勞動力因地區而異。據包世臣的估計，煙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勞動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還種植著靛藍等經濟作物，也是需要花費大量的勞動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為集約經營的經濟作物，更是無庸置疑的。

總之，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為開端的，二年三熟制促進了華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就此來說，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經濟意義。

[1]乾隆：《光山縣志》卷13，第6頁。

[2]乾?。骸读_山縣志》卷1，26-29頁。

[3]方觀承：《方恪敏公奏議》卷2。

[4]康基淵：《嵩民種田說》，康為乾隆時人，該書作于1765年前后。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5，5頁；卷1，21頁。

[6]葉調生：《鷗陂漁話》卷4，引吳偉業：《木棉吟》。

[7]嘉慶：《一統志》卷60，東昌府二。

[8]方觀承：《御制棉花圖》跋語。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請定經制札子》。

[10]乾隆：《濟寧直隸州志》卷3，臧咸：《種蜀黍記》。

[11]包世臣：《安吳四種》卷6，14頁。

[12]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水利營田圖說》，磁州。

[13]杜修昌：《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史略》。

[14]《皇朝經世文編》戶政十一，農政上。

[15]劉貴陽：《說經殘稿》。

篇4

科學理論是實踐變革的指導。本世紀以來，先后出現了四種全球性與農業有關的思潮，即農業現代化、綠色革命、自然農業與可持續農業。作為一種思潮，往往是狂風般的蜂擁而來，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種思潮中科學性強的理論能經受歷史的考驗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經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學性不強或反科學的理論只能熱鬧一時而自然地退出歷史的舞臺。當代受各種思潮沖擊的人們，必須保持冷靜頭腦，分析思潮產生的背景、實質性內容、利與弊，進而辨認其科學的真偽，從而從本國本地的情況出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任何對農業思潮的盲從或“拿來主義”都會導致行動或決策中的失誤。

一、農業現代化思潮－－二十世紀的主旋律

從原始農業轉變為傳統農業，再從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地區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紀工業與科學技術發展為農業現代化準備了條件。1892年第一臺拖拉機問世，1840年李比希營養歸還學說出臺，再加上達爾文雜種優勢理論與摩爾根遺傳學理論等，促進了農業現代化思潮與行動的產生與發展。其主要內容是以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實行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水利化；以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農業，用雜交玉米等高產新品種與新耕法替代老品種老經驗；以現代經濟管理理論和方法經營農業，用開放式的商品經濟替代封閉式的自給性傳統經濟。

農業現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動了現代農業的發展，世界農業一反過去幾千年老牛破車的步伐，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就。本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率先實現了以機械化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現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積40％人口24％的工業化國家先后實現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從本紀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長2．3倍，農業產值增加24倍，用事實否定了馬爾薩斯關于人口增長快于糧食增長的悲觀預測。勞動生產率空前提高，美國一個農民人均產糧已達110噸，產肉101噸，可養活80個人。目前，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加上糧肉生產過剩而將注意力轉向環境，因而作為一種思潮的農業現代化已經不再受青睞，但實際行動仍在繼續，而且進一步向現代化邁進。發展中國家正在進行的綠色革命實際上也是農業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而衍生的一種行動。

現代農業在產生奇跡般增加產品與效益的同時，由于曾對資源環境的忽視而帶來某些負面效應。例如能源消耗急劇增加，從1950年的0．36億噸增加到1985年的2．6億噸石油當量，因而有人貶稱之為“石油農業”；農藥、除草劑等化學品對環境與食品安全構成威脅；有人還擔心大量施用化肥會不會破壞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還將主要是工業化引起的水、空氣污染也歸咎于現代農業。這些問題正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近來已將資源環境良化納入并作為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二、自然農業思潮——一次超凡脫俗的嘗試

作為一種對農業現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現了企圖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一次嘗試，即自然農業思潮。其派別與口號多種多樣，如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生物農業、替代農業、再生農業、自然農法、超工業農業等等。形成了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的農業思潮。較有名氣的英國真菌學家霍華德提倡的“有機農業”，1971年美國土壤學家艾希瑞克發起的“生態農業”，日本的福岡正信寫了一本《綠的哲學》，提倡無施肥無耕作無農藥無除草的“自然農法”等。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歸樸還真，與自然和諧一致，盡量減少人類對自然的干預，主張低投入；在技術內容上強調傳統農業技術，提倡堆肥、輪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現代農業科學技術中的人工合成化學品（化肥、農藥、除草劑、飼料添加劑）與生物工程技術；在管理上主張小型，自給自足，強調農戶（場）內閉合式物質循環而排斥農戶外的投入。這股思潮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不大，但受生態至上的環境保護主義的推動，在學術界曾一度時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爭論甚大，提倡者認為這是一種農業的“理想國”，反對者認為是“復古”，是“神話”。

自然農業思潮有其積極與消極的方面。它強調崇尚自然，對喚起環境保護意識起了積極的作用，糾正了現代農業只強調產品與效益而忽視資源環境的不足；它所強調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仍有其積極的作用；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作為一種農業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況下少量應用（如旅游景點、安全食品）也是不足為怪的。另一方面，這股思潮又極端地強調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動作用，反對投入，反對人工合成品，企圖返回古代式傳統技術而否定現代科學。在理論上，違反最基本的能量轉換與散逸定津，企圖實行自我封閉式的物質循環模式，而滑向科學上的倒退。因此，作為一種農業的整體戰略是不足取的，在實際生產上，由于它只強調保護自然資源環境而忽視生產與經濟，因而不能廣泛地被農民與政府接受。在歐美試行的各種自然農業模式，比重極少（占耕地千分之幾）。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漸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續農業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續農業思潮——當前的熱點

本世紀中后期，為抵制工業化所產生的消極影響，環境保護主義風起云涌席卷全球，羅馬俱樂部悲觀主義的代表作《增長的極限》譯成了幾十種文字，“生態危機”、“糧食危機”、“資源環境危機”、“經濟滯脹”，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說法震撼人心。在農業上，鑒于自然農業嘗試的失敗，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可持續農業的思潮，企圖以此作為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二次嘗試。

在吸取現代農業、自然農業優缺點及成敗教訓的基礎上，可持續農業思潮既強調糧食安全與發展農村經濟，又強調保護資源環境，實現生產、經濟、生態三個持續性的統一。既強調發展當前的農業而又不破壞資源環境，兼顧當前與長遠，促使農業與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與自然農業受到冷落的處境不同，可持續農業思潮一出現，國際社會即刮目相待。許多國際機構，聯合國糧農組織、開發計劃署、環境署、世界銀行以及許多國際性農業研究機構都紛紛以此作為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有的國家政府或議會還通過相應決議與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發展與環境”世界首腦會議上通過“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的宣言，成為一個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開了“國際持續農業與農村發展學術討淪會”，1994年4月中國國務院通過“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人口、環境、發展”白皮書，其中將農業與農村的持續發展作為重要內容之一。

作為一種農業發展的戰略方向，可持續性獲得了國內外各界的廣泛贊同。強調農業的當前與長遠的結合，重視持續能力的建設，這是具有重要理淪與現實意義的。當然，由于時間尚短，對于可持續農業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見仁、意見各異?？沙掷m性究竟只是一種思路或農業的屬性，還是一種策略與模式等問題尚在爭論中。至于可持續農業的定義、內涵、技術體系等更是眾說紛壇。一些西方國家專家簡單地將環境保護技術或自然農業提倡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移花接木就作為可持續農業的技術內容，有的甚至以傳統技術排斥現代科學技術，或只強調環境而排斥發展。這些觀點招致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異議與批評。越來越多的人傾向干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農業的思路與戰略，而不是一種具體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將某些西方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續農業的頭上。也有人認為可持續農業內容空洞難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羅馬召開的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糧農組織盡管仍強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轉而將農業與糧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讓給了“新的綠色革命”。

至于農業現代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我們的認識是，這兩者不是對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為補充的關系。農業現代化與可持續化是從不同角度上反映了農業發展的方向與戰略，可持續性強調了農業發展的態勢與后續能力，彌補了原有農業現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農業現代化中有關物質裝備現代化、技術現代化、商品化、市場化等各項內容。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講，今后的任務，是將傳統農業轉變為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與持續化。

四、綠色革命思潮——發展中國家振興農業之依托

本世紀六十年代，在發達國家基本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同時；在發展中國家開展了有聲有色的綠色革命。這一思潮與行動的主要內容是通過推廣高產新品種（如矮稈小麥、矮稈水稻、雜交稻）帶動農業的全面發展，但只改變品種而不改變生產條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形成了種子十化肥＋灌溉三駕馬車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稱之為“肥水農業”。其實質是農業現代化的一種衍生與前奏曲。由于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弱、勞力多、規模小，因而與發達國家不同，其強調的重點不是機械化而是投資少見效快的新品種與化肥、農藥等，水利對多數地處熱帶、亞熱帶的發展中國家十分重要。綠色革命在亞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六十年代以來，整個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快于發達國家。以1961～1965年作為100％，1992年發達國家農業生產指數149，而發展中國家為238（中國280）。八十年代后期與1950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發達國家增加0．86倍，而發展中國家達1.64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農業總產值之比也由2：1變力1：1。

可惜，作為一種思潮，綠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運。一些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批評綠色革命造成了農村兩極分化，貧苦農民困無力購置新品種種子、化肥、農藥等而難以從綠色革命中得到好處。隨后自然農業、可持續農業思潮又接踵而起，這樣，綠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來。但是，這一思潮指導下的行動卻在發展中國家繼續開花結果。其中，中國與印度被認為是綠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紀以后，綠色革命在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重新被提了出來。出乎許多人的預料，聯合國糧農組織并未將當前世界的熱點——可持續農業——作為農業發展與糧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將“新的綠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種、化肥、灌溉、農藥在農業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別強調化肥與灌溉是“新的綠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所謂“新”主要有兩點。一是綠色革命的四大技術手段必須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采取相應的政策與科技進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將綠色革命的各項技術建立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之上，重視對資源環境的保護。也曾有人主張將新的綠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礎之上，但鑒于來自生態保護主義的強烈反對與抵制，聯合國糧農組織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偟恼J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國際爭論的焦點，發展中國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處”。

五、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集約持續農業

以上四種思潮各有所長與所短，各有它的背景與適應性，農業具有極大的地域性與差異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發展農業的思路、目標、內容、技術體系都不盡相同。發達國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類60公斤，而發展中國家卻分別只有250公斤與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將關注的熱點放在環境上,而后者仍將發展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與會的60位首腦中,來自發達國家的僅有一位，說明了立場與愛憎的分明。因此，我們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種農業思潮與理論精華的同時，一定要冷靜地加以辨別，關鍵在于“中國化”。

1949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與農村生態環境獲得了持續的發展與改善。但是目前農業生產與環境形勢也日趨嚴峻，怎樣養活養好十多億中國人已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在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期間一位美國記者提出：“你認為中國真的能夠達到糧食自給嗎？”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內,如果我們真正去努力搞好農業，而且按適合中國國情的方向道路去進行的話，做到糧食基本自給（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國式的農業發展的方向道路呢？

篇5

Abstract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mergedinthe60’sof20century,whichhasthecharacterofvacation,entertainment,demonstration,knowledgeandeducationfunction.Formulateanecology,cultureandtourindustry,Undercertainsocialeconomicscondition,itwillbethenewmodelofagriculturalexploration,whichexploitagriculturallandscape,ecologicallandscapeandfarmlandlandscapedeeplyandoverlappingwithtourindustry.Inthispaper,theconnotationofecologytourofagricultureisadvanced,andempiricalanalysisofZhuhaieco-agricultureS&Tzoneisconducted.Aftersummaryofitssuccessexperienceandoperationmodel,webelieveitisthedevelopmentmodelthatChinawillbeadoptedrecentlyandfuture,anditseffectiverealizationwayis.tosetupEcologyTourofAgriculture.

Keyword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xplorationmodel,empiricalanalysis

一、引言

生態旅游農業是一種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閑、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態文化旅游產業。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的收入不斷增加，消費需求也在不斷更新換代，加上政府積極宏觀引導，及時推出了“黃金周”節假日，為城鄉居民休閑消費提供時間保障，許多工商企業紛紛響應，加大投資力度，抓緊開發生態旅游資源，增加城鄉居民選擇的旅游天地。據統計，我國東部沿海省份抓住機遇，大力發展生態旅游農業，已見成效。如浙江金華石門農場的花木公園，富陽縣的農業公園，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觀園，廈門華夏神農大觀園，上海浦東孫橋現代化開發區等。廣東省已發展80多個觀光果園，每年接待游客400多萬，收入達10多億，有力地帶動了周邊農民致富。

二、生態旅游農業的內涵

1、生態旅游農業的概念

生態旅游農業是以農業生產為依托，使農業與自然、人文景觀以及現代旅游業相結合的一種高效產業。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僅指用來滿足旅游者觀光需求的農業；廣義的生態旅游涵蓋較為廣泛，主要包括“觀光農業旅游”、“休閑旅游”、“鄉村旅游”、“農村生態旅游”等不同概念，具體講是指在充分利用現有農村空間、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村人文資源的基礎上，通過以旅游內涵為主題的規劃、設計與施工，把農業建設、科學管理、農藝展示、農業產品加工與旅游者的廣泛參與融為一體，是旅游者充分體驗現代農業與生態農業相結合的新型旅游產業。

發展生態旅游農業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第一，要有具備開發農業生態旅游的資源基礎。生態旅游農業是一種以農業和農村為載體的新型旅游觀光農業，必須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觀光開發的農業資源基礎上，從而把農業資源轉化成旅游觀光資源，擴大農業資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傳統農業的生產模式。對傳統農業進行加工和包裝，把農業生產、科技應用、藝術加工和旅客參與農事活動融為一體，成為一種新型的農業生產經營形態，突破傳統農業的生產模式，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第三，要以生態旅游為導向。農業生態旅游是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拓廣了生態旅游觀光功能，巧妙利用城鄉各種差異來規劃、設計、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費欲望。使旅游者親身感受和參與現代農業技術與生態農業等大自然情趣，把現代農業及自然資源景觀與旅游資源融為一體，最終達到生產、生活、生態的有機結合，既發展了農業，又保護了環境。第四，觀光農業旅游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伴隨著近年來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新趨勢，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人們關注的新興課題，而旅游業以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在此種情況下，經營者迎合當今社會人們追求“個性化”、“生態化”，回歸自然，返樸歸真的需求心理，把兩個領域有機結合起來而成為一個新的項目，是農業和旅游業的進一步延伸，也是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

2、生態旅游農業的特征

與傳統農業和旅游業相比較而言，生態旅游農業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齊全、雙重效益。生態旅游農業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鄉村空間，旅游者在景區內觀光、休閑、參與娛樂、品嘗美食。甚至親自勞作，既增長知識，親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園區內還可舉辦節日慶典活動，加強游客之間感情交流，傳播信息，增進友誼，縮小差距。企業和農民則通過銷售產品，提供食宿服務和勞務以增加收入。

（2）保護環境、持續發展。觀光農業的建設嚴格按照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的要求進行生產，只允許在殘留有害物質規定標準范圍內適量的使用化肥、農藥，其產品為無公害的、安全、營養的綠色保健食品，大量減少了對環境的污染，生態環境優美，生物多樣性在這里得以充分體現，植被覆蓋率也大大高于一般農區。這種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利用相結合，適當注重社會效應和經濟效應的做法，遵循了農業發展的規律，符合農民的利益，使農業走向一條健康的持續發展道路。

（3）回歸自然、身心享受。工業化的飛速發展導致城市污染的加劇，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使人們的精神日趨緊張，人們渴望親近自然，回歸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態旅游農業滿足了城鄉居民的這一要求，它用生態學、美學和經濟學理論來指導農業生產，通過合理規劃布局，自然調節和人工調節相協調，使農業生態系統進入良性循環，具有生產、加工、銷售、療養、旅游娛樂等綜合功能。農業與旅游業的結合不是簡單的轉換，而是把農業中（種植業、養殖業、林業、牧業、漁業等）具有旅游資源部分的功能進行整合發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滿足人們回歸自然。返樸歸真的個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農業。生態旅游農業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農業的具體體現，尤其在一些大型觀光農業科技園區，大片土地通過平整與規劃，用先進農業技術進行開發，由掌握先進技術的人來管理，造成具有相當規模、各具特色的農業整體，成為具有較高的先進農業技術支持和科學管理手段的新型農業。這種農業不論在優質品種、栽培管理技術還是在農業生產工藝、景觀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籌，是一般大田農業區無法比擬的，游客在這樣的環境中游覽，不僅賞心悅目，還能學到科技知識，產生深刻印象。

3、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布局原則

（1）因地制宜。農業生產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合季節性，發展生態旅游農業必須根據各地區的農業資源、農業生產條件合季節特點，充分考慮其區位條件合交通條件，因地、因時制宜，突出區域特色。

（2）盡可能與旅游業相結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區和景點，擴大和增加觀光農業項目，通過相互帶動作用，發展農業與旅游業合一的新型產業。

（3）充分考慮客源市場。發展生態旅游農業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區和經濟發達的地區，這里的人們對觀光農業的要求強烈，經濟條件可能，交通比較便利，發展生態旅游農業的條件比較優越。

（4）必須搞好基礎設施建設。首先搞好交通、水電、飲食、住宿等基礎設施，設計專門的旅店、餐廳、農宿以及娛樂場所和度假村，開發具有特色的農副產品及旅游產品，以供游客觀光、游覽、品嘗、購物、參與農作、休閑、度假等多項活動。

（5）與農村建設規劃相結合。要搞好農村居民點和道路規劃，合理開發和整治土地，改善農村環境，在保留歷史民俗農舍的同時，興建體現觀光特色的農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觀光旅游。

三、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開發實證分析

珠海市生態農業科技園是一個集農業高新技術引進、開發與生產、加工、出口以及觀光旅游為一體的外向型農業科技園。該中心是在原珠海農科所基礎上僅憑5000元流動資金起家，園區現已發展集科研、生產、商貿、旅游、教育等多項功能為一體的集團化科研經濟實體，2001年該中心的科技創收就達5000多萬元，旅游收入1000多萬元，出口創匯達860多萬美元，成為目前我國最具實力的外向型農業科技園區之一。

1、區位與市場分析

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的建設，區位優勢比較明顯。珠海地處富饒美麗的珠江三角洲，陸地與澳門相連，有二個口岸可直接與澳門通關。水路與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時。離廣州、深圳不到2小時的車程。京珠高速、珠海機場、珠海港、九洲港構成了陸、海、空的立體交通。

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地處珠海的城鄉結合部，環境優美，面積廣闊、交通便利，基礎條件十分好，從交通上來說，從園區到市區只有10分鐘車程，并且已開通了公共汽車和觀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車道的旅游景觀路直達園區的門口，交通非常便捷。從地域上來說，園區的核心區2000畝，已成為永久性的農業科研用地并辦妥了征地手續，領取了土地證。市政府還給園區預留了1500畝的土地，可以作為第二期的開發用地。

2、設計景觀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在策劃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學、培訓、商貿的概念，即達到“一區多園、一園多用”的目的。園區策劃者認為，旅游的概念很廣泛，只有差異才是最好的旅游資源。人們出國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們從未看過的東西，正如外國人看長城，我們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種非常想看的沖動。農業科技園區發展旅游業，就在于它可以通過現代農業的新品種、新栽培模式與傳統農業不同來顯示出差異，加之把其藝術化處理，就成為非常好的旅游產品。所以，制造差異就可能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市場，并且這種旅游還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優勢。

正是源于這種理念，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在建設初始階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進去，每建設一個溫室或安排一個項目，他們都考慮到了生態、環保、休閑觀光、教育培訓、商貿銷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園區一邊建設、景點一邊可以開放，2002年該園區就接待了來自我國外的賓客30多萬人，旅游創收超過了1000萬元，占園區總收入的1/4。入園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個市場，人流帶動了物流。園區內生產出來的花卉、種子、種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這些商品的銷售價格都高于外邊的市場。比如，該園區在溫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來說，農貿市場銷價為5元/斤，而在園區內則可銷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貴，就在于它是一個特殊的旅游產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錢的心理準備，但一定要花得開心，所以只要產品的質量好，加上銷售的方式奇特，他們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該園區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來賣，而是長在溫室內，掛在藤上賣。如果一家三口來旅游，小孩子都樂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邊摘一邊吃，一直到摘了滿滿的一袋才罷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樂開了花，再高的價格也會買，這正是體驗經濟的所在?？梢娐糜伍_發，必然會帶動商貿的發展，真是一舉三得。

3、開發生態旅游農業資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劃理念，走企業化、市場化發展之路。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根據自己的地域優勢和產業優勢以及園區所擁有的有利條件，在主導產業上選擇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設施生產，在策劃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閑、示范、教學、培訓、商貿的概念。把差異作為最好的旅游資源加以開發，通過現代農業的新品種、新栽培模式與傳統農業的不同顯示出其差異，達到開拓市場的目的。

（2）產學研緊密結合，多層次、多元化發展。一方面，園區自身就是一個農業科技研發、產業化拓展的孵化器，通過其示范、推廣和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千家萬戶的農民進入了產業圈。另一方面，園區也積極的與大中專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聯合開發高新技術。

（3）以科技為本，優化資源配置。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經過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發展優勢，確定了獨具特色的科研發展方向、主導產品和技術定位。在技術定位上實施自有技術與引進技術相結合的戰略，注重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在主導產品上發展本土品種與引進西洋品種相結合，既不斷培養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種，也不斷從國外引進新品種，為園區設計獨特的生態旅游景觀提供了技術支撐。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設施。利用設施農業和先進的生產模式，種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個品種，創造出新、奇、特的觀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應的旅游設施“農科之窗”、“荷塘觀賞”、“八卦田園”、“野菜園”、“水車陣”、“垂釣走廊”、“珍禽園”、“沙漠植物園”、“心靈茶莊”等一大批集科研、環保、生產、旅游于一體的生態園林景觀，吸引了大量的境內外游客。

四、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開發的經驗與啟示

1、理念創新。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從籌建就樹立了“差距產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認真思考如何尋找和利用差異來改造傳統農業。他們通過尋找自然資源、農業產業、區位優勢等方面差異點來營造新的生態旅游景觀，打造園區獨特的品牌。例如園區于2000年元旦至春節在園區成功舉辦珠海首屆南瓜文化藝術節，展示了全世界數百個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種，大的如大鼓，重達100多公斤，小的如雞蛋，輕才20克，黃、白、紅、綠、青、藍、紫七彩繽紛。進入南瓜園仿佛進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藝術殿堂。南瓜節開幕一個月，創下門票收入130萬的記錄，由此也帶出了一個新的產業——觀賞玩具南瓜規?；a。這樣通過理念創新，運用農業高新技術開發新品種，利用生態學和景觀學原理精心設計各種差異化的景觀和景點，打造出一個融“自然美景、現代科技、人文情懷”的生態旅游區，豐富和發展了農業和旅游的內容和新領域，找出一條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道路。

2、制度創新。一是科研管理體制創新。首先，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打破傳統立項方式：不搞純理論的基礎研究。其次，科研立項與市場供求密切結合，由市場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第三，完善對科技人員和項目承擔單位的激勵制度，對于課題成果的產業化效益，實行“技術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勵機制。第四，建立起課題組成員課題研發的風險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經費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體制創新。該科技園區作為事業單位，存在多種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編內人員由財政負擔工資，編外人員由企業自收自支）。通過大力提倡績效工資，形成報酬級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崗位津貼和獎勵制度，對承包部門實行“定職能、定崗位、定編制、定工資總額”的“四定”改革，將津貼和獎勵與個人的工作崗位和業績掛鉤，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拉開檔次，園區內崗位競爭意識、危機意識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使該園區逐步向現代企業用工制度方向邁進。

3、組織創新。珠海農業科技園內實施的是一種將科研、生產、示范推廣、科普教育、觀光旅游及貿易緊密結合的戰略。因此在園區的組織結構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體組織架構如下：

一是園區運作的管理機構。珠海農業科技園建立了園區辦公室，負責統一協調園區的各項工作，包括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對外聯絡、招商引資、項目監督、后勤服務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學決策的專家機構。農業園區的運作還必須建立各類專家決策機構，以對園區的重大項目進行咨詢、決策。珠海農業園區采取緊密型的專家依托機構與松散型的專家群體相結合的方式。如與廣東省農業科學院建立了較為緊密的業務關系，把廣東省農科院、華南農業大學、中山大學、珠海大學園區作為技術依托單位。在重大項目的申報、規劃、實施之前，均要征求這些院校專家的意見。而對于一些階段性或臨時發生的問題、項目，則采取專家會議或專項邀請專家具體解決實際問題的做法。

三是項目創新的研發機構。珠海農業科技園區是以名優花卉、特色蔬菜、南亞熱帶水果及觀光農業為主導產業的園區，因此設立了與項目相關的研發機構，如分子生物學研究室、組織培養研究室、育種中心、蔬菜研究室、觀賞植物研究室等，負責園區內各種技術攻關、產品開發，并完成國家、省、市各種科技攻關項目。

四是項目實施的企業管理機構。珠海農業科技園區設立了生產部、設計部、綠化工程部、餐飲部、旅游部銷售部等機構，專門負責產品的開發、項目的承接、實施和運作，是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部門。主導產品的技術支撐來源于研發機構，實施部門視為生產性機構。

五是成果推廣的網格系統。園區設立了技術推廣部，主要任務是推廣、普及農業高新技術，配合當地農業部門抓好各項農業技術服務工作，同時組織科技人員深入項目區進行現場技術指導，及時解決生產中存在的問題，保證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同時還在當地的農業產業區建立示范基地，從產前提供種苗、產中指導、產后回收產品，實行一條龍服務，解決了農民的技術、資金和市場問題。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訓機構。園區建立了培訓機構，一方面采取各種形式對農民和農業技術干部進行專業技術培訓，確保各項高新技術措施在生產中得到落實，也負責對來園區學習、參觀學生的農業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同時還與珠海市電視大學、珠海市職業中學聯合開辦了園藝花卉大、中專班，為當地城市美化培養中初級技術人才。園區現在不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時也是“全國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廣東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農業科技干部再培訓基地”、“珠海市中小學生的農科教實踐基地”等。

七是市場接軌的營銷網絡。園區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同時，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銷售中心，專門負責國外市場的開拓，各個產品均形成了銷售的網絡，為中心的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2002年園區的出口創匯達860萬美元，年旅游收入達1200萬元，生產性收入達4000萬元。

4、科技創新?？萍际菆@區發展和壯大的動力源泉，園區非常重視科技創新工作。

一是確立主導產業，發展與之相關的技術和產品。通過對珠海區位優勢、氣候優勢、資源優勢及市場需求的認真分析，珠海農業科技園區確立了以名優花卉、特色蔬菜、優質種苗和觀光農業為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并以此為目標建立相關的農業技術體系。由于主導產業和相關技術體系的建立，促使珠海農業園區的發展目標明確，各個主導產品均按既定目標實施。如：名貴蝴蝶蘭在園區的年生產量已達120萬盆，組培苗達300萬株，成為國內最大的蝴蝶蘭生產基地之一，成為園區強大的經濟支柱。

二是實施自有技術與引進技術相結合的戰略。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認識到國際市場競爭的嚴峻性，不僅注重開發具有自有知識產權的技術，如甘茶蔓高產種植技術、保健植物加工技術、名優花卉的優質高產技術等，同時還不斷引進和發展國外先進的技術和手段，如無土栽培技術、設施農業技術、基因工程技術、細胞工程技術，形成了在國內外均具有競爭力的技術資源體系，為技術創新奠定了基礎。

三是發展本土品種與引進西洋品種相結合。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近幾年一方面不斷培養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種，如本地南瓜、豬籠草、樹仔菜、荔枝、龍眼等，也不斷從國外引進新品種，并進行試驗、篩選、鑒定，確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優品種，為加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實現產業化提供了豐富的品種資源，也為園區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提供了廣泛的資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上，珠海高科技農業園區送展的產品一舉奪得廣東省瓜果類金、銀、銅三個大獎，在第四屆中國（廣州）國際園林花卉博覽會上，珠海園區設計建設的“奇異瓜果園”獲得“室內藝術園景設計大獎”，種植數個特優品種獲得園林精品的單項金獎、銀獎和銅獎等殊榮，說明園區在品種的研究上處在國內同行的先進水平。

四是短期性項目與長遠性項目相結合。如近兩年珠海農業高科技園區根據市場的需求，在春節、國慶節、元旦等重大節日時，引進種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產品，獲得了時效性的經濟效益。同時，園區也十分注重與園區科技的長遠發展規劃和目標緊密相關的項目，它們或許短期內見不到效益，如：組織培養、育種、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項目，但它卻是園區發展最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農業園區每年投入近百萬元用于該類應用基礎項目的研發，現在各類名貴花卉的無性繁殖系統和各種樣品的分析測試手段已經建立，為園區科技發展儲備了充足的項目。

五是完善科研設施，努力創造項目實施的設施條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農業技術和品種，就必須擁有與人才、項目相適應的先進儀器設備，以確保項目的高質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來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投入了300多萬元，購置了國際一流的儀器設備，建立了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組織培養室、分析測試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國農業園區具有競爭優勢的實驗設施，為吸引人才、實施項目、創立品牌奠定了設施基礎。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農戶的科技推廣體系。為了實現園區這一目標，珠海農業科技園經過幾年實踐，摸索了一條科研＋公司十基地十農戶的模式，即將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門農民的土地上，實施產前提供種苗、肥料、農藥，產中指導農民技術，產后回收產品的一條龍服務，將科研成果、技術、種苗與農業生產和市場緊密結合，形成規模化的農業產業鏈，用科技和市場帶動農民致富。目前該基地已經將綠色蔬菜出口到澳門及珠海市的各大機關、超級市場，創造了良好的社會與經濟效益。

七是重視信息系統的建立，隨時掌握科技的發展趨勢。珠海農業科技園在信息系統的建立上，不僅注重國內科技期刊和資料的收集，建立了園內圖書資料室、科技檔案室，還為各個職能部門、主要科技人員均配備了計算機，充份利用國際互聯網系統搜集國內外科技信息，同時還建立了園區自己的農業科技網站，這些均為科技資源的搜索、電子商務的運作、項目的國際化奠定了信息資源的基礎。

5、模式創新。通過幾年的實踐，珠海農業高科技園區進行了許多有益的嘗試，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園區的管理上，有民營企業的做法；有外資企業的管理；還有領導的個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為此，稱之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管理模式。珠海農業高科技園區在宏觀管理上，注重分析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及時調整經營戰略；在重大科研項目上對人財物進行宏觀調控，集中有限的資金，進行投入、集中的打殲滅戰。在微觀上按照市場規則進行運轉，采取目標管理，放權讓利，各自經營實體實施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政策，充分調動了園區企業和員工的積極性。

二是充分發揮機制靈活的優勢。園區借鑒民營經濟機動靈活，果斷決策，管理到位的管理優勢，為我所用，提高效率。這一管理模式對領導層、決策者的綜合素質要求較高。園區領導們敢于負責，善于拍板，不錯過任何機會，給投資者十足的信心和優質服務，有利地吸引了眾多的投資者。如該園區領導們在與臺灣商人談判合作規?；_發蝴蝶蘭花項目的過程中，無論對方提出什么問題，馬上作答。雖然投資額在1000多萬以上，但只用了2小時便簽訂投資協議，一個星期后開始興建，三個月開始產出，速度之快，連臺商都感意外。

三是注重吸收國有企業規范化、科學化的管理優勢。在吸取民營企業管理先進經驗的同時，同時注重吸收國有企業好的管理模式。國有企業組織健全，規范經營，依靠群眾，充分發揮黨團、工青、婦衛等組織的作用，強化各部門的功能，特別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來抓，這些都是農業科技園在管理上要借鑒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鑒臺資企業的管理模式。臺資企業具有很強的管理優勢，他們在管理理念上比較先進，完全是按照現代企業的要求，制訂出既先進、又科學的管理制度。臺資企業注重市場調查預測、控制成本核算、保證產品質量、做好售后服務、重視人的作用。這種經營策劃的理念值得學習。如園區在與臺灣商人合作生產蘭花的項目運作過程中，確實學習到了臺商的精明能干，信息靈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開拓市場、敢于大膽投入，市場占有率高等先進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發揮領導集體或個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個園區，還應強調領導或領導集體的個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樹立領導威信很重要，企業員工對他的主管有點崇拜也并沒有害處，但不應搞個人崇拜。當然，領導的威信或他人對你的崇拜都應建立在領導的個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礎上，即領導政治上的成熟、業務上的精通、懂得領導藝術、率先垂范、關心同事、以人為本，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整體，什么樣的困難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區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創出了品牌，創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條特色的路子，這無疑與領導層的威信有著很大的關系。

五、結論

珠海生態農業科技園根據自己的地域優勢和科技優勢以及園區所擁有的有利條件，在策劃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學、培訓、商貿的概念，把差異作為最好的旅游資源加以開發，通過現代農業的新品種、新栽培模式與傳統農業的不同顯示出其差異，選擇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設施生產作為主導產業，走出一條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新路子，并通過其示范、推廣和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千家萬戶的農民致富。這一案例的實證分析表明：一通過高新技術改造傳統農業可以產生獨有的農業要素差異，可以發展為新型的特色主導產業；二適應消費層次的深化和生態保護的需要，農業的性質發生巨大變化，它已經成為具有多功能性的產業，農業將成為體驗經濟的主導產業；三有效的經濟組織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業科技園區作為現代農業和旅游業交叉的載體，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組織創新，它將成為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資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資源、現代管理、風險投資等方面的優勢，將在農業科技園區的建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參考文獻

1．郭煥成等：觀光農業發展研究，經濟地理，2000（2）。

2．盧云亭等：觀光農業，北京出版社，1995年10月。

篇6

2完善農業機械安全生產管理的途徑

2.1完善農機安全生產方面的法律法規

要求做到以下3點: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是要掌握農機使用的基本信息。這就要求要根據當前農機使用的數量進行統計并分類，根據安全隱患的輕重進行劃分，從而完善相關的法規;做好相關的控制措施，根據安全隱患的發展特點嚴格把關國家在生產農機時的質量與性能，以確保從根源上杜絕隱患的發生;要確保相關法律政策的實施范圍與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對私有農機的管理。

2.2強化農機安全生產的管理力度

2.2.1要進一步落實農機安全生產責任制，強化對安全隱患的排查工作力度由于我國在農機安全生產管理方面的工作開展較晚，致使遺留問題與新問題并存。因此，這就需要不斷的強化農機安全生產的管理力度，確保抓住安全隱患問題的重點，找到管理工作中的弱點，從而不斷地完善農機安全生產管理工作。2.2.2要做好農機生產安全的防范工作這就要求要建立農機安全預防機制，以進一步完善農機安全生產管理系統，做到有備無患，將安全隱患及時扼殺在萌芽中;與此同時，要建立完善的責任追究制度，并做好關于農機生產安全隱患的應急預案，從而確保在第一時間內解決問題，強化管理力度［2］。

2.3完善農業安全生產管理機構

只有完善當前農業安全生產管理機構，才能確保相關法律制度的落實，從而才能從根本上提高管理工作的水平。這就要求當地政府要根據當前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并結合當地實際狀況，因地制宜的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要以農民的利益為根本，以保障農民人身與財產安全為己任，不斷的強化自身的管理能力與管理水平，并在加大對農民安全教育的同時，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從根本上規范農機生產秩序，確保農機生產的安全。

2.4加大相關方面的宣傳力度

針對當前農民文化素質不足與對安全生產意識淡薄的顯現，需要不斷的加大相關方面的宣傳工作，使農機安全生產方面的法律法規能夠得到徹底的貫徹，提高農民生產的安全意識與法律意識。這就要求要針對從事農機生產的人員，加大對其的培訓力度，從而提高操作者的知識與技能，確保農業生產的安全性。與此同時，要在加大培訓工作的基礎上，嚴格管理農機設備，如加大對年檢、掛牌以及駕證等方面的管理，并做到從嚴治理，確保培訓工作能夠真正的發揮出作用［3］。

篇7

大多數發達國家不管農業有沒有優勢，都是實行從田間到餐桌的一體化的管理體制。也就是農業部門的管理，是從農產品生產的田間開始，最后配送到消費者的餐桌。像中國這樣一種分散的農業管理體制，要與對農業進行綜合管理的體制競爭，顯然是沒辦法抗衡的。

農業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損失

現在的農業政策也是按照過去那樣一種計劃經濟的設計，也就是解決短缺問題，動用一切資源搞農業生產。我們的農業補貼，實際上是給了中間部門、流通環節。比如國家對糧食的補貼，不可能到糧食生產者的手上，而是通過國家訂購制度、保護價制度等等，補給了糧食企業、糧食流通部門，對農業的支持和補貼實際上是不到位的。

生產政策與銷售政策不配套，與進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這種互相隔離的情況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與初衷是不一致的。農業政策目標實質是針對生產者的，但農民得不到好處，都被消耗到中間環節，實際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損失。

過去的農業政策設計，主要是考慮解決糧食供給問題，沒有考慮農產品的品質，也沒有考慮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現在考慮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應對問題，要提高競爭能力，感覺在政策上缺的東西太多。比如歐洲的瘋牛病出來以后，騰出很大的牛肉市場空間，按道理我們有豐富的畜牧生產資源，我們的畜產品應該是具有優勢的，但是就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畜產品標準、我們的整個市場體系都是按照國內市場與需求設計的，沒有考慮到歐洲市場的需要，也沒有考慮其他國家市場的需要，因此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我們沒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夠動員資源，拿出具有競爭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進軍歐洲市場。今后我國農業政策的設計，要考慮如何提升中國農業的競爭能力問題，要由過去解決短缺問題，向解決質量問題、解決競爭能力問題轉變，現在到了必須大規模調整農業政策的時候。

沒有全國大市場流通體制弊端暴露

流通體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形成競爭有序、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大市場，這也意味著失去農產品的價格權力。

從技術角度看，目前流通體制還存在下述問題：第一，市場的基礎設施比較薄弱，批發市場、期貨市場發育不健全，影響了農產品進入市場的機會，農產品沒有一個充分競爭的環境，雖然是糧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場的隔離，定價權等于交給了外方，如果不能預先掌控價格變化，對營銷就缺乏一個制高點。我們開放程度較高的產品都應進入期貨交易，不能進行期貨交易的可進入批發市場。第二，沒有健全的質量標準體系。農產品到目前為止，往往是無標上市，無標流通。農民生產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市場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農產品。對于農產品來講，沒有健全的質量標準體系的約束，怎能進入國際市場？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個比較完備的、系統的信息體系。也就是農民種糧食或者是種蔬菜、水果，往往是馬路信息、鄰里信息，沒有辦法得到真實的市場反應與信號。不完備的農產品市場信息體系極大制約了農業競爭能力的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凡是開放時間比較早的農產品，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農產品，現在競爭能力已經開始形成。凡是國家管得比較死的農產品，現在面臨巨大挑戰。而且現在流通體系缺乏市場化的特征。所以在國內的市場全面開放以后，要抓緊時間進行調整，真正的讓它市場化、商業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競爭主體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強大，在經濟中參與的程度比較深，但政府不是市場競爭主體。政府最多是提供一個競爭的環境，公平競爭的環境是政府該爭取的，競爭主體應是企業?？哭r民是不行的，但是我們又有多少企業能夠參與挑戰呢？所以我覺得，在目前分散的農戶家庭經營制度下，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有一個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們沒有真正的農業的市場競爭主體。我們現在沒有大的糧商，也沒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沒有什么果商，我們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沒有一個柑橘協會，沒有一個組織來把這個行業組織起來。

在這種分散的農戶和激烈競爭的大市場之間，應該有一個制度創新。創新的重點是：一要培育我們的龍頭企業，尤其要培養我們的航空母艦。二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行業協會。

沒有好產品也談不上競爭

產品是競爭的起點，也是競爭的終點。市場全面開放后，對農業的沖擊，最可怕的是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我們不怕美國的大豆、小麥到中國市場，而是怕它的跨國公司來分配和壟斷中國農產品市場，所以我們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競爭主體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有了企業，沒有好的產品也是不行，今后的農產品應該包含四個基本的競爭要素：

第一，品質。要實現農產品的規格化和標準化，像做工業品一樣來做農產品。就像日本市場上的大蔥，不同的長度、不同的規格，有不同的價格，我們應該培養農民有這樣一個意識。

第二，安全性?，F在全球都對農產品的安全性提出懷疑，對農產品有信任危機，不敢吃。像歐洲出現瘋牛病以后，在歐洲吃牛排是很困難的。這意味著，今后中國農產品要參與國際競爭，首先得讓全世界的消費者信任我們的農產品和食品。因此，我們必須抓好農產品的安全體系建設，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行業，以及我們的農民，應該樹立這個安全觀，要讓全世界的消費者對中國的產品放心。我們不僅要讓國內的消費者、城市的消費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讓全世界的消費者對中國的農產品放心。

第三，外觀和風味。既好看，又好吃，這是農產品競爭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應，通過技術手段分散上市。農產品是靠天吃飯的，農產品供應就有季節性，不均衡供應，比如說到收獲季節，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沒有了。這樣，價格就有波動性特征，對農產品穩定的供給就產生一些風險。如果通過技術、設施能夠熨平這種波動的話，很顯然，這個農產品就能夠保持市場的穩定供給，相應就可以穩定市場份額。

突破壁壘，讓中國的農產品走出國門

中國農產品進入國際市場首先要考慮是否符合國際市場的標準和要求。比如說禽肉，中國本來具有優勢，在國際市場中，價格上的優勢也比較大。為什么現在我們的禽肉進入不了歐洲等市場或者進入的很少呢？就是因為我們國內的很多禽肉生產的廠家，過去沒有考慮歐洲等國際市場的要求或者說它不知道歐洲市場、美國市場有何規定，而歐洲、日本、美國市場的技術壁壘也令人望而卻步。所以，一方面，我們的產品可能不符合這些市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難突破這些市場的技術壁壘，由此就難以進入歐洲等國際市場。他說，進入歐洲市場時，國內企業在商業運作時，要考慮與歐洲的營銷商合作，通過歐洲衛生檢疫部門的認可。一般歐洲官方會對養雞廠周圍的環境，水的質量，包括雞舍條件、飼料、殘留等等，都要進行檢查，如果符合它的標準，就意味著你可以得到進入歐洲市場的“通行證”。

由于農產品貿易保護主義在歐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競爭優勢的農產品，也不一定能夠進入他們的市場。政府應在多邊、雙邊貿易談判中發揮巨大作用。某一個國家市場對你的某種產品不一定是開放的，我們的企業、行業組織就應向政府提出要求，讓政府積極談判，這樣才使產品出口成為可能。比如說禽肉，歐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國產品進入其市場，經過雙方政府的艱苦談判，到今年5月份才僅僅開放了上海和山東地區的市場，對北京市場和其他市場還沒有開放。要想打開所有市場，還需經過政府部門艱苦的談判。

受不了沖擊該怎么辦

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我們可采取的貿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對于中國的農產品來講，可以使用關稅政策的產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諾條件更高的關稅。世貿組織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傾銷、反補貼條款等。WTO《農業協定》對關稅化農產品還設置了“特殊保障條款”。日本限制我們三種農產品的時候就打了這個旗號。日本是沒有道理的，但是這提醒我們，如果今后的某一個產品或者某一個產業遇到國外產品沖擊時，應該考慮動用世貿組織的這些保障措施。

第二，關稅配額管理。關稅配額管理不是對所有農產品，對中國來說，主要針對糧棉油糖毛，這些所謂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點農產品。這種管理辦法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為農產品設置了一個進口配額，配額內的進口是低關稅，超過配額采取高關稅。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來搞一些管理辦法，盡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個，技術性的貿易壁壘（TBT）。主要是包括像動植物檢疫（SPS）、質量標準等措施。如果別國的產品不符合我們的標準，我們就不允許進入市場?，F在爭論比較多的就是轉基因農產品問題，現在美國、加拿大，還有一些南美國家，支持搞轉基因產品。而歐盟、日本等國家，對轉基因產品有限制。這實際上是技術加政治問題。歐盟、日本就利用轉基因問題，限制美國的玉米、大豆進入其市場。TBT是非常復雜的貿易政策問題，要綜合使用，前提是必須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之內，不能超越世貿組織的框架，否則就會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貿后農民怎么辦？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戰略問題。對我們的農民來講，要提高科學種田水平，生產出消費者滿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費者滿意的農產品。盡可能的走出土地，轉向其他部門。對于基層政府來講，在我們的農業組織制度還不健全的情況下，能夠擔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緊要的就是減少強加給農民身上的一些負擔。

過渡期內的主要對策建議

應對加入WTO給我國農業帶來的嚴峻挑戰，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國農業的競爭能力。與此同時，要抓緊建立農業產業安全保障體系，采取措施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沖擊。

1．深化農業管理體制改革。要抓緊改革目前部門分割、行業壟斷、地方保護主義嚴重，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與內外貿脫節，管理部門職能重疊、管理環節過多的農業管理體制，針對加入WTO后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國際競爭更趨激烈的新形勢，統一設計和部署農業管理體制。要在明確界定政府職能的基礎上，加強中央統籌協調和宏觀調控的職能，逐步形成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對外貿易一體化管理體制。

2．加強農業國內支持政策，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一，加大對農產品科研、推廣、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服務、基建等“綠箱政策”的支持力度。應設立專項育種科研支持基金，加快農產品優質品種選育，縮小與國外農產品的品質差距。加強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質量檢測檢驗體系、市場信息體系、病蟲害防疫防治體系建設，全面提升農產品競爭能力。

第二，對進口敏感農產品及具有出口潛力的農產品，根據WTO“微量允許標準”建立價格支持制度，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但應調整補貼結構，由現在補貼流通環節，轉向補貼農產品生產者。

3．盡快建立農業產業安全保障體系，采取措施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沖擊。

建立農產品進口監測與產業損害預警系統和快速反應機制；有效利用WTO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機制，加強主要敏感農產品的進口管理，提高海關監管水平與效率，堅決打擊和防范農產品走私。

4．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快農產品加工企業的重組與技術改造，重點扶持和培育農業龍頭企業，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建立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一體化的產業化經營體系。要鼓勵建立幾個大糧商、畜牧商等農產品大企業，控制國內市場分配，參與國際競爭。

5．鼓勵組建農業產業行業協會，促進農產品生產、流通、加工及外貿一體化管理。農產品行業協會主要負責：提供農產品國際國內市場信息、政策法規咨詢服務；農產品技術研發與服務；國際市場開拓；行業準入管理；國內市場價格及進出口價格協調與管理；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應訴，行業損害調查，貿易糾紛處理等。

6．實施農產品出口促進政策。

篇8

農業是在采集經濟基礎上產生的。產生的時間大約是在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或新石器時代初期。人們在長期的采集野生植物的過程中，逐漸掌握一些可食植物的生長規律，經過無數次的實踐，終于將它們栽培、馴化為農作物，從而發明了農業。當農業在人類經濟生活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時，就進入了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家曾在山西省朔縣峙峪和沁水縣下川等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發現了石刀、石鋸鐮、石磨盤、石磨棒等采集野生谷物的工具。其年代是距今28000—12000年，在地質年代上屬于更新世晚期，當時處于冰期和間冰期交替之中。冰期氣候干冷，狩獵不易，植物減少，人們的食物匱乏，迫使人們努力去采集野生植物充饑，也加深了對野生植物的觀察和認識。在距今13000—12000年左右，處于間冰期，氣候轉為較溫暖濕潤，草本作物生長較為茂盛，禾本科植物增多，人們更易于采集到野生谷物，也會更加珍惜這些野生谷物。人們先是注意加以保護，然后嘗試進行種植。一旦嘗試成功，就會加以推廣。農業也就誕生了。

因此最初的農業生產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長過程，將采集的野生谷物撒在地上，讓它自然生長，到成熟時用手摘取，這是最原始的農業生產方式。民族學的資料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例證：云南的獨龍族就是將野生稻的種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來，既清除了影響農作物生長的雜草，又可利用帶起來的泥土掩埋種子。農作物長大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擋陽光，則把這些樹枝和雜草折斷，讓作物在陽光下生長。(2)

考古學家在湖南省道縣玉蟾巖、江西省萬年縣吊桶環遺址和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的1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稻作遺存和水稻植硅石，可能就是屬于這一階段。玉蟾巖遺址發現3粒稻谷，其中1粒是野生稻，其余屬栽培古稻，其年代為距今14000年左右。吊桶環遺址的植硅石鑒定結果，表明12000年前人們已采集野生稻為食物。大約在距今10000—9000年，栽培稻已經出現。牛欄洞遺址的植硅石年代為距今11000—8000年。(3)這3處遺址都沒有發現典型的農業工具，可見當時的種植水稻的方式是與上述云南獨龍族類似。

與此階段同步的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可能還有河北徐水南莊頭等遺址，以及華南地區的一些洞穴遺址，如廣東英德牛欄洞(距今10000年)、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距今9000年)等。這一階段原始農業的耕作方式，也被稱為“火耕”或"刀耕火種”。

大約到了8000年前，原始農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突出的標志是出現了農業工具，反映了耕作方式有了明顯的進步。由于谷物越來越成為人們的主要食物，必然要擴大種植面積以承受日益增多的人口壓力。但是天然的適宜種植谷物的土地畢竟有限，必須開辟新的耕地。人們除了用火焚燒地面上的野草雜樹之外，還要砍伐荒地上的樹木和刨掘樹根，平整地面，以便于播種，使莊稼順利生長。而這些作業僅憑雙手是無法完成的，必須依靠工具來進行。于是就出現了用來砍伐的石斧、石錛，用來修正土地的耒耜，以及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鐮，用于脫殼加工的石磨盤、石磨棒等農業工具。與此同時，經過長期的栽培馴化，野生的谷物逐步進化，品質得到改良，初步脫離了野生狀態，產量相應提高。農業也就在當時經濟生活中日益占據主導地位了。但是，當時還不可能會對土地進行施肥，因此種植幾年之后，地力衰退，產量下降，就將土地拋荒，另辟新地種植。稱之為拋荒制。

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發現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大體上是屬于這一階段。如在黃河上游的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址(距今7800—7300年)，黃河中游的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距今8000年左右)、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距今8000年左右)，黃河下游的山東省滕縣北辛遺址(距今7000多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距今7868年左右)，淮河下游的江蘇省高郵縣龍虬莊遺址(距今7000多年)，長江中游的湖南省澧縣彭頭山遺址、八十垱遺址，湖北省宜都枝城北遺址(均距今8000年左右)，長江下游的浙江省浦江縣渠南村遺址(距今9700—8200年)、浙江省蕭山跨湖橋遺址(早于河姆渡遺址)、河姆渡遺址(距今7000年左右)、桐鄉縣羅家角遺址(距今7100年左右)，等等。

在這些遺址中都出土了石斧、石錛、石鏟、石耜、骨耜、木耒(痕跡)、石刀、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一整套農業工具，發現了炭化的粟、黍、稻(籽?；驓?，屬于人工栽培的糧食作物，此外，還有豬、狗、牛、羊、雞等家畜、家禽的骨骼或模型，說明原始農業已經脫離了火耕階段。特別是耒耜等翻土工具是典型的農具，而整地又是農業生產中的最重要環節，因此這一階段的原始農業也被稱為“耜耕農業”。

大約從距今6000多年開始，原始農業進入了發展時期。隨著生產經驗的積累，農田的開辟，產量的提高，有了更多的糧食可養活更多的人口，人們可以比較長久地在一個地方定居，村落規模逐漸擴大。而人口的增加又迫使人們去耕種更多的土地，生產更多的糧食和飼養更多家畜，導致原始農業得到較快的發展。農具的種類增加，石質農具通體磨光，制作得更加精致、實用，提高了勞動效率。農田得到進一步整治，修整溝渠等排灌措施，對田里的莊稼加強保護管理(如鏟鋤雜草，驅趕糟蹋莊稼的野獸等)。這些都是這一時期農業發展的重要標志。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長江下游的馬家浜文化等新石器時代文化晚期遺址，都屬于這一階段。考古學家不但在這些遺址中發掘出大量木、石、骨、蚌質地的農具和數量眾多的糧食作物遺存以及畜禽骨骼，更為難得的是發現了農田遺址。如湖南省澧縣城頭山遺址和江蘇省蘇州市草鞋山遺址都發現了6000年前的水田遺址。特別是草鞋山遺址的水田是由小塊水池狀的水田串聯而成，小者幾平方米，大者十幾平方米，互相間有水口串聯，并有水井、水塘、水溝等配套設施，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稻作農業已日趨成熟。同時也表明原始農業的耕作制度已由原始的拋荒制進步到熟荒耕作制，而南方則可能已是連續耕作制，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

大約從5000多年前到4000多年前這段時間里，是我國原始農業的發達時期。農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實用，種類增加。如石鋤、石镢的普遍使用，石鏟更為扁薄寬大，精工磨制，出現了有肩石鏟、穿孔石鏟、穿孔石刀，石鐮的制作也較以前進步，糧食加工工具杵臼的出現和推廣，晚期還出現了石犁，標志著生產力有顯著的提高。農作物的種類增多，粟、黍、稻、麥、豆、麻已成為主要糧食作物，特別是水稻種植已擴大到黃河流域，糧食的產量有較大的增長。畜牧業進一步得到發展，后代稱為“六畜”的馬、牛、羊、豬、狗、雞等均已飼養，采集漁獵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顯著下降。水井的開鑿并被使用到生活和生產上，給定居生活提供更大的方便，使人們可以向距離河流和泉水較遠的地區擴展。發達的原始農業不但可以養活較多的人口，開始有了剩余產品，為社會積累了財富，而且為制陶等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創造了條件，也為進入文明社會奠定了物質基礎。處于這一階段的考古學文化有：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華南地區的石峽文化，福建的曇石山文化等為數眾多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豐富的考古資料證明，我國的原始農業已形成三大經濟類型，即以黃河流域為主的北方粟作農業，以黃淮地區為中心的粟、稻混作農業，以長江流域為代表的稻作農業，基本上已奠定了我國傳統農業的大體格局。

二．作物的栽培

農業的產生是以糧食作物的栽培為標志?？脊虐l掘中出土的農作物標本，說明黃河流域的先民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經種植粟、黍、稷等旱作谷物，在5000年前已經種植小麥。而長江流域的先民則早在1萬年前就開始種植水稻。

粟粟是屬于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作物，原產于中國北方，一直是黃河流域普遍種植的糧食作物。它是從野生的狗尾草馴化而成的。何時馴化，目前尚不清楚。在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遼寧、黑龍江、陜西、甘肅、青海、新疆等省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出土了炭化粟粒、粟殼或谷灰。其中最早的為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和河南省新鄭縣沙窩李遺址，前者距今8000年左右，后者距今7000多年。磁山遺址共發現了88個存有糧食的窖穴。腐朽的糧食均堆積在窖穴的底部，十分疏松，出土時略為潮濕，顏色顯綠，風干后成灰白色，大部分已成粉末狀。粉灰之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殼，顆粒完整，外部形態圓隆飽滿，直徑約2毫米，與現代粟?；鞠嗤＝浕蚁蠓ㄨb定證明是粟。有些窖穴的底部糧食堆積中發現有完整到陶盂，可能是盛取糧食的容器。有些窖穴在糧食堆積的底部整齊地擺放著豬、狗等家畜(骨架)，可能是存放糧食時舉行某種宗教儀式而放人的。新鄭沙窩李遺址也發現一片面積約o．8—1．5平方米比較密集的粟的碳化顆粒。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大量粟的遺存。這些粟粒有的是存放在窖穴里，厚達18厘米。有的是放在陶甕、陶罐或陶缽中。其中有的可能是作為種子而保存的，也有的是放在墳墓里作為隨葬品，可見粟在當時人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黃河下游的山東省膠縣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距今4800多年的粟粒，體積達1立方米多。說明至遲在距今5000年前后，粟也成為黃河下游的主要糧食了。

黍、稷黍稷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溫暖、抗旱力極強，特別適合在我國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區種植。黍稷本是同種作物，農學界一般將圓錐花序較密，主穗軸彎生，穗的分枝向一側傾斜，稈上有毛，子實黏性者稱為黍；將圓錐花序較疏，主穗軸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開，稈上無毛，子實不黏者稱為稷。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遺址出土了公元前5850年的碳化黍粒，說明黍在中國的栽培歷史也有近8000年，與粟一樣古老。在陜西省臨潼縣姜寨遺址和山東省長島縣北莊遺址也都發現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黍殼。在甘肅省臨夏縣東鄉林家遺址的窖穴里，還發現了堆積達1．8立方米的稷穗，是捆扎成束堆放在一起的，也可能是作為種子貯藏的，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此外，在新疆、青海、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也發現了距今4000多年的黍稷遺存。它們和粟一樣都是當時我國北方的主要糧食作物。

麥麥在我國種植的歷史較晚，目前只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中發現麥的遺存，其中最早的是甘肅省民樂縣東灰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小麥和大麥的碳化籽粒。距令5000年左右。其次為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中出土了數百粒小麥，距今4000年左右。在新疆哈密市五堡鄉克孜爾確卡古墓中發現大麥的植株和穗子，距今3200年左右。看來麥子在新石器時代還不是主要的糧食作物。

稻稻是一年生的禾本科草本作物，喜溫暖、潮濕，是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最主要糧食作物。栽培稻是從野生稻馴化來的。馴化的時間大約在1萬多年前?？脊艑W家在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或新石器時代初期的文化層中，發現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但已具有人工干預的痕跡，說明當時人們不但已經采集野生稻作為食物，而且可能已嘗試人工種植。在湖南省道縣玉蟾巖遺址也發現了3粒半1萬年前的稻粒，其中一粒是野生稻，其余屬古栽培稻。在廣東英德市牛欄洞遺址也發現了1萬年前的水稻植硅石。浙江省浦江縣上山遺也發現了9000年前稻作遺存。這就證明我國栽培水稻的歷史已有萬年之久。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種植在長江流域中游和淮河上游都頗具規模?？脊艑W家在湖南省澧縣彭頭山遺址、八十垱、李家崗遺址都發現了大量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殼和稻谷遺存，有的保存極好，出土時如同新鮮稻谷。在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也發現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谷遺存。經鑒定都屬于古栽培稻。說明已經越過選育、馴化階段，形成了早期稻作農業文化。大約到了7000年前，我國的稻作農業已進入發展階段?；春恿饔蛳掠?、長江中下游都已發現很多稻作文化遺址，如湖南省的臨澧縣胡家屋場、岳陽市墳山堡遺址，湖北省宜都城背溪、枝城北以及秭歸縣柳林溪遺址，浙江省桐鄉縣羅家角、余姚市河姆渡遺址，江蘇省高郵縣龍虬莊遺址等，都發現了大量的栽培稻遺存。這些遺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說明這一時期，稻作已經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得到普及，并且水稻品種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秈稻和粳稻兩個品種。到了6000年前，我國的原始稻作開始進入發達階段，水稻種植的范圍進一步擴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規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種植已經遍布長江流域各地以及華南、閩臺地區，甚至連黃河流域(如陜西、河南、山東)都已開始種植水稻了。水稻的馴化、培育成功，是我國原始農業的巨大成就之一。

蔬菜瓜果原始居民除了食用主糧之外，還要吃蔬菜瓜果。根據文獻資料，商周時期我國種植蔬菜瓜果的園圃業已經相當發達，推測其起始年代應有可能早到新石器時代。目前考古發掘中已出土了新石器時代的葫蘆、菱芡、甜瓜子、蓮子、桃核、梅核、棗核、栗殼以及菜籽等實物，年代最早可達7000年前。但是大部分都是屬于野生植物，看來當時人們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培育糧食作物方面，同時采集一些野生果實充饑，不可能有人工種植。不過，在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遺址曾出土過距今近7000年的油菜籽，在陜西省西安市半坡的一座房子遺址里發現一件小陶罐，口很小，內盛碳化了的菜籽，經鑒定是屬于白菜或芥菜的種子。將菜籽裝在不易取出的小陶罐里，顯然不是為了食用，應該是供來年種植使用。由此可見，我國人工種植蔬菜的歷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白菜、芥菜和油菜的起源地正是中國，至今仍然是民間最主要的蔬菜。

纖維作物及蠶桑原始人最初的衣服是冬披獸皮夏穿樹葉，以后逐漸學會利用野生葛、麻的纖維紡織布料制成衣服。當原始農業發展以后，人們在種植糧食的同時也嘗試栽培麻、葛等作物，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與此同時，人們也從采集野生的蠶繭進而學會養蠶繅絲紡織衣服。這個過程可能要晚于糧食作物的栽培，大約是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才發展起來的。首先被馴化栽培的是大麻。大麻是雌雄異株植物，雌株結的籽粒可食用，古人曾作為糧食，被列為“五谷”之一。雄株的纖維細柔，可作為紡織原料。原始先民可能是在采集雌麻籽粒過程中發現了雄麻纖維可做衣料，從而逐漸加以栽培種植。甘肅省臨夏縣東鄉林家遺址出土過四五千年前的大麻籽，新疆孔雀河古墓內出土過4000年前的大麻纖維，遼寧省北票市豐下遺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麻布殘跡，是目前最早的實物標本。另一種纖維作物苧麻是雌雄同株，大約與大麻同時被種植，浙江省吳縣錢山漾遺址曾出土了一些苧麻布和苧麻繩子，距今也有4000多年。葛是野生纖維植物，但是在江蘇省吳縣草鞋山遺址發現過6000年前的葛纖維紡織品殘片，說明當時原始先民可能已經有意識的加以保護利用，甚至也可能嘗試種植它。

原始先民在采集野生桑椹充饑過程中，會發現桑樹上野蠶所結的繭，從而逐漸利用野蠶繭絲，繼而有意識地保護、飼養，終于將它馴化成家蠶。河北省正定縣南楊莊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過兩件5400年前的陶蠶蛹，錢山漾遺址也出土了4700多年前的家蠶絲帶、絲線和絹片。可見至少在5000年前，我國原始先民已經掌握了養蠶繅絲技術，這是紡織史上的一個重大成就，說明黃帝“淳化……蟲蛾”的傳說并非毫無根據。

三．家畜的馴化

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由于狩獵工具的改進和狩獵經驗的積累，人們捕捉野獸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有可能將一些暫時不吃的活的野獸或小動物放在天然地洞內或圈以柵欄養起來，以備日后捕捉不到野獸時食用。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洞養或圈養的野獸也越來越多。天長日久，部分野獸的性情開始漸漸溫順起來，進而馴化為家畜。這樣就開始了原始的畜牧業。這一過程，大體上是與農作物的栽培同步的。從考古資料得知，至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經開始飼養狗、豬、牛、羊、馬、雞等家禽家畜。

狗狗是由狼馴化而來的。早在狩獵時代，人們就已馴養狗作為狩獵時的助手。進入農業時代，狗自然會有一部分成為肉食對象。在河北省武安縣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遺址，都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狗骨骼，說明至少在8000年前狗已成為家畜之一。陜西省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的狗骨，頭骨較小，額骨突出，肉裂齒小，下頜骨水平邊緣彎曲，與現代華北狼有很大區別，已具備家養狗的特征。而山東省膠縣三里河遺址出土的陶狗鬶造型生動逼真，使我們得見新石器時代家狗的形態特征。

豬豬是從野豬馴化而來的，是人類最早馴養的家畜之一。廣西桂林市甑皮巖遺址發現了9000年前的家豬骨骼，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發現了8000年前的豬骨骼，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遺址還發現一件7000年前的陶豬模型，其形態處于亞洲野豬和現代家豬之間，屬于原始家豬階段。而山東省膠縣三里河遺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陶豬鬶，其形態則屬于典型的家豬。在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豬的數量最多，而且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墓葬中經常以豬作為隨葬品，說明豬已成為財富的象征?？梢娯i在我國原始畜牧業中已占據最重要的地位。

羊羊是從野羊馴化而來的。羊一直是北方居民的主要肉食對象。因此北方的遺址中發現的家羊遺存較南方為多。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出土過一件陶羊頭，陜西省臨潼縣姜寨遺址也出土過一件陶塑器蓋把紐，呈羊頭狀，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過羊骨骼。在南方，最早的發現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遺址的陶羊，其形態屬于家羊?？磥?，至少在7000年前，羊的馴化已經成功。到了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南北各地已普遍養羊，因此，各地的遺址發現羊骨骼也較多。

牛作為肉食的牛，主要是黃牛。耕牛則包括不同屬的黃牛和水牛，它們各有其野生的祖先。在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出土過黃牛的骨骼，河姆渡遺址出土過牛的殘骨和牙齒，半坡遺址也出土過牛的牙齒，江蘇省邳縣劉林遺址還發現30多件牛的牙床和牙齒。說明牛的馴養早在8000年前就已開始，至6000多年前，南北各地都已飼養黃牛。水牛的飼養在南方可早到7000年前，河姆渡遺址就出土了16個水牛頭骨。江蘇省吳江縣梅堰遺址也出土了7個6000年前的水牛頭骨。在北方，山東省的大汶口、王因遺址，河北省的邯鄲澗溝村遺址，陜西省的長安客省莊遺址，都發現過水牛骨骼?？梢娭辽俚搅诵率鲿r代晚期，水牛已經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了。

馬馬的馴養比較晚，在我國一些較早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均未發現馬的遺存。我國家馬的祖先是生活在華北和內蒙古草原地區的蒙古野馬，最早馴養馬的也應該是這一地區的先民。目前只在半坡遺址發現2顆馬齒和1節馬趾骨，未能肯定是家馬。在新石器晚期的龍山文化遺址(距今4000多年)，如山東省歷城市城子崖、河南省湯陰縣白營、吉林省扶余市長崗子、甘肅省永靖縣馬家灣等遺址出土過馬骨。

是由野生的原雞馴化而來的。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就發現原雞的遺骨，西安半坡遺址也發現原雞屬的鳥類遺骨，說明原雞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都有分布，各地都有條件加以馴化。河北省武安縣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山東省滕縣北辛等遺址都有家雞遺骨出土，說明家雞的馴化年代可早到8000年前，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記錄。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區都已飼養家雞，成為主要的家禽。

總之，古代所謂的“六畜”(馬、牛、羊、雞、犬、豬)在新石器時代都已經馴養了，除了馬較晚之外，其它畜禽馴養的歷史都早到七八千年前，遠遠超過傳說中黃帝“淳化鳥獸蟲蛾”的年代。

四．農具的創造

最初的農業生產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長過程，當時最主要的生產環節是播種和收獲，靠雙手來進行。后來人們逐漸使用石刀、蚌刀等工具來收割，用石磨盤來加工糧食。因而最早的農具是收獲和加工農具。稍后，進入火耕階段，人們用石斧、石錛來砍伐荒地上的樹木再放火焚燒，因此石斧、石錛也可視為農具。再往后，人們為了平整土地修治溝洫，創造了耒耜，農史上稱之為耜耕。耒耜開始是木質的，后來又增加了骨耜、石耜(鏟)、石鋤、石钁瘖等農具，加工農具也增添了杵臼。在原始社會末期，還發明了木犁和石犁等耕地農具，為犁耕農業的誕生創造了條件。簡要說來，原始農業的生產工具是以木、骨、石、蚌質材料制成，按生產環節劃分，大體上可分為整地農具、收割農具和加工農具三類。

1．整地農具

石斧、石錛還可作為武器、狩獵工具和手工業工具，并非純粹農具。真正的整地農具有耒、耜、鏟、鋤、钁、犁等。

耒耒耜是最古老的整地農具，《易經·系辭下》說：“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闭f明耒耜最早是木質的。耒是從采集經濟時期挖掘植物的尖木棍發展而來的，在木棍的下端安一橫木，便于腳踏刺入土中，以后下端從單尖發展為雙尖，提高了挖土功效。因為耒是木質的，不易保存，故發現很少。只在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過耒的使用痕跡。如陜西省臨潼縣姜寨遺址、河南省陜縣廟底溝遺址的窖穴壁上都發現有木耒挖土后留下的痕跡，刃部都做雙齒形。(4)其年代距今五六千年。但從民族學材料來看，木耒應是在原始農業初始階段就已使用，歷史是非常悠久的。

耜耜是從耒演變而來的。在單尖木耒底部綁上一塊動物肩胛骨，或者將木耒的底部加工成板狀刃，就成了骨耜或木耜。用耜翻土的面積比耒大，提高了勞動效率，因此被普遍采用。浙江省桐鄉縣羅家角遺址和余姚市河姆渡遺址就出土很多近7000多年前的骨耜及少量的木耜。湖南省澧縣城頭山遺址也出土6000多年前的骨耜。(5)

鏟鏟是考古學家根據出土器物的形態類似今天的鐵鏟而予以命名的，實際上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鏟就是耜，根據質地分有木鏟、石鏟、骨鏟等。是原始農業中的主要翻土工具之一。鏟的刃部有的較為平直，有的較為尖銳。前者稱為鏟，后者一般稱為耜。河姆渡遺址出土過7000年前的木鏟。磁山遺址、裴李崗遺址都出土過8000年前的石鏟。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都普遍出土石鏟。晚期的石鏟除了通體磨光之外，有的還在鏟的上部鉆孔，以便于捆扎木柄，提高鏟土效率。

鋤、钁鋤、钁是和耜、鏟不同類型的掘土工具。耜、鏟是直裝木柄插地起土的農具。鋤、钁是橫裝木柄由上向下掘入地里向后翻土的農具，耜、鏟使用時是邊起土人邊往后退，用鋤钁挖土則是邊挖邊向前進。一般是將器身較寬平呈長方形的稱為鋤，將器身呈長條形的稱钁。它可能是從石錛演變而來的，是新出現的整地農具，其歷史較耜鏟晚。目前出土的石鋤、石钁一般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最早只有6000多年的歷史。

犁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的一些遺址中出現了新式農具石犁，如浙江省杭州市水田畈、上海市馬橋遺址都出土過石犁。(6)這種石犁平面呈三角形，上有穿孔，使用時是安裝在木柄上，用人力牽拉前進。石犁是連續運動的農具，與耒、耜、鏟、鋤、钁等斷續運動的農具不同，可以大大提高起土效率。雖然石犁在原始農業生產中還沒有普遍使用，但它為犁耕農業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2．收割農具

谷物成熟后，人們最早是用手直接摘取，后來才發明石刀、蚌刀、陶刀、石鐮、蚌鐮等收割農具。

石刀早在采集經濟時期。人們就開始利用蚌殼、石片來割取野生谷物的禾穗，以后就發展成為石刀和蚌刀。早期的石刀呈長方形，后來出現了半月形石刀。在石刀上部穿孔，系上繩子套在手指上，就可割取谷穗。目前在一些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都有石刀出土，如磁山遺址、裴李崗遺址、沙窩李遺址都發現很多距今8000年的石刀，說明他們的歷史非常古老。

陶刀在仰韶文化時期。北方的一些遺址中也發現利用陶片制成的陶刀，形態與石刀類似，這可能是黃土高原缺乏石材的緣故。

蚌刀蚌刀則多是利用蚌殼磨制的，形態不像石刀那么規整。但由于蚌殼取材容易，堅硬鋒利，故被廣泛使用。在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有出土，其歷史之悠久并不亞于石刀。

石鐮石鐮的刃部有鋸齒，需安裝在木柄上才能使用，由于有鋸齒，比石刀鋒利，不但可割取谷穗，還可收割禾稈，因此成了原始農業中最重要的收割工具，其歷史也非常古老。裴李崗遺址、磁山遺址都出土了8000年前的石鐮。尤其是裴李崗遺址的石鐮制作得非常精致，數量也不小，也可反映當時糧食生產已有較大的規模。

3．加工農具

原始農業的加工農具主要是石磨盤和杵臼，其功能是通過碾磨和舂打使谷粒脫殼，取得米粒，以便于食用。

石磨盤人們最早是將谷物放在石塊平面上，再用一塊石頭來回碾磨，使其脫殼，后來逐漸將下面的石塊加工成長方形，用一根圓形石磨棒在上面來回磋磨。裴李崗遺址出土很多石磨盤，制作十分工整，在磨盤下面琢出4個短柱形足，使磨盤放在地面上不易移動，便于加工谷物。磁山遺址也出土類似的石磨盤?？梢娺@種帶有4個短足的石磨盤至少在8000年前就在黃河流域流行。大約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石磨盤逐漸被杵臼代替。

杵臼最早的臼是在地上挖個坑，鋪上一張獸皮，將谷物倒進去，用一根木棍舂打，使谷物脫殼。那根木棍就叫杵。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杵臼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杵，距今近7000年。從民族學材料看，原始居民也應該會使用木臼，即將一段樹木中間挖空倒進谷粒，在用木杵舂打。但目前未發現實物。有人認為河姆渡遺址出土一種器壁很厚的圓形陶器可能就是陶臼。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們開始用石頭鑿成石臼，用石杵舂打，堅固耐用，又便于移動，其加工谷物的功效遠勝于石磨盤，逐漸取而代之，一直成為后世的主要加工農具。

總之，考古資料告訴我們，中國的原始農業產生于1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和新石器時代初期，至8000年前左右，黃河流域已經產生了粟作農業，長江流域以及淮河流域的稻作農業也具有一定的規模。被馴化栽培的谷物有粟、稻、黍、稷、麥等；種植的蔬菜有芥菜、白菜或油菜，可能還有葫蘆等；作為紡織原料的作物有大麻及苧麻；馴養的家畜有狗、豬、羊、牛、馬、雞等，還掌握了養蠶繅絲技術。制造石、木、骨、蚌質的農具，其種類有整地農具耒、耜、鏟、鋤、钁、犁，收割農具有刀、鐮，加工農具有磨盤和杵臼。這些成就，表明原始農業的生產力已發展到一定的高度，為原始文化的產生創造了物質基礎。

注釋：

(1)參見陳文華：《農業起源的神話傳說》，《農業考古》1999年1期。

(2)宋兆麟等：《中國原始社會史》131頁，文物川版社，1983年。

(3)參見陳文華《農業考古》(20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展與研究叢書)41頁，文物出版社，2002年。

篇9

清代農業生產,就糧食產量而言,雖較宋明時期有明顯增加,但就小農經濟傳統經營方式而言,并沒有根本改變,而清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則比宋明時期更加嚴峻,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人口大增給糧食供應帶來的壓力。清代統治者雖然采取了一些解決辦法,收到一定效果,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長江流域,作為清代重要財富之區,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程度十分嚴重,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具有典型性。本文欲在分析長江流域農業開發問題的基礎上,試對清代農業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做一點探討。

清初,由于長期戰亂影響,土地大量荒蕪,人口稀少。長江流域,經濟遭破壞程度很深。就人口與耕地來說,順治十八年,長江流域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諸省,官方能統計到的僅九百零二萬丁口(如按每丁折五口計算,約四千余萬口)[1],耕地也只有二百七十余萬頃[2]。在農業生產水平不高的社會里,農業生產的發展,主要依賴于勞動力投入的多少與可耕地面積的大小。耕地和勞動力太少,嚴重制約著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從順治元年起,清政府就頒布了一系列鼓勵和發展生產的政策,其中較有成效者,便是招撫流亡和鼓勵墾荒。清政府要求地方官務必廣招流亡,墾荒拓地,并宣稱對無資墾荒的貧民予以資助[3];且頒布了地方官勸墾考成法,將地方官的招墾成績作為其遷降考核標準。在這些政策的促進下,通過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清代農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據統計,從順治初到康熙末,全國主要省區(不包括邊疆地區)共墾荒地四十三萬八千余頃,其中屬長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七省,墾荒約二十七萬二千余頃,占全國總額的62.3%。由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長期于戰爭,農村經濟破壞嚴重,直到三藩之亂平定后,長江流域經濟才轉入全面恢復發展軌道。安徽合肥縣,從順治初即開始逐步墾復拋荒田地,至康熙三十二年,才將“原額荒田俱經墾足”;四川地區,康熙三十一年以前,幾乎沒有墾荒地畝上報。據郭松義先生依據實錄統計,康熙年間四川共墾荒地十萬七千三百五十余頃,皆為康熙三十一年以后陸續墾復清理升科的。從康熙三十一年至雍正二年,長江流域九省區耕地增加了近百萬頃;同期,人丁增加了約五十五萬丁[4]。人口增長,耕地增加,為增加農業勞動力投入和擴大糧食種植面積提供了保證,促進了清前期經濟的繁榮。但是,人口增加,耕地擴大,不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前提。人口與耕地是否可能同步增長?如果人口與耕地比例失調,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問題?雖然順康雍時期,清政府無男婦統計,只有人丁統計,但我們仍可推算這段時期人丁與耕地增長狀況。我們發現,到康熙中后期,人丁增長的速度已現出大于耕地增長速度的端倪。在康熙四十九年,玄燁已感到人口壓力。他曾說:歷年來,外無兵革師旅餉饋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但百姓生活卻“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蕃;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5]。但他并沒有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長。五十一年頒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諭令;雍正時又實行“攤丁入畝”。這些政策雖在削弱農民、工匠等封建人身依附關系,減輕人民負擔方面有進步作用,但它刺激人口增長的消極作用亦不可忽視。安徽《無為州志》即稱:該州“自續生之賦罷,丁有定數,征乃可攤;均攤之例行,丁有定稅,審亦可息。民咸樂生,戶口所以日蕃”[6]。雍正帝自己也曾講到:“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土地所出僅可贍給,倘遇荒欠,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增,何以為業?”那么,該如何來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呢?在雍正帝看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墾荒。雍正五年,“準云南、貴州二省廣行開墾。凡地方招募開墾及官生捐墾者,按戶數多寡議敘”;同時,再定各地人民前往四川墾荒之例,準其入籍、考試。雍正年間,長江流域九省共墾荒約數百萬畝。清代農業,到乾隆中葉以后,已呈下降趨勢,人民生活越來越艱難。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長太快。如:乾隆十八年,長江流域九省人口約九千四、五百萬口,到乾隆三十年前后,該地區人口已突破一億;到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六年,人口達到一億五千六百余萬口;嘉慶十七年達到二億,道光二十至三十年間,人口更猛增至二億四千余萬口。百年之間,人口增加2.5倍以上,同期,該地區耕地則只增加了大約三十分之一[7]。如此懸殊的增長比例,使得長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從乾隆十八年的3.6畝,下降到道光三十年左右的1.5畝按照當時生產力水平而論,南方地區五口之家,至少需要五、六畝耕地,并“佐以雜作”方可免除兇歲之饑。前述長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即便是道光末期,似乎也基本合符這一標準。但這只是就平均數而言,沒有考慮各地人口密度不同,以及地主官僚對土地兼并等情況。清初,承戰亂之后,人口稀少,不少農民成為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清中葉以后,自耕農大批失去土地,他們或為佃戶,或為庸工,有的只好流落他鄉,生活日益艱難。乾隆中葉時,江南佃戶辛苦一年,“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生活十分清苦。乾隆初,湖廣地區已是“田之歸于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8]。土地兼并,加劇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多地少,農村生活困難,一部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便流入市鎮。富余農業勞動力部分流入市鎮,從事工商業經營并不就是壞事,從市鎮經濟方面看,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投入工商業經營,可以促進以工商業為主的市鎮經濟的發展,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如湖南巴陵縣(今岳陽縣),乾隆年間“十分其民工商居其四;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十分其力而傭力居其五”。四川嘉陵江沿岸,乾隆末以傭力為生,充當工夫水手者不下數萬人。湖北漢口鎮,地處東西交通要沖,南北交匯樞紐,來此開棧設鋪,以庸力為生者頗多。據民國《湖北通志》載:前夕,該鎮“居奇貿化之賈,比廛而居,輸轉搬運者,肩相摩踵”。晏斯盛《清設商社疏》中亦稱:“楚北漢口一鎮,……(乾隆十年時)戶口二十余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人類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數千〔石〕”[9]。江蘇吳江縣盛澤鎮,因“地產綢綾,商販云集,五方雜處,民戶繁多”,乾隆初不得不將吳江縣遷至此鎮,專司安全管理等事務。一部分農民流入城市,促進市鎮經濟的發展,這是合符歷史發展趨勢的。但在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里,解決人口大量增加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卻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生活日益困難的壓力面前,更多的窮民則涌入山區。他們在那里開荒種地,采礦伐木,摘茶種煙。雍正初,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已有大批窮民涌向山區,他們在那里搭棚居住,以種麻、種靛、開礦煉鐵、造紙、種煙等維持生計,被稱為棚民。川、楚、陜三省交界之地,處于長江中上游,重山峻嶺,地形險要,有所謂南山、巴山老林等地,歷來是貧苦農民反抗封建統治者的據點。清初曾下令禁止百姓入此山區。乾隆年間,人口猛增,大批失去耕地的窮民,紛紛“襁負而至,佃山結屋,墾土開荒”。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陽六縣,“俱是荒山僻壤,土著無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至嘉慶初,川楚兩省“窮民就食前來”者頗多;河南、江西、安徽等省“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致使當地戶口“驟增至十數余萬”[10]。據《東華續錄》(卷九六)載,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陜甘總督李侍堯奏稱:“陜省興安州地形險要,戶口較前增至數十倍”,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地遷來的。盡管清政府一再禁令百姓進入山區,但“各省生齒日盛,浸有人滿之虞,無業窮民勢難禁其入山”。為獲得更多而又廉價的土地,以滿足人們生計需要,內地平原,則出現了毀塘、填溝、截河、圍陂的拓地潮流,有的甚至墾種江海沙灘地。長江中游地區地勢平坦,湖泊眾多,明代以來,人們便大規模圍湖造田,清代則更甚于明。僅乾隆初的十一年間,湖廣地區就圍墾洞庭湖達十萬零七千余畝。湖南龍陽一縣,乾隆初即先后圍墾“濱湖積水荒地”共五萬三千七百七十五畝。乾隆五年,清政府頒布準許人們開墾零星邊角地政策之后,湖廣地區遂有“傍湖居民,招徠四方認墾之人,復以湖濱各處筑堤墾田,號曰‘民圍’。數十年來,民圍之多,視官圍不止加倍。約計公私報冊堤塍,不下九萬余丈,積八十萬步,當千里稍贏。往時受水之區,多為今日筑圍之所”[11]。乾隆十年,湖南巡撫楊錫紱在《清嚴池塘改田之禁疏》中云:由于政府采取休養生息政策,“乃自滋生日繁,荒土盡辟。愚民昧于遠計,往往廢水利而圖田工。不獨大江太湖之濱,及數里數頃之湖蕩,日漸筑墾,盡失舊跡,即自己輸糧管業數畝之塘,亦培田。一清之澗,亦裁流種稻”。乾隆十四年,曾下令“官地民業,凡有關水道之蓄泄者,一概不許報墾。倘有自恃己業,私將塘池波澤改墾為田,有礙他處民田者,察出重懲”。無奈人口太多,人們需要更多的耕地來養活自己,因此這道命令未能阻止人們向江湖要地。乾隆十七年,湖南龍陽縣又續墾湖田二萬三千九十畝有奇。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撫明德上報該省墾得“官山、田地、洲塘共一千二百九十四頃五十九畝有奇”。安徽合肥縣,“高田為多,最須防旱,地既不近大江,全賴陂塘以資蓄泄”,然而嘉慶時卻有清明塘、小官塘、大豐塘等近十處塘陂被改造成田。清人汪士鐸曾這樣講道:“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這雖然有些悲觀,卻也道出了清代社會問題的嚴重性。

人與自然爭地,帶來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如川、楚、陜邊界地區,乾隆中葉以前,這里山高水秀,古木參天,遮天蔽日,一片原始森林。自從大批窮民涌入該地區后,他們大規模地砍伐森林,刀耕火種,原始森林大面積被毀。嚴如《三省山內風土雜識》載:涌入這里的窮民,開墾新地,必先伐木,“數十人通力合作,樹巔縛長,下繾千鈞巨石,就根斧據并施。樹既放倒,本干聽其霉壞,砍旁干作薪,葉枝曬干,縱火焚之成灰”,借作施肥。由寶雞經草涼驛、黃牛堡,過鳳縣、古陳倉、留壩廳至褒城縣一帶五百里山路中,乾隆初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然至乾隆末嘉慶初,“為川楚棚民開墾,路雖崎嶇而樹木已稀,惟柴關一處,尚有古木數千章”。長江流域山區的森林,就這樣一片一片地被砍伐,變成了耕地或童山!有學者認為:“人類生態系統實際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__經濟__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比绨创艘娊?則要求人類必須保持與社會、經濟、自然的有機統一,即保持這個復合生態系統的內部平衡,如果平衡一旦破壞,人類就必然逃脫不了社會與自然所降臨的災難。清代中后期人口過快地增長,本身就已破壞了這一平衡。作為清統治者,本應從發展生產的角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長,另一方面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但是,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去這樣做,結果造成人們濫墾濫伐,進而破壞生態環境,使已不平衡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災難便不可避免。森林被毀,土松易失,大量泥沙被雨水沖入江中,造成水土流失,增大災害程度。漢水即是有名的“跑沙”河,“當夏秋漲發,(江)中有跑沙突起洪濤之中,出沒無常,舟人步步留心。……如不能避,則沙壅船頭,頃刻之間,人舟均無蹤矣”。江西九江等地,乾隆時期亦聚集了大量棚民,開荒種地,種植薯、麥、菽、粟、高粱等雜糧,至使“林殘石出。……因而土壤松浮,山多赤露。每逢一雨,沙土兼流。甚則沖塌奔騰,懸崖立潰,溪港淤滯,則溢上高田。濁流入江,而沙洲暴長”[12]。四川巫山縣,僅縣城所依之陽臺山,歷年墾辟,至使水土嚴重流失,“每因驟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時城門不可啟閉”。嚴重的水土流失,不僅使長江逐步變成“黃河”,而且沙石隨水而下,在中下游地區淤積成洲,墊高河床,從而增加了中下游地區洪災的破壞程度。清人阮元指出:長江每年“夏秋間,挾泥載沙渾流而下,幾與黃河無異”;王柏心亦稱:“夫江自岷蜀西塞,吞名山數十,所納山谷溪澗不可勝數。重崖沓嶂,風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墾治,沙石雜下,挾漲以行五千里,自彝陵始趨平地”,“十數年來,江心驟高,沙壅為洲,枝分岐出,不可勝數”。同治《枝江縣志》(卷三)“堤防”亦載:“上游秦蜀各處墾山民人日眾,土石掘松,山水沖御,淄挾沙行”,淤于江河之中,在枝江、石首、監利等地形成眾多的洲灘。長江中下游地區,地勢相對平坦,地形比較低濕,沿江湖各州縣,幾乎無縣不設堤塍護城捍田,圩田大量存在。安徽無為州,四境之內“圩居強半焉”,僅靠奧龍河及西門附郭圩田即達二千余頃。長江中游之湖廣地區則更多。湖南龍陽縣,至少有濱湖圍田七萬六千八百八十五畝;湖北監利縣,咸豐九年清丈時,有圩田共四百九十一處,其中“上田三千八百七十一頃三十七畝”有奇。同治時,“南堤之內,有田數千頃,俱作堤塍御水”[13]。這些圩田,一方面需要江水灌田,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洪水潰堤造成破壞。圍湖墾田,使湖面縮小,湖泊的抗洪能力減弱;濫伐森林,造成嚴重水土流失,泥沙俱下,淤于江湖之中,使河床抬高,江面變窄,水流增激。加上大面積森林被毀,氣候環境日益惡劣,雨晴不常,暴雨成災,從而給長江中下游人民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災難。自宋至清,長江流域出現過四次特大洪災,清代就占三次,其時間分別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咸豐十年(1860);同治九年(1870)。每次洪災都給沿江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以乾隆五十三年洪水為例,湖北被淹三十六縣,鄂西長陽一帶“平地水深八、九尺至丈余不等”;江陵因萬城堤潰,城垣倒塌無數,水深一丈七、八尺,城廂內外淹死者達一千七百多人,房屋倒塌四萬多間57;武昌“學官水深兩丈,二月不退”;“漢川”舟輯入市,民漂溺無數。據《湖北省自然災害歷史資料》、《湖北省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統計,清代江漢平原出現水災203個年次,旱災98個年次。其中危害較大者,水災117個年次,旱災17個年次。除有一年水旱并存外(康熙五十三年),清代268年間,江漢平原有133年遭災,平均兩年一次。在這些災害中,水患所占比重明顯高于旱災,占87%,平均2.2年一次。又據雍正《湖廣通志》、民國《湖北通志》、《清實錄》、《清史稿》等記載,僅武昌、公安、石首、房縣、谷城、崇陽、沔陽、荊州、竹溪、枝江、宜城、巴東、通山、黃岡、潛江、麻城、建德、天門、羅田、漢川、京山、鐘祥、監利、均州、黃州、松滋等沿長江漢水及其支流沿岸二十七個府、州、縣城的粗略統計,順治至光緒年間,大水入城、城垣被淹或崩壞者,約有五十九次(未入城之大水在外),其中順治一次、康熙六次、雍正七次,乾隆七次,光緒一次。可見,江漢沿岸,水災愈來愈多,對農村經濟的破壞也愈來愈大。生態環境破壞,自然災害增加,給長江流域農業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困難,制約了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首先,它破壞了當地正常的農業生產秩序。據《楚北江漢宣防備覽》記載:長江、漢水自“乾隆、嘉慶間,連年潰堤,比歲不登,民困斯極”。湖北天門縣,同光時期,“頻年水患,不漬則潰,不潰則漬,顆粒無收”。漢川縣,濱湖渚垸“苦沖決,兼苦漬澇”。監利縣,“人民托命于一堤”,但由于“江身日高,不能溶水”,堤塍常潰。同治時縣令徐兆英曾說:“予考監利之害,莫江水為烈矣。竭民財力起堤以御之,十歲中,少者決二、三,多者決至四、五,甚者頻年決。悲夫!何斯民之不幸也?今江身日高,不能容水,……堤萬萬不支也?！岛?可不懼哉?可不慮哉?”堤潰頻仍,水患連年,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為了筑堤,幾乎耗盡人民血汗。監利縣“版筑之費皆派諸田畝,決與筑相循,征與修無已,民力有盡,江患無窮”。大量人力物力被投放到江防筑堤上去了,哪里還顧得上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呢?更不要說抵御水患所帶來的災害。其次,水患造成人民大量流亡,既影響農業經濟的發展,又造成新的社會問題。道光以前,江漢平原因水旱而逃亡的現象比較少見,雍正時曾有一例。此后,動輒外逃,“幾成習慣”。道光十四年,沔陽州饑民“什佰成群”,逃往順天府密云、三河等縣;道光十五年,沔陽、漢川等洲縣“逃亡甚眾”[14]。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一至初十日,湖北大雨,漢江漲水一丈七尺余,“以致鐘祥、潛江、天門、沔陽、漢川等縣晚禾被淹浸”,“被水民人,紛紛逃亡他省”,江夏等州縣逃亡在外者達一萬五千余戶”。光緒八年,監利、沔陽“流民在外者,不下數十萬人”。大量勞動力離開土地,反過來必然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第三,每次災害之后,地方必然向清政府請賑告蠲,從而增加政府負擔,加重社會矛盾。據清實錄統計,江漢平原清代蠲恤共計一百一十二次,所及縣份達一千二百七十四縣次,總數在千萬兩以上。由于清初對四川經濟的大力開發,使川省成為長江流域重要的糧食產區,江漢及江南地區,凡遇水旱災害,大多自四川采辦或調撥糧食賑濟。雍正七年,江浙水災,遂遣員赴川采辦糧食。乾隆七年,撥川谷二十萬石分運江南、湖北備賑;乾隆十八年,撥川谷十八萬石于江南備賑;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南并旱,四川碾米二、三十萬石赴江南;乾隆五十年,為濟湖北、江南旱災,四川又一次碾米三十萬石以待楚販。伴隨災害頻繁的是糧價不斷上漲。雍正年間,湖廣地區糧價尚維持在七錢至一兩一石之間,乾隆十六年則漲到一兩四、五錢至二兩一石。盡管此后川糧大量調運該地區,但該地區糧價仍大體維持在一兩二、三錢至二兩一石之間。糧價上漲,老百姓生活便發生困難,一遇水旱,生活更加困難,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提供錢糧予以賑濟。湖廣地區本為財富之區,清政府依之頗重,蠲賑增多,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為了平衡物價,賑濟災民,清政府在各省府州縣設有常平倉,并規定了各府州縣不同級別的貯糧數量,一般大縣一萬石,中縣八千石,小縣六千石。由于水旱時發,長江流域各府州縣倉貯糧食常常不能飽和。乾隆三十五年,湖廣總督吳達善、湖北巡撫梁國治曾奏稱:“湖北省額設常平倉谷一百二十余萬石,近來糶賑兼施,缺額谷五十余萬石”。[15]此外,長江下游地區在清代受到中上游地區濫墾造成的自然災害襲擊也十分嚴重,使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亦遭受重大影響。圩田居其強半的安徽無為州,從明嘉靖、萬歷時起,便逐步長成數洲,清初沙洲迅速增大,至康熙八年止,先后在江邊筑了五道長堤以護州城。康熙六十年以后,“江之南岸,洲灘日長,以致江水北掃日甚。至雍正八年,所修筑之堤,旋被江水沖激崩裂”[16]。該縣人民不得不常常勒腰筑堤,農村經濟受到極大影響。

長江流域,作為清代財富之區,以不足全國一半的耕地,卻要養活超過全國半數的人口,其經濟壓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清政府為緩解人口太多給經濟帶來的壓力,走的是鼓勵小農開荒拓地的老路子,結果導致和放縱了人們對土地的濫墾,造成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增加了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破壞程度,這不但沒有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反而成了農村經濟進步的障礙。事實證明,這條路子是走不通的。在改革開放的今天,長江流域應當日益發揮其重要作用。但要注意的問題是:如何科學地合理開發長江流域的土地、水利、森林等資源,把保護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與開發放到同等重要地位來考慮,制訂出綜合開發與綜合治理并舉的戰略,長江流域經濟才有可能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篇10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政府為了鼓勵西部農業開發者，除制定了靈活多樣的土地開發政策外，還陸續頒發了《沙漠土地法》、《鼓勵西部植樹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確了只要在西部地區植樹、種草或修筑灌溉溝渠達到一定面積和一定時間，就可以免費或低價獲得一定面積的土地。這些法律和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美國西部的土地開墾和農業的發展。從1836年到1985年，美國中西部新開墾的耕地面積為2.45億英畝，相當于原有耕地面積（1.6億英畝）的1.53倍。隨著耕地的增加，糧食產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1061.3萬t，增加到1989年的1億9120萬t，增加了約17倍；小麥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389.5萬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萬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23.3萬t，增加到1989年的5244萬t，增加了224倍。使美國成為世界主要的糧食出口國；美國主要畜產品的平均年產量：1961～1965年期間，肉類335.28萬t，牛奶1139.9萬t，雞蛋78.4萬t。到了1989年，肉類（不含雞肉）、牛奶、雞蛋的平均年產量，分別增加到1818.9萬t、6543.2萬t、397.4萬t，分別比1961～1965年期間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規模的墾荒活動，在中、西部開發初期，一些農場主為了獲得更加豐厚的農牧業利潤，對那里進行了掠奪式的開發，使該地區的農地、水等自然資源遭到破壞，土地荒漠化加劇，生態失去平衡。

2農業生產與資源、生態環境問題

在美國，由于農業的開發而引起的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如，土壤侵蝕，水資源枯竭，鹽害，水質污染，生態系統失衡，等等。

下面討論在美國由于農業開發引起的土壤侵蝕、水資源枯竭、鹽害、水質污染4個方面的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

2.1土壤侵蝕

美國聯邦農業部的最新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引起農業生產力低下的土壤侵蝕面積達6900萬英畝，約占耕地總面積3億4500萬英畝的20%。土壤侵蝕主要發生在：長期不斷地種植較單一的農作物的耕地，即不實行輪作、不實行休耕的農地，機械化大農場。此外，美國政府以往的農產品價格扶持政策、增加農戶收入的各項優惠政策，導致農戶以墾荒的途徑擴大種植面積，增加農產品產量，維持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對土地、水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由于受風和水的侵蝕，美國全國的農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達27億-31億t；造成容易發生土壤侵蝕的耕地面積達1億1800萬英畝。

2.2一些主要農業生產地區水資源枯竭

根據美國聯邦農業部的統計資料：1949年美國可灌溉耕地面積為2500萬英畝，到了1978年則增加到了5000萬英畝，稍后減少到了現在的4500萬英畝，其中包括容易發生水土流失的1200萬英畝可灌溉耕地和1340萬英畝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區、太平洋沿岸的17個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亞州中央的溪谷地區，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另據美國聯邦農業部的調查，1980-1984年，有1400萬英畝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鹽害

美國西部的干旱地區，是“灌溉農業區”，引起鹽害的危險性極高。在這里不但有鈉鹽，還有鈣鹽、鎂鹽等各種鹽類。加利福尼亞州受鹽害最嚴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國峽谷等主要農業區，降水極少，在那里若不進行灌溉，進行農業生產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禮河水、科羅拉多河水。因為科羅拉多河水含鹽，加州中部、南部地區的土壤也含鹽，所以，用含鹽的水灌溉農田導致了耕地表面鹽分過度積累，農作物因受鹽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漸變成了荒漠?，F在，對此采取的對策是：用自動撒水器撒大量的水來希釋鹽分，使鹽分流入地下。但是，這樣做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時間一長，地下水鹽分含量增高，當鹽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農作物的根系部位時，就會導致農作物枯死；或用鹽分較高的地下水灌溉農田使農作物枯死。為解決這些問題，也曾采用抽水機抽取地下水的方法，來降低地下水位。但是，鹽分較高的水，向何處排放？這一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例如，為降低地下水位，曾將鹽分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該保護區發生了水鳥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動、植物生長畸形，以水生動物為食的水鳥因吃了這里的畸形動物也生長畸形，水鳥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鳥。由于發生了這類事件，排水處于被禁止狀態。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隨著含鹽分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將有100萬英畝的耕作，因鹽害而充耕，變為荒漠。到目前為止，含鹽分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問題仍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

2.4水質污染

由于農業開發、生產活動而引起的水質污染，是眾多損害大而且涉及范圍廣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之一。水質污染主要是由于農業生產活動而產生的地表土流失，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積在湖底或河底，惡化有關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此外，美國的農民為擴大耕作面積，將濕地轉化為農田，也使那里的動植物的生存環境受到破壞。就農業生產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隨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產生富營養化問題，給動植物的生存帶來負面影響；殺蟲劑會使水生動、植物產生畸形，乃至死亡。據美國聯邦農業部的調查資料顯示：在美國，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質污染物約有50%來自農業生產活動，主要是由土壤侵蝕、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為氮和磷，主要來源于耕地上的化肥與圍欄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糞便。水質污染不僅使地表水質惡化，而且對地下水資源的水質也有重大影響。如果農業生產上使用的化學物質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會污染整個地下水水脈。地下水質污染，危及著農業生產地區人口總數的97%，占美國總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為，這些居民要飲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問題的嚴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美國的農業土地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對策

面對農業生產、開發資源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美國聯邦政府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注重與農業生產、開發相關的資源、生態、環境的保護，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保護耕地、水等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的法規和長期計劃，特別是聯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農地保護計劃”，大規模地實施退耕還草、退耕植樹、或休耕；到1990年共將1億1800萬英畝的農地納入，發揮了巨大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

3.1農業立法與資源、生態環境保護

美國聯邦政府于1985年修訂了農業法，修訂后的農業法的主要內容是：①為提高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出口，政府對農民支付農產品出口補助金；②為減少農產品庫存積壓，擴大農戶對農產品市場的選擇權（交易條件、方式等）；③通過實施農地保護計劃(CRP)，貫徹對農地進行保護的方針。此外，該法還包含了有關資源、環境保護的條款、草地保護、沼澤地保護等條款，制定這些條款的目標是：持續地提高農業生產的勞動生產率，保護土地和水等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為實現該目標，政府制定了長期性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計劃，即與該法相輔相成。

1990年美國聯邦政府再次修訂了農業法。修訂后的農業法的目標是：通過實施農地、水等資源的保護及水質改善、濕地的生態環境系統保護、食品安全性保障對策，以保證農業生產力的持續提高，保證向消費者供給“綠色”的農產品。為實現上述目標，在農業法中還增添了關于“持續農業”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條款。

修訂后的《農業法》，沿襲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針，增加了對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內容。該法的主要政策目標是：市場理論的應用；提高美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特別是農地、水資源）。該法由9項條款組成，有關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條款是第2項和第7項。

3.2農地保護計劃

就其內容來看，可以說是荒漠化防治計劃。其主要內容是：針對農業生產給土地、水等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帶來的破壞，在容易發生荒漠化的地區，實行有計劃的退耕還草、退耕還林及休耕（如種植以改良土壤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國聯邦農業部的監督下，對容易發生土壤侵蝕的耕地，實行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還草、退耕還林。同時，作為補償，由聯邦農業部每年向該計劃的參加者（農戶），支付一定數量的補助金（按每英畝一定的單價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積的方法計算，并被稱為地租，下同）：聯邦農業部退耕還草或退耕還林的農民支付樹木和草的種植費用總額一半的補助金（一次性的補助）。

農地保護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減少容易發生土壤侵蝕的農地土壤侵蝕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還有以下五個較具體的目的：①通過農地保護計劃的實施，長期保持美國農業的食品及天然纖維的生產能力；②減少由農業生產而產生的環境污染物質的數量；③改善水資源質量；④保護野生動、植物；⑤通過減少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方法，抑制農產品生產過剩，通過總量控制來保證農戶增加收入（穩定和提高農產品價格）。

根據聯邦政府統計，1989年聯邦農業部對大約6300萬英畝容易發生土壤侵蝕的耕地實施農地保護計劃管理，每年減少土壤侵蝕量達8億t；到1990年，聯邦農業部對容易發生土壤侵蝕的1億1800萬英畝耕地，實施農地保護計劃管理。

在美國，實施農地保護計劃管理，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常常會遇到阻力。例如，是參加會減少收入的農地保護計劃(CRP)、還是維持以前那種較大耕作面積的農業生產活動之間進行選擇時，農民更偏好后者。

在實施農地保護計劃的區域內，如果農戶不參加農地保護計劃，則取消該農戶享受政府扶持及參加聯邦農業部“農產品計劃”的資格。

到了1996年，最初實施農地保護計劃的耕地（休耕、退耕還草、退耕還林）已經過了10年的保護期，也就是說已經失去了向農業部領取地租的資格，一部分休耕的農地可以從新進行農作物種植了。但是，擁有這些耕地的主人，必須嚴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農業法中有關農地保護的條款來耕作。否則，他們將不得不同農業部的“農產品計劃”說“再見”了。那些退耕還草、退耕還林的農地，則永久地退出農作物的生產。

3.3防止水質污染對策

1987年美國頒布并實施的《水質法》、《水質凈化法》，根據該法的規定，各地方（州）政府有義務每年向聯邦政府報告關于緩解農業水源水質污染問題的對策及成果。1988年美國聯邦農業部公布了“土壤、水資源保護全國計劃”及“區域水資源水質凈化計劃”，并通過該計劃的落實，管理著全國22個區域性水資源水質凈化計劃的實施。現在看來，全國各地的農地、水等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實踐證明，上述各項法律和計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資源、環境保護對策

3.4.1可持續農業

所謂“可持續農業”，一般是指“能夠持續地利用資源進行農業再生產或能夠進行資源的再利用，把農藥、化學廢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實現資源與生態環境保護、生產安全農產品（食品）的同時，保持較高水平的農業生產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農業管理體系?！?/p>

實現可持續農業的手段是：①改革現行的農業種植、養殖體系中不利于農地、水等資源保護的部分；②采用病蟲害綜合防治方式；③促進家畜糞尿等農家有機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綠肥的利用；④實施保護農地、水資源的保護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種植業和畜牧業相結合的復合經營模式。

通過上述手段來防止土壤侵蝕、荒漠化蔓延、水資源水質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護農地、水等自然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進行農業生產，提供安全的（衛生的）農產品。

3.4.2關于“保護性耕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