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農村醫療救助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研究綜述

與城市相比，在我國廣大農村，疾病和養老無疑是農民面臨的最大風險，而由于農民有土地可以依賴，同時還可以靠子女來養老，因此，疾病與養老相比，風險更大；另一方面，疾病與貧困總是聯系在一起，因病致貧在廣大農村還很頻繁。從而，醫療保障才是農民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第一需求。迄今為止，國內學術界對農村醫療問題研究的較多，特別是近年來對新型合作醫療的研究特別多，當然也有部分對醫療保障體系進行了探討。

(一)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歷史變遷

自以來，合作醫療一直是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主要形式。然而，合作醫療自出現雛形再到建立以來，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經歷了幾起幾落，最終在大部分地區走向衰弱。對建國后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歷史變遷問題．國內學者對其進行過較多論述，其中，筆者認為，陶敏和林麗娟在

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已有研究綜述由于各種醫療保障形式各有自己的優勢和缺陷，任何一種形式都不可能單獨承擔農村醫療保障的全部責任，正如有的學者提出的，目前應因地制宜，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那么，如何充分調動各種資源，發揮各種醫療保障形式的優越性，從而構建分工合理的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便被提到日程上來。到目前為止，國內學者對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也進行過一些探討：朱俊生、齊瑞宗和庹國柱在《論建立多層次農村醫療保障體系》中論述的多層次體系包括合作醫療、農村大病醫療保險、農村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城市——鄉村一體化社區衛生服務體系；胡洪曙在《我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路徑選擇》中論述了以政府為主導，以三級衛生機構一體化為基礎，建立以提供基本衛生保健和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宗先順在《非典疫情呼喚我國新型的農村醫療保障體制》中論述了要重新建立農村合作醫療機構和建立對農村貧困人口的醫療救助制度的農村醫療保障體制。這些探討都各有側重點，但我認為都不夠全面。因而構建全面的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是很有必要的。

二、構建新的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必要性

就我國農村目前的醫療保障現狀來看，其醫療衛生服務與醫療需求是極不適應的，廣大農村還主要是一些鄉村衛生所，只能治療一些小病，而對于一些大病則無能為力；另一方面，廣大農民仍然主要是自我保障，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得了小病尚可自費診治，倘若得了大病則要么傾家蕩產，要么因治療費用太高而不去治療，“小病忍大病扛”在農村還是普遍現象。此外，從2002年1O月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要“逐步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開始到目前的試點和推廣時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經濟水平的不統一決定了醫療形式多種不可能統一。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收入有較大差異，因而不可能都統一建立新型合作醫療。而應該因地制宜，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符合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的多層次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

三、構建新的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設想

一直以來我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對模式的選擇差異很大，不同地區適應不同的醫療保障形式，從而應該因地制宜，不同農村地區靈活選擇醫療保障模式，并界定各種醫療保障形式的次序和地位，使之合理分工，相互補充，提供新的有中國特色的多層次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

(一)基本衛生保健——農村醫療保障的基礎

國家將有限的公共衛生資源投到對廣大農村居民營養不良、婦幼疾病及傳染病等的預防和治療及初級衛生保健領域(婦幼保健和計劃免疫保健保償制)，并向全體農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仍然是農村醫療保障的基礎和首要任務。如果堅持“預防為先”，只要花費極小的成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把傳染病控制在萌芽狀態，就可大幅降低發病率和治療費用。從公平與效率的角度來分析，投資于公共衛生，對貧窮患者實施補貼。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因為這類投資盡管只占GDP的很小一部分，但卻可以取得很高的社會效益。

(二)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合作醫療——目前農村醫療保障的重點

根據保險原理，最經濟效率的風險分擔方式就是在較大的投保人群中，對發生頻率低，治療費用卻高的疾病進行保險。根據我國的現實國情，農民對于小病還有較強的應對能力，而抵御重大疾病的經濟能力卻十分有限。而我國目前正在試點推廣的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是適合農村實際情況的。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若患小病，只需繳少量費用就可以得到較為優質、價格低的服務；而對于一些大病則應實行大病統籌，也即政府應以農民自愿為基礎，采取國家、集體和個人共同負擔的原則，建立大病醫療統籌制度，農民則根據自己實際繳納個人大病統籌的保險費用，建立個人賬戶，遇到大病時費用首先從個人賬戶中支出。由于我國目前所能籌集的資金有限，還不可能建立全面的、較高水平的醫療保障。只能使這些有限的資金用于最急需的地方．即對農民威脅最大的重大疾病防治上，以此來提高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

(三)各種形式的保險

1．有條件的地區試點推行社會醫療保險制度

對于東部沿海農村及城市郊區等農民生活水平較高的富裕地區來說，已具備全面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條件。應采取措施全面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各項制度及服務網絡。這些地區的醫療保障體制建設，應納人城鄉一體化發展，農民的醫療保險制度可以向城鎮過渡，甚至結合。中等和較發達地區，同樣也可以在發展和完善現行合作醫療制度的基礎上，嘗試向醫療保險制度過渡。

2．鼓勵商業醫療保險在農村的發展．滿足多層次的更高的醫療需求

在一些經濟較發達的農村，社會醫療保險已不能滿足富裕農民的較高的醫療保障需求時，農民可以自愿尋求商業保險的保障。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本身具有不平衡性，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指導思想下，經濟收入差異Et趨加大，醫療需求趨向多層次、多元化。一部分收入較高的農民自己愿意花錢買商業醫療保險，享受醫療待遇，商業醫療保險應抓住這一潛在市場，推出適合這部分先富起來的農民的醫療。

(四)建立醫療貧困救助制度，加強衛生扶貧工作——農村醫療保障的補充

目前，我國農村還有大量的貧困人13和五保戶家庭，他們的生活尤其是他們之中老年人的生活還相當貧困。為了發展生產，擺脫“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應加強對貧困人群的衛生扶貧，對于已建立了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合作醫療的地區．在這些人患病時除報銷部分醫療費用外，經濟上仍有困難的應該給予適當的醫療補助；在沒有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合作醫療的地區，政府部門也應參照當地城鎮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標準給予適當救助。醫療救助計劃是醫療保障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應當把衛生扶貧、醫療救助計劃與整個醫療保障體系有機結合起來。

(五)醫療互助

社會醫療互助與前面所說的社會醫療救助不同。社會醫療互助是建立在“加入自愿、資金自籌、辦法自訂、管理自主”的基礎之上，在農村居民居住范圍內建立居民醫療互助，通過基金援助．達到互助互濟、救急救難目的，主要用于患重大疾病者。從而增強農民共同抵御大病風險的能力。

(六)農村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和城鄉一體化衛生服務體系

從長遠看，隨著農村發達地區的Et益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城市——農村衛生服務的二元體系必將被打破，農村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結構和功能將逐漸完善，具有某些合作醫療功能的農村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實際上是城市衛生保障體系與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的有機結合。在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城市和農村人13都密集，且農村大多在城市近郊區，其將慢慢向城市的“社區衛生服務體系”靠攏，并最終納入城市衛生體系而一體化。城市——鄉村一體化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具有相當的可行性。

四、政府主導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篇2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是指由政府組織，農民以家庭為單位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集資金，以縣為單位舉辦，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遼寧省從2004年開始啟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6年全面推行，到2012年遼寧省的參合率達到90%以上。新農合在幫助農民抵御重大疾病風險，減輕農民負擔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現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遼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存在問題

（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制度不合理，沒有解決農民看病難問題

由于農村醫療機構條件差，設備落后，同時醫療技術人員專業技能相對較差的原因導致參加新農合的很多患者到市級以上醫院就診，而遼寧省的新農合規定，參合農民到參合區域以外地區就診，應由縣經辦機構出據轉診手續后到被確定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定點醫院就診，期間發生的費用先由農民個人支付，出院后再進行報銷。根據遼寧省的統計資料，2010年，遼寧省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僅為6908元。對于參合患者來講，難以籌措大病住院資金，必然形成農民患病卻不敢住院檢查治療，這顯然與新農合建立的目的相悖。雖然遼寧一些地區如錦州市試點展開了參合農民出院即獲得新農合補償，但仍然是事后補償，農民仍需要先行墊付全部醫療費用，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參合農民難以籌措住院資金的問題。

（二）財政撥款滯后，影響資金補償能力

遼寧省現行的籌措方法是合作醫療籌措中的農民個人繳費，由鄉鎮府和村委會組織收繳，市、縣兩級財政補助資金由財政部門根據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實際人數，按標準劃撥到縣政府社保專戶；省財政補助資金，由省財政廳和省衛生廳對各地參合農民個人籌資和市、縣財政補助資金到位情況進行審核，符合撥付條件后，由省財政廳下達預算指標文件，通過省財政社保補助資金專戶逐級劃撥到縣財政社保補助專戶。

新農合的財政補助資金，由財政和主管部門到達基層醫療經辦機構的時間往往很長，大多數撥付在下半年或年后才能到賬。在上級財政補助資金沒有實際撥付到縣級財政前，用于支付參合農民住院大病的資金只能有各縣級財政自行墊付，再加上這幾年新型農村合作資金逐年提高。如鐵嶺市201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各級財政補助人均200元，到2012年，各級補助提高到240元。上級財政撥款滯后，再加上逐年提高的補助費用致使一些財政比較困難的縣，資金的籌集更加困難，直接影響到資金的補償能力。

（三）新農合醫療人員業務水平不高

遼寧省是衛生資源分布不平衡的省份，高級醫學人員和高級醫療設備大多集中在大城市中的大醫院，而基層醫院有的衛生資源卻很少。基層醫院衛生隊伍中有相當多人員沒有接受過高等醫學教育。其中很多醫療人員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畢業的中專生，甚至在一些基層醫院非藥學技術人員從事藥劑技術工作。2009年遼寧省基層衛生人員大專以上學歷為24.88%，中專學歷的到66.39%，初中以下學歷的到8.73%，從中可以看出基層醫療人員學歷層次普遍較低。

（四）農村醫療救助作用水平不明顯

農村醫療救助對象是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后仍然不能負擔醫療費用的農村特殊困難群體。遼寧省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補償比例為70%左右，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救助比例一般為85%，新農合的補償比例低，導致需要救助的人員增多，給農村醫療救助工作帶來很大壓力。同時救助資金由省、市、區或縣三方籌集，對貧困縣市來講很難拿出更多的資金投入到醫療救濟中，造成救助資金缺口大。受農村救助資金總量的限制，農村醫療救助對象只能選擇特殊困難群體之中最特殊困難群體進行救助。而其它需要救助的特殊困難群體得不到及時的救助。得到救助的因水平較低，救助作用也不明顯，如遼寧省葫蘆島市2012年農村醫療救助按個人承擔的醫療費用的50%予以救助，年救助封頂線僅為4000元。

二、遼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對策建議

（一）合理確定支付比例，改革報銷制度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堅持以收定支、量入為出的原則下，首先根據籌資總額和參加新農合后農民就醫可能增加的程度，合理的確立大額住院醫藥費用的起付線、封頂線和報銷比例，確定減輕參合農民的自身費用的負擔能力。其次要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信息平臺，實現市級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和統籌地區新農合管理經辦機構信息系統連接，實現新農合信息和醫療保險機構的對接，市級新農合信息平臺結算系統和市級定點醫院對接，在此基礎上新農村合作醫療參照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報銷制度，參合農民在治療期間只需要負擔自身部分，不再需要墊付醫療費用，這樣就能減輕參合農民負擔，增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作用。

（二）改變財政撥款順序，提高基金補償能力

遼寧省應該建立農村衛生事業投入的長效保障機制。要調整參合農民繳費順序，市、縣根據參保實際人數補助，省財政最后補助的籌資順序為省在年初根據上一年度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人數向地方撥款，省級財政撥款可以在年終時確定最終參保人數時實行多退少補方式最終確定數額，市、縣財政的補助金在省資金下撥時同時到位，最后才是農民自愿繳納費用。這樣可以保證基金的補償能力，使農民感覺到發生大病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真實可靠，會吸引更多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三）加大財政支持的力度，強化農村衛生人員培訓制度

針對遼寧省的基層醫療人員學歷層次低的問題，遼寧省要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要從財政上加大對農民衛生人才培養的投入。政府要把農村衛生人才培養經費列入年度財政預算，根據農村衛生人才培養計劃，安排專項資金。省財政將根據農村實際情況安排專項資金。其次，加強農村衛生技術人員的系統化、規范化培訓，要把在職培訓和繼續醫學教育結合起來，不斷鞏固和更新知識，提高實際工作能力。縣級衛生機構要進一步強化培訓職能，有針針對性地結合農村衛生工作的實際，突出常見病、多發病、防治知識與技能的學習。

（四）簡化醫療救助程序，加強制度銜接

現有的救助審批程序、環節過于復雜，不方便困難群眾得到及時救助，各地救助工作部門應該根據實際情況研究如何簡化審批程序，對于突發事件造成特別困難的對象，要特事特辦，先進行救助。建立資金增長的長效機制。加快財政對醫療救助的投入，明確地方政府在農村醫療救助投入上的責任，加強與“新農村”制度的有效銜接，開辟困難農民看病的“綠色通道”，盡可能多的解決貧困農民的看病問題。研究利用商業保險在解決大額醫療費用問題上的優勢，建立“新農合”與商業保險的有效銜接。

參考文獻：

[1]馬紅.遼寧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推進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大連：大連理工大學.2009.

[2]姚敏，陳立明.農民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認知與評價的調查與研究.中國農村衛生事業管理.2008（6）.

[3]徐璇，胡國威，周磊.實施城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市級統籌制度后農民認知情況調查分析.中國初級衛生保健.2011（8）.

[4]崔鳳，胥振芳.關于完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探討.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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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珠海市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發展歷程

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是指在將城市和農村作為統一的整體進行制度設計安排，通過提供保險、救助等形式向全體公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一項醫療保障制度。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制度也呈現出二元化、碎片化的特征，在城市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在農村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再加上不完善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基本上實現了“全民享有醫保”這個基本目標，但二元醫療保障體制的弊端已成為制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瓶頸，構建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

實現全體居民公平、有效的享受醫療保障已成為了當務之急。

珠海由于改革開放，已由一座海濱小縣城發展為如今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珠海在改革發展過中沒有像深圳一樣大量引進外來人口醫療改革，再加上珠海政府對珠海的城市形象定位，珠海一直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及較少的人口總量。珠海沒有體制包袱、人口少、經濟發展相對均衡，被選為醫療體制改革的試點城市之一。珠海于1998年啟動醫療保險改革，經歷十幾年的發展，珠海醫改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觀其發展歷史，我們可以將其概述了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初步建立了職工醫療保險制度

1998年，珠海作為醫療改革試點城市為響應國家號召，實施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確定了醫療保險繳費由國家、單位及職工個人三方共同承擔，以及基本醫療費由個人、社保醫療統籌基金共同分擔的新型醫療保險方式。2000年，珠海作為貫徹醫改試點城市，率先把外來工大病統籌納入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制定了外來工大病醫療保險辦法。同時還把靈活就業人員、失業人員及下崗特困工也納入了醫療范疇。

（二）第二階段：建立了新型農村醫療保險制度

2003年，珠海正式啟動了新型農村醫療保險，截止到2007年全市新農合參保率為93%，形成了嚴密的農村醫療保障網，讓廣大的農民享受到醫療保障的福利核心期刊。該制度在2008年隨著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出臺而被正式廢除。

（三）第三階段：建立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

2006年，珠海率先出臺了未成年醫療保險辦法，打破戶籍限制，外來人口的子女與本市未成年享有同等醫療待遇。

2007年12月推出了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外來工大病醫療保險和未成年人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之外的城鄉居民全部納入醫療保險范疇，以家庭為單位繳費和政府補貼的方式建立醫保統籌基金，對住院醫療以及部分門診病種（目前為32種）進行醫療保障。基金的籌集標準為每人每年400元醫療改革，其中參保人繳費250元，財政補貼150元。參保人住院核準醫療費用最高支付限額為10萬元。[1]根據持續繳費時間確定的參保人醫保待遇限額。

2007年12月5日珠海市政府又《關于建立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推進健康城市工程的實施意見》，正式啟動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而后相繼頒布了《珠海市推行“小病治療免費”實施試點方案》、《珠海市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暫行辦法》及《珠海市實施城鄉醫療救助試行辦法》等三個配套文件。標志著珠海進入了“大病統籌救助，中病醫療保險，小病治療免費”的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的新時期。

二、珠海市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的現狀

（一） 珠海市醫療保障概述

珠海市人口（包括外來人口）總計145萬，其中參加醫療保險的人數已達120萬人，其中基本職工醫療保險與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參保率均達95%以上。全民醫保目標在珠海得到了實現。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全面覆蓋城鄉居民，推行“大病統籌救助、中病進入保險、小病治療免費”的全民醫保的三角架構模式，涵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與基本醫療救助制度。目前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還針對外來務工人員與未成年設立了外來勞務人員大病醫療保險制度、未成年人醫療保險制度。此外還推出城鄉醫療救助制度覆蓋更多的困難群體。形成了“四基本一救助”模式。

1、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四基本”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繳費及待遇標準如下列表所示：

表1：珠海市各醫療保險的繳費標準

 

險種

繳費方式

繳費比例

備注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

按月（每人）

按繳費基數：

單位6%，個人2%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50元＋個人賬戶50元

外來勞務人員大病醫療

按月（每人）

按繳費基數：

單位2%，個人不繳費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安排100元，個人不繳費

城鄉居民醫療

按年（以家庭為單位）

一般居民：參保人每人每年250元，政府補貼150元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50元＋財政補貼25元+個人繳費25元

“特殊人群”：參保人每人每年25元，政府補貼375元

參加門診統籌：

個人不繳費，由財政補貼

未成年人醫療保險

按年（每人）

未成年人（包括在校大學生）：每人每年60元

參加門診統籌：

篇4

    自我國2003年提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來，在政府部門的領導與作用下，加大建設試點力度。經過新農合制度的運轉，緩解了農村的就醫壓力，但是農村醫保制度仍存在缺陷亟待解決。 

一、農村醫保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農村參保意識差 

在新型合作醫療體系下，政府發揮組織、支持、引導作用，提倡農民自愿參加與集體籌資相結合的方式，主要以“大病統籌”為主，構建農村醫療的互助共濟體系。但是農村醫保并不像社會保險一樣明確規定投保時間，對農民的連續投保沒有限制，農民沒有參保意識。雖然以自愿參加為原則，但是政府卻每年下發參合任務，鄉干部以行政手段干預農戶參加，但是由于大多數農民的參保意識差，為了完成任務，只好由鄉村墊付參保費用，而農民也只有在生病時才會核報，否則只好由鄉村承擔全部費用。另外，由于農村醫保的限制條件較多，看病時需指定醫院，對農民十分不便，弱化了農民的投保動機。 

（二）醫療保障模式過于單一 

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收入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農民已不再滿足于過去“掏小錢、保小病”的簡單合作醫療模式，這種“溫飽式”的合作醫療已經失去了對農民的吸引力。而對于由于突發、大額的患病風險而給家庭帶來的經濟損失，又很難得到醫療保障與醫療救治。這種情況與農民的看病需要嚴重不符，弱化了農村醫保制度對農民的保障力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另外，隨著人們對健康需求及醫療水平要求的不斷提高，合作醫療提供的低水平服務也不再受用。 

（三）缺乏法律法規的有效保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新型合作醫療保障制度尚處于初級探索階段，保障制度仍有待進一步完善，而由于理論欠缺和實踐經驗的不足，因此國家保障法律尚未形成，造成農村醫保制度的建設與落實不能得到法律后盾的有力保障。而由于法律配合的欠缺，造成一些農民不認可醫保制度，由于怕承擔經濟風險，因此不愿意加入到醫保中，增加了農村社會保障普及工作的難度。 

二、建立健全農村醫保制度 

（一）充分發揮政府職能 

以當前新型合作醫療的發展來看，需要我國政府建立長期、穩定的農村醫保政策，以法律法規形式明確提出各級財政部門應負擔的比例，落實政府責任，并將農村醫保的覆蓋率情況，納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標中，加大政府對農村醫保的支持力度。一是各級政府將新型合作醫療的資金與社會醫療救助資金整合，共同設立“農村醫療保險基金”，并結合上半年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狀況，制定負擔比例，實現長效性增長機制，減少農民的繳費負擔。二是促進醫保制度的嚴格落實，惠及當地所有農民，以政府監督職能，督促當地的個體雇主或者企業繳納職工醫保，并將勞務輸出人員納入當地醫保制度中，確保所有企業盡到社會責任。三是加大新型合作醫療的宣傳力度，只有讓農民群眾認識到醫保的重要性、優惠性，才能真正得到他們的支持與擁護，促進農民積極參與。因此，各級政府可通過下發文件、廣播、報紙、電視、宣傳欄等多種方式向農民介紹參加醫保的好處，讓農民認識到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了解相關醫保費用籌集、醫藥費使用和報銷等內容，提高健康風險防范意識，提高參保自覺性。 

（二）實現多元化醫療保障體系 

由于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而統一的合作醫療保障模式無法滿足不同群體的需要。因此，農村醫保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必須加快構建政府、農民共同參與的多元化農村醫療保障體系，以滿足不同農村發展情況對農村醫療服務的不同需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加快推廣并宣傳新型合作醫療保險制度，這主要由于在落后的農村地區，人均收入與治療支出能力普遍偏低，而實現“廣覆蓋、低水平”的初級合作醫療，是滿足農民就醫的根本保障；在中等發達農村地區，重點推廣“大病醫療保險”制度，因為在中等發達地區的農民，具備少量的醫療支付能力，但是“大病致貧”現象仍存在，這將是醫療改革的重點；在東部沿海等發達農村地區，基本建立完備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因此，接下來應全力構建新型合作醫療的各項制度與服務網絡，由于經濟條件良好，當地農民提高了對商業保險的認識與需求，通過制度的完善，可滿足不同層次的醫保需要。 

（三）建立健全農村醫保的法律法規體系 

社會保障制度是我國通過立法實現的一項強制性制度，其具體落實必須有完備的法律法規保駕護航。近年來，雖然我國新型合作醫療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農村醫保中尚缺乏有效的法律體系保障。因此，加快法律法規建設勢在必行：一是建立與農村社保基金相關的監督法律。社會保障資金作為農民看病的根本保障，任何單位及個人不得私自挪用，做到專款專用。二是由國家統一制定《農村合作醫療法》，提出農村醫保制度的具體落實方法。另外，應該認識到，除了提出基本的立法之外，強化執法力度才是實現農村醫保法制建設的根本，否則有章不循、有法不依，將失去立法的真正意義。因此，只有加大法律的落實力度，才能讓法律成為保證農民合法權益的有力武器。 

參考文獻： 

1、牛妍.以構建農村醫保制度推進“新農村建設”[j].內蒙古農業科技,2006(4). 

2、許海虹,姜巖.發達國家農村醫保制度對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啟示[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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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珠海市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發展歷程

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是指在將城市和農村作為統一的整體進行制度設計安排，通過提供保險、救助等形式向全體公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一項醫療保障制度。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我國現行醫療保障制度也呈現出二元化、碎片化的特征，在城市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在農村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再加上不完善的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基本上實現了“全民享有醫保”這個基本目標，但二元醫療保障體制的弊端已成為制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瓶頸，構建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

實現全體居民公平、有效的享受醫療保障已成為了當務之急。

珠海由于改革開放，已由一座海濱小縣城發展為如今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珠海在改革發展過中沒有像深圳一樣大量引進外來人口醫療改革，再加上珠海政府對珠海的城市形象定位，珠海一直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及較少的人口總量。珠海沒有體制包袱、人口少、經濟發展相對均衡，被選為醫療體制改革的試點城市之一。珠海于1998年啟動醫療保險改革，經歷十幾年的發展，珠海醫改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觀其發展歷史，我們可以將其概述了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初步建立了職工醫療保險制度

1998年，珠海作為醫療改革試點城市為響應國家號召，實施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確定了醫療保險繳費由國家、單位及職工個人三方共同承擔，以及基本醫療費由個人、社保醫療統籌基金共同分擔的新型醫療保險方式。2000年，珠海作為貫徹醫改試點城市，率先把外來工大病統籌納入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制定了外來工大病醫療保險辦法。同時還把靈活就業人員、失業人員及下崗特困工也納入了醫療范疇。

（二）第二階段：建立了新型農村醫療保險制度

2003年，珠海正式啟動了新型農村醫療保險，截止到2007年全市新農合參保率為93%，形成了嚴密的農村醫療保障網，讓廣大的農民享受到醫療保障的福利核心期刊。該制度在2008年隨著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出臺而被正式廢除。

（三）第三階段：建立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

2006年，珠海率先出臺了未成年醫療保險辦法，打破戶籍限制，外來人口的子女與本市未成年享有同等醫療待遇。

2007年12月推出了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外來工大病醫療保險和未成年人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之外的城鄉居民全部納入醫療保險范疇，以家庭為單位繳費和政府補貼的方式建立醫保統籌基金，對住院醫療以及部分門診病種（目前為32種）進行醫療保障。基金的籌集標準為每人每年400元醫療改革，其中參保人繳費250元，財政補貼150元。參保人住院核準醫療費用最高支付限額為10萬元。[1]根據持續繳費時間確定的參保人醫保待遇限額。

2007年12月5日珠海市政府又《關于建立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推進健康城市工程的實施意見》，正式啟動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而后相繼頒布了《珠海市推行“小病治療免費”實施試點方案》、《珠海市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暫行辦法》及《珠海市實施城鄉醫療救助試行辦法》等三個配套文件。標志著珠海進入了“大病統籌救助，中病醫療保險，小病治療免費”的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的新時期。

二、珠海市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的現狀

（一） 珠海市醫療保障概述

珠海市人口（包括外來人口）總計145萬，其中參加醫療保險的人數已達120萬人，其中基本職工醫療保險與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參保率均達95%以上。全民醫保目標在珠海得到了實現。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全面覆蓋城鄉居民，推行“大病統籌救助、中病進入保險、小病治療免費”的全民醫保的三角架構模式，涵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與基本醫療救助制度。目前珠海市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還針對外來務工人員與未成年設立了外來勞務人員大病醫療保險制度、未成年人醫療保險制度。此外還推出城鄉醫療救助制度覆蓋更多的困難群體。形成了“四基本一救助”模式。

1、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四基本”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繳費及待遇標準如下列表所示：

表1：珠海市各醫療保險的繳費標準

險種

繳費方式

繳費比例

備注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

按月（每人）

按繳費基數：

單位6%，個人2%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50元＋個人賬戶50元

外來勞務人員大病醫療

按月（每人）

按繳費基數：

單位2%，個人不繳費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安排100元，個人不繳費

城鄉居民醫療

按年（以家庭為單位）

一般居民：參保人每人每年250元，政府補貼150元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50元＋財政補貼25元+個人繳費25元

“特殊人群”：參保人每人每年25元，政府補貼375元

參加門診統籌：

個人不繳費，由財政補貼

未成年人醫療保險

按年（每人）

未成年人（包括在校大學生）：每人每年60元

參加門診統籌：

統籌基金50元＋財政補貼25元+個人繳費25元

備注：社保年度是指當年的7月1日起至次年的6月30日止。

特殊人群：指享受低保待遇居民、重度殘疾居民、農民和被征地農民

（四）建立多層次的全民的醫療保障制度

“全民醫保”目標在珠海已成為了現實。構建了“小病治療免費，中病醫療保險，大病統籌救助”的城鄉一體化全民醫療保障制度。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均達到95%以上，各級財政對城鄉居民醫保的補助水平也由現在的每人每年175元(未成年人每人每年85元)，提高為每人每年200元以上，并著重解決靈活就業人員、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人員及大學生的基本醫療保險問題，醫療救助覆蓋了困難家庭和個人，免費為公民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為民眾編織了一張嚴密的醫療保障安全網。

（五）構建城鄉一體化醫療保障體系

珠海醫改最大的亮點在于整合了城鎮居民醫保與農村醫保兩大醫保體系，消除“二元體制”，實現城鄉醫保統籌，構建了城鄉一體化醫療保障體系核心期刊。珠海市新醫改把城鎮居民、農民和被征地農民一并納入保障范圍醫療改革，統一標準繳費，享受同等待遇，獲得相同的財政補貼，消除了農村與城鎮的差別。全面構建起統籌城鄉、公平高效的醫療保障體系，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保障的目標。

四、對珠海醫保模式的思考

為了鞏固和完善珠海城鄉一體化全民醫保改革的成果，結合醫保改革的實施現狀，對現行的珠海醫保改革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加大對社區診所資源的投資力度

對社區診所的醫療設備、人員引進方面給予補貼與支持，推行“全科醫生”制度，形成在基層以全科醫生為主體的醫療衛生隊伍。通過提高基層社區醫療衛生服務水平吸引群眾，分擔公立醫院的資源負擔，完善醫療資源配置效率。

（二）加強疾病的預防與保健工作

民眾普遍有“重治輕防”的錯誤觀念，政府在積極推進醫療改革的同時，應更多關注疾病的防控。通過加大對各種疾病預防重要性的宣傳，普及疾病防治知識，對本區域內的人口做好疾病防范和監控工作，降低疾病發病率，有效節約醫療資源。

（三）完善醫保誠信監督機制

首先引導群眾樹立正確的醫保觀，通過信息化建設對參保人的就醫行為進行實時監控與誠信記錄，有效避免參保人的道德風險。其次，健全對定點醫療機構的監控體系建設，完善對醫療機構的誠信等級評價制度，規范定點醫院與定點藥店的醫療服務行為。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與定點醫療機構間通過推行科學的醫療費用結算方法，采取多樣化、立體化的費用結算醫療改革，最大限度減少違規行為。再次，通過對公立醫院的配套改革，有效減少醫院和醫生由于利益需求而產生的道德風險。最后，改革藥品流通機制減少藥價虛高現象，加強藥物監管，減少藥品的濫用及提高用藥安全性。

珠海在根據自身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的同時，借鑒了國內外醫療改革的成功經驗，通過加大政府轉移支付，發展基層醫療衛生事業，擴大保障面和提高保障待遇，消除城鄉差距，實現了城鄉一體化的全民醫療保障制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給全國范圍內的醫療保障事業改革發展提供了有效經驗。

參考文獻：

[1]珠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印發《珠海市實施城鄉醫療救助試行辦法》

[2]珠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印發《珠海市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暫行辦法》

[3]珠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印發《珠海市推行“小病治療免費”實施試點方案》

[4]珠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印發《關于建立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推進健康城市工程的實施意見》

[5]劉嵐.醫療保障制度模式與改革方向［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7.4

[6]珠海市率先啟動城鄉一體化全民醫保制度.中央衛生部辦公廳網站,2009(11).

篇6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

1994年分稅制實施后以后，農業稅被劃為市縣本級收入，用于縣市一級的公共產品提供。農村鄉鎮基層組織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政權職能，同時，也是一個經濟組織，在這一體制下，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靠內部解決。盡管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有了明顯改善，但仍滯后于現代公共產品供給，城鄉統籌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

（一）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在“城鄉分治”的二元管理體制下，城市地區的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等基本公共產品比較充裕，提供的主體是政府，建設資金來自于財政撥款。對于這些公共產品的管理，也有比較完備的管理體系。而農村地區除少數經濟十分發達的地區政府能夠提供基本公共產品外，大多數農村至今還沒有享受到基本的公共產品。雖然有些地方建設了道路、自來水等公共基礎設施，但建設資金基本上由農民自主解決，國家只給予適當的補助，在現行的財政體制下，國家財政資金向城市投入多而對農村投入少。

（二）農村義務教育問題突出。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基礎教育主要是由縣、鄉政府及村負責，中央和省級政府承擔的責任少，基礎教育管理權限下放，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義務教育公共資源配置失衡的問題十分突出。同樣是義務教育，國家財政撥款和教師工資城鄉間存在較大差異，農村教育經費與適齡人口的匹配不相適應。在廣大農村，尤其是偏遠農村，由于忽視農民的教育培訓，加上經費短缺，師資力量薄弱，致使城鄉教育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農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3年，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4年。這說明我國農村處于十分嚴重的“教育貧困”狀態，相當多的農村人口不能獲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培訓。

（三）農村醫療和公共衛生薄弱。1991-2000年，全國新增醫療衛生經費中投入農村的只占14%，而這14%中又有89%是“人頭費”，真正專項的農村醫療衛生經費只有1.3%。目前，農村有3000多萬人口不能保證有及時的醫療服務，有近8%的嬰幼兒沒有享受免役接種，10%的村寨沒有醫療衛生點，新的農村合作醫療覆蓋面也只有9.5%。廣大農民基本上處于一種“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著傾家蕩產”的狀況。

（四）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在國家財政大力支持下，城市已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三位一體”的保障體系。而以農民為保障對象，涵蓋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農村社會保障始終處于國家社會保障的邊緣。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覆蓋率只有3%，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只占農村總人口的9.6%，這意味著農村養老基本上仍以傳統的家庭養老為主。

三、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對策建議

（一）消除體制障礙，給農民以城鎮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我國城鄉分治的“二元”經濟管理制度現已成為制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城鄉統籌，區域均衡的主要障礙。因此，應盡快消除以傳統戶籍管理制度為主的各種體制障礙，實行以職業劃分為農業與非農業人口，以居住地劃分城鎮與農村人口的戶籍管理制度。

（二）積極引進私人投資，構建多層級的公共產品供給結構。根據公共財政學的有關理論，社會產品序列可以按照消費競爭性、收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劃分為四類：純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俱樂部產品以及私人產品。私人產品可以由市場機制自行提供，俱樂部產品的受益人是相對固定的，而且其外部收益溢出的范圍通常限于少數利益相關的受益人，因而可以通過俱樂部的形式將相關受益人組織起來，形成利益上的共同體，并通過共同費用分攤，實現收益內在化。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由于具有較大的外部性，私人提供缺乏效率，因而必須由政府扶持。而政府扶持并不意味著完全由政府提供，政府可以通過補貼等方式和私人混合提供。

（三）積極擠進農村稅費改革，理順公共分配關系現行制度。從當前來看，惟有進行農村稅費制度改革，通過提高現有農村地方稅稅率，把現行制度外財政中具有稅收性質的部分轉化為制度內征收，其余部分在清理的基礎上作為稅收的附加一并征收，然后再按其用途返還。這一方面可以通過稅收的權威性確保公共資源的籌集，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根本上杜絕亂開口子，亂收費的情況發生。

（四）重視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將教育經費的投入重點向農村傾斜。教育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是促進收入分配平等的最有效的因素之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籌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必須適時超前地進行人力資本的開發投資。要將教育經費的投入重點放在農村義務教育和基礎教育方面，真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制，盡快改善農民的教育狀況。

（五）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建立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一是應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農村醫療救助制度二者進行整合，以簡化農村醫療保障制度設計，降低制度運行成本，提高制度運行效率。二是進一步做好對貧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三是創造條件，逐步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四是解決失地農民和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

參考文獻

[1]黃新華著，《公共部門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周游著，《公共經濟學概論》，武漢出版社，2003

[3]趙宇，保障我國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幾點建議[J]農業經濟，2005，(10)

[4]胡寶珠，杜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原因及對策[J]云南社會科學，2004，(4)

[5]崔開華，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分析及對策[D]山東大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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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是指國家義務或有條件給予公民的公共產品或半公共產品，有些需要強制性實施。換言之，它是指國家以倡導或干預方式提供的各種收入支持和服務幫助，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優撫安置等內容。就社會保障的英文“SocialSecurity”一詞而言，直譯即為“社會安全”的意思，內涵自然包括維持社會穩定與公平、支持社會和諧發展與經濟增長等福利增進與改善的政策措施，社會保障是國家履行的一種對內安全職能。社會保障制度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是為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有效合理運行與發展而服務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公共計劃，建立這種制度是為了保護個人及其家庭不因失業、年老、疾病或家庭成員死亡而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通過公共服務（如醫療等）以及為家庭生活提供經濟補助以增進其福利。從社會保障的定義及其基本特征可以知道，社會的弱者及潛在的弱者是社會保障的主要對象。社會保障的不僅僅是公民個人的收入，而且把社會管理職能延伸到營養、住房、健康和教育等人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保障政策因此就成為緊密協調提高福利水平和促進人力的民族國家政策。[1]”這里研究的社會保障是廣義的社會保障，是指社會成員因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災害等原因而喪失勞動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礙時，能夠從國家獲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侯文若先生的定義比較完整、全面，“社會保障可以理解為對貧者、弱者實行救助，使之享有最低生活，對暫時和永久失去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實行生活保障并使之享有基本生活，以及對全體公民普遍實施福利措施，以保證福利增進，而實行社會安定，并讓每個勞動者乃至公民都有生活安全感的一種機制”[2]

二、少數民族城市化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城市化則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城市化是任何國家和地區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客觀規律.歷史地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先是在尼羅河流域,然后是在兩河流域,出現了最早的城市形態.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生產力獲得極大解放,工業化加快,帶動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成為創造文明和聚集財富最主要的地域[3]。 城市化一詞來自英語（Urbanization），也譯作“都市化”、“城鎮化”。對于城市化的概念，仍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城市化是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過程，或者說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 [3]“城市化通常指農業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過程”。[4]“城市化進程，就是一個經濟發展、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演變的過程，又是一個社會進步，社會制度變遷以及觀念形態變革的持續發展過程[5]。縱觀世界歷史，“一個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也是逐步實現城市化的過程，沒有城市化就不可能有現代化。在現代條件下，城市化的本質是鄉村城市化，是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其中包括兩個過程:一是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移，向城鎮集中，城鎮人口的增長，農村生產、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逐步城市化；二是城市區域的擴大和城鎮數量逐步增加，城市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城市化一定意義上就是改變農民的社會關系,化農民為市民,讓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由從事較低效率的農業勞動轉變為從事較高效率的第二、第三產業的經濟活動,由傳統的、封閉的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為現代的、開放的生產生活方式,享受現代城市文明。農村人口城市化與城市經濟現代化、城鄉一體化共同構成城市化的豐富內涵。適應農村人口城市化要求,必須從社會保障制度入手。

三、少數民族城市化對農村社會保障的需求

少數民族農村經濟落后，農村工業化或農業產業化發展緩慢，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困難，這都與農村社會保障的缺失有一定關系。當前，少數民族地區農村仍然延續著傳統的小農生產作業模式，農產品結構比較單一，勞動生產效率低下，勞動者素質低，這與城市化、工業化興起所需要的高素質高技能的人才相矛盾。政府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供給者應該注意到，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保障不僅起著非常重要的社會安定團結的作用，即它的社會功能，同時應該重視，社會保障超常的經濟效率，即它的經濟功能。通過向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提供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一方面會激發出農民潛在消費需求，調動農民投資生產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在農民得到社會保障后，農村經濟將會快速發展，尤其表現為農村工業化或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農民的勞動生產效率得到提升、農民收入穩步提高。因為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后，農村醫療保健工作的加強，生活服務設施的改善，使農民平均壽命和勞動年限得以延長，從而相對增加了社會勞動投入總量。同時，農民患病、養老、失業、生活有了保證，沒有后顧之憂，勞動力的再生產能順利進行，勞動力的城鎮化與農村非農化轉移得到支持與鼓勵，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效率，有利于農民增加收入。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看作是國家的恩賜與負擔，實際上它更是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

四、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

2002年，全國少數民族人口超過1億。全國共有5個民族自治區、30個自治州、119個自治縣，民族自治地方土地總面積613.1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63.87 %。在這里，筆者選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為研究對象，與甘肅城市社會保障，與其它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進行比較分析來揭示甘肅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

1.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現狀

目前，甘肅農村社會保障所涉及范圍之內的項目，都己經開始試點推進。2003年甘肅省在山月、靈臺、安西、阜蘭和慶城五個縣開始新型合作醫療的試點。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投入力度，甘肅省新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速度正在加快，2006年，全省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的試點縣已經達到38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試點縣覆蓋率達到44%，參合農民達到近800萬人，2006年全省農村以縣為單位的新型合作醫療覆蓋率從2004年的5.75%增加到43.7%，增幅和全國平均增長水平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即使達到2006年的水平，覆蓋率仍然比全國平均覆蓋率50.7%低了7個百分點，但是這種差距正在呈現縮小的趨勢。截至2006年6月30日，甘肅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縣中，覆蓋農業人口98728萬人，實際參合853.04萬人，參合率為86.41%，高于我國中西部平均79.43%近7個百分點。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在2006年10月1日正式實施以來，已經覆蓋特困農民30多萬人，以農民自己交費為主的農村養老保險在甘肅省貧困人口的集中地缺乏必要的經濟基礎。但由于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在農村仍然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為主。2002年甘肅省開展養老保險的只有一個地級市，9個縣，194個鄉的1345個村，總計參保人數9.8萬人，且在2002年沒有新參保人數，在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機構的建設上，至2002年末還沒省級機構，只有2個地級機構，16個縣級機構，145個鄉鎮機構。發展速度嚴重滯后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進度。[7]

2.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與城鎮社會保障比較

目前甘肅農村社會保障與本省城市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差距。.長期以來，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城市居民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在國家和單位的保障下，不斷發展完善，而農村社會保障，基本上只能是居民個人承擔。甘肅省農村最低社會保障與城市的差距，本文主要從甘肅省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城鄉社會保障項目等方面來說明。

甘肅省各地區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情況。2003年全省總城市低保人數與低保費用為569710人、373452萬元，農村低保人數42526人、低保費用3423萬元。其中每個市分別為：蘭州市城鎮低保人數109344人、低保費用9314.1萬元，農村低保人數12835人、低保費用80.3萬元；嘉峪關市城鎮低保人數1941、低保費用1614萬元，農村低保在2003年嘉峪關市還沒有建立起來；金昌市城鎮低保人數11171人、低保費用599.9，農村低保人數2085人、低保費用12.4萬元；白銀市城鎮低保人數65395人、低保費用355.80，農村低保人數3406人、低保費用20.3萬元；天水市城鎮低保人數71405、低保費用592.76萬元，在2003年農村低保也沒有建立起來；武威市城鎮低保人數33991人、低保費用183.02；張掖市城鎮低保人數39036人、低保費用230.22萬元，農村低保人數3688人、低保費用5.6萬元；平涼市城鎮低保人數39380人、低保費用227.86萬元，農村低保人數6369人、低保費用33.6萬元；酒泉市城鎮低保人數29221人、低保費用176.44萬元，農村低保人數4296人、低保費用47.6萬元；定西市城鎮低保人數50044人、低保費用267.07萬元，慶陽市城鎮低保人數34931人、低保費217.90萬元，農村低保人數2696人、低保費用12.0萬元；隴南市城鎮低保人數36315人、低保費用221.52萬元，農村低保人數7151人、低保費用30.5萬元；臨夏市城鎮低保人數24124人、低保費用320.8萬元，甘南州低保人數22871人、低保費用136.6萬元，農村低保在2003年兩市都還沒有建立。[8]

甘肅省城鄉社會保障項目對比。城市：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都已普遍實行，在農村醫療保險有34個縣實行，其他的沒有涉及；社會福利：城市職工福利，辦公福利如社區服務、福利院、敬老院、干休所等普遍覆蓋，教育福利即九年制教育；農村辦公福利如五保戶供養、養老院、農村社區服務覆蓋率低，教育福利九年制義務教育。社會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扶貧，農村救濟、救災和扶貧，2006年10月1日啟動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優撫安置：城市與農村都有優待、撫恤、安置項目。自愿輔助保障：城市企業保障、商業保障，農村少量商業保障。[9]

3.其它民族地區保障情況

全國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同甘肅一樣，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所開展的工作大同小異。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開展的社會保障工作主要有農村社會救助、農村合作醫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內容[8]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仍然是各民族地區主要的保障方式;農村社會救濟是民族地區農村困難群眾的主要救濟措施，但以臨時救濟為主，標準偏低;各地普遍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改革試點，但多數地區處于停滯狀態;廣西、內蒙、青海等地已開始逐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僅在少數縣進行試點。與發達地區相比，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普遍存在政策不完善，保障范圍和保障水平都處于較低層次。下面是對青海省平安、大通、海晏三個縣的6個鄉農村社會保障狀況的調查[10]。

平安縣：巴藏溝鄉：13個村、960戶、漢族50%、回族50%、人口總數4382人、五保戶15人、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0元現金、貧困戶670戶，每戶每年發放糧食100斤、60歲以上人口每年900元，其他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無措施；石灰窯鄉：14個村、1710戶、漢族56%、回族44%、人口總數7890、無集體經濟、五保戶16戶、通過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1元現金，貧困戶1200戶、每戶每年發放糧食101斤，60歲以上人口每年2300元、其他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無措施；

大通縣：良教鄉：12個村、3510戶、回鄉族、人口總數16847人、有一個鄉辦小煤窯，五保戶34人，以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2元現金，貧困戶261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0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人口數913人，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已按人均一元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東峽鎮：13個村、3383戶、回鄉族、人口總數14818人、無集體經濟、五保戶20戶，以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3元現金、貧困戶466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1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老人有3000，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已按人均兩元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

海晏縣：三角城鎮：5個村、915戶、漢族80%、人口總數3755人、兩戶鎮辦企業、五保戶2人，以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4元現金、貧困戶318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2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人口有900人，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無保障措施。哈勒景鄉：3個村、282戶、蒙古族85%以上、人口總數1418、無集體經濟、無五保戶、貧困戶73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3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有82人，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醫療無保障措施。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社會保障卻很缺乏。要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最終實現整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消除民族之間的差距與不平等，必須進行制度創新，以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少數民族城市化進程的切入點，加快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步伐。當前少數民族地區需要解決農牧民群眾的醫療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障問題。

五、建立與完善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農村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是人類生存的需要。馬克思指出：“在現實世界中，個人有許多需要”[11]人是一種高級復雜動物，存在不同的需要（按不 同的需要分為自然需要、社會需要、經濟需要），人的需要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形成，并通過人的自覺社會實踐活動得到體現。列寧認為社會主義應該“充分保證成員福利和使他們獲得自由的全面發展”[12]。這里說明社會應該保證人類的自由和需要，為人類提供福利和全面發展的權利。中國社會主義的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會保障就是為了滿足社會公民獲得該需要的一個重要手段。社會保障是一種純公共物品，每個公民都應該平等的獲得保障權，社會保障不應該因地域或民族不同而產生排他性。社會保障的范圍和程度首先由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但同時也與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傳統、價值理念和倫理道德原則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筆者在本文以人道價值思想，以社會公正與平等的原則，對怎樣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保障作出了以下構想。

1.建立少數民族農村最低生活保障

目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特困戶救助制度，但這并不能滿足農村居民的要求。由于少數民族農村的自然條件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政府應該為農民建立最后一道安全網，具體的應從以下入手。

(1)合理界定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對象

政府對農村居民提供生活最低保障，不僅是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也農村居民應該享受的生存權利。只要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條件的，都可以主動提出申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對象應該低于或等于國家公布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人群。

(2)科學界定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標準

少數民族地區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應該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遵循既要保障貧困居民基本生活，又要克服其居民依賴思想；根據本地區農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經濟發展、物價和財政能力來確定。

(3)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資金籌集機制

資金問題對于少數民族地區來說是一大瓶頸問題。我國的最低生活保障資金是由財政、鄉鎮、村民委員會共同負擔的。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目前少數民族地方財政和鄉鎮財政困難而無力支付。少數民族政府可以制定統一的社會保障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來解決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的籌集。

(4)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

一是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制建設，國家有必要制定《最低生活保法》，把最低保障工作納入法制軌道，確保農民的最基本生存權益；二是對于特困戶可以實施減免政策，減免子女教育的學雜費等。

2.建立農村新型醫療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

(1)實施少數民族新型醫療和醫療救助制度

農村合作醫療在少數民族地區應該是一種策略性選擇，少數民族農村實施醫療救助和提供公共衛生服務是農村醫療保障最基本的選擇。根據目前少數民族地區的合作醫療籌資水平，合作醫療補償水平不可能很高，否則合作醫療基金可能會超支，反而導致農民看不起病。因此，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相結合，對于患重大疾病的農民給予醫療救助，切實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

(2)建立少數民族農村大病統籌醫療保險

我國少數民族農民對大病的應對能力很弱，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多，農民對于農村大病醫療救助非常迫切。大病醫療救助覆蓋面應該是少數民族全部農村居民，具體的對象應該是患有重大疾病的農民。醫療保險實行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保險基金的籌集原則應該按照“個人繳費為主，政府和集體補貼為輔”。建立個人賬戶，農民和集體分別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當地農民的平均收入按一定比例繳納，并確定一個標準，超過部分歸入統籌基金。支付較小的醫療費，則由統籌基金支付。農村大病救助醫療保險資金的管理和使用，在現有的社會保障管理機構的基礎上，按照“精簡、高效”的原則，組建農村大病救助醫療保險管理機構，從事農村大病救助資金的籌集、管理和使用等工作。

(3)逐步建立少數民族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目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大規模實行農村養老保險還不具備經濟條件，養老保險要從當地的實際出發，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為目的，以家庭養老、集體幫助、國家補助與個人儲蓄養老相結合的方式，采取政府積極引導和農民自愿相結合的原則，逐步提高社會化養老程度，達到“低水平、廣覆蓋、適度保障”，逐步擴大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覆蓋面。

(4)鼓勵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互助

在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互助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生活中村民為了解決一時的困難，可以向自己的親戚朋友、鄰居求助一定的物質幫助，等其他的朋友、鄰居或其他困難戶有困難時，給他們一定的物質幫助，這不僅彼此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幫助，而且還加深了交流和溝通，深化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有利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加強了農村地區的團結和穩定。對于這些突發性、暫時性的小型災害和困難，還可以彌補國家和集體保障的不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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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許學強, 周一星, 寧越敏.城市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版，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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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料來源:根據《關于加0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07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和甘肅省衛生廳統計資料整理轉引自李永生200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研究》.

[8]《甘肅年鑒》.2004年.

[9]轉引自李永生200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研究》.

[10]青海省財政廳社保處.《青海省農村牧區社會保障現狀及思考》附表(內部資料)轉引自唐新民200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以云南省為例》.

篇8

一、引言

社會保障是國家為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的一種安全制度，主要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從產品性質上看，除社會保險具有部分私人產品性質外，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均具有典型的公共產品性質。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社會保障應主要由政府財政供給，以彌補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農村社會保障是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上與城市社會保障應均衡發展，并最終實現城鄉社會保障的均等化。但長期以來，由于受二元經濟結構等影響，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覆蓋范圍、保障水平和社會化程度均低于城市，呈現明顯的城鄉二元分離結構和特征，因此更需國家政策扶持和財政投人。目前，針對農村社會保障，國內許多學者進行了許多研究，但大部分是圍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投人機制進行，鮮有學者就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所產生的效應進行理論和實證研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政府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和供給。本文在借鑒凱恩斯的乘數效應理論、擠人效應理論、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等理論的基礎上，以江西為例，對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的綜合效應和傳導機制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對策。

二、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的綜合效應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指政府運用公共財政對農民在年老、疾病、傷殘和生活困難等情況下給予物質保障.以公共財政分擔的方式分散和轉移農民生存、發展風險。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主要具有以下幾種效應:

(一)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轉移支付乘數，對經濟增長產生乘數效應。

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引起國民收人成倍的增長，這就是政府支出的乘數效應。政府支出既包括財政投資、政府購買，同時還包括政府轉移支付等。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屬于政府轉移支付，按照凱恩斯的乘數效應理論，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將對經濟增長產生乘數效應，這種乘數效應主要通過影響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來實現。假定不考慮稅率的影響，政府轉移支付乘數可表示為:

政府轉移支付乘數=邊際消費傾向/(1-邊際消費傾向)

可見，在不考慮稅率影響的前提下，政府轉移支付乘數大小完全由邊際消費傾向決定，當邊際消費傾向提高時，政府轉移支付乘數也隨之提高。通常而言，影響邊際消費傾向的因素除了收人水平之外，主要就是社會保障因素。當社會保障健全有效時，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相對樂觀，因而敢于消費，邊際消費傾向提高;當社會保障不健全時，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相對悲觀，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強，不敢消費，邊際消費傾向自然降低。因此，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人，建立和完善以財政為主導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助于提高邊際消費傾向，擴大消費需求，帶動國民經濟增長。這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完全消除.我國出口受到較大影響的形勢下，對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尤為重要和關鍵。

由于我國農村人口占全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決定的，因此，擴大全社會消費、提高全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的關鍵和重點在農村。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起步相對較晚，保障層次低、范圍小、覆蓋面窄，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村消費和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財政加大了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有所提高，兩者之間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以江西為例，2002年以前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人均支出不到10元，全省農村社會保障基本只有農村社會救助、農村養老保險，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因而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始終在較低的水平徘徊，最低的2001年甚至還不到0.1。2003年以來，江西加大了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先后建立了以財政為主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戶供養、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保障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有所擴大、保障水平穩步提高，農村消費和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也相應提高。從表1可看出，由于2003年實施了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試點、農村特困群眾救助和五保戶供養，當年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迅速提高至0.8，較上年提高0.18，政府轉移支付乘數也提高至5.07，農民人均消費額增加99元，均比以前有大幅提高，財政投人的當期效應十分明顯。雖然近年來隨著農民收人的增長，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有所波動，但基本穩定在0.7左右，農民人均消費額更是保持較大幅度的增長。可見，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經傳導可轉化為擴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即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可促進經濟的增長。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對提高整個農村居民邊

際消費傾向均具有正效應，但這種效應因不同人群而有所差異，其中效應最大的人群筆者認為主要是農村低收人者和身患疾病的農民。據筆者在江西部分鄉鎮、村的調查，農村低收人者在沒有獲得社會保障前，邊際消費傾向基本在0.3左右，低于社會平均水平，而在獲得社會保障之后，尤其是獲得低保收人后，其收人相對有一塊穩定的來源，具備了最基本的消費能力，絕大部分低保對象將低保收人的70-80%用于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進行消費，因而邊際消費傾向大幅提高。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醫療救助的實施，大大減少了患病農民醫療費用上的支出，使他們將沒有保障前須自己支付的醫療費用部分轉用于消費，從而大幅提高了這類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

(二)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量和供給水平，產生供給效應。

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投資具有雙重效應，即投資通過創造收入而產生對產出的需求效應，并通過投資增加資本存量、提高經濟的產出能力而產生供給效應。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筆者認為也可視作一種“投資”，只不過這種投資不是投向經濟領域，而是投向農村社會保障這種特殊的產品。按照哈羅德一多馬理論，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也具有供給效應，只不過這種供給效應不是增加資本存量產生的供給效應，而是通過增加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量、提高供給水平而產生的直接供給效應，并同時影響和引導私人資金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而產生間接供給效應，也就是擠人和外溢效應。

1.直接供給效應。

如前所述，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如僅靠市場進行配置和供給將不可避免存在市場失靈、供給不足等缺陷，農村經濟不發達、農民收人低下及觀念的相對落后決定了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主體必須是政府公共財政。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直接供給效應就是通過財政投人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數量和供給水平，滿足農民對社會保障產品不斷增長的需要。江西農村社會保障自2003年以來隨著財政投入的增加，供給量增加、供給水平提高，初步滿足了農民的需求，直接供給效應比較明顯。以全省保障覆蓋范圍較廣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戶供養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為例，隨著財政投人的持續增加，農村五保戶的供養數、集中供養率、集中供養標準分別由2003年的16.3萬、25% ,800元/人.年，增長到2008年的22.6萬、81%,1800 元/人.年;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參合數、人均年補助水平分別由2006年的1221萬人、35.6元，增長到2008年的2930萬人、80元;最低生活保障享受人數和月均補助水平分別由2003年的99萬人、12元，增長到2008年的150萬人、55元。可見，不論是保障范圍還是保障水平均有較大幅度的提高。這些變化得益于財政投人的增加，體現了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直接供給效應。

2.間接供給效應。

農村社會保障中部分產品如社會保險產品還具

有私人產品性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不應完全由財政提供，而應由政府、集體和個人共同提供。政府作為這類保障產品的提供者之一，對這類保障產品的財政投人不僅可產生直接供給效應，增加其供給量，滿足農民的部分需求，而且還將產生間接供給效應。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間接供給效應就是利用部分社會保障產品具有私人性質的特點，通過財政的投人緩解這類產品市場擁擠、供給不足，進而引導、帶動和擠入民間私人資金的進入，以此增加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量，提高供給水平。以覆蓋面較廣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為例，2006年一2008年江西各級財政(含中央財政)對農村新型合作醫療投人分別為4.35,9.97,21.52億元，而同期引導和擠人的農民個人參保資金分別達1.42,3.02,5.38億元，擠人效應比較明顯。其它保障項目如農村養老保險，財政同樣產生了擠人效應。可見財政資金在自身投人的同時還擠人了部分個人資金，提高了總供給量，產生了間接供給效應。

(三)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促進農民增收。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不僅可以提高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支付乘數，增加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總供給;而且還可以通過多種形式直接或間接增加農民收人，對農民具有一定的增收效應。

1.以國民收入在農村再分配的方式直接和間接增加農民收入。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實質上是國民收人在農村的再分配，這對絕大部分農民收人的增加都具有正效應。對于低保對象來說，相當于有一塊穩定的收人來源，并可將這部分收人用于生產和經營，實現間接增收。對于身患疾病的農民來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或醫療救助可大幅減少其對醫療的支出，相當于間接增加了收人。2008年，財政對江西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大約39億，相當于每位農民從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上平均獲得近130元左右的收人，占農民收人的2.8%。今后隨著財政投人的增加，農民從中獲得的轉移性收人將更多。

2.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而增加農民收入。

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可解決農民生活、醫療、養老等后顧之憂，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增加農民務工性收人。據統計，江西近年來累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64.0萬人，其中僅2008年就轉移160萬人。國家統計局江西調查總隊的調查表明，2006年江西農民外出務工性(包括外出務工和在本鄉內企業務工)收人占農民人均純收人的37.9%，務工性收入增長對當年農民收人增長的貢獻率達50.7%，可見，勞動力轉移外出務工有效地增加了農民的收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農村社會保障的逐步完善是分不開的。此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僅減少了農村居民常住人口，增加農村居民人均土地等資源的實際占有量，提高農村居民從農林牧漁業等產業獲得的人均收入。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還將增加城鎮人口，而城鎮人口的增加必然擴大對農村農產品的需求，緩解農產品銷售難、價格低等現實問題，增加農民農業收人。

3.促進農民增加文化教育用品和生產等投資而提高收入。

當前，農民的保障主要還是以傳統的土地、家庭保障為主，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且成本過高，農民對此還有很大的后顧之憂，不敢消費，不敢對以前不科學、不合理的支出結構進行大膽調整，而進行諸如文化教育、生產經營等最能影響農民增收項目的投資。以財政為主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尤其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農村醫療保險的建立則可有效消除這種后顧之憂，促使農民對支出結構進行調整，如減少養老性儲蓄和醫療支出等，增加用于文化、教育等用品的投資，提高自身科學文化素質和創收能力。2003年江西農民用于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及服務上的支出為223元，而2004-2006年分別增長到237元、276元、288元。此外，以財政為主的農村養老保險還可改變當前農民傳統的“養兒防老”的家庭保障觀念，減少家庭撫育的時間耗費和資金支出，促使農民將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用于文化教育和生產經營，實現增收。

三、結論和建議

綜上所述，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具有三種效應:一是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轉移支付、促進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二是引導，其它資金進入農村社會保障領域，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總供給量和供給水平的供給效應;三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促進農民收人增長的增收效應。這三種效應及傳導機制如圖1所示。

基于上述分析，為提高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效應，建立和完善以財政為主導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筆者提出如下建議和對策。

(一)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政策和格局，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尤其是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在GDP和財政總支出中的比例。

由于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尤其是農村社會養老欠帳較多，大大落后于城市，因此在確保社會保障財政支出在占據GDP和財政總支出一定比例的前提下，應逐步向農村傾斜，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增長速度應高于城市社會保障支出增長速度，城鄉社會保障人均支出和保障水平應逐步實現均等化。通過財政投人，拓寬農村社會保障的內容和范圍，重點是推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消除農民對生活、醫療等的后顧之憂。鼓勵農民消費，提高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轉移支付乘數，以此擴大內需，帶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和農民的增收。

(二)加強宣傳和引導，提高農民對社會保障的認識，幫助農民逐步拋棄傳統的養兒防老、土地養老等不合時宜的觀念，為個人、集體等社會資金擠入農村社會保障提供良好的氛圍和環境，鼓勵農民個人進行參保。

篇9

一、引言

社會保障是國家為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的一種安全制度，主要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從產品性質上看，除社會保險具有部分私人產品性質外，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均具有典型的公共產品性質。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社會保障應主要由政府財政供給，以彌補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農村社會保障是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上與城市社會保障應均衡發展，并最終實現城鄉社會保障的均等化。但長期以來，由于受二元經濟結構等影響，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覆蓋范圍、保障水平和社會化程度均低于城市，呈現明顯的城鄉二元分離結構和特征，因此更需國家政策扶持和財政投人。目前，針對農村社會保障，國內許多學者進行了許多研究，但大部分是圍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投人機制進行，鮮有學者就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所產生的效應進行理論和實證研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政府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和供給。本文在借鑒凱恩斯的乘數效應理論、擠人效應理論、哈羅德一多馬經濟增長等理論的基礎上，以江西為例，對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的綜合效應和傳導機制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對策。

二、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的綜合效應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指政府運用公共財政對農民在年老、疾病、傷殘和生活困難等情況下給予物質保障.以公共財政分擔的方式分散和轉移農民生存、發展風險。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主要具有以下幾種效應:

(一)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轉移支付乘數，對經濟增長產生乘數效應。

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引起國民收人成倍的增長，這就是政府支出的乘數效應。政府支出既包括財政投資、政府購買，同時還包括政府轉移支付等。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屬于政府轉移支付，按照凱恩斯的乘數效應理論，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將對經濟增長產生乘數效應，這種乘數效應主要通過影響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來實現。假定不考慮稅率的影響，政府轉移支付乘數可表示為:

政府轉移支付乘數=邊際消費傾向/(1-邊際消費傾向)

可見，在不考慮稅率影響的前提下，政府轉移支付乘數大小完全由邊際消費傾向決定，當邊際消費傾向提高時，政府轉移支付乘數也隨之提高。通常而言，影響邊際消費傾向的因素除了收人水平之外，主要就是社會保障因素。當社會保障健全有效時，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相對樂觀，因而敢于消費，邊際消費傾向提高;當社會保障不健全時，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相對悲觀，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強，不敢消費，邊際消費傾向自然降低。因此，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人，建立和完善以財政為主導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助于提高邊際消費傾向，擴大消費需求，帶動國民經濟增長。這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完全消除.我國出口受到較大影響的形勢下，對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尤為重要和關鍵。

由于我國農村人口占全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決定的，因此，擴大全社會消費、提高全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的關鍵和重點在農村。我國農村社會保障起步相對較晚，保障層次低、范圍小、覆蓋面窄，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村消費和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財政加大了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有所提高，兩者之間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以江西為例，2002年以前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人均支出不到10元，全省農村社會保障基本只有農村社會救助、農村養老保險，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因而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始終在較低的水平徘徊，最低的2001年甚至還不到0.1。2003年以來，江西加大了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先后建立了以財政為主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戶供養、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保障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有所擴大、保障水平穩步提高，農村消費和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也相應提高。從表1可看出，由于2003年實施了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試點、農村特困群眾救助和五保戶供養，當年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迅速提高至0.8，較上年提高0.18，政府轉移支付乘數也提高至5.07，農民人均消費額增加99元，均比以前有大幅提高，財政投人的當期效應十分明顯。雖然近年來隨著農民收人的增長，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有所波動，但基本穩定在0.7左右，農民人均消費額更是保持較大幅度的增長。可見，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經傳導可轉化為擴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即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可促進經濟的增長。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對提高整個農村居民邊

際消費傾向均具有正效應，但這種效應因不同人群而有所差異，其中效應最大的人群筆者認為主要是農村低收人者和身患疾病的農民。據筆者在江西部分鄉鎮、村的調查，農村低收人者在沒有獲得社會保障前，邊際消費傾向基本在0.3左右，低于社會平均水平，而在獲得社會保障之后，尤其是獲得低保收人后，其收人相對有一塊穩定的來源，具備了最基本的消費能力，絕大部分低保對象將低保收人的70-80%用于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進行消費，因而邊際消費傾向大幅提高。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醫療救助的實施，大大減少了患病農民醫療費用上的支出，使他們將沒有保障前須自己支付的醫療費用部分轉用于消費，從而大幅提高了這類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

(二)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量和供給水平，產生供給效應。

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投資具有雙重效應，即投資通過創造收入而產生對產出的需求效應，并通過投資增加資本存量、提高經濟的產出能力而產生供給效應。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筆者認為也可視作一種“投資”，只不過這種投資不是投向經濟領域，而是投向農村社會保障這種特殊的產品。按照哈羅德一多馬理論，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也具有供給效應，只不過這種供給效應不是增加資本存量產生的供給效應，而是通過增加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量、提高供給水平而產生的直接供給效應，并同時影響和引導私人資金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而產生間接供給效應，也就是擠人和外溢效應。

1.直接供給效應。

如前所述，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如僅靠市場進行配置和供給將不可避免存在市場失靈、供給不足等缺陷，農村經濟不發達、農民收人低下及觀念的相對落后決定了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主體必須是政府公共財政。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直接供給效應就是通過財政投人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數量和供給水平，滿足農民對社會保障產品不斷增長的需要。江西農村社會保障自2003年以來隨著財政投入的增加，供給量增加、供給水平提高，初步滿足了農民的需求，直接供給效應比較明顯。以全省保障覆蓋范圍較廣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戶供養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為例，隨著財政投人的持續增加，農村五保戶的供養數、集中供養率、集中供養標準分別由2003年的16.3萬、25% ，800元/人.年，增長到2008年的22.6萬、81%，1800 元/人.年;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參合數、人均年補助水平分別由2006年的1221萬人、35.6元，增長到2008年的2930萬人、80元;最低生活保障享受人數和月均補助水平分別由2003年的99萬人、12元，增長到2008年的150萬人、55元。可見，不論是保障范圍還是保障水平均有較大幅度的提高。這些變化得益于財政投人的增加，體現了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直接供給效應。

2.間接供給效應。

農村社會保障中部分產品如社會保險產品還具

有私人產品性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不應完全由財政提供，而應由政府、集體和個人共同提供。政府作為這類保障產品的提供者之一，對這類保障產品的財政投人不僅可產生直接供給效應，增加其供給量，滿足農民的部分需求，而且還將產生間接供給效應。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間接供給效應就是利用部分社會保障產品具有私人性質的特點，通過財政的投人緩解這類產品市場擁擠、供給不足，進而引導、帶動和擠入民間私人資金的進入，以此增加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供給量，提高供給水平。以覆蓋面較廣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為例，2006年一2008年江西各級財政(含中央財政)對農村新型合作醫療投人分別為4.35，9.97，21.52億元，而同期引導和擠人的農民個人參保資金分別達1.42，3.02，5.38億元，擠人效應比較明顯。其它保障項目如農村養老保險，財政同樣產生了擠人效應。可見財政資金在自身投人的同時還擠人了部分個人資金，提高了總供給量，產生了間接供給效應。

(三)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促進農民增收。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不僅可以提高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支付乘數，增加農村社會保障產品的總供給;而且還可以通過多種形式直接或間接增加農民收人，對農民具有一定的增收效應。

1.以國民收入在農村再分配的方式直接和間接增加農民收入。

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實質上是國民收人在農村的再分配，這對絕大部分農民收人的增加都具有正效應。對于低保對象來說，相當于有一塊穩定的收人來源，并可將這部分收人用于生產和經營，實現間接增收。對于身患疾病的農民來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或醫療救助可大幅減少其對醫療的支出，相當于間接增加了收人。2008年，財政對江西農村社會保障的投人大約39億，相當于每位農民從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上平均獲得近130元左右的收人，占農民收人的2.8%。今后隨著財政投人的增加，農民從中獲得的轉移性收人將更多。

2.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而增加農民收入。

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可解決農民生活、醫療、養老等后顧之憂，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增加農民務工性收人。據統計，江西近年來累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64.0萬人，其中僅2008年就轉移160萬人。國家統計局江西調查總隊的調查表明，2006年江西農民外出務工性(包括外出務工和在本鄉內企業務工)收人占農民人均純收人的37.9%，務工性收入增長對當年農民收人增長的貢獻率達50.7%，可見，勞動力轉移外出務工有效地增加了農民的收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農村社會保障的逐步完善是分不開的。此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僅減少了農村居民常住人口，增加農村居民人均土地等資源的實際占有量，提高農村居民從農林牧漁業等產業獲得的人均收入。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還將增加城鎮人口，而城鎮人口的增加必然擴大對農村農產品的需求，緩解農產品銷售難、價格低等現實問題，增加農民農業收人。

3.促進農民增加文化教育用品和生產等投資而提高收入。

當前，農民的保障主要還是以傳統的土地、家庭保障為主，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且成本過高，農民對此還有很大的后顧之憂，不敢消費，不敢對以前不科學、不合理的支出結構進行大膽調整，而進行諸如文化教育、生產經營等最能影響農民增收項目的投資。以財政為主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尤其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農村醫療保險的建立則可有效消除這種后顧之憂，促使農民對支出結構進行調整，如減少養老性儲蓄和醫療支出等，增加用于文化、教育等用品的投資，提高自身科學文化素質和創收能力。2003年江西農民用于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及服務上的支出為223元，而2004-2006年分別增長到237元、276元、288元。此外，以財政為主的農村養老保險還可改變當前農民傳統的“養兒防老”的家庭保障觀念，減少家庭撫育的時間耗費和資金支出，促使農民將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用于文化教育和生產經營，實現增收。

三、結論和建議

綜上所述，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具有三種效應:一是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轉移支付、促進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二是引導，其它資金進入農村社會保障領域，提高農村社會保障總供給量和供給水平的供給效應;三是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促進農民收人增長的增收效應。這三種效應及傳導機制如圖1所示。

基于上述分析，為提高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效應，建立和完善以財政為主導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筆者提出如下建議和對策。

(一)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政策和格局，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尤其是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在GDP和財政總支出中的比例。

由于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尤其是農村社會養老欠帳較多，大大落后于城市，因此在確保社會保障財政支出在占據GDP和財政總支出一定比例的前提下，應逐步向農村傾斜，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增長速度應高于城市社會保障支出增長速度，城鄉社會保障人均支出和保障水平應逐步實現均等化。通過財政投人，拓寬農村社會保障的內容和范圍，重點是推廣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消除農民對生活、醫療等的后顧之憂。鼓勵農民消費，提高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和政府轉移支付乘數，以此擴大內需，帶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和農民的增收。

(二)加強宣傳和引導，提高農民對社會保障的認識，幫助農民逐步拋棄傳統的養兒防老、土地養老等不合時宜的觀念，為個人、集體等社會資金擠入農村社會保障提供良好的氛圍和環境，鼓勵農民個人進行參保。

篇10

 

一、初識農村社會保障 

農村社會保障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保障是國家通過法律手段，采取強制性措施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形成特殊的社會消費基金，當社會成員喪失勞動能力或基本生活發生困難時，給予物質上的幫助，以保證社會安定的一系列有組織的措施、制度和事業的總稱。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社會保障制度保障了大多數人的最低經濟要求和社會需要，對保持社會的相對穩定，起到了一種“社會安全網”的作用，通過社會產品的再分配，使許多不能依靠個人來維持生活的生、老、病、死、傷、殘等，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緩和了階級矛盾，為社會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相當穩定的社會環境，因此世界各國都在不斷的發展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促進社會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建立新農保制度是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加快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重大決策，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重大舉措，是逐步縮小城鄉差距、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基礎性工程，是實現廣大農村居民老有所養、促進家庭和諧、增加農民收入的重大惠民政策。 

二、貴州新型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農村社會保障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社會保障領域亟待研究的薄弱領域。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是一項周期長、工程大、風險高的事業，如何將風險降到最低程度，也是當今世界各國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改革開放以來貴州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我省的社會保障建設已經取得巨大進步，在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方面更是成績突出，但是上層建筑怎么能脫離經濟基礎呢？貴州“兩欠”省情的現狀，決定了貴州省社會保障體系要有很多問題，與國外發達國家和國內其它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完善的省份相比，貴州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完善，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有許多的問題等著去解決。 

（一）貴州農村社會保障形式單一，社會化程度低，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貴州有80%的居民住在農村，但農村始終處于社會保障的邊緣，有相當一部分社會保障的內容將整個農村人口排擠在保障體制之外，而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卻在不斷擴大，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的覆蓋面分別占全體居民的18.3%、10.7%和13%，還沒有達到國際上20%的最低標準。 

（二）社會保障基金不足，基金來源單一，抗風險能力弱 

1、我省經濟發展水平低，不能為社會保障體系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 

2、社會保障起步晚、無積累、包袱沉重等歷史的原因外，相關立法的欠缺導致社會保障基金籌集沒有統一的機構和方式，致使社會保障基金在征繳、運行、組織、管理、信息披露，等一系列重要的環節上無章可循和存在制度性漏洞，這種狀況還進一步導致基金籌集進程中大量逃避繳費等現象的發生。資金管理部門管理不夠規范與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各地擠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況時有發生，基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資金運營不能保值增值。 

（三）新農合制度落實不到位，運行模式不完全適應農村社會新的變化 

1、體現在學習、宣傳、普及等工作不到位。對新農合的宣傳力度不夠，農民對新農合的有關的各項規定不甚了解；制度的普及與執行力度不夠，導致各醫療定點機構對新農合制度也未嚴格執行。 

2、體現在相關機構對新農合重視不夠。農村醫療衛生體系不健全不是新農合組織完全能解決的，需要相關部門予以資金上的支持與幫助。 

三、貴州新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前景及對策 

農村社會保障，是國家為了保障公民在各種突發性自然災害，如年老、疾病、缺乏勞動能力等情況下，從國家和社會獲得足夠的物質幫助而建立起來的援助制度。我國“七五”計劃中明確規定:“要適應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新情況，從我國當前的國力出發，按照有利生產、保障生活的原則，有步驟地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保障雛形。”這些年來，在各級黨委及政府的領導下，在包括農村在內的社會保障領域，如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不少成就和成功的經驗。但，必須同時承認，在農村基層，特別是象貴州這樣少邊窮地區的農村基層，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還任重道遠。 

（一）地、縣兩級要認真貫徹落實2004年貴州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特困群眾救助工作的通知》中關于“全省所需農村特困群眾救助經費采取分級負責，省、地(州、市)、縣(市、區)按4:2:4的比例分擔”的規定，全額落實所承擔的特困群眾救助經費，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可以將這部分資金轉為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地、縣兩級不能因為省級加大了扶持力度而減少本級財政的投入，要按照比例足額將救助資金納入財政專戶，堅決杜絕擠占、挪用、截留的現象。 

（二）切實解決城鄉低保工作專項經費，并進一步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做好城鄉低保與醫療救助、臨時困難救助工作的銜接配套工作，逐步建立以民為本、為民解困、為民服務長效工作機制，確保城鄉社會救助工作真正成為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安全網”。加強有關部門的密切配合與協作，注重各項救助制度銜接與配套，完善工作體制和運行機制，全面搭建以城鄉低保為依托的社會救助體系工作平臺。加強社會救助工作人員上崗的政策和業務培訓，提高基層民政干部隊伍素質，強化為民服務意識，規范操作程序，提高社會救助效益。 

（三）全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盡快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關鍵所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農村社會保障中最低層次的保障，是一種直接消滅絕對貧困現象的重要舉措，是政府為農民設立的最后一道安全網。因此，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必須盡快啟動與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