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孫子兵法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實行計劃經濟，政府職能嚴重扭曲，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人，而不是服務于人，“公仆”凌駕于人民之上。經過多年改革，這種現象正在逐步改變。服務已成為2l世紀政府行政管理的核心。建立服務型政府也已成為上下的共識。服務型政府與管理型政府的根本區別之一，就是是否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體現，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也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應有之義。這方面，孫子提出的“視卒如愛子”，體現了中國古典兵家的用人哲學精神，對于今天也有很強的思想啟發作用。“視卒如愛子”的核心是對人關愛。今天，放到政府管理上，就是要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把政府工作的精力由管理人民轉到為廣大群眾提供更多優質服務上來。雖然我國還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要比較充分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利益要求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還有一個較長的過程，但是以人為本作為我們的執政理念，應當堅定不移地貫穿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各個領域，貫穿到我們的各項工作中去。實踐證明，無論什么時候，在管理工作中，以人為核心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樹立起服務理念，就是抓住了關鍵、抓住了根本。

二、“必以全爭于天下”——政府管理目標要把握戰略全局

孫子的全勝戰略思想，是孫子整個思想體系的核心內容。孫子認為，戰爭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毀人之國”都不是最好的結果，要把“用兵之害”減少到最低的程度，這樣“用兵之利”才能“萬全”。應該說，孫子的這一思想，在當今的政府管理中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意義。當前，全球范圍內國家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軍事在競爭，經濟在競爭，人力資源在競爭。由于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的問題十分突出，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成為中心任務。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已基本實現了小康。但一個時期以來，單獨追求GDP增長，嚴重破壞生態、濫用資源，只講經濟發展、不講社會進步等傾向十分突出，政府管理的缺位、越位現象嚴重。這樣雖然經濟一時發展了，但給子孫后代遺患無窮。如果對照孫子的思想，我們發現這種發展戰略不是“全勝”戰略，不是最上策，而是片面的、局部的勝利，必須予以改變。我們認為，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上，要追求發展的最高境界——“全勝”。體現在戰略全局上，就是要樹立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抓，全面實施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五個統籌”，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當然，在全面考慮的同時，在不同時期要突出不同的重點。

三、“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政府管理活動應善于任勢。

任勢是孫子思想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觀點。關于勢，他有一系列形象的描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孫子勢篇》)，“稱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溪者”(《孫子形篇》)、“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孫子勢篇》)。其核心思想是因勢而謀，借勢成事，利用客觀態勢的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思想很值得現代政府管理者借鑒。在政府管理活動中，領導者必須善于借勢。如何借勢呢?主要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一是招商引資、筑巢引鳳，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二是善于聚“氣”，形成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通過鼓氣鼓勁，聚集起發展的能量；三是把握大勢，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經濟發展是有周期的，在發展的上升階段，地方政府要善于利用機遇，采取措施，全力推進，形成發展的加速度和必勝的態勢。

四、“通九變之利”——政府管理途徑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創新

現代政府是法制政府，決策和執行要尊重科學，尊重程序。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基本形成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和制度，使人民群眾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時反映。但在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各級政府在行政管理中要注意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貫徹上級的路線、方針、政策。正如孫子所講，“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子虛實篇》)。堅持規范、堅持程序，不是因循守舊，不是一成不變。形勢是不斷變化的，要靈活機動地用兵，臨機制變，切忌墨守成規和經驗；同樣,政府管理更要不斷進行制度創新和機制創新，要以轉變職能為核心，簡化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提供優質服務。總之，要把握住一個“變”字，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堅決摒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和形式主義，以新的理論、新的實踐去指導政府工作，從而取得勝利。

篇2

中圖分類號:G845.28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 編號:1007-3612(2010)06-0129-04

An Analysis of Rafael Nadal's Strategy thinking on the Perspecti ve of Sun Tzu the Art of War in the Win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

HE Wensheng1,ZHANG Liwei2

(1.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321004 Zhejiang China;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top tennis athletes have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before the match and their achievements depend on whether their tactic thinking is reasonable or not . Sport strategy thinking is a thinking process that the player chooses,sets d own and implements tactic plan to gain mastery over the enemy according to the p 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opponent and himself before and in the match. The aut hor of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Rafael Nadal’s strategy thinking process and measure exertion in Wim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which are including ge tting victory through str atagem,strength,vigor and change,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the establ ishment of the tennis players’ spor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in the match

Key words: 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Wimbledon Championships’ Final;t actic thinking

思維是人腦對客觀事物本質屬性與規律概括的間接的反映。它是基于感知覺等初級認知 過程基礎上的復雜的高級認知過程。思維能力是個體智力的核心成份之一。在激烈的運動競 賽場上,運動員最后的獲勝需要綜合考慮其各項素質,包括體能、技能以及心智能力;而前 兩者最終都是通過各種心智能力來控制和調節的。因此,可以說運動戰術思維能力是引導運 動員取勝的核心能力之一。運動戰術思維,是指在比賽前和比賽中,根據對手和本隊實際, 選擇制定戰術并實施戰術方案、克敵制勝的思維過程。[1]以往的運動員戰術思維 研究較少 關注戰術思維的整個過程,即使有,也僅僅粗略地提及一般化過程即感知判斷信息、制定計 劃、實施計劃及評估結果。但是在世界頂尖級的運動交戰中,不僅需要一般的思維過程作出 基礎支撐,更需要進一步探索先進的戰術思維。《孫子兵法》作為兵家圣典,歷代將帥和學 者對其進行孜孜不倦地探索,力求從中汲取孫子戰略戰術思維的精髓。本文即試圖用孫子兵 法的戰術謀略思維過程及其思維策略來具體分析世界排名第二的網球選手納達爾與世界排名 第一的溫網五連冠費德勒兩大天王的交鋒,以期為網球競技的戰術思維提供一些借鑒。

1 實戰案例

網壇的巔峰之戰,在同樣的地點、同樣的觀眾、同樣的對手、同樣艱苦卓絕的比賽,最后得 到卻是不一樣的結果。納達爾、費德勒在2007、2008年兩次對陣結果分別是2007年6-7(7) 、6-4、6-7(3)、6-2、2-6和2008年6-4、6-4、6-7(5)、6-7(8)、9-7。比 賽分別用時3 h45 min和4 h48 min,兩人總得分差距僅只有7分和5分(表1),異常 激烈。運動員參賽目的只有取勝。獲勝不僅可以得到巨大的物質獎勵,如高額的獎金和更多 的商業機遇等;同時還能獲得巨大的精神獎勵,如積分的增加,排名的提高等。億萬人關注 下,巔峰對決,毫厘之差決定鹿死誰手,運動員的精神壓力非常人所能承受。作為都曾取得 世界排名第一的運動員――費德勒和納達爾,他們的對決具有技戰術意義中不同類型典型代 表的碰撞,這樣的比賽與其說是技能的較量,還不如說更是心理較量的經典案例。

2 戰術思維分析

2.1 戰術思維的準備階段――先計而后戰的慎戰思想

“慎戰”是孫子戰爭思想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重點講人的因

投稿日期:2010-03-26

基金項目: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點項目子課題。

作者簡介:何文盛,講師,碩士,研究方向運動訓練學、運動心理學。 素,知己知彼,全方位收集信息,提出目標。通觀全篇,孫子的論述都體現著理智、冷靜、 審慎的態度,從中看不到任 何簡單、輕率的言論。開篇即言“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計篇。其要義是闡述要慎重對待戰爭。其“慎 戰”思想的體現是先“計”而后 戰。“計 ”就是謀略、籌劃,同時也有“算”的含義。基本思路是:“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 索其情。”[2]計篇不但要算的全面(道、天、地、將、法),而且要定性定量分析 。在運動 戰術思維的謀劃中,考慮到臨場所會發生的一切和準備好應激的預案,預案必須包括運動員 無法控制的所有內外部因素。只有工作做得越細致,運動員才會處變不驚,鎮定自若。在08 年的決賽中,納達爾在發球局中被費德勒拿到了13次破發點而挽救了12次;他和費德勒出于 裁判的誤判、漏判、錯判等各有30個重賽球;甚至在納達爾領先和就快分出勝負的情況下兩 次因下雨比賽中斷,致使整個比賽延長到近7個小時,直到晚上9點多幾乎快天黑才結束。但 這些都沒對納達爾造成多大干擾,最終贏得比賽。這當然和他平時早就做好各種戰術措施的 預案有直接關系。正所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2 ]虛實篇。

“慎戰”思想的又一體現是“知勝”思想,“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 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2]謀攻篇納達爾和費德勒已交鋒過17次, 對費 德勒的特點已很熟悉,特別是通過與費德勒在之前溫網里的兩次決賽,對費德勒在草地球場 的技戰術、體能以及心理特點都有深刻的認識。這是納達爾能在溫網戰勝費德勒的基礎。

表1 2007和2008年溫布爾頓網球錦標賽決賽技術統計

數據統計納達爾2007年

2008年費德勒2007年

2008年一發球成功率70%(118/167)73%(160/218)71%(111/156)65%(127/1 95)一發平均時速111MPH113MPH120MPH118MPH一發得分率68%(81/118)69%(111/160)71%(79/111)72%(92/127) 二發得分率57%(28/49)58%(34/58)62%(28/45)57%(39/68)一發回球得分率28%(32/111)27%(35/127)31%(37/118)30%(49/160 )二發回球得分率37%(17/45)42%(29/68)42%(21/49)41%(24/58)破發成功率36%(4/11)30%(4/13)37%(3/8)7%(1/13)挽救破發點率62%(5/8)92%(12/13)63%(7/11)69%(9/13)盤點2/33/73/102/5冠軍點0/01/41/20/0ACE球得分率1%(1/158)3%(6/209)15%(24/165)12%(25/204)雙誤2332非受迫性失誤32274052非受迫失分率21%(34/165)15%(30/204)27%(43/158)26%(54/209) 受迫性失分率9%(15/165)12%(25/204)29%(46/158)28%(59/209) 致勝分率32%(50/158)33%(68/209)38%(62/165)40%(82/204)上網得分率%69%(18/26)71%(22/31)59%(30/51)56%(42/75)總得分158209165204 2.2 除了收集與比賽直接相關的人的信息之外,還綜合利用天時地利,使之服務于人和, 服務于目標――把握主動權的勢戰思想

孫子在《勢篇》中指出,“故善戰者,求之于勢”,把注意力放在把握、運用和創造出 戰勝敵人的有利態勢上。所謂勢是指一種在戰爭中對主動權的把握,是由戰場自然、地理和 人的因素綜合決定的。[3]謀勢是《孫子兵法》勢勝思想的核心,所謀之勢分為三 種 :氣勢、地勢和因勢。高昂的士氣稱為氣勢,險峻的地形稱為地勢,乘敵之需稱為因勢。

通過表二數據可以看出,總體上納達爾在比賽中積極情緒表現遠高于消極的情緒表現; 費德勒則相反,消極情緒表現多于積極的情緒表現。從運動員的個性特征來看,納達爾是比 較開朗熱情的運動員,而費德勒給外界的印象則是穩重少言的運動員。連續幾年來跟費德勒 的交手,納達爾的成績穩步提升,17次交戰中曾贏得11次勝利,并且在08年溫網前的熱身賽 英國女王杯草地網球賽中獲得冠軍。從觀眾角度來講,很多球迷和資深人士認為,費德勒已 經統治草地很長時間了,對納達爾的獲勝期望很高,所有這些都從氣勢上給了費德勒賽前一 擊。比賽中,納達爾也攜剛在法網中奪冠并完勝費德勒之威,表現出了強烈的取勝愿望。從 表二中可以看到,08年納達爾在比賽中盡管積極情緒表現只比費德勒高一次,但在消極情緒 的表現上卻比費德勒低得多,同時也比07年下降很多。觀眾的支持對納達爾情緒的自我控制 起到不小的幫助,他在觀眾的助威聲中拿下前兩盤。

表2 07和08年溫網球決賽中運動員情緒表現統計

納達爾積極情緒(次) 消極情緒(次)費德勒積極情緒(次) 消極情緒(次)2007年1679122008年1221112 2.3 目標設置階段――不輕言實力的力戰思想

孫子主張一切智謀都是在實力的基礎上展開,“先為不可勝”[2]行篇,“上下 同欲者 勝”[2]行篇,不但要求戰前做好實力積累,而且要從各個方面整合力量。絕對的 實力還可 達到威懾對手的效果。這種實力來自于“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2] 行篇即強調實力建立在綜合實力基礎上。有備則勝利可以預見,但敵人是否有可乘之機則不 能強求。只能先使自己強大起來,當敵人有可乘之機時才能抓住機會。所有前面的準備階段 ,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在這里強調比賽的終極目標、個人在比賽中所指定的目標以及為了 實現這個目標所制定的計劃。

從表1可以看出,相比07年溫網決賽而言,08年納達爾發球成功率比較穩定且有所提高 ,一發球成功率由70%提高至73%,一發平均時速由111MPH提高至113MPH,一發得分率變化是 68%～69%,二發得分率變化是57%～58%。一發和二發回球得分率也很穩定甚至有所提高,一 發回球得分率變化是28%～27%,二發回球得分率變化是37%～42%,挽救破發點率有明顯提高 :62%～92%,ACE球得分率變化是1%～3%。而費德勒在一發成功率由71%降低至65%,發球速 度也有所降低至118MPH,在一發、二發得分率和一發、二發回球得分率方面都有所降低,AC E球得分率降低了3%。這些都表明了納達爾的接發球技術的大幅提高和發球技術的不斷完 善。從比賽的關鍵點來說,納達爾挽救破發點率兩年相比得到很大的提升,從62%～92%提高 了30%,盤點由3個到7個,贏得盤點由2個到3個,拿到4次冠軍點;費德勒挽救破發點率從37 %降到7%,由10個降到5個,贏得盤點由3個降為2個,冠軍點2008年一次都沒有。從這 些數據看來,納達爾除了贏得比賽的能力得到提高外,把握比賽關鍵點的技術能力和心理技 能也得到極大的加強。

運動員在每一階段都要設置好自己的目標,并踏踏實實按照設定好的目標努力,才能 實現自我的突破。正如納達爾突然提高的接發球能力,令費德勒措手不及,發球時壓力大增 ,所以一發球成功率大降6%,發球得分率降低2個百分點;同時納達爾努力提高了發 球技能,發球的得分率08年比07年提高了7%。納達爾正是通過這種強化自身素質,加強技能 訓練,達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2.4 計劃實施階段,以及在實施中運用多種策略――上兵伐謀的謀戰思想

《謀攻篇》把制勝戰略模式歸結為四種:“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四策因情況而變,以實踐為基礎進行組合。對于具體操作,孫子在兵法中強調通過詭道 、示假,引誘,迂回,挑動,痹之,怒之等手段使敵人決策失誤,行為被動,通過饑之, 亂之,分之,離之等使敵整體作戰能力下降,有兵無勢;通過避實攻虛,避強擊弱,攻其要 害,攻敵之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出奇制勝,攻其惰歸,攻心奪氣,以火佐攻,半濟而 擊等手段勝于易勝。孫武以智取勝思想的核心是:強我弱敵以強勝弱,攻敵之弱,攻敵之誤 。[4]在計劃實施階段,以及在實施中運用多種策略,不僅有認知策略還有情緒策 略,充分 運用了情緒對個體表現的影響。回看2007、2008年納達爾與費德勒的比賽。也正是這些方面 的一個寫照。

“兵者,詭道也。強而避之,怒而撓之”[3]。避開敵人強大的方面,激怒性格暴 躁的敵人 。從表3可見,2007年決賽納達爾在每次發球前平均拍球5.20次,平均用時3.28 s,到200 8 年決賽每次發球前平均拍球7.25次,平均用時4.05 s,從拍球次數和拍球時間都有增加, 以 至于在比賽中受到主裁違反20秒時間準則的警告和費德勒的指責,實乃有意為之。其目的有 3:

1) 拖慢比賽節奏,強而避之。從以往的經驗可以看出納達爾具備超人的耐心,慢節奏是他 的強項,而費德勒屬于脾氣急躁的選手。如果想在快速的對抗中戰勝費德勒,那是納達爾力 所不能及的,這在2007年的比賽中已經得到證明。揚長避短,是納達爾明確的戰術意圖。規 則 規定網球比賽分與分之間有20 s的間隔,所以他想盡一切方法使比賽節奏慢下來,包括增加 拍球次數、減慢拍球的頻率、擦汗、來回走動等。單從比賽時間2008年288 min,比2007年 多63 min,就足以證明納達爾達到了目的。他超人的耐心對于費德勒絕對是一種艱難的心理 考驗。

2) 破壞費德勒的接發球。我們知道,注意動搖時間平均為8 s～12 s,接發球前準備時 間過長很這容易發生注意的動搖。在納達爾的發球前,故意慢拍球,最多甚至要拍到12次, 用時近5 s,故意引發對方注意起伏,造成失誤。這都是在達到他的戰術意圖。

3) 誘發費德勒煩躁情緒。發球前納達爾的多次拍球,先是對費德勒的注意力造成挑戰,次 數多了,情緒上自然煩躁,心態上容易起伏波動,甚至是影響到比賽裁判的判定。在2007年 比賽中,費德勒曾因挑戰鷹眼和裁判發生爭執以至于一度情緒失控,所以納達爾利用這種方 式在2008年比賽中增加了很多次的鷹眼挑戰(2007年11個,其中發球2個;而2008年17個, 發球5個),以此考驗費德勒的心態。

表3 納達爾發球前拍球次數和時間統計

比賽時間 最多拍球次數最少拍球次數平均拍球次數最長拍球時間/s最 短拍球時間/s平均拍球時間/s2007年925.209.231.113.282008年1227.258.481.174.03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后的比賽結果證明了納達爾的運動戰術思維成功運用。第三盤 開始納達爾成功利用挑戰鷹眼化解了兩個破發點,費德勒的心理平衡出現問題,連連失誤, 如果不是強勁發球追回比分和大雨侵擾中斷比賽得以緩沖的話,費德勒甚至有可能會丟掉第 三盤。

2.5 強調在整個過程中要加強監控與調節,隨時調整策略應對比賽――因變謀略的變戰思 想

面對敵強我弱的競爭形勢,有效的競爭策略就是在“變”。任何一個運動隊或運動員, 無論它有多強實力,都不可能獨攬競技場,洞察競爭對手的弱點,以己之長擊彼之短,以我 之實擊彼之虛,從而占據主動權。孫子任勢求變,突出體現在攻守、奇正、虛實等戰術思想 的活用。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4]。用兵的規律都是避開敵人最有實力的地方而攻 擊敵人空 虛的地方。根據陶志翔(2008)統計,納達爾和費德勒交手中不論是發球還是對打,有超過 五成的球都擊向費德勒的反手區域[5]。由于納達爾的球旋轉強,上跳高,而費德 勒的單反 擊球方式很難對高上跳球用力造成進攻機會,所以費德勒對于這樣的球只能進行防守。通過 表一可以看到,納達爾這樣的底線型運動員非受迫性失誤是非常少的,08年決賽只有27個, 幾乎只有費德勒52個的一半。這樣的戰術思維運用,最后迫使費德勒只能通過大范圍移動側 身才能發揮自己正手所長,所以非受迫性失誤急驟升高。對于納達爾或者他的叔叔教練團隊 來說,創造性地運用運動戰術思維訓練是納達爾能獲得08年溫網冠軍的堅實基礎。戰術創新 都是根據本方特點,采用避實就虛的方針,創造出特別的獲勝之道。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4],納達爾屬于防 守反擊型 選手,但是在2008年溫網決賽中,他卻加強了進攻,從表1可以看出,上網得分率變化是69% ～71%,制勝分率變化是32%～33%,ACE球方面上升了兩個百分點。在防守方面也有很大提高 ,非受迫性失分率由21%降低到15%。雖然總體來說進攻是費德勒的主要得分手段, 但納達 爾的進攻給了費德勒很大的壓力,其受迫性失分率由27%提高到28%。因此進攻時運用對手所 不熟悉、不適應的戰術,使對手被動挨打,窮于應付,同時又抑制對手的長處,削弱其進攻 的銳氣。

2.6 結果評估階段――勝利以后的總結評估思想

盡管孫子兵法沒有直接提到勝利后應如何,但網球競賽是一個比賽接另一個比賽。自我 評估與反饋對于運動員來說極其重要。繼2008年奪得溫網冠軍后,納達爾在09年初的澳網比 賽中更是氣勢如虹,再次戰勝費德勒奪得他第一個硬地比賽的大滿貫冠軍。這和他在08年溫 網比賽中戰勝費德勒后所獲得的經驗與自信,以及賽后對在快速場地與費德勒比賽的研究總 結是密不可分的。

3 結 論

納達爾在2008年溫網奪冠絕非偶然,而是力與智的完美結合,是《孫子兵法》慎戰、謀戰 、力戰、勢戰和變戰五戰策略的鮮活演繹,充分展現了運動心理學中戰術思維的不同過程以 及各種高級策略的嫻熟運用。具體說,這個過程包括準備階段目標設置與計劃制定階段 計劃實施階段評估階段。首先是準備階段包括運動員本人的內部準備和外在環境因素準備 ,即慎戰與勢戰;第二階段為目標設置與計劃制定階段,即力戰,以 目標為導向,制定計劃整合各方力量;第三階段為實施階段,即謀戰,不僅運用智力策略, 更運用情緒策略攪亂對方的心理,攻破陣局順理成章;第四階段為結果評估,最終取得勝利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為監控調節,它既獨立于以上四個階段,又滲透于各個階段,即 變戰思想。

具體模式如下:

圖1 “五戰”策略的戰術思維過程

綜上所述,運用《孫子兵法》戰略思想,對納達爾與費德勒在07、08年溫網決賽中戰術 思維的分析,總結出網球運動的“五戰”策略的思維過程,以期在以后的網球運動訓練與競 賽中得到檢驗和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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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九龍.孫子校釋[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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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陶志翔,祁兵,林建健.費德勒與納達爾對陣時發球階段技戰術特點的對比分析.[J]. 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8,31(11):1560-1562.

篇3

課 題:“2010年廣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立項研究課題”成果論文。課題號:2010lsz017。

職業生涯規劃,是指結合自身情況及所處的環境確立職業目標,采取措施實現目標的過程。我國學者羅雙平用一個精辟的公式總結出了職業生涯規劃的三大要素,即“職業生涯規劃=知己+知彼+抉擇”。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其中的謀略與職業生涯規劃的要素有相同之處,可以為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提供許多啟示與借鑒。

一、運用“知己知彼”評估,是職業生涯規劃的必要環節

1.以“知己”觀進行自我評價,充分了解自己

心理學家研究表明,人與人之間個體差異的存在決定了一個人對于某種職業適應性的不同,任職者只有找到符合自身個性特征、興趣,又有能力去完成的職業,才能充分發揮自身潛力,提高工作效率,取得好業績。因此,全面、客觀地評價自己,是確立職業理想的前提。《孫子兵法·謀攻》中“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的著眼點在于“知己”。如果說“知彼”不易,“知己”則更難,所謂“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道理就在此。

大學生可以借鑒孫子兵法的“知己”觀點,通過以下的幾種渠道去充分了解自己。首先,明確“我是誰”,以此掌握自己的氣質、性格等;其次,明確“我想干什么”,把握自己的興趣、愛好等;最后,明確“我能干什么”,進一步了解自己的學識水平、能力、特長、潛能等,以此正確評估自己,為樹立職業理想打下基礎。

2.以“知彼”觀分析外部環境,把握社會因素

作為社會生活中的個體,了解社會環境,同樣是樹立職業理想的前提,是制定職業生涯規劃的必要環節。孫子兵法認為成功的要素是“道、天、地、將、法”。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從職業生涯規劃來看,就是要分析社會環境,認清所選擇的職業在社會大環境中的發展狀況等。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從職業生涯規劃來看,就是了解所選擇的職業對任職者的素質和能力要求。職業生涯規劃者就要認真的思考自己是否具備這種要求,或者是否能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這種標準。此外,可以借用《孫子兵法·用間》中“五間”的方法來了解社會:一通過社會調查,二通過社會實踐,三通過網絡媒體,四通過親朋好友等。

二、以“道”確立目標,是職業生涯規劃的核心

《孫子兵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危也”。“道”在國家來講就是治國用兵之道。對應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就是職業理想。職業理想是職業生涯規劃的核心,其體現一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高尚的、符合自己特點個性的理想,能增強人的主體意識,挖掘人的一切潛能,激勵人積極向上。此外,確立職業理想除了要“知己”和“知彼”,還要結合國家、民族的利益來思考。

三、借“法”制定方案,是職業生涯規劃的重要環節

《孫子兵法·始計》:“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在國家指的是法令規章,對應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就是職業生涯規劃的方案。確定職業生涯目標后,要制定相應的行動方案來實現目標。在制定執行方案時,需要考慮的是:一是達到目標所需要的時間,二是達到目標所需要的途徑和方法,三是達到目標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四是在實現目標時可能遇到的阻力和困難以及解決的方法等。

四、利用孫子兵法,實施職業生涯方案

《孫子兵法·九地篇》中指出:“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意思就是實施計劃要隨著情況的變化而調整。《孫子兵法·虛實篇》中說:“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在這里,孫子明確地強調用兵沒有固定不變的模式,高明的將帥應依據敵情的變化機動靈活、隨機應變,這樣才稱得上用兵如神。制訂了職業生涯規劃后,還要善于利用計劃,督促自己始終按計劃行動。而且職業生涯規劃在實施的過程中也是隨著客觀環境和條件發展的變化而變化,要因地制宜,不能刻舟求劍。但是方向一般是不能變的,目標也只是微調。

篇4

孫子名武，字長卿，也稱孫武子，春秋末期齊國人。孫子的著作《孫子兵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塊瑰寶，價值不僅在于軍事領域，它博大精深的思想還蘊含著深刻的倫理價值。

一、《孫子兵法》與傳統倫理

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是孔子創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根基是倫理道德。孫子與孔子是同時代人，生活在春秋末期。當時，各種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孫子兵法》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同時，儒家文化根源于齊魯文化，孫子作為齊國人，受到齊魯文化的影響也是必然的。

“仁”是中國傳統倫理最高的道德原則，用“仁”去解讀《孫子兵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含義：一是“仁愛”，如“愛卒”、“善卒”、“養卒”，“安國”、“保民”、“利主”。二是“義恨”。“愛”和“恨”是構成“仁德”的兩個基本要素，也是基本道德規范，對人民越是愛，對敵人就越要恨。三是“大仁”。作為軍人，最大的仁就是實現國家利益，為了國家利益，發動戰爭、進行殺戮，不是不仁，相反。這正是最大的“仁”。孫子在《用間篇》中指出：“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出兵打仗，動用軍力人數眾多，國家財力物力耗費巨大，全國的老百姓也都不得安寧，有時戰爭還要持續數年，如果吝嗇一點兒小錢而不肯重用間諜，導致戰爭失敗，那就太“不仁”了。《用間篇》又說：“非仁義不能使間”，意思是不仁義的將帥不能使用間諜。“用間”帶有耍陰謀詭計的意思，按常理屬于不仁不義之舉，但為了國家利益就成為“仁”，國君、將帥都要有這種“仁”。

《孫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討論一個戰爭主題，但通覽全書，則篇篇充滿“慎戰”、“抑戰”，甚至“不戰”的思想。作為一名軍事家，在一部專門論述戰爭的著作中，能夠有這樣的思想，充分體現了孫子博大的仁愛情懷。

中國傳統倫理把“三綱五常”作為最高道德原則，五常的仁、義、禮、智、信，除了以上所講的仁，其他的在《孫子兵法》中也多有反映。如“智”，《孫子兵法》本身就是一部充滿軍事智慧的著作，論述如何運用高超的智慧奪取戰爭的勝利。又如“信”，《孫子兵法》在提出“兵者詭道”、“兵以詐立”的同時，也包含誠信的思想。首先，“上下同欲，民弗詭者”是一種體現國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公信。

其次，“令素行者，與人相得”，是其“將道”中“信”的基本要求；信賞明罰是“信”的形式；將士用命、部屬相得則是“信”的核心內容。最后，“不令而信”是一種高超的用兵境界，反映了道德的巨大力量。

二、《孫子兵法》與軍事倫理

《謀攻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里的“全勝”戰略思想，可以認為是《孫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孫子認為，兵兇戰危，通過軍事手段解決爭端，必然造成殺戮和破壞，因而，“非善之善者也”。通過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加以解決，才是“善之善者也”。通過施行仁政、爭取人民支持，從而“奪氣”、“奪心”，既可以避免或減少殺戮和破壞，又能達到戰爭的目的，這樣的戰略策略才是上善之策。

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思想，從目的來看，是“必以全爭于天下”。這里的“全”，不是攻城略地，打敗敵方，使敵方“降”服，而是爭得敵方人心，使之心悅誠服，如果僅僅使敵方降服，不能認為是“全勝”。從手段來看，一是“伐謀”，二是“伐交”。從對象來看，所謂“全”就是要保全，大至于全國、全軍，小至于全卒、全伍；不僅保全已方，還要保全敵方；不僅保全軍隊，還要保全城池、村莊、人民以及財產。從適用范圍來看，不僅適用于戰略，還可適用于戰役甚至一次具體的戰斗。從作用或意義來看，一是己方代價最小，不費一兵一卒；二是敵方損失最小，保全了可為我所用的大量物資和人力；三是人民遭受災難最小，因為任何戰爭，最大的受害者總是人民；四是世界獲益最大，通過非暴力手段解決爭端，不僅雙方不受損失，更重要的是雙方不結冤仇，人民得以穩定安寧，社會得以進步，世界得以和平。這些，都充分反映了孫子可貴的惜財愛物、珍視生命，主張和平共處的倫理思想。

《九變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眾……君命有所不受。”《地形篇》也指出：“故戰道必勝，主日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日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這里，產生了兩個道德命題：道德選擇和道德責任。本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這是基本的軍人倫理，“將受命于君，合軍聚眾”即是指此。但戰場情勢發生了變化，國君的命令已經成為錯誤時，將帥就要臨機應變、作出選擇，即使國君的命令也可以不執行。樣，如果有必勝的把握，即使國君不讓打，也要堅決打，相反，如果不能取勝，即使國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作為將帥，進不求功名，退不避抗君之罪責，只求保全民眾和士卒，符合國君根本利益，這樣的將帥才是國家最寶貴的人才。將個人的功名、罪責置之度外，以國家利益為一切行為的最高準則，這是將帥應有的道德責任。

此外，《作戰篇》指出：“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因此要速戰速決，這反映了孫子愛惜民財，珍惜民力的思想。《作戰篇》還指出：“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于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于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于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十去其六。”本來，軍隊就是為了打仗的，考慮如何打勝仗就行。這里，言戰爭卻能同時想著國家經濟、人民生活，反映了孫子的人道思想。 轉貼于

三、《孫子兵法》與管理倫理

管理者應具備的道德素質，《計篇》總結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即將帥要有智謀才能，要賞罰有信，要愛護下屬，要勇敢果斷，要軍紀嚴明。其中的前三個方面“智、信、仁”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后兩者“勇、嚴”是對軍事管理者提出的特殊要求。“智、信、仁、勇、嚴”，是將帥必須具備的“五德”，既是素質要求，更是道德要求。“智”即智慧，在中外倫理思想史上，都是作為一種重要的道德品質，這里主要是說將帥要足智多謀。《九變篇》日：“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說，聰明的將帥，總是能兼顧到利和害兩個方面。在有利的情況下考慮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順利進行；在不利的情況下考慮到有利的方面，禍患就可以解除。“信”主要指將帥要取信于下屬，主要表現即《計篇》所說的“賞罰孰明”，將帥賞罰無度甚至失度，就是道德上的“失當”甚至“失德”，必然失信于部下。“仁”如前所述，包括“仁愛”、“義恨”和“大仁”。“勇”即要有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敢于勇往直前，能夠視死如歸。那種膽小如鼠、臨陣怯戰的人最為軍人所不屑，也被認為是最不道德的軍人。“勇”必須是與“大仁”、“大智”相聯系的“大勇”，而非匹夫之勇。“嚴”主要表現有三：一是將帥要有威嚴，能夠令行禁止；二是要治軍嚴格，“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日‘亂”’(《地形篇》)；三是要嚴于律己。

篇5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2)03?0135?05

《孫子兵法》不僅是一部偉大的兵學著作，內含豐富的人生哲理，而且在語言文學方面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它具有詞約意豐、朗朗上口的文學特點，其句式結構獨特，內容言簡意賅，帶給讀者閱讀美感。該書幾乎運用了先秦時期中國文學所有的辭格（最典型的有比喻、對偶和排比等），并且讀起來酣暢得宜，自然妥帖。但在《孫子兵法》英譯歷程中，許多譯者僅僅視之為標準的軍事議論文，為了迎合英語讀者的理解需要，選擇的也多以歸化的翻譯策略為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流傳最廣的翟林奈(Lionel Giles)譯本(1910年出版)。直至2002年，丹馬翻譯小組(Denma Translation Group，后文簡稱丹馬)才在辭格的翻譯策略方面作出顯著性變化，他們選擇以斷句分行的散文體來譯介源文，甚至部分段落采用的是散文韻體形式，以期再現該書的文學藝術價值。

在李運興教授看來，翻譯時有五種處理文化成分的模式，即文化直入(Go-ahead Model)，即源語文化表達形式直接進入譯文；文化融合(Integration Model)，源語文化表達形式與目的語表達形式相融合，以一種新語言形式進入目的語；文化詮釋(Annotation Model)，源語文化表達形式提供文化語境信息；文化歸化(Adaptation Model)，略去源語表達形式，代之以目的語表達形式，使得源語文化意義喪失；文化阻斷(Block Model)，源語文化表達形式消失，文化意義未進入目的語語篇[1](123?124)。借鑒這五種模式，我們可以勾勒

出《孫子兵法》各英譯本針對源文辭格所作出的翻譯策略選擇。

比利時語用學家杰夫?維索爾倫(Jef Verschueren)在《語用學新解》一書中提出了“語言順應論(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他以綜觀視角和適應論觀點來理解語用學現象，深刻地闡釋了文學翻譯的策略選擇。維索爾倫認為，人們之所以能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不斷進行語言選擇，原因就在于語言具有變異性(variability)、協商性(negotiability)和順應性(adaptability)[2](59?61)。語言可供選擇的一系列可能性即為變異性，而協商性指出高度靈活的選擇策略是人類對語言選擇的基礎。順應性則是語言使用的核心，它使得語言使用者能夠根據相關語境，從許多可能選項中作出協商性的語言選擇，發揮出主體性，以滿際對象的需要。文本意義的生成過程是語言和語境互動的過程，不同的語境左右著語言的選擇，并改變了語言符號的意義，而語言選擇的目的則是為了保證交際的順暢性。

語言順應論常用于指導對文學翻譯的探討，筆者擬嘗試在該理論框架下，結合李運興教授的文化成分處理模式的比較分析，以翟林奈和丹馬兩部譯本為研究對象，針對比喻、對偶和排比這三種典型辭格，考察譯者在翻譯策略方面所作出的順應性選擇，最終揭示典籍英譯活動中處理源文辭格的譯介規律和原則。

收稿日期：2012?03?18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項目(2010JD03)；中南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專項資助項目“翻譯本體研究”

作者簡介：屠國元(1964?)，男，浙江寧波人，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吳莎(1976?)，女，湖南長沙人，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一、兩譯本在比喻上的順應性選擇

比喻是增加文章形象性最常用、最有效的修辭方法。它可以將生動、具體的形象訴諸視覺、聽覺、嗅覺和味覺，增加讀者對文章的形象感。《孫子兵法》中妙喻迭出，句句精密，曾被認為“莊子妙于用虛，左傳妙于用實，兼之者孫子之論兵也”。丹馬在《導言?應用孫子兵法》中寫道：“《孫子兵法》松散地組建起一套觀察結論和模式，卻極少討論它們之間的聯系。孫子沒有通過邏輯實證來形成其學說，而是采用類比(analogy)和隱喻(metaphor)。”[3](xix)顯然，丹馬已經意識到比喻辭格可以使得議論透辟曉暢，也讓概念呈現得爽利俊潔。隨后，讓我們比較一下翟林奈譯本與丹馬譯本是如何就“勢”這一核心概念來譯介復雜微妙的比喻辭格的。

《勢篇》中“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上，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木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一段中，孫子所指的“任勢”即為“造勢”——造成有利的主動態勢。他以木石“可方可圓、方靜圓動”來比喻“造勢”的訣竅——掌握規律，因勢利導，其關鍵在于掌握和運用好軍隊，因敵變化地運用戰略戰術。作戰指揮如果能夠做到機動靈活，就像將沉重的圓石從高山上滾下，用力小，卻戰果豐。此后，他又談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礦弩，節如發機”。其今意是：“激流的快速奔瀉，以至于沖走石塊，這就是‘勢’啊；兇猛的鷹鷂搏擊小鳥，以至于獵物毀骨折羽，這就是‘節’呀。所以善于指揮作戰的將帥，他所造成的‘勢’是險峻的，突擊行動時節奏短促而猛烈。‘勢’，就像拉滿的弓弩；‘節’猶如扣動弩機。”這段文字生動地表現出“勢”和“節”的文化意蘊，而巨石、激流、雄鷹、強弩這樣一些力與美的形象突出了戰爭要素“勢”與“節”的重要意義。

因此，在闡述“勢”這一抽象的軍事學概念時，孫子摒棄了直接采用文字定義的方法，而是化抽象為形象，變深奧為平易——通過間接的比喻(“轉木石”“激水”“礦弩”），如同繪畫般描摹景象。丹馬在分析“勢”時就指出，“該書通過隱喻和意象(image)來說理：‘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勢如礦弩’，‘如轉木石于千仞之山者’。這些意象留在我們腦海中，無意識地形成思想；采用直白的散文體(in linear prose)卻無法復述出這些思想的力量”[3](75)。而翟林奈譯本則先后采用“onset of troops”和“energy”兩個譯名來指稱“勢”[4](24)。若是不看源文，英語讀者根本無法認識到它們源自同一個概念——“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統一性，制造了理解上的湍流。

丹馬則深刻地認識到孫子闡釋“勢”的表達形式是“隱喻和意象”，于是他們選擇了“以隱譯隱”的翻譯策略，通篇采用原音（拼音）譯名“shih”來譯介“勢”，隨后又通過詳加評論來進一步注釋。這頗具“無為而治”的風范，也屬于“文化直入”的翻譯選擇策略。事實上，這種明顯的異化翻譯策略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應：丹馬以“文化留白”的方式保留了“文化分歧”，強調了文化差異，喚起了西方讀者極大的興趣。而此前，所有的譯者都采取的是“化隱為顯”的譯法，正如翟林奈，他們不得不選擇一個或多個近義詞在譯文各處中解釋“勢”。

按照闡釋學觀點，無論是《孫子兵法》源文本，還是英譯本，它們都不可能成為一個完美自洽的整體，其內部存在很多“未定點”和“空白處”，而這些“文化空白”正是帶給西方讀者閱讀樂趣的源泉。因此，譯者在典籍英譯過程中，應該盡可能避免選用多個近義詞來闡釋某一個反復出現的關鍵性概念，這樣容易讓讀者感到思緒不清，撲朔迷離；而且隱含意圖被顯義譯出后，也造成“信息淺薄化”，讓讀者無法運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來體悟比喻，自然也無法深入體驗中華文化的藝術魅力和美學效果。有時候，像丹馬這樣刻意經營好某些“文化留白”，反而能讓西方讀者參與其中，激發出興趣來慢慢品味、細細解讀。西方讀者的閱讀可視為一個不斷向譯本提問的過程，譯文則在不斷提供答案；適當的問題會不斷激發讀者去追根窮源，這就順應了讀者強烈的閱讀愿望，讓比喻造成的審美意象交叉、重疊、纏繞，逐步推進閱讀進程。所以說，閱讀“文化直入”法處理的譯文可以讓讀者的文學審美體驗融入新的文化語境，經過再次整合，將呈現出潛在意蘊。所以西方讀者經過細心閱讀和回味隱喻，往往可以逐漸發現“未定點”和“空白”中所隱藏的微言大義。

因此，丹馬譯介“勢”時避免選擇近義詞，也就規避了產生文化歧義的可能性。他們適當“留白”，不去追求在譯文中進行“最終”的闡釋。這樣就讓西方讀者保持了心靈的開放，使之自行尋覓豁然開朗的閱讀喜悅。此外，丹馬還結合了文化詮釋法，而不是一味“留白”，他們在第三部分的評注地交代了“shih”的來龍去脈，給出了詳細注釋：“勢是形態（軍事布局）的內在力量。勢并不單單依賴于力量要素。正如老子所言，水乃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水之力源于其特殊形態，沿溝壑而成瀑 布。”[3](154)該翻譯小組還評論道：“隨著條件的變化，任何特定形勢下的‘勢(shih)’會持續改變；正如我們沿著秤桿掛上砝碼，其平衡點總在移動。通過‘計’獲得認識后，更容易找到支點。”[3](132)于是，西方讀者在閱讀譯文正文時雖然心存“懸疑”，卻能夠一氣呵成地完成閱讀；在激發出聯想和審美愉悅之后，讀者被誘導著深入思考，然后通過“評注”中與譯者的理解“協商”，最終探尋到“shih”的真意。

二、兩譯本在對偶上的順應性選擇

《辭海》將“對偶”定義為“采用字數相等、句法相似的語句表現相反或相類的意思”。因此，“對偶”這種修辭格是將相反、相對的事物放在一起，通過相互比較，來描述和說明它們的性質。對偶的靈活應用可以極大地增強文章的感染力和說服力。而在英文修辭中，“對偶(antithesis)”通常是指“不可調和的對立面或對比強烈的意思駢置一道并處于持久的張力中”[5](151)。從英漢語中對“對偶”的定義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別：漢語嚴格要求“字數相等”，在古漢語文學形式中的駢文和律詩中尤其如此；而英語只要求“對偶”做到短語、從句或句子在長度上大致相當，并不強求字數相等。其原因就在于，英語屬于多音節語言，并且在語法上也富于詞尾變化。從拼寫形式來看，即便是單音節詞，其拼寫字母的數量也有可能不同。而漢字在語音上具有單音節性，一字一音，聲調也可資區別；在語法上，漢字也具有孤立性，既無詞尾變化，又書體方正。因此，將兩個英語單詞駢置一道，不太可能產生像兩個漢字那樣“結體方正、兩兩相對”的對偶效果。不過，英漢民族在文學領域中都具有共同的追求——要求文章在視覺效果上呈現出形式整飭的美感。

(1)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虛實篇》）

孫子將“先敵到達立即部署”與“后敵到達倉促部署”這兩種相互對立的軍事行動置于一處，形成鮮明、強烈的比較，讓讀者易于鑒別，明辨利害得失。

翟林奈譯為：“Whoever is first in the field and 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will be fresh for the fight；whoever is second in the field and has to hasten to battle，will arrive exhausted. ”[4](27)

在這一句中，“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與“has to hasten to battle”，不論是句式結構、還是從句長短，其屬性均有所不同；而從譯文“be fresh for the fight”與“arrive exhausted”，我們無法看出源文“對偶”的辭格特質。所以說，翟林奈的譯法屬于典型的文化歸化法，他以“文化聚合”的處理思路，采用英語讀者常規的表達形式，從而順應讀者的理解 需要。

而丹馬譯為：“One who takes position first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awaits the enemy is at ease. One who takes position later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hastens to do battle is at labor. ”[3](20)

細看丹馬的譯文，我們隱約可以看到翟林奈譯文的影子。但該譯文采用分行斷句的技巧，凸顯前后兩句在結構上的工整對稱，三對核心詞“first/later” “awaits/hastens”和“at ease/at labor”之間的對比強烈，具有鮮明的文化融合特點，體現出源文“對偶”的文學特質。不過遺憾的是，以“awaits the enemy”對“hastens to do battle”，這在結構和單詞數目上并不完全匹配。

(2)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軍爭篇》）

源文中存在“正正”與“堂堂”這樣的疊字形容詞，要譯成英文，追求在外形與音調上與源文對等幾近不可能，而要實現這十二字的“對偶”也極為困難。

翟林奈譯文是：“To refrain from intercepting an enemy whose banners are in perfect order，to refrain from attacking an army drawn up in calm and confident array：——this is the art of studying circumstances. ”[4](36)顯然這句話完全無法再現出源文的“對偶”特征。

丹馬的譯文則為：“Do not 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 Do not 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 This is ordering transformation. ”[3](28)

在此，丹馬以“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對“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他們盡力讓句子的長度保持大致相當，并讓句子結構呈現均衡平行。不過，即便是這樣，“對偶”仍然不太徹底，從譯文中很難看出源文的文學特征。事實上，英語在修辭中的“對偶”遠不如中文那樣嚴格，并不追求絕對工整。在大多數情況下，中文的“對偶”在譯介為英文時，往往淪為排比。

三、 兩譯本在排比上的順應性選擇

“排比”是《孫子兵法》中使用最多的修辭手法之一，源文中不下二十余例，篇篇皆具，通貫全文。大量巧妙地應用排比，再加上文采斐然，使得《孫子兵法》的語言節奏鮮明，和諧流暢，條理清晰，氣勢貫通。《辭海》定義“排比”為：“修辭學上的辭格之一，用結構相似的平行句法構成。如：‘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陳望道先生指出：“排比與對偶頗有類似處，但區別有三：一是對偶必須字數相等，排比不拘；二是對偶必須兩兩相對，排比不拘；三是對偶力避字同意同，排比卻以字同、意同為經常狀況。”[6](437)在《文學百科全書》中，“排比(parallelism)”被定義為“英語詩體及散文體修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在短語、句子或段落中安排相互并列、協調的意思，以使重要性相等、措辭相似的各成分間平衡、勻稱”[5](153)。詳細的譯文分析如下：

(1)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計 篇》）

翟林奈譯文為：“Hold out baits to entice the enemy. Feign disorder, and crush him. If he is secure at all points，be prepared for him. If he is in superior strength, evade him. If your opponent is of choleric temper, seek to irritate him. Pretend to be weak, that he may grow arrogant. If he is taking his ease, give him no rest. ”[4](9) 從這段譯文中可以看出，翟林奈并未重視源文的排比辭格形式，也并未努力促進譯文的齊同性。這些譯文的句式各不相同，根本無法再現排比辭格的氣勢。

而丹馬的譯文則是：“Thus when he seeks advantage, lure him. When he is in chaos, take him. When he is substantial, prepare against him. When he is strong, avoid him. When is wrathful, harass him. When he is humble, make him proud. When he is at ease, make him labor. When he is in kinship, separate him. ”[3](132)

丹馬曾對此評論道：“前四句以四言(in four- word)、韻聯(rhymed couplets)體行文，措辭為中國最古老的詩體，也具有戰國時期文體的常見特征。”[3](132)此處的韻聯指的是“兩行一韻”，但丹馬譯文并未完整體現出源文用韻的特質；不過，他們讓譯文的句式保持了一致——“When he is(adj.)，verb him(ad.). ”，以期再現出排比的文學特征。

(2) 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勢篇》）

源文呈現出“三句一組”的結構，其中有兩種排比句式：(1)“A生于B”；(2)“CD，E也”。翟林奈譯本寫道：

“Simulated disorder postulates perfect discipline; simulated fear postulates courage；simulated weakness postulates strength. Hiding order beneath the cloak of disorder is simply a question of subdivision；concealing courage under a show of timidity presupposes a fund of latent energy；masking strength with weakness is to be effected by tactical dispositions.”[4](25)

丹馬的譯文則是：“Chaos is born from order. Cowardice is born from bravery. Weakness is born from strength. Order and chaos are a matter of counting. Bravery and cowardice are a matter of shih. Strength and weakness are a matter of form.”[3](18)

針對源文，翟林奈選擇了兩種排比句式來作出合適的應和：“①Simulated A postulates B；②doing A +介詞+ B is a C。丹馬則分別采用兩種排比句式來譯介源文：①A is born from B；②A and B are a matter of C。其譯文完整、充分地反映出源文意旨，將“文化融合法”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

(3)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形篇》）

這三句話屬于典型的并列式暗喻，孫子連續采用三個排比，形象地說明：不可能輕而易舉、真正高明地預測出戰爭的結果，而實施完美的全勝戰略也并非一般世俗之輩就可以達到的，并且強調了預知勝負以及爭取全勝的重要性。丹馬針對第一個比喻“舉秋毫”作了以下注釋：“根據中國古代傳說，秋天來臨后鳥獸的柔軟羽（皮）毛十分纖巧。”[3](148)

他采用“Verb+ing A does not mean adj. B”的句式來譯介源文：

“Thus lifting an autumn hair does not mean great strength. Seeing the sun and the moon does not mean a clear eye. Hearing thunder does not mean a keen ear. ”[3](14)

而翟林奈譯本則寫道：“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sign of great strength; to see sun and moon is no sign of sharp sight; to hear the noise of thunder is no sign of a quick ear. ”[3](20)

以上觀之，譯介排比辭格時，翟林奈沒有特意去保持譯文句式的齊同，他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文化歸化法”，以順應讀者的閱讀需要。而丹馬則應用“文化融合法”來突出源文排比句式的并列感，以期達成形式上的對稱之美，其結構工整、使得譯文增色不少，并且平添了一定的權威感。不過，終因英語語言文字特質的制約，譯文在“形對”和“義對”的工整程度上仍然遜于源文。

四、結論

在《孫子兵法》英譯歷程中，譯者們逐漸認識到應當盡量讓譯文展呈出源文的文學神韻，既適應同時代英語讀者的閱讀需要，又順應文化語境的動態變化。于是，譯者會根據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采取個性化的翻譯選擇策略，以順應讀者閱讀目的以及文本的外部制約因素；這本身也是一個對譯文語言的動態選擇過程。譯者在辭格方面所作出的取舍，集中體現出譯者如何與孫武以及英語讀者進行“協商對話”，并彰顯出翻譯活動的主體創造性。在英譯《孫子兵法》這一動態選擇過程中，譯者選擇的方式是協商，選擇的目的是順應。其具體的順應選擇模式可以表述為：譯者解讀源文本《孫子兵法》，選擇源文本意義（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歸化或異化），選擇英語表述的意義（明確翻譯目的，在詞匯短語、句子辭格、篇章文體方面選擇相應翻譯技巧），實現順應性選擇。

就《孫子兵法》英譯本辭格的嬗變來看，由于翟林奈是一位具有扎實漢學功底、治學態度嚴謹的漢學家，因此其譯文嚴謹通順，行文流暢，還富有一定的韻律，至今仍為經典之作，并且在譯文的文學性上頗受世人推崇。不過，他的譯文并未著意去再現源文辭格的文學美感。而丹馬不同，他們經過歷時十年的《孫子兵法》研究，選擇典型的異化翻譯策略，力爭讓譯文在形式上更為接近源文。其文筆簡潔，甚至有些晦澀，文體上也介乎詩歌體與散文體之間，目的就是為了盡量保留源文本的文學風貌。正如上文例句所示，為了較好地再現源文的辭格特色，譯者理應力爭采用文化直入法來保留源文的語言形式，選擇異化性的翻譯策略；或是運用文化融合法來實現源語與目的語的文化表達形式之間的交融。而文化融合中新形成的表

達形式必需具有獨特性，句法辭格這一文學語言特征則可以為英語讀者提供理解上的“交際線索”。格特(Ernest-August Gutt)在專著《翻譯與關聯：認知與語境》中指出：“譯文之所以要保留源文風格，并不完全是因為它們的內在價值，還因為它們提供了交際線索，這些交際線索能夠引導讀者獲知作者的交際意 圖。”[7](98)若實在無法再現源文中“交際線索”，也可以像翟林奈那樣，多采用文化詮釋法來補充足夠多的文化信息，例如撰寫大量的評論、注釋和附錄，以消除目的語讀者的閱讀障礙。當以上三種處理模式仍然無法取得理想的順應性譯介效果時，還可以考慮文化歸化法和文化阻斷法這兩種模式。在《孫子兵法》的英譯過程中，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具有歷時性特征，而不同譯本的辭格處理模式也順應了當時代讀者的閱讀需要。在典籍英譯活動中，譯者應當去探索如何讓譯文盡量保留源文的風貌，并予以相當程度的文化補償，來凸顯出源文的文學特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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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Strategy on Figures of Speech in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TU Guoyuan, WU 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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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我國古代社會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它的許多優秀成分，已經超越了時空，歷久彌新，對今人依然有許多啟迪和借鑒意義。

一、建設現代化應該借鑒齊文化中的優秀政治思想

重視人才，選賢任能，是齊國政治思想的重要特點。在齊國政治家和開明君主看來，“爭天下者，必先爭人”…，要“霸諸侯，一匡天下”就要培養造就人才，大膽啟用人才。立國之初，姜太公就制定了“舉賢而上功”這一基本國策。齊桓公時，又發揚光大這一重用人才的優良傳統，并進一步提出了關于用人的 “三本”、 “四固”原則和學說，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用人標準 、選拔措施和考核辦法。齊桓公大義相管仲及設庭燎招士、齊威王用人不疑、齊宣王禮賢下士等尚賢重才的做法，也都集中反映了齊國對人才的重視。

崇尚法治，依法治國，是齊國政治思想的又一特點。齊國當時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系統的法治體系，但統治者已認識到了法的重要性，主張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法來規范臣民的行為，把法看成是行政施令的法寶，開始運用“法”這個工具為自己服務。《管子明法解》認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君主治國要以法律、制度為準則，實行法律化、制度化。基于這樣一種認識，齊國統治者特別強調法律先行，重視立法，并認為立法應遵循以下五條原則：一是順天時，法自然；二是因時而變，順乎民情；三是令于民所好，禁于民所惡；四是重安居，利耕戰；五是慎其立，嚴其行。不僅強調要法律先行，搞好立法，而且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為依法治國要貫穿于君、臣、民之中，法律一經制定出來，“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此外，《管子》還認為，執法必須從嚴，執法必須 “公正”。《管子·版法解 》日：“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禮，事不盡應。”《管子》對法的論述，體現了齊國以法治代替人治，用法來規范百姓行為的治國思想。雖然齊國的法治思想尚處于初級階段，很不系統 、全面，但卻起到了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先行作用。現代社會是法制社會 ，治國必須依靠法治，而不能靠人治；越是經濟發展，越要加強法制建設；發展市場經濟，必須依靠法制作保障。

以廉為本，反對奢侈，是齊國政治思想的另一特點。齊國的政治家從治國安邦 、維護 自己的統治出發，強調統治者要 “薄于身而厚于民”，并以此為指導思想，制定了許多為政清廉的具體規定和措施。如《管子·八觀》中說：“山林雖廣，草林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公室必有度。” 《管子·權修》又說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 ，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此外，還主張對官吏實行嚴罰重賞。齊威王時，即墨大夫由于治理有方，百姓富庶，被 “封之萬家”；阿大夫因欺壓百姓 ，收受賄賂 ，被 “烹”之。齊國不僅有廉政措施，而且還涌現出許多勤儉持政的官吏。晏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晏嬰身為齊國宰相，歷仕三朝，卻始終過著清貧的生活：穿緇衣，吃粗糧，駕駑馬，居陋室，并多次謝絕君主賞賜的封邑、新宅、美女、車馬和衣裘，堪稱廉潔楷模。不管齊國統治者倡導廉潔勤政出于何種 目的，客觀上卻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啟示：要想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實現現代化，就要懲治腐敗，保持廉潔。

二、建設現代化應該借鑒齊文化中的優秀經濟思想

齊國之所以在諸侯紛爭中成為大國、富國、強國，關鍵在于其重視發展經濟。姜太公初封齊國時，齊地如《漢書·地理志》所記載，乃“負海渴鹵，少五谷而人民寡”，地薄人少，百姓貧困。然而，齊國卻背山面海，有山木魚鹽之利。根據這樣的國情 ，齊國因地制宜制定了優先發展工商業的建國方針，使齊國的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并在春秋戰國時期一直領先于其他諸侯國，成為經濟大國、軍事強國。建設現代化，也要牢固樹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大力發展生產力，以生產力的大發展促進經濟的大發展。重視農業，以農為本，是齊國的一貫經濟主張。齊國重視農業主要體現在既抓糧食生產 ，又注意發展多種經營，做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管子·臣乘馬》日：“彼王者不奪農時，故五谷興豐。”《管予匡君小匡》又說：“無奪農時，則百姓富。”而且還頒布禁令以保證農時，“無奪農時”，其目的是為了搞好糧食生產，使百姓有足夠的食物。為保證糧食生產，促進糧食生產，齊國推行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 “均地分力”，按勞動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二是 “與之分貨”，即在 “均地分力”基礎上實行按產量分成的實物地租制。為發展糧食生產，還大搞農 田水利工程和防洪抗洪工程建設 。

齊國不僅重視糧食生產，而且注意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營。如魚鹽生產，太公時就 “便魚鹽之利”，桓公時又 “設輕重魚鹽之利”，并對煮鹽業實行國家專營的政策 ，使齊國魚鹽業 “通輸海內”。又如畜牧業生產，《管子·山權數》說： “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對六畜的飼養實行保護政策，反對對飼養六畜征收賦稅。再如林業生產，主張大搞植樹造林，嚴禁亂砍濫伐，并實行 “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的獎勵政策。齊國堅持以農為本、發展多種經營的經濟思想，使其成為經濟大國。在我國這樣人 口眾多的農業大國，要牢固樹立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既搞好糧食生產，又注意林木副漁各業的協調發展。

重視工商外貿，是齊國經濟文化的又一重要內容，并因此而形成齊國經濟文化的特色。與當時其他諸侯國相 比，齊國手工業和商業外貿都是非常發達的。齊國一直有手工業生產傳統。建齊之后，又設“工正”、“工師”、 “鐵官”等官來負責手工業的管理，因而齊國在制銅、治鐵、紡織、制陶等行業的生產能力、技術水平都獲得空前提高，對此，《考工記 》作了詳細記載。隨著手工業的發展，再加上便利的交通優勢，齊國的商貿業也越來越活躍。為促進商貿業的更加繁榮，齊國采取了 “馳關市之征”的政策，并強化市場管理，改善服務，以吸引更多的商人到齊國從事商品交易。齊國重視工商貿易的傳統和精神，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加快工業現代化的重要性、必要性。這是因為，看一個國家是否富強，工業化是重要標志。沒有發達的工業 ，就沒有市場經濟的繁榮，也就沒有國家的富強。

齊國經濟思想中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既重視市場作用，又重視宏觀調控。《管子·乘馬》說：“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認為市場雖然不能使商品的數量在流通中增加，但卻可以通過市場刺激消費，影響商品的生產。因此，《管子·揆度》強調說“千乘之國，中而立市。”這不僅強調市場的作用，而且主張國家要利用行政手段來干預商品價格，調節生產，實現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管子》既重視市場作用，又重視宏觀調控的理論，對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一定的啟迪價值。

三、建設現代化應該借鑒齊文化中的優秀軍事思想

齊國的軍事理論，主要包括在《六韜》、 《管子》、 《孫子兵法》、 《孫臏兵法》、 《司馬兵法》《子晚子》 (后軼 )等古籍中。另外，《左傳》、 《國語》、 《戰國策》、《史記》等典籍中也記錄了齊國王公將相的一些軍事言行。齊文化中的軍事思想內容豐富，對后世影響深遠，對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國防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齊兵學主張慎戰。《孫子兵法》日：“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認為戰爭涉及到國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因而主張要慎重從戰，不可輕易用兵。 “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 ，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齊國的這種戰爭觀，與我們倡導的積極防御，并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處理問題的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是一致的。實現國防現代化是為了更好地防御外侵，維護國家利益。“積極防御”，就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穩定為目標來加強軍隊的建設 ，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去侵略別國。 “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處理問題”，就是以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為目標，力求避免和制止戰爭，力爭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努力創造和維護良好的國際環境。

齊兵學主張強化軍訓。《孫子兵法》提出對部隊的教育訓練標準要高、要求要嚴 、教導要明，使部隊行軍宿營、攻防追退做到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絕不允許 “弛、陷、亂”現象發生。 《管子·幼官》也規定了對士兵進行教育訓練的內容，包括 “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沒有嚴格的軍訓，部隊就沒有戰斗力。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人才培養是關鍵。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軍隊主要是靠教育訓練提高戰斗力，必須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來認識。軍事訓練是部隊經常性的中心工作，要以提高戰斗力為標準，加強對高科技知識的學習，注重合成作戰訓練，特別要訓練干部學會指揮現代戰爭。

齊兵學重視武器裝備。《管子·參患》說：“故凡兵者有大論，必先論其器”，把武器裝備看作是戰爭勝敗的重要原因。還提出了制造精良武器的三條措施一是 “聚天下之精材”；二是 “來天下之良工”；三是進行嚴格的試驗、檢查和保管，做到 “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武器裝備現代化，是軍隊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和主要標志之一。

為此 ，要制定裝備發展的戰略目標，貫徹突出重點、少而精、質量第一的方針，堅持在自力更生、搞好科研的同時，注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先進裝備和先進管理辦法，著力改善軍隊的武器裝備。

齊兵學重視后勤供應。后勤供應能否及時，直接關系著戰爭的勝敗。古代戰爭的后勤供應主要是糧食。有了足夠的糧食，部隊才能堅持戰斗。孫武提出了著名的 “因糧于敵”的主張。 “因糧于敵”就是從敵國取得糧食。這樣做，可以避免遠距離運輸而帶來的民困國窮。 《孫子兵法》重視后勤供應的思想，對軍隊后勤現代化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現代戰爭靠的是強大的后方供應，在一定意義上是 “打后勤仗”。因此，要從現代戰爭著眼，努力加快后勤供應的現代化建設。

齊兵學強調要依法治軍。齊國的軍事思想家都主張要嚴肅法紀，執法如山。《孫子兵法·行軍篇》指出：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主張對軍隊嚴格管理。孫武斬美姬和司馬穰苴斬莊賈都生動地體現了這種以法治軍的思想。穰苴治兵，首先是嚴明軍紀，樹立軍威。他初次出征時，就斬殺了誤期失約的監軍、齊景公的寵臣莊賈。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重點同樣是要堅持從嚴治軍，依法治軍，大力加強軍隊的法制建設。要根據新時期軍隊建設的規律、特點和環境，建立健全各種規章制度，嚴格按條令條例和法律法規辦事，用法規制度把軍隊的行動統一起來。

注釋

[1]《管子·霸言》

[2]《論語·憲問》

[3]《漢書·地理志》

[4]《管子·任法》

[5]《管子·匡君大匡》

[6]《孫子兵法·計篇》

篇7

    音樂論文三要素

    我很贊賞《中國音樂教育》上的一段話:寫作音樂教學論文要:口子小,點子新,挖掘深。過去有些人老抱怨發不了文章,他們殊不知自己的文章要么漫天撒網,不著邊際;要么面面俱到缺乏深度;要么重復別人寫過的東西,且不如別人。因此,我向想要寫好論文的人們大聲推薦——論文寫作三要素:口子小,點子新,挖掘深

    因為這是最簡單易行的方法。再加一法:多讀書

    常見論文格式

    1、條理型:按論述順序闡述觀點,圖式如下: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但要緊扣中心論點)。2、簡約型:簡單開頭,重點論述觀點,小結有力,中心突出。圖式如下:開門見山——論據、論證充分、深刻,具有說服力——結尾簡略、主題鮮明。

篇8

先說荊州。荊州是東漢末年最大的兩個州之一，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第一，荊州是軍事要地，有著相當好的地理位置。當時，曹操虎踞北方，孫權穩坐江南，而荊州正位于二地之間，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諸葛亮與劉備在隆中時，諸葛亮就曾說：此用武之地。第二，荊州為第二大州，人力物力資源自然豐富，這為鞏固霸業提供了有利條件。所以，荊州這塊“肥肉”到誰嘴里誰就會死死地咬住，能把它送人么?對劉備來說，就更不能扔了。為什么呢?他一直四處流浪，無家可歸，怎么對得起他那頂“英雄”帽子?而諸葛亮是為劉備這個老板做事的，一個能讓蛟龍騰飛的要地，他能拱手讓人?而且占了荊州，就等于王業開辟了一半，就可再取益州、漢中，他諸葛亮不就能大顯身手了么?所以，為了劉備能夠早日立業，為了他自己能有用武之地，諸葛亮自然不會讓出荊州。

可他不讓荊州，有人就不高興了，那個人，就是為孫權辦事的周瑜。

諸葛亮、周瑜二人是各為其主，他們對荊州的戰略地位都心知肚明，自然免不了要為荊州一事大動干戈，從最初的以禮相待到智斗再到武斗，周瑜可沒少下工夫，但是，周瑜的智慧怎么也比不上臥龍啊，自然得了個悲慘下場。

諸葛亮的不守信用以及氣死周瑜，都是為了能讓劉備立下霸業。在軍事和政治中刀光劍影，沒有什么信用可言，有的只是成王敗寇的現實。這是當時的政治體制下的必然。

(請作者速告知詳細聯系地址)

篇9

白宮里的大數據戰略

如今，美國已進入“大數據”時代。“大數據”對信息爆炸時代的嶄新描述，它的基本單位是“太”（TB），而1000個“太”則等于一“拍”（PB）。這個單位有多大？舉個例子，美國國會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之一，它所有印刷品的信息量加起來只有15太，而全美國僅在2010年一年的新增數據量就足足有3500拍，這比13億中國人人手一本1500頁的書加起來的信息量還要大。

奧巴馬政府意識到大數據技術的重要性，將其視為“未來的新石油”。2012年3月，奧巴馬政府在白宮網站了《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2012年5月，美國數字政府戰略，更是提出要通過協調化的方式，以信息和客戶為中心，改變聯邦政府工作方式，為美國民眾提供更優的公共服務。其中關鍵，就是政府必須保證美國民眾可以隨時隨地通過任何平臺或設備獲取政府信息和公共服務。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衛生研究院、國防部、能源部、國防部高級研究局、地質勘探局等六個聯邦部門和機構承諾，將投入超過2億美元資金用于研發“從海量數據信息中獲取知識所必需的工具和技能”。

美國最重要的數據開放平臺就是奧巴馬政府在2009年推出的Data.gov，Data.gov也是美國“開放政府”承諾的關鍵部分。依照原始、地理數據和數據工具三個門類，涵蓋了農業、 氣象、金融、就業、人口統計、教育、醫療、交通、能源等大約50個門類，匯集了“從家庭和企業能耗趨勢分析到全球實時地震通知等，甚至還可以查詢從好奇號火星漫步者發回來的數據中得知火星的天氣情況”。

為了確保美國民眾能方便快捷地找到政府服務欄目，美國在各聯邦政府層面實施了“數字分析項目”，“這是政府IT部門第一次摸清公眾都在網站上尋找什么信息、在哪里尋找這些信息，以及他們是否能夠順利找到信息等情況。”政府IT部門還對聯邦政府網站在移動設備上的使用進行了優化，并開發了移動應用程序，確保美國公民隨時、隨地，通過任何設備都能獲取政府信息。

大數據戰略在企業

除了政府，美國企業也同樣擁有對于數據重視和應用的歷史傳統。

早在大數據概念火熱起來之前，美國信息技術產業在大數據產業已經有了很多技術積累，這使得美國的大型信息技術企業可以迅速轉型為大數據企業。有的企業自身是大數據技術的推出者，谷歌就是典型代表。大數據核心技術Hadoop是雅虎員工Doug Cutting根據谷歌2003年的學術論文研究而來。有的企業則通過收購業內已經存在的大數據企業來建立大數據業務，典型代表是IBM。自2005年以來，IBM出資160億美元收購了超過30家大數據企業。大數據不同于傳統的結構化數據，而是充斥了非結構化數據和半結構化數據，美國在結構化數據庫領域有數據庫行業的領頭羊甲骨文公司，但甲骨文公司也推出了大數據業務。甲骨文公司成為了業界首個以全面、軟硬件集成的產品滿足企業關鍵大數據需求的公司。它可幫助客戶進一步提高效率、簡化管理并洞察數據的內在本質，從而最大限度地挖掘數據的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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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3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09)08-008-02

一、簡介

競爭是競爭情報產生和發展的前提。當前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已不再只是國家間企業的競爭或產品的競爭，而是國家間的整體競爭。有競爭力的企業及其產品最終是國家的產物，因此，競爭必然歸結為國家間的競爭。可見，國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競爭主體，無疑也是一個最主要的競爭情報行為者及利用者。自美國“9.11”事件后，有關國家層面的情報工作再度成為了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門話題。而一些國家新近一致反思并重視國家層面的情報能力建設的事實又表明，國家競爭情報不僅是一項重要的實踐活動，同時也是一個值得我們探索并研究的理論課題。

二、國家競爭情報

1.什么是競爭情報。作為一個組織理解競爭、參與競爭和贏得競爭的導航和參謀的競爭情報(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是戰略管理的興起、市場競爭的激化和社會信息化高度發展的產物，是軍事學—軍事情報，經濟學、管理學、競爭理論和情報學相互融合的結果，是21世紀一個組織最重要的競爭工具之一。{1}{2}競爭情報的定義很多，國內比較認可的看法為:{1}{2}競爭情報是關于競爭環境、競爭對手和競爭策略的信息和研究。它既是一種過程，又是一種產品。過程包括對競爭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產品包括由此形成的情報或謀略。一般意義上，競爭情報又分為國家競爭情報和企業競爭情報。國際上，競爭情報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80年代中期引入中國。90年代，競爭情報作為知識經濟的產物和智能服務業的構成在國際上迅速崛起，引起了世人矚目。綜觀國內外競爭情報業的現狀和發展，競爭情報的主要內容包括:{1}{2}

(1)環境監視。通過對組織外部環境事件、趨勢和相互關系有關信息的獲取和利用，以減少企業決策過程的不確定性和信息的不對稱性。

(2)市場預警。分析市場早期預警信號，發現并預知可能的變化，以避開威脅、抓住機遇、尋求發展。

(3)技術跟蹤。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產品競爭是市場競爭的主要內容。技術創新和科技發展已經成為國家、地區和企業競爭優勢的主要源泉。為此，不斷跟蹤當代科學技術的最新發展和競爭對手的科技進步，以未雨綢繆、搶占先機。

(4)對手分析。辨析現實和潛在的競爭對手，了解他們的未來目標、現行戰略、自我假設和可能反應，才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5)策略制定。在充分占有競爭環境、競爭對手和企業自身信息的基礎上，研究發展戰略和競爭策略是現代政府和企業的重大任務，也是競爭情報的重大主題。

(6)信息安全。在知識經濟時代和市場經濟環境下，信息安全已經成為一個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重大情報課題，而反情報已成為競爭情報研究和咨詢的重要功能。

2.什么是國家競爭情報。所謂國家競爭情報，就是以國家作為一個競爭主體，一個國家內部的各類組織機構和成員為國家戰略目的而對一切相關的信息、知識、情報等，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一切活動。它是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而服務的。{3}

三、國內外文獻對國家競爭情報的研究

“國家競爭情報”這一術語在國際學術研究領域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鮮有提到。筆者查閱了一下在學校的圖書館資源中，我國的研究者發表的論文僅有十幾篇。繆其浩、張左之發表于1989年的論文{4}(1990年發表英文版{5})，在研究了半官方的“日本貿易振興會”之后，明確提出了該案例就是國家競爭情報(stat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這在國際上可能屬首次。在中國科技情報學會競爭情報分會2002年的年會上，繆其浩再次就“國家競爭情報”這一主題作了相關報告。2004年，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趙剛、{6}{7}陳峰{8}等人在國內期刊上發表了相關研究論文，開始初步涉及國家競爭情報這個課題。

在國外，迄今在正式文獻報道中尚未出現“國家競爭情報”(Nation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NCI或Stat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SCI)這一特定概念的詞匯。與其詞意相近的名詞有“國家情報”(National Intelligence，NI)、“社會情報”(Social Intelligence，SI)、“競爭情報”(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l)以及“政府竟爭情報”(Governmen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GCI)等。{9}競爭情報出現的比較多些，競爭情報(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l)是關于競爭環境、競爭對手和競爭策略的信息研究。

關于競爭情報的特征，美國的學者比較強調CI的戰略性、可行性和增值性;中國的學者比較關注CI的針對性、對抗性和謀略性，從不同的視角對CI的特征進行了描繪。{10}

關于競爭情報的范圍，按組織劃分，可以分為國家CI和企業CI;按領域劃分，可以分為商業CI(CBI)和技術CI(CTI)。{11}{12}他們的核心內容是競爭對手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主要涉及環境監視、市場預警、技術跟蹤、對手分析、策略研究、競爭情報系統建設和商業秘密保護等多個領域。{13}

四、國家競爭情報研究階段

1.國家競爭情報研究的起源:早期國家的國情國力調查分析活動。自國家產生以來，國家之間的競爭以及為贏取競爭而進行的國家競爭情報研究活動也就開始了。由于最初的國家競爭主要通過戰爭這種最野蠻、最暴力的方式來進行，因而國家競爭情報研究活動也是以贏取戰爭為目標的。

在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為了鞏固政權、維護既得利益進而稱霸天下，十分重視農業和軍事因素在諸侯爭霸中的作用，開始對土地、人口、軍隊和錢糧等進行統計，以備管理調度之用。這就是最早的國情國力調查與分析活動。齊國著名政治家管仲在其所著的《管子》一書中，就用很多篇目論述了他的國情調查統計與國力論思想。例如，他在《管子·治國第四十八》提出了“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的主張，意思是說發展農業是富國強兵和稱雄列國之本。在《管子·問篇》中，他詳細地論述了70多個提問綱目，從軍事力量、官員情況、士人情況、人口遷移、就業分布、下層貧民和道德行為等方面來揭示和反映當時農業國家的國情國力。{14}《孫子兵法》則是一部專門研究國家軍事競爭問題的不朽巨著。在《計篇》中，孫子對國家軍事競爭力的構成要素、評價尺度和管理法則進行了精辟的論述。他強調作為國家競爭情報研究活動的“廟算”的重要性，“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在《謀攻篇》中，孫子進一步提出了“知勝有五”的競爭情報法則:“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15}孫子的兵法思想，不但適用于軍事競爭，而且同樣適用于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競爭。

在西方，《孫子兵法》現已成為競爭情報理論的經典。西方社會的國情國力研究則發軔于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至前322年)。那時，希臘各“城邦”之間競爭激烈，戰爭頻繁。在這種動蕩不安的環境下，不少學者開始研究起關于國家的學問。亞里士多德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與弟子們編著的《城邦狀況》是最早描述各城邦國家國情國力的專著，該書不是從國家的一般原則出發，而是在努力搜集資料的基礎上，對歷史上以及當時的各城邦國家的情況進行比較敘述，包括各城邦的歷史、政治制度、公共行政、經濟狀況、藝術、科學與宗教等方面的內容。亞里士多德還提出了國家形成與變化的“四因論”，即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形成了西方國力論體系的最早雛形。這些思想對1000多年后歐洲(德國)“國勢學”的興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6}

不過，在此后長達千年的漫長的封建專制社會中，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國家競爭情報研究都幾乎處于停頓狀態。由于自秦始皇之后，中國一直都是“大一統”的社會結構，外部競爭相對較小，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比較注重國家的內部治理，而對國家之間的競爭關注較少。其結果是，對統治藝術的研究日趨繁榮，而針對外部競爭的國情國力研究卻越來越冷落。歐洲封建社會的情況與中國有些相似。由于宗教統治和經院哲學的長期桎梏，科學理論和科學思想遭受空前的壓制與禁錮，亞里士多德的國勢比較思想也一直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揚與光大。{17}

2.國家競爭情報研究的發展: 情報工作重心的轉移。冷戰結束后，世界各國政府情報工作的重心逐漸從軍事情報轉向兼顧經濟技術情報，直接為增強本國的經濟技術實力服務。美國政府正在把經濟安全作為對外政策的支柱之一，將經濟情報作為對外交流的重點。美國國務院還組織駐外大使館向企業界介紹情況，調整使館人員結構，增派商務官員。美國中央情報局已成立6個與搜集經濟情報相關的“特別情報隊”，{18}專門搜集、分析國外產業情報。俄羅斯以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為基礎，組成新的情報機構，搜集經濟情報，以提高本國的產業技術和經濟水平。英、法、德為了搜集歐共體以外的經濟情報，還加強了合作機制。{19}為了加強情報工作，各國都增加了情報活動經費。美國中央情報局曾透露，諜報活動的40%在經濟領域，并把諜報活動經費的2/3用于經濟諜報上。種種跡象表明，全球正卷入一場經濟與科技情報戰。{20}

3.國家競爭情報研究的高階段: 情報工作以專門的中小企業競爭情報服務和支持體系服務于國家競爭情報中心。中小企業作為經濟實體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對推動國家的經濟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從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中小企業的發展在中國所起的作用將更加突出。雖然國內中小企業幾乎占到了企業總數的99%，但是他們的規模一般都很小、資金有限、信息利用能力較弱。政府應該構建專門的中小企業競爭情報服務與支持體系，一方面繼續開展有關競爭情報的技能培訓，加強公共信息服務的力度;另一方面繼續實施競爭情報示范工程，在推動企業信息化的同時推動競爭情報的實施，提高他們抵抗風險和開展競爭情報的能力，帶動整個行業的發展。在這樣的基礎上，{21}我們可以建立國務院直屬的獨立的國家競爭情報領導部門和競爭情報中心。由國務院直屬領導可以提高它的規格，有足夠的公權力和影響力來方便協調，解決在建設過程中出現的跨部委、跨地區的合作問題，體現國家對建設國家競爭情報體系的重視，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國家競爭情報體系和運作機制。另外，通過設置一個國家競爭情報中心，不僅能及時地將國內外的情報信息進行分類、整理，分別遞送給軍事、安全、商業和經濟部門，還有利于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和指導地方競爭情報工作。{22}{23}

五、結語

由以上內容可見，作為競爭情報研究主體的國家競爭情報，所涉及的研究范圍和內容要遠比企業競爭情報寬泛，需要根據不同目標采用切實有效的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才能形成針對性較強的研究成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盡管國家競爭情報研究的開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要更新原有的情報理念和情報工作定勢，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發揮現有競爭情報研究力量的作用并加以有效組織，國家競爭情報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會有所作為的。

注釋:

{1}包昌火.峰會寄語:提升企業情報競爭力.2001年現代職業經理清華峰會，中國科技情報學會競爭情報分會等承辦，2001年12月8日-11日

{2}趙剛，湯世國等.技術創新與企業競爭.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3}江涌.科技信息機構在國家競爭情報體系中的定位與作用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2007(9):81-83

{4}繆其浩，張左之.對JETRO海外技術情報活動的剖析.情報學報，1989，8(4):281-291

{5}Qihao Miao，Zuozhi Zhang.Anatomy of JETRO’s overseas technology monitoring:bibliometrical and content analysis.Scientometrics，1900，19(l-2):75-90

{6}趙剛.建立國家競爭情報體系:目標與原則.情報學報，2004(3):367-371

{7}{20}趙剛.重視建設國家競爭情報體系.中國創業投資與高科技，2004(5):45-47

{8}陳峰，梁戰平.政府競爭情報與企業競爭情報的互動與融合.中國軟科學，2003(4):100-104

{9}陳莊，劉家伶，成衛.信息資源組織與管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261-262

{10}朱紅，王素榮.信息資源管理理論.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2006:213-214

{11}CubillO J.Techno-economic Intelligence in the l990s:a development policy perspective.Social Intelligence.1991，l(1):55-71

{12}Radosevic S.Techno-economic Intelligence in the l990s:a development policy perspective.Social Intelligence.1991，l(1):55-71

{13}陶翔，繆其浩.國家競爭情報的概念及其演變過程.圖書情報工作，2005，49(9):16-20

{14}管仲.管子.戴望校正.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

{15}孫武.孫子兵法.LionelGiles譯.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

{16}施祖輝.關于綜合國力論的歷史探索.財經研究，1996(1):24-32

{17}侯經川.關于國家競爭情報研究的歷史梳理.理論與探索，2006，29(5):516-519

{18}Savitz S.Mission to Beijing:government-sponsored CI in the 18 century.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Magazine，1999，2(2):55-71

{19}Parker D.Can governmen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bolster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Review，2000，11(4):57-64

{21}韓璽，王翠萍.國家競爭情報體系構建研究.情報雜志，2006(9):67-69

{22}Calof J，Skinner B.Government’s role in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what’s happening in Canada.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Magazine，1999，2(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