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民族心理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在這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歷史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土的眷戀，表現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吳團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注：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范意識以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可將民族心理分為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系統為基礎，在后天的環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生的各種心理現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注：徐黎麗：《試論我國民族心理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出許多優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俊：《試論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注：參見張踐：《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境中介，經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哲學動態》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展變化規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展規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常會遇到環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是人的相當穩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度和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系統，是由中樞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和自動神經系統組成。中樞神經系統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由中樞系統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一的效能。感覺神經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系統。（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系統則專管營養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系統，又稱植物性神經系統。以上所說的神經系統，則是心理產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系統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系統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系統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心理現象也能夠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可以說，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理統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展中的共同規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展規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數民族群眾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民族關系發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篇2

二、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對民族文化的忽視

既然民族文化觀念是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和行為的先在性生成因素，并持續隱性地產生影響，那么，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就必須建立在對民族文化了解和理解的基礎上，不能無視民族文化的存在。然而，目前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無民族文化”或“超越民族文化”的現象非常普遍，民族文化成了教育過程中的被忽視的無關變量，這極大地制約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實效性。

(一)心理健康標準忽視民族文化的適應性

為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學化水平，各高校紛紛開展大學生的心理普查工作，為所有在校大學生建立心理健康檔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的心理健康標準和測量問卷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語境的，我們并沒有對其局限性和文化適應性進行足夠的反思和認識。受理性主義和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影響，西方心理學把心理看作是一種獨立在主體之外的類似于“客觀存在”的“精神存在”。這種“精神存在”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加以認識、反映，并確定科學化的標準。但這個標準是孤立的，它從幾個孤立的方面來認識人的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這個標準是靜止的，它從某段靜止的時間來認識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為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來看待;這個標準是普適性的，它從跨文化的角度來認識人的心理，而忽視心理的文化相對性。心理異常和心理健康的標準在于心理與行為表現與特定文化契合性。健康、常態的心理并沒有統一的、普適的標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類有著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心理行為表現。受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影響，在遇到困擾時，不同民族大學生的情緒和行為表現是不一樣的。但在實際的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是從科學的、普適的心理健康標準出發，忽視對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和行為反應的文化性和獨特性認知。目前許多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少數民族大學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適應障礙和心理問題，如，焦慮不安、情緒波動、消極悲觀、缺乏自信、人際敏感、強迫傾向等。這種標準化、表面化的測試無法深入各族學生的心靈深處，會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失去深入了解學生的機會，更糟糕的是容易夸大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問題的程度和性質，對少數民族大學生帶來師源性傷害。

(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忽視民族文化的適應性

目前，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照搬西方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這些理論以追求客觀合理、科學、普遍的方法和手段為目的，認為只要方法得當，心理問題的解決和心理疾病的治愈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的社會背景和少數民族學生所經歷的獨特的文化背景成了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理應忽略的無關變量。這樣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是科學化的、標準化的、去文化的。事實上，任何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論和方法都是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建構起來的，“潛意識”、“認知失調”和“真實自我”等并非是客觀事實的反映，只不過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對人的一種理解而已。所以，這些理論具有文化適用性。當把這些理論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時，因為缺少特定的文化土壤，可能就會失去其本來的效用。當心理健康教師在教學和咨詢中簡單地搬用那些西方的心理健康理論，有意或無意地使用那些讓人倍感“神秘”的概念和令人“困惑”的推理時，很容易讓少數民族大學生產生距離感和疏離感。同時，當這些心理健康教育理論以科學化的面目出現時，那些非主流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心理健康理念和方法似乎就變成了非科學的，這無形當中會給各族學生帶來一種壓迫感。目前，在我國的民族院校，少數民族大學生求助愿望不強的現象也是普遍存在。一項針對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求助意愿的調查表明:少數民族大學生在遇到問題時向校內心理咨詢機構求助的僅占5%，尤其是信仰伊斯蘭教和佛教的少數民族學生，大多傾向“內省”、“感悟”和“自我解脫”，而不喜歡向專業的心理咨詢求援。［3］這種現象一方面說明少數民族學生因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在遇到心理困擾時有自己獨特的處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說明那些所謂科學的心理學理論與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文化缺乏契合性，那些冷漠的分析和冰冷的結論很容易讓少數民族大學生望而卻步，對學校的心理咨詢失去必要的信任感。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務于民族學生，使他們健康成長。如果少數民族學生不相信心理咨詢的效果，不愿主動尋求心理咨詢老師的幫助，那么這一目的就無法實現，其實效性也就無從談起。

三、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須保持民族文化敏感

文化心理學家阿克遜和蘇(Sue)等人說過:“心理健康服務是一種助人過程，其理論和實踐上都平等地重視咨詢者和求助者的文化印記。咨詢專業者必須考慮咨詢者和求助者在語言、社會階層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差異，這些因素會成為有效介入咨詢的潛在障礙，因而咨詢者需要努力克服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障礙。”［4］文化敏感是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應有之意。在進行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過程中，教育工作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敏感能力，充分考慮民族文化在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和行為發展中的作用，從縱深的民族文化視角解讀學生，以增強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實效性。

(一)樹立寬容、開放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念

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集中體現在其教育對象有著獨特的、多元的文化背景。在實際的工作中，以共性的科學心理學理論作為指導固然重要，但僅用這些理論來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數民族學生是遠遠不夠的。文化心理學認為，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必然存在著許多相似的普遍共性，但不同民族的人們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所以表現出來的心理和行為方式是不同的。在心理健康教育過程中，如何從縱深的、民族文化的脈絡理解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和行為，是建立深入的共情關系，采用有效的教育方法之基礎。正如建構主義所言，“真正意義上的知識或真正意義上的心理治療和心理咨詢的知識，應當是有著顯著差異的活生生、具體鮮活的關于個體和個別事物的知識。由于每個個體都是特殊的、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的“那一個”，因此知識的要義不在于找到事物的共性，相反，而是應發現其個性。”［5］但在實際的工作中，從民族文化的視角出發，發現個性，深入地理解學生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心理咨詢教師不可能對每個民族文化都能完全了解。因此，文化心理學一貫秉承的開放、寬容的態度應是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開放、寬容的前提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承認自己對學生的成長背景和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拋開既有的理論體系去理解學生，對學生的成長經歷和民族文化保持一種探索的興趣。在寬容、開放的理念下，心理咨詢教師通過詳細的傾聽了解各族學生看待問題和解決問題特有的方式和方法，從學生的參照體系出發，與學生共同分析問題、建構發展目標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一種對等和平等的師生關系。教師不再站在權力一方，不再是獨立于學生的觀察者、判斷者，而是學生的密切伙伴、參與性的觀察者。這樣不僅有利于建立深入的信任關系，而且有利于激發學生潛能、促進學生心理發展。

(二)樹立生態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生態哲學把人的心理看做是一個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的、多層次、多維度的復雜系統。在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過程中，樹立生態化的心理健康觀有利于全面、系統地理解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和行為，進而采用切實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首先，生態化的心理健康觀認為，心理健康應該是心理系統整體功能的良好狀態，也就是說心理作為一個整體能有效地發揮自身的功能，不斷向內部與外部平衡統一的方向發展。這就意味著心理健康應該是一種整體的、動態的平衡，在發展過程中，心理的某個部分功能的缺失或者某個部分發展的暫時滯后并不一定意味會破壞整體功能。因此“問題”并不意味著不健康。因為當心理的某個部分出現問題時，整體發展趨勢自然會對部分進行調整或修復，從而使得整體的功能處于穩定和諧的狀態。這要求我們在確定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態時不能僅僅局限于對心理的某個部分的健康狀況進行界定，而必須有整體層次的把握，對心理整體機能的狀態加以評定。同時，在開展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時候，教師要注重學生的整體心理素質的培養，審慎地對待和分析少數民族大學生在文化適應中出現的各種心理問題，不可輕易做出“心理不健康”的結論。其次，生態化的心理健康觀認為，心理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它不斷地與外界環境進行著交互作用，心理健康取決于心理與環境的動態平衡。因此，評定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必須從民族文化的視角入手。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如，由于多災多難的歷史和相對封閉的生活環境，苗族人養成了封閉收斂的心理定勢，形成了自律內斂的性格特征。而蒙古族由于一直過著游牧生活，草原部落游牧的生活習俗已經扎根于蒙古族人民的心理，蒙古人具有開放、熱情、豪放的性格特征。不同民族性格的人在具體情境中所表現出來的情緒和行為問題會有所不同。如果不從民族文化背景來考量，只用靜止、孤立、統一的標準來認識和衡量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和行為是極其有害的。

篇3

與貴州省大眾傳媒和民族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相配合，貴州省應大力發展民族新聞傳播學，這也是與其大力發展文化旅游業的勢頭相互助長的。

一、大力發展民族新聞傳播學是貴州省文化旅游業的直接呼喚

貴州省之所以能將其文化旅游業做得象芝麻開花節節高一樣，是因為其作為一個多民族省份，具有豐富多彩、神秘獨特的少數民族原生態文化。依托這些得天獨厚的文化旅游資源，貴州省不斷推出精彩繽紛的文化節，慕名前來旅游的海內外朋友們絡繹不絕。例如：全國苗族侗族原生態文化中心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于2007年7月23日--8月3日成功舉辦了“中國·貴州·凱里原生態藝術節”，成了黃金暑期海內外游客關注的焦點。多元民族文化風情得到了絢爛的展示——凱里民族飲食文化節、施秉杉木河漂流節、雷山西江、郎德苗族吃新節、鎮遠古城文化節、黎平侗族喊天節、錦屏隆里古城舞龍節等文化旅游產品既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原生態民族文化，又大大推動原生態民族文化資源優勢盡快轉化成為經濟優勢。

但這種經濟優勢的實現離不開大眾傳媒的巨大作用。倘若沒有大眾傳媒的報道和宣傳，貴州各少數民族及其原生態民族文化就失去了向大眾展現自我風采的平臺，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這些豐富獨特的文化旅游資源跟以往的封閉狀態一樣，“藏在深閨人未識”，這樣的話，文化旅游業又從何談起！由此可見，大眾傳播媒介為貴州民族文化旅游資源搭建了一座通往市場的橋梁、也為海內外廣大游客認識貴州打開了一扇窗戶。通過大眾傳媒及時、精彩、有效的信息傳播，可讓國內外的受眾們盡情感受貴州各民族風采，從而吸引更多的國內外游客走進貴州。例如：在7月23日-8月3日的“中國·貴州·凱里原生態藝術節”中，海內外媒體100余家、記者400余名前來采訪報道，其中中央電視臺、日本《朝日新聞》、香港《大公報》等均是受眾面廣、影響力大、權威性高的知名媒體，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記錄和報道這一大眾狂歡的民族文化藝術盛況，勢必讓更多的海內外人們欣賞到貴州黔東南獨特的生態風光和民間文化，“原生態文化中心”的形象也會因此而大名遠播。

依靠“民族文化→大眾傳媒報道→游客被吸引前來旅游”這一運轉模式，貴州省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旅游在國內外的知名度和美譽度--“貴州在全國知曉度排位已經從2004年底的26位上升到第10位，慕名到貴州旅游者絡繹不絕。”

大眾傳媒在貴州省文化旅游業的蓬勃發展中功不可沒，而為了更好地發揮其巨大的宣傳作用，從而進一步擴大貴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影響力，我們非得下大功夫研究民族新聞傳播學不可。只有把那些新近發生的與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有關的新聞報道的規律掌握了，我們才能揚長避短，充分利用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為貴州民族文化旅游業“吶喊”、最大限度地讓它們發揮威力，從而讓貴州經濟盡塊地“飛”起來。一句話，現實呼喚著貴州去大力加強其民族新聞傳播學研究。

二、大力發展民族新聞傳播學是改變貴州省新聞傳播學研究力量薄弱的迫切需要

目前貴州省新聞傳播學研究力量相當薄弱。主是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1. 研究機構缺乏。貴州省社會科學院身為貴州省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致力于探討富民興黔事業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可到目前為止竟未設置新聞研究所，這與當前新聞傳播事業在貴州省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來說，根本不般配。就貴州省內高校而言，據粗略統計，目前只有貴州大學、貴州民族學院和貴州師范大學3所高校設有新聞學專業，其中貴州民族學院相關專業辦得最多、最齊全，在“文學與傳播學院”中辦有4個新聞學相關專業：新聞學、廣告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廣播電視編導學，貴州師范大學次之，在“文學院”中辦有2個新聞學相關專業：廣播電視新聞學、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貴州大學僅辦有一個新聞學專業，歸屬于“人文學院”。這些新聞學專業均不“獨立”，歸并在其他學院之中，所以我們希望貴州省的高校有“新聞傳播學院”出現。除此之外，省內三所高校的新聞學專業還有一個特點：創辦歷史較短，是新專業。例如，貴州民族學院的新聞學創辦于2002年、廣播電視新聞學創辦于2001年，貴州師范大學的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創辦于2006年--是最新的專業。新聞研究機構過少，遠遠不能滿足目前形勢的需要；新聞研究機構過新，又只能說明研究力量尚在起步、還不夠成熟。2. 研究人員匱乏。貴州省新聞傳播學研究機構少且新的一個重大原因便是這方面的研究人員太少。目前，貴州省尚無一位新聞學界的知名學者，這是我們要努力解決的問題。讓人欣喜的是，貴州大學成功申辦了新聞學碩士點，于2007年開始招生，可碩士生導師只有2位，在國內的新聞學界尚無太大影響力，所以說研究力量仍是十分薄弱。貴州民族學院雖然新聞學相關專業辦得最多，發展最快，擬創辦“新聞與傳播學院”，但這個學科領域內的專家學者太少，師資力量還待加強，所以說引進人才是我們的一項重要工作。3. 研究成果太少。由于上述2點原因，造成了新聞傳播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少。國內的新聞學核心期刊，如《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等很難見到我們貴州學者的文章。在貴州省新聞學研究隊伍中，發表的文章涉及到貴州民族新聞傳播的又可以說是少之又少，但這方面的成果又非常重要--貴州民族文化旅游業的發展離不開民族新聞傳播的巨大幫助。

篇4

【作 者】張進輔，西南大學心理學院、民族教育和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重慶，400715；植鳳英，貴州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講師，西南大學心理學院在讀博士生。貴陽，550001

【中圖分類號】C9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7)04-0011-005

On the Dilemma and Way out of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Zhi Fengying，Zhang Jinfu

Abstract：The article sets forth the messes faced by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The article also points that in o rder to get out of messes，diverse methods should be used in research，andthe inter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d the training ofcomprehensive researchers should be recognized，and at same time，on base of the reality of our nations，the research of realistic problem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Key words：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dilemmaway out

一、引言

民族心理學作為心理學的一個分支首先在德國興起。科學心理學的奠基人馮特在其心理學研究的最后二十年，寫就了十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學》，他以語言、藝術、神話、道德、法律、宗教、社會風俗習慣作為實例，研究民族心理發生、發展的規律，并詳細論述了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該書的出版問世，使民族心理學逐漸被人們接受和受到重視，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也在世界范圍內迅速展開。我國的民族心理學研究起步于20世紀初，改革開放以后，民族心理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發展。現在，中國民族心理的研究對象已擴大到國內56個民族，研究的課題也相當廣泛，主要有：各民族兒童認知發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的個性比較研究、各民族兒童及青少年品德形成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的基本理論研究①、民族心理與西部大開發關系、民族心理與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關系的研究②等等。總的看來，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實際上，隨著民族心理學的不斷發展，其研究的局限性也愈益凸顯，以至于陷入一定困境。

二、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困境

(一)方法論上存在不能忽視的缺陷

一門真正的科學和一個富有成效的研究都有其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所謂方法論“指的是關于研究過程的哲學，其中包括作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論假設和價值觀，還包括研究者用來解釋資料、引出結論的標準或準則③。”方法論既包括具體的方法和技術的采用，同時也包括對研究對象的基本立場。具體方法和技術包括被試的選擇、條件的控制、材料的分析和數據的統計等。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民族心理學始終無法逃避的矛盾是究竟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對民族心理進行研究，而一些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人們的質疑也多是由于其所采用的方法問題。概括而言，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存在的方法論缺陷主要有：

1.對質的研究的忽視

質的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理解的一種活動。質的研究與人們通常所說的定性研究有一定的區別。國內的定性研究大都沒有原始資料作為基礎，主要采用的是一種形而上的思辯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種研究者個人觀點和感受的闡發，通常結合社會當下的時弊和需要對有關問題進行論說或提供建議。而質的研究卻十分強調研究者早自然情境中與被研究者互動，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建構研究的結果后理論，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純粹的哲學思辯、個人見解和邏輯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工作經驗總結④。民族心理學，從其誕生之日便具有質的研究傳統。心理學的鼻祖馮特(W.Wundt)早在1862年就認為心理學應是兩個基本領域即生理心理學和民族心理學，他認為民族心理學的較為合適的研究領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類生活所創造的那些精神產品，因此，僅憑個體意識是無法對它加以說明的”。“民族心靈”的研究不能通過實驗室研究來獲得，而是通過歷史文化產品分析來獲得⑤。他指出：“在實驗法無能為力的地方，幸而還有另外一種對心理學具有客觀價值的輔助手段可供利用。這些輔助手段就是心理的集體生活的某些產物，這些產物可以使我們推斷出一定的心理動機。屬于這些產物的，主要是語言、神話和風俗⑥”。馮特的歷史文化產品分析實際就是一種質的研究方法，是檔案文獻法、語言分析法、口語記錄法以及民族志法的綜合。之后，隨著主流心理學對“心理學科學化”的追求，質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學界漸受冷落，受西方民族心理研究范式的影響，國內心理學界也較少采納質的研究范式。目前，國內民族心理研究主要有兩條主線：一條是心理學界的研究，一條是民族學界的研究。在心理學方面，側重于微觀探討，方法論上注重實證性的量化研究；在民族學方面，主要側重的是思辯性的定性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的資料來源于已有的文字資料，多數并未深入實際的研究現場，為此，熊錫元先生曾倡導要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的研究⑦。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質的研究在我國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都未受到真正的重視。

2.定量研究的操作化缺陷

定量研究是我國民族心理學，尤其是個體民族心理研究的主導研究范式。由于定量研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加上民族心理學研究特點及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因此，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這種研究范式存在有許多的操作化缺陷。主要表現有：(1)采用未經過實地考察編制出的或直接采用國外編制的心理測驗和量表來進行民族心理的研究，這樣的研究結果不可避免地出現文化方面的偏差甚至偏見⑧，表現在：嚴重忽視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或考慮了文化因素，但僅做背景變量，沒有考慮民族文化對心理的深層影響；歧視性的文化偏見，對少數民族缺乏客觀的評價和認識等。(2)定量研究提倡客位研究，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是一種主客關系，研究者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局外人，遠離被研究者，同被研究者保持距離，以避免主觀價值的涉入，把研究對象作為客體進行價值中立的說明和控制。因此，定量研究常會導致文化的中心主義，單調呆板、以偏概全等缺陷⑨。(3)研究的取樣問題。如何選擇合適的研究對象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中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由于少數民族普遍存在的語言、文化理解及研究地域的限制等問題，使得民族心理研究的取樣比較困難，很多研究者在選取研究對象時常常采取的是方便取樣，這樣選取的樣本很難具有代表性，故也難以得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研究結論。研究取樣的困難還導致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對象的不平衡，多數研究以較易取樣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對一般少數民族公眾的研究極為匱缺，無形中縮小了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圍，所得研究結論常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民族心理學的學科定位模糊不清

關于民族心理學屬于什么，其研究對象是什么，應該研究什么內容?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一直是民族心理研究者頗為關注的問題。孫玉蘭、徐玉良認為，民族心理學是建立在普通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理論基礎上的心理學科。它既要以心理學的理論為指導，又要以心理學的某些方法為研究手段，還要以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材料為參照⑩。他們的觀點強調民族心理學是屬于心理學科范疇。之后，隨著越來越多的民族學者開始涉足民族心理的研究，有學者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目前，這種學科之爭開始趨向緩和，現在一個更常見的提法是：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11]。但對學科的性質問題，至今未有定論。

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的心理現象及其活動規律。但關于具體的研究內容，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探討最受矚目。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如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可將民族心理分為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張世富認為民族心理應該包括民族認知、民族意識、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品德、民族氣質等，這些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內容，并認為對這些內容進行研究仍不足以說明對民族心理能有較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質的了解。因而，對民族內部的群體心理和個體心理也應進行研究①。徐黎麗認為，民族心理學是普通心理學的一個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就是特定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民族心理產生發展的生理基礎[11]。尹可麗提出族群社會心理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認為只有將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界定在社會心理層面，才能使研究者真正考慮某一族群的個體或群體的歷史、文化及其現實生活條件下的心理[12]。

張進輔則針對西南民族心理研究提出民族心理結構可分成民族心理導向系統、民族心理動力系統和民族心理功能系統三個相輔相成的系統，民族心理導向系統包括民族價值觀、民族意識、民族文化等；民族心理動力系統：包括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社會壓力與應對等；民族心理功能系統：包括民族人格、民族能力、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健康等②。

總的來說，民族心理學研究在不斷地走向深入，但其學科定位并不明確，民族心理學的學科性質、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等都未有一個明確的界定，這些都直接影響了人們對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解和民族心理學的深入發展。筆者認為，對于民族心理學似乎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那就是“民族心理學”是否等同于“少數民族心理學”?“民族”的含義很廣，在馮特的《民族心理學》著作中，“民族”被解釋為種族共同體，如阿拉伯民族、日耳曼民族，更有廣泛的“民族”含義是指政治獨立體即民族國家或國民國家，如中華民族等。因此，如果從廣泛的民族含義而言，民族心理學研究的范疇似乎還應包括中華民族人格、中華民族價值觀等的研究而不僅是少數民族的民族心理。

(三)綜合性研究人才極度匱缺

綜合性研究人才的匱缺是制約民族心理學發展的瓶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民族心理學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兼具有民族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廣博知識，一些心理學者由于研究思路的限制，加上缺乏廣博的民族文化知識常常很難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中做到游仞有余，而一些民族學者由于缺乏深厚的心理學基礎理論和方法指導，又很難做出高水平的民族心理的研究，這從我國目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現狀便可見一斑。據萬明鋼等對2000-2005年發表在國內期刊關于民族心理的182篇研究論文進行的文獻計量分析顯示，這六年中。少數民族心理研究論文總體數量較少，以心理學9種期刊為例，不到6年發文總量的1%，且研究主題非常分散，作者也分散，具有創新性的研究較少，對理論問題關注不足；研究人員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區，6年中發文量在3篇以上的作者不足10人，說明我國少數民族心理研究還沒有形成穩定的研究群體和穩定的研究領域，學術積累也遠遠不夠[13]。

我國綜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匱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高校學科課程設置過于專業化，缺乏民族文化課程的開設，從而導致研究者知識結構單一是綜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匱缺的客觀原因。綜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匱缺的主觀因素很多，影響也更大。首先，少數民族心理的研究是民族心理的重要研究內容，由于缺乏對少數民族及少數民族文化的足夠了解，許多學生或研究者對少數民族存在有“刻板印象”，在他們眼里，少數民族的代名詞就是“貧窮和落后”，缺乏對“民族心理”的深入了解和科學認識，因而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缺乏興趣。其次，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是一項投入大、要求高、難度高的工作，這讓不少的研究者望而卻步。另外，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耗時多，研究成果出來比較慢也是影響人們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原因。受“研究功利化”思想的影響，一些學者更樂于做一些方便、快捷、出成果快的研究。另外，現在研究生的學習常常與“找一個好工作”相聯系，而民族心理方向的學生在就業上似乎不占上風。總之，諸多原因使得民族心理的研究隊伍一直是勢單力薄，尤其在整個心理學研究隊伍中，常常處于一種被冷落的邊緣狀態。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困境的出路

要成功地走出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困境，筆者認為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融合多元方法，加強質與量的整合

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不可能只使用一種研究方法。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應立足于研究課題的性質和研究實際，采用多方法多特質的研究手段。

在研究范式上，應重視質的研究在民族心理學研究中的應用，加強質與量的有效整合。具體而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研究設計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同一個研究項目中要善于混合使用兩種不同的方法，在不同層面對同一研究問題進行探討；研究立場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應不時反省自己的研究角色，調整好對研究對象的態度與立場。在質的研究階段，研究者應持主位研究立場，深入對象的文化生活空間，站在研究對象的立場上來研究、分析民族或民族心理。在量的研究階段，則應注意與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站在中立的、客觀的研究者的立場上研究、分析其民族心理。當然，把主位研究與客位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并非易事，因此研究者持主位研究立場，還是持客位研究立場、主位-客位綜合方式，主要取決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課題的性質要求⑨；研究資料分析上的整合。一項民族心理研究中同時存在有質的研究與量的研究時，可以同時收集到不同類型的原始資料，在分析資料時要注意使用不同的方法對有關結果進行分析。

在研究具體方法上，可靈活采用歷史文獻研究、蹲點實地考察、田野工作研究、典型個案分析、較大規模問卷調查、參與觀察、實驗、作品分析、實物收集或音影設備記錄、多元統計等方法，對民族心理的多種組成因素進行深入研究。其別注重深入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運用參與觀察和田野研究，以得出最直觀真實的資料。在研究過程中，要始終遵循定性和定量相結合、思辯和實證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群體與個案相結合、橫斷與縱向相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原則。

(二)加強我國民族心理學的理論建設

在任何學科的發展中，理論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1)發揮組織與聯系功能。當某一學科發展到一定程度，研究結果或材料大量堆積時，就需要用理論對之加以整合、組織。(2)發揮預見功能。理論是預見科學知識增長、事物發展和進一步研究及可能研究結果的基礎，可以說，科學的進步就是不斷的理論預見或假設和對預見或假設的不斷驗證來實現的。從整個科學發展史來看，科學的發展經歷了這樣的過程：首先是人們提出理論假設對觀察到的現象進行解釋并對事物發展作出預測，然后用各種方法驗證假設，在此基礎上再提出新的理論假設，以此循環。(3)理論研究與具體問題的研究是密切聯系、相互促進的。一方面理論研究需要具體問題的研究成果作為材料或素材，另一方面具體研究的成果又需要理論研究去整合[14]。

目前，我國民族心理學的理論建設還相當薄弱，對我國民族心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現實中存在的民族心理現象等都未能做出較完滿的理論解釋，實證研究也多以國外的民族心理學理論為基礎。但因為我國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多民族國家，我國民族的實情與國外不同，因此，我國各民族心理的形成與發展規律與西方國家也存在有差異，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要科學回答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現實問題，提高民族心理學的水平和質量，必須立足于我國民族的實際，注重對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理論探討，加強我國民族心理學理論的本土化建設。

(三)注重對綜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的培養

在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陣營可增設有關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相關理論及研究方法的課程，深化心理學研究者對民族文化知識的了解，激發研究者對民族心理研究的興趣，使之掌握一些民族學的研究方法并能有效地與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相結合，從而可以游仞有余地從事民族心理的研究。反之，出身于民族學的民族心理學研究者也應加強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及研究方法的學習，提高其民族心理研究的深度和可靠度，盡可能減少由于研究者出身背景的不同而產生的研究偏差。

(四)立足于我國民族的實際情況，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

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它對民族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價值。當前，我國正處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中，經濟和社會結構在不斷發生變化，各民族、各種文化和意識形態在不斷接觸、互相影響，由此也產生了許多與民族發展相關的現實問題。如果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不能有助于解決這些實際的問題，它就會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就更談不上發展。因此，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應立足于我國民族的實際，在充分了解各民族歷史演變、經濟生活現狀、文化背景以及、民族習慣等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15]。特別注意從民族發展的實際需要，去研究民族的深層、隱性問題，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對民族心理的深層、內在影響。

參考文獻：

①張世富.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任務及方法[J].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1)：57-61

②張進輔.關于西南民族心理研究的構想[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32(3)：74-78

③[美]貝利煮、許真譯，現代社會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5

④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12.

⑤秦金亮，李忠康.論質化研究興起的社會科學背景[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0(3)：19-25

⑥葉浩生.西方心理學的歷史與體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

⑦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序[J]，民族理論研究，1992(3).

⑧孫東方，常永才.民族心理研究中文化偏差的克服：向文化人類學借鑒[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1(2)：8-12

⑨韓忠太.論心理人類學研究中的主位方式與客位方式[J]，云南社會科學，2006，(3)：83-87

⑩孫玉蘭，徐玉良.民族心理學[M].北京：知識出版社，1990.2

[11]徐黎麗.關于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幾個問題[J].民族研究，2002，(6)：95-103

[12]尹可麗.族群社會心理：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J].貴州民族究，2006，26(4)：85-89

篇5

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受到來自兩個學科的影響。在社會心理學內部一開始就存在著兩種理論觀點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謂社會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和心理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在解釋社會心理現象上的不同理論觀點，并不妨礙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應具備的基本特點。

一般來說，普通心理學是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客體包括自然客體與社會客體。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特殊關系，即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普通心理學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所獲得的規律可以應用于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關系所獲的規律也可以豐富普通心理學。普通心理學傳統上著重于研究個體、個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社會心理學則著重于研究群體中的個體、群體、人與人、人與群體的關系。

社會心理學與個性心理學的關系更加密切、更加復雜。美國心理學會迄今仍把個性與社會心理學放在一個分支里。一般說來個性心理學是研究個性特質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關系、涉及較穩定的心理特質，而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直接社會情境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對這個情境的解釋的作用。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發現表明，直接社會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會心理學的專題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下半期。1860年出現了拉察魯斯和斯坦塔爾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系列論文。此后，塔爾德的《模仿律》西格爾的《犯罪的群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等著作陸續出版，為社會心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08年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和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分別出版了社會心理學專著。這標志著社會心理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雖然用實驗方法研究社會心理學問題，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于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但真正開創、推廣這個方向的是奧爾波特和默德。在他們之后，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奧爾波特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問世以后，社會心理學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并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個人生活空間或場的概念，認為行為是個人特點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數。20世紀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勒溫的影響下，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群體影響和態度問題。

50年代，阿施等人開展順從的研究。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說服的研究。費斯廷格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個理論成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際關系心理學》一書奠定了基礎的歸因理論成了研究重點。80年代以來，認知社會心理學和應用社會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

中國社會心理學在50年代以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過。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紹過作為心理學重要分支學科的社會心理學。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眾心理學》、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導論》以及奧爾波特的《社會心理學》等重要著作的譯本，中國學者自己也編寫了一些社會心理學著作。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側重于研究大型群體和群眾的心理現象，如拉察魯斯、斯坦塔爾、馮特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塔爾德、西格爾和勒邦關于群眾心理的研究。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還有影響，如塔爾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體極端化和個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紀初態度的研究成為中心。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出現以后，社會促進的研究成為中心。以后，群體過程、說服、順從、認知失調、歸因等分別成為某一時期的研究中心。

篇6

一般來說，普通心理學是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客體包括自然客體與社會客體。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特殊關系，即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普通心理學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所獲得的規律可以應用于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關系所獲的規律也可以豐富普通心理學。普通心理學傳統上著重于研究個體、個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社會心理學則著重于研究群體中的個體、群體、人與人、人與群體的關系。

社會心理學與個性心理學的關系更加密切、更加復雜。美國心理學會迄今仍把個性與社會心理學放在一個分支里。一般說來個性心理學是研究個性特質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關系、涉及較穩定的心理特質，而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直接社會情境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對這個情境的解釋的作用。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發現表明，直接社會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會心理學的專題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下半期。1860年出現了拉察魯斯和斯坦塔爾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系列論文。此后，塔爾德的《模仿律》西格爾的《犯罪的群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等著作陸續出版，為社會心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08年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和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分別出版了社會心理學專著。這標志著社會心理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雖然用實驗方法研究社會心理學問題，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于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但真正開創、推廣這個方向的是奧爾波特和默德。在他們之后，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奧爾波特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問世以后，社會心理學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并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個人生活空間或場的概念，認為行為是個人特點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數。20世紀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勒溫的影響下，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群體影響和態度問題。

50年代，阿施等人開展順從的研究。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說服的研究。費斯廷格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個理論成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際關系心理學》一書奠定了基礎的歸因理論成了研究重點。80年代以來，認知社會心理學和應用社會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

中國社會心理學在50年代以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過。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紹過作為心理學重要分支學科的社會心理學。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眾心理學》、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導論》以及奧爾波特的《社會心理學》等重要著作的譯本，中國學者自己也編寫了一些社會心理學著作。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側重于研究大型群體和群眾的心理現象，如拉察魯斯、斯坦塔爾、馮特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塔爾德、西格爾和勒邦關于群眾心理的研究。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還有影響，如塔爾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體極端化和個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紀初態度的研究成為中心。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出現以后，社會促進的研究成為中心。以后，群體過程、說服、順從、認知失調、歸因等分別成為某一時期的研究中心。

篇7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加強對民族音樂美學、心理學層面的研究，探悉不同民族的群體音樂審美心理的新興學科亟待建立。

所喜，筆者新近拜讀了施詠博士著《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概論》（上海音樂出版社2008年4月版，33萬字）一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推出的學術新著。該書以“中國人的音樂審美心理”為取向，構建一個多邊緣交叉性、跨學科的研究領域――“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學”，其意在通過這一新的分支學科的逐步深入，最終打通諸學科之間的學術壁壘，使之能在“中國人的音樂審美心理”這一更具新視野、新挑戰的論域的統籌下，進行更有深度的研究。

一

該書是根據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研究――“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學”導論》所修改而成，作者所提出的“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學”是建立在民族音樂學之理念、方法上，以民族的音樂審美心理的內部結構、活動方式及其外化形態作為研究對象，從民族審美心理學的視角來觀照以民族為單位的人類共同體的音樂審美心理的內部結構特征及其發生、演化的規律的一門新興的研究領域。

全書共分八章，分別對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條件、存在的基本特征、發展的基本規律，中國音樂審美中的形式要素及其組織手段，中國人音樂審美中的聯覺、味覺心理，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中的陰柔偏向與尚悲偏向以及民族性格對音樂審美心理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中介紹了課題之緣起，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目的與意義。第二章探討了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條件是受自然系統中的地理環境、人種特征，社會系統中的生產方式、社會政治結構、哲學思想、宗法、原始神話、集體無意識等因素的影響與作用。第三章闡釋了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即民族性與世界性作為事物個性與共性的兩個方面，是一對互為依存融合的統一體。第四章提出音樂審美心理是在相對的穩定性與絕對的變異性這兩者的矛盾對立統一中發展演變。第五章探討了中國音樂審美中的形式要素和組織手段，總結了中國人在音樂審美上有著近人聲，尚自然、多樣化、個性化，偏高頻的清、亮、透，甜、脆、圓以及重鼻音的特點。旋法上表現為平和、漸進的美學特征；音樂結構思維講求在“統一的前提下求對比”，并遵循規范化、程式化的特征。第六章為聯覺，指出受中國傳統思維的整體直覺、多覺貫通、藝術綜合理念、“成于樂”、“游于藝”樂教思想的影響，中國人音樂聯覺能力較為發達。并高度重視味覺審美的情感表現性，“聲亦如味”，飲食口味的地域分布與民族音樂風格之間也有著一定的聯系。第七章為心理偏向，提出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中具有陰柔偏向，同時與陽剛相補，調劑為用。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中還有著“尚悲”的偏向，與西方民族比較而言，其特點是趨向淡化、弱化，偏于陰柔的“悲情”，體現為“哀而不傷，怨而不憤”。第八章通過實例論證了民族性格與其音樂性格兩者之間的對應性。

二

該書的作者施詠是近年在學界較為活躍的青年學者，在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音樂教育學等領域均有所建樹。曾師從王耀華教授、喬建中研究員門下攻讀民族音樂學博士學位，現進入南京藝術學院博士后流動站進行博士后的科研工作。

通覽全書，可以看出作者在與選題相關的諸人文學科領域的學習、鉆研、思考、探索方面花費了很大的心力。誠如著名音樂學家王耀華先生在該書的序中所寫：“施詠同志在我校攻讀音樂學博士學位期間，以巨大的努力和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獲得博士學位。我認為，這篇論文的選題是一個很有開拓性意義的研究課題。”

全書的主要特色和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學術獨創

通常，獨創性往往是衡量一本著作學術價值的重要標準之一。在國內，無論是民族心理還是民族審美心理則都是一個有待于拓荒的新興研究領域。就審美心理學而言，諸多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國傳統審美心理的也為數不多，且這些研究也大多從文藝學角度出發，缺乏一定的心理學理論基礎。

在有關民族心理的文獻中，一般較少涉及“審美”；而一般的美學、心理學又幾乎罔談“民族”。雖然在某些民族審美心理學的著作與文章中對民族的音樂審美心理也有少許的涉及，但多為一般性的流于表層的探討，且極為零散。對于本課題的專門研究，目前尚不多見相對完整、成系統，并得到足夠深入挖掘的研究成果，相關散落資料尚需歸納、梳理、整合并理論提升。

而《概論》一書正是取這樣一個被當今美學、心理學、民族音樂學所遺忘的研究領域，強調民族音樂美學、心理學層面的視角。將研究的著眼點放在了向來是最深層、最復雜、最微妙、最靈動也是最難以琢磨的民族成員的音樂審美心理層面上。并運用辯證思維大膽架構了自成體系的“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學”的學科框架，首次對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中的心理偏向、民族性格與民族音樂性格之間對應關系等進行了理論發掘，很多觀點提出均不乏新見。

2．視野開闊

以往音樂學界的狀況是：民族音樂學、心理學、美學三個領域，多呈獨立、并行的狀態，音樂心理學多專注于實證性的科學的、個案性的研究范式；中國音樂美學的研究多集中在古代美學史文獻的梳理總結；而民族音樂學的主流成果則多集中在微觀的田野的個案調查報告。在中國當今的音樂學研究中，研究范圍雖然涉及到了諸多方面，但運用學科交叉的方法，綜合多維度研究的還為數不多，中國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呼喚著多角度、多學科的文化詮釋。

正如喬建中先生曾呼吁：“選題方面，我們多局限在民族民間音樂的自然分類的圈圈內。從更廣闊的科學領域，例如從社會學、考古學、民族學、心理學等的角度來探討民族民間音樂規律的選題卻非常之少。這種單一的，不注重跨學科、不注意邊緣學科的選題傾向，正是研究水平不能較快提高的另一個原因。也是不能從更深的層次上去認識我國民族民間音樂的特質和內在規律的原因之一。”④

“音樂民族審美心理”的研究正將遵循這樣的指導思想與研究思路，偏重宏觀視角、注重多學科邊緣交叉，而開拓性地將音樂學、民族學、美學、心理學等學科交叉而構建成新的研究領域。與其說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莫若說是一種新的視野和方法。其創新意義不僅在于對音樂學本學科的細化發展――創建了一門新的交叉學科與研究領域，還加強了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美學、心理學層面，拓展了音樂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為所涉及、包含的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音樂心理學、民族審美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提供一個極具拓展空間的新視角、新方向。

3．邏輯性強

作為一個全新的學科的架構，作者在全書的整體結構上亦是用心甚多。全書的布局得當，條理清晰。在不少章節體現了作者思維縝密的邏輯思辨性。如在緒論中通過科學心理學與人文心理學、個體心理學與民族心理學、審美心理學與心理美學這三對關系的辨析來論證強調其非實證的研究方法。

在第四章審美心理發展的基本規律中，提出音樂民族審美心理發展的過程中穩定守恒是相對的，而變異發展是絕對的，音樂民族審美心理總是在穩定性與變異性，即外向融合與內向固守、偏離創新與回歸繼承的對立統一中發展演變。

尤其是在第三章“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民族性與世界性”中，對音樂的“民族性與世界性”這一對老生常談的問題進行了全面、邏輯嚴密并較前人均更饒有新意與深度的闡釋，作者分別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首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就愈不是世界的”、“民族的，卻并非都是世界的”等五個方面對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進行了辨析。提出民族性與世界性，作為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基本特征中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是促使民族審美心理在矛盾中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任何一種美的屬性，包括那些所謂具有“世界性”的，它必然是歸屬于某個民族而首先具有民族性。正如一般與個別的關系，沒有個別就不存在一般。所以，音樂的世界性不可能凌駕和超越于民族性之上，離開了民族性就沒有世界性，并不存在一種脫離民族性的世界性……層層剖析后，進而提出只有那些真正“優秀的民族藝術”，才有可能成為“就是世界的”。

三

當然，作為一門學科、或是新的研究領域的創辟之作，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比如理論的框架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完善，有些觀點還有待商榷。創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豈是一人所能勝任？如果該著的出版面世能夠喚起更多的同仁對中國民族音樂美學、審美心理學的關注，隨之為其添磚加瓦，我想，該書所謂拋磚引玉的作用也就發揮盡之了。

參考文獻

[1]王光祈．音學．自序[M]．上海啟智書局，1929，轉王光祈文集．[C]巴蜀書社，1992：280．

[2]王光祈．德國人之音樂生活[C]．轉馮文慈、俞玉滋選注．王光祈音樂論著選集[M]．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25．

篇8

[中圖分類號]B8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3）03 — 0022 — 02

馮特是心理學作為一個正式的學術研究領域的建立者。1879年他在萊比錫大學建立了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標志著科學心理學的誕生。歷史學家為什么將建立新心理學的榮譽歸于馮特，而不是費希納呢？費希納的《心理物理學綱要》出版于1860年，大約是馮特開始一門新心理學的15年之前。波林（Boring， 1950）這樣寫道：“當所有的核心觀點產生以后，某個發起者能夠掌握它們，對其加以組織，并在其中增加那些看起來必要的東西。寫文章、做宣傳，并且堅持這些觀點。簡言之，就是‘建立’學派〔1〕。”從這個意義上說，馮特對現代心理學建立的貢獻主要來自于他對系統實驗方法的大力倡導。然而，縱觀馮特之后的許多心理學發展史，普遍是以反對他的心理學觀點為特征的，尤其普遍認為馮特是元素主義論者。盡管這些觀點對馮特有所誤解，但也從側面反映了馮特心理學方法論中存在著元素與整體的矛盾沖突。

1. 馮特的新心理學方法論的原點

19世紀中期，德國古典哲學的發展前景堪憂，處于一片混亂狀態。當時，德國古典哲學主要面臨著發展方向的問題，即自然科學成就到底處于何種地位的問題。馮特試圖通過對生理學的研究來為德國古典哲學找到新的發展路徑。因此，當他應聘于萊比錫大學時，他開設了哲學講席，并試圖把實驗心理學作為哲學宏大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哲學是一般的科學，其職能在于結合得自專門科學的一般真理，而構成本身一致的體系〔2〕。”在馮特看來，哲學的發展是以專門科學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的，它通過整合專門科學的一般真理而構造自身的理論體系。因此，實驗心理學可以為哲學的發展提供一般真理。基于這樣的源動力，德國古典哲學中始終貫穿的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自然就滲透到馮特的心理學理論體系之中。

2.馮特的新心理學方法論的哲學淵源

馮特的心理學，從其思想來源來說，除了康德等唯心主義哲學以外，受到了英國的約翰·穆勒和德國的赫爾巴脫的影響最大〔3〕。

馮特深受德國傳統哲學的影響，繼承了康德對世界的二元論認識〔4〕，并提出了心身平行論的觀點，這種認識取向始終貫穿著他的心理學研究之中。馮特在《人類及動物心理學講義》中對心身平行論做了如下界定，“我們認為心理過程與身體內特別是腦內一定的物理過程相聯系，……這一聯系只能被認為是兩種并列存在的因果序列的平行。由于它們條件的不可比較性，它們決不能直接相互干涉。不論在什么地方碰到這一原理時，我們都把它叫作身心平行論〔5〕。”

馮特從約翰·穆勒那里繼承了心理化學論的思想，他認為心理學研究的是直接經驗，即意識，而各種意識狀態都是以復合的形式出現的，為了便于研究，首先要把意識分析為最基本的、純粹的意識狀態，即心理元素〔6〕，并把心理元素分析為感覺和情感。同時，馮特也深受赫爾巴脫的影響，他在闡釋聯想的時候，就使用了諸如“融合”、“復合”、“同化”等等赫爾巴脫常用的術語。

在此，我們不難發現，馮特心理學方法論的“元素論”和“整體論”的矛盾與沖突實質是哲學內部矛盾的映射和體現。

3. 馮特的新心理學方法論的表現

3.1實驗內省：分解心理過程的工具

馮特曾經這樣說道：“我們拒絕一切不以經驗為基礎的哲學思辨，不要那種建立在哲學預想之上的心理學。我們需步驟上注意到了心理學以及科學的經驗事實〔7〕”。馮特認為心理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只是觀點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說，實驗與觀察不僅可以是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也可以成為心理學之研究方法。馮特認為，只有對象固定不變，才能采用觀察的方法對之進行研究。然而，由于心理過程是瞬息可變的，馮特認為心理學研究不能只依靠觀察，而應采用實驗的方法，即實驗內省法。他說：“實驗是由觀察者在有目的控制的條件下，對所觀察的現象的產生與過程而作的觀察。觀察，按其狹義而言，是不受控制的現象的考察，這些現象在觀察者的經驗過程中，按其自然地產生的那樣被接受下來〔3〕”。在某種程度上，實驗內省法不但要控制客觀條件，而且也要控制主觀的意向。也就是說，只有經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在實驗條件下觀察到目標對象，才能將感覺與感情從直接經驗中分解出來。因而，個體心理學必然是實驗心理學。民族心理學研究的是，如語言、神話、風俗等，集體活動的產物。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可以采用純粹的觀察來研究。

為了避免觀察者和被觀察者經驗的混淆，馮特認為，實驗內省既要控制刺激的屬性，以利于觀察現象的某一方面，又要控制觀察者的注意方向，這樣，才便于經驗的分析。此外，馮特還極少接受質化的內省，他所尋求的內省報告涉及的主要是被試對大小、強度、各種物理刺激持續時間的意識判斷。這些都是在心理物理學研究中所使用的數量化的判斷。即使是主觀或質化的內省報告，往往涉及的是刺激的舒適性、意象的強度或者感覺的性質。當積累了足夠多的客觀數據之后，馮特就可以從中推論出意識經驗的元素和過程了。

3.2元素分析：心理過程的描述

馮特區分了科學的描述和科學的解釋，他說，“為要滿足每一特殊事例都得到一種解釋（Interpretation）的需要，就要把特定的復合過程的諸組成都劃歸到其適當的類概念下，這樣的概念，例如感覺、認識、注意、記憶、想象、理解和意志.……像物理學的那些概念一樣”。由于這些類屬概念具有復合的特性，馮特依據豐富的實驗數據，將意識經驗解析為兩種絕對簡單的和不可再分的組織成分，即感覺和情感。

實際上馮特這樣的元素分析，只是作為對心理過程的最初的分類方法。他認為，盡管可以將意識過程分解成一系列的子過程，但是不能孤立地看待這些子過程，否則意識過程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性質〔8〕。因而，不能簡單將馮特歸為元素論者。

3.3整體分析：心理過程的解釋

描述是解釋的基礎，元素分析也是為了綜合。馮特原就認為經驗的內容必然是綜合的。1894年，馮特在總結他從事心理學研究以來三十年的工作時指出，“當我開始接觸心理學的問題時，我持有一個生理家很自然所持的一般偏見，認為知覺的形成僅僅是感官的生理特性所工作的結果。以后，通過視覺現象的實驗考察，我發現知覺是一種創造性綜合的活動。這逐漸成為我的指導準則。以這個準則為指導，我對想象和智慧等高級心理功能的理解有了新的認識。在這一點上，老的心理學對我沒有任何幫助。當我開始研究心理事件之間的暫時聯系時，我對合理功能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我不再以抽象的名詞把心理功能區分為觀念、感覺、或意志。對聯想時間的測定使我發現了知覺過程同記憶表象之間的關系，也使我認識到所謂的‘再造’觀念只是自我欺騙的多種形式之一。實際上這種觀念在現實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此后，我開始把觀念作為一種過程，這一過程是不斷變化、轉瞬即逝的、傳統的聯想理論是站不住腳的、是錯誤的……〔9〕”可以看出，馮特雖然強調心理元素的分析，但他并沒有因此而忽略意識的整體性。

4.馮特的新心理學方法論的影響及誤用

實驗方法應用于心靈問題，造就了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的建立和蓬勃發展。同時，元素分析和整體分析的對立與統一，也演變成為當前心理學研究的實證研究與質性研究的對立與統一。對馮特的心理學方法論的誤解，甚至于導致惟方法論的大行其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馮特創建的科學心理學是以后“學科分歧”原點。

我國著名的心理學家陳立這樣說道：“如果以為有了計算機，今后的工作就只在乎收集資料，記下一筆一筆的流水賬，通過計算機的分析，結論不用花腦子了。這就把心理學工作者判斷推理的工作，有些像上帝創造世界，一次就完成了他的工程，以后就可以永遠無所改變地存在下去〔3〕。”當前也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多得不可勝數的統計方法的應用，使得心理學研究可以不加入任何經驗的成分，從那些數學公理導出全部的純數學，然后再把它應用于世界。方法是為一定目的服務的，因素分析也絕不是如此機械的。

當然，單純的形而上學的思辨或質性研究也容易導致諸多問題。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指出：“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的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當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遲早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要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

當下，在我國，僅從《心理學報》、《心理科學》、《心理科學進展》、《心理發展與教育》、《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心理與行為研究》、《心理學探新》這幾種心理學刊物上所發表的研究論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來看，實驗研究占絕對的主導研究，而且質性研究所占比例逐年減少，有的刊物上質性研究甚至于銷聲匿跡。這一現象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和警覺，這也是再論馮特的心理學方法論的目的所在。

〔參 考 文 獻〕

〔1〕 杜·舒爾茲. 現代心理學史〔M〕. 葉浩生，譯.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71.

〔2〕 〔美〕梯利.西方哲學史〔M〕.葛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544.

〔3〕 陳立. 從馮特的實驗心理學到現代的差異心理學：官能心理學與因素分析的述評〔J〕. 杭州大學學報，1986，（03）：352-366.

〔4〕 趙萬祥. 斷裂與整合：馮特心理學思想的哲學源考〔J〕. 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10，（02）：29-34.

〔5〕〔德〕威廉·馮特.人類及動物心理學講義〔M〕. 葉浩生，等，譯.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5.

〔6〕 葉浩生. 心理學通史〔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19.

篇9

【作 者】付廣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南寧，530028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態學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吸引了來自民族學、生態學、植物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參與到其中來。在中國，民族生態學的發展還比較滯后，存在的理論盲點亦比較多，如國內學術界在學理上對美國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與蘇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之間區分不夠，因此難以整合來自兩個不同學術傳統的學者，從而影響到整個學科的健康、快速發展。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發展起來的，后來才影響到其他學科，從而擴散成一個龐大的學科；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也是由民族學家提倡，但它屬于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的交叉學科，是針對民族地區進行的生態學研究。因此，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有一些相同之處，但相異之處又頗多。本文從理論淵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術影響上對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予以比較，希望能為學科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一、理論淵源

理論淵源最能說明一個學科的屬性，因此歷來學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個學科發展的必要工作。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在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論淵源上有所區別，才導致了它們之間異同共存的現象。

在美國，民族生態學的誕生有一個發展的歷程。早在1875年，鮑爾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學”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學能夠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學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國費城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學”一詞。1914年，美國民族學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頓（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國民族學局組織的“動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調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動物學”這一新詞［1］。從這一學術史追溯來看，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這兩門民族生態學的分支學科的誕生都比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才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康克林通過考察菲律賓哈努諾人（hamunoo）植物術語的內容和結構，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康克林提供了第一個人類的自然資源概念的真實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學研究首先關注的是記錄人類對生物的應用［2］pp846-848）。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體的人與動植物關系的研究上，人類學家們花費大量力氣去創建動植物的清單，并記述其使用狀況。雖然這樣的研究缺乏理論的框架，但卻有助于發現傳統社會的動植物分類體系的本質。不過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認知理論的影響，民族生態學研究開始轉向民族科學的方法，即把個體視作文化生成體和把語言視為信息編碼的媒介。這樣以來，雖然人類學家的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仍是記述動植物分類及其應用，但是其目的卻是試圖依此透視支配人類行為的思維的深層結構。鑒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主位立場、民族志方法、認知的視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類學家稱為系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有的學者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術譜系要比上述更為龐雜，如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 Toledo）就認為民族生態學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學、農業生態學、生態民族志意義上的民族科學以及研究自然資源傳統管理體系的環境地理學等的總學科［3］（pp5-21）。最近又有學者聲稱，民族生態學有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和闡釋藝術與科學3個父母：社會科學中人類學發展了主位立場等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態學家和其他生物學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細節的適應系統的研究報告；闡釋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價值［4］（pp5-15）。當然，這些都是一家之言。總的來說，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最初的理論淵源更多地在人類學內部，雖與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所有的民族生態學家都具備人類學家的身份。只不過最近一二十年生態學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態學的情況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這一點將在第四部分中詳述。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

與美國式民族生態學一樣，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理論淵源也較為復雜。在蘇聯存續后期，蘇維埃民族學家們認為民族學是一門以研究世界民族為對象的學科［5］（p3）。不過，由于民族總是在一定區域內逐漸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區生態環境的制約，采用各種方式去適應這樣的自然條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備適應環境的特點。科茲洛夫認為“可以把處于目前這種狀態下的民族學明確為其研究范圍包括民族共同體這一最穩固和最重要的人們集體生活形式之一的產生和存在的各個方面的綜合性學科。”［6］（p215）這樣，摒棄了傳統研究范圍“本位主義”態度以后，民族學家們積極地參加了反映社會需要的新領域的工作，民族生態學的形成正是如此。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勃羅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類似地指出：“當代民族學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課題的多樣性，實際在某種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會）過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關系。這對于圍繞民族學所形成的日益眾多的相鄰學科――從民族經濟學和民族生態學到民族社會學和民族心理學，尤其如此。”［7］（ p246）事實上，早在1981年，勃羅姆列伊就發表了《人類生態學的民族方面》一文，雖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但其中關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的特點、各民族對自然環境影響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態學原理已在這篇論文中得到充分運用。與此同時，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集體編寫的《社會與自然》一書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態學的許多原理，比如該書強調指出了歷代民族文化傳統對保護生態是有意義的［8］。勃羅姆列伊還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學基礎》第三章“非洲各族”單列“地理環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條件十分復雜，各種自然因素及其區域性配合都很協調，為非洲境內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態條件和相應的食物和技術資源。幾千年來，人們適應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過程，構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經濟文化史的物質基礎。”［5］（p155）在借鑒同仁們理論、觀點的基礎上，科茲洛夫充分吸收了來自人類生態學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科。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是一門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相互滲透而形成的學科。由于其與人類生態學的密切聯系，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的特點，而且這一特點表現在生物方面，也特別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民族生態學形成的比較緩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與人類生態學有關的內容的基礎上形成的。1978年開始的由美蘇兩國民族學家、人口學家、體質人類學家等共同參與的“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體長壽率開展人類學和民族社會學的綜合研究”，對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9］。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產生的，它吸收了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變成了民族科學的一個亞領域，后來也受到農業生態學、闡釋學以及環境地理學等學科的影響；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是在民族學界內部產生的，是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交叉而產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學科的若干領域，可見其理論淵源之混雜。

二、研究對象

蘇聯民族學家勃羅姆列伊認為：“每個學科的對象是在形成一定傳統的學科實踐中形成的。在確定今天某一學科的輪廓時，不能不考慮到這些傳統……而一個學科研究對象的確定，相應地又同闡明它與相鄰知識領域的相互關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7］（p235-236）從勃氏的上述論斷足可得見研究對象對一個學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態學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對象的確定對學科的存續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從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態學”之后，學者們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一直有所爭論。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別重視理論上的研討，因此這項工作留給了后來的民族生態學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詞中的前綴“ethno-”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指的是那些從群體自觀出發的研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就變成了群體自觀下的生物內在聯系［10］（p216）。稍后，美國人類學家布羅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態學時暗示出其研究范圍是傳統群體如何組織和分類其環境知識和環境過程［11］。這樣看來，民族生態學在當時的研究對象是處于傳統社會的群體，范圍則僅限于這些群體如何認知環境，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不過，民族生態學家馬丁（Martin）認為，民族生態學涵攝了地方性群體與所有的自然環境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研究范圍包含了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醫藥學以及民族動物學等諸多亞領域。在研究對象上，民族生態學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環境知識的研究，但他同時也指出，民族植物學家也樂意研究農民傳統的農技實踐，而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土著人［12］（pxx）。當然，一些生態學家、人類學家正試圖擴大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他們認為不僅農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態學存在的空間；不僅要研究特殊群體的傳統生態知識，而且要關注漫長歷史時期內的生態變遷。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家仍然繼續關注傳統居民的動植物利用和資源管理實踐，關注這些傳統生態知識在維護生態安全上的獨特價值。

與美國有所不同，蘇聯式民族生態學最初就是圍繞民族（ethnos）來展開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關的人類生態學問題當然是其職責所在。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語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羅姆列伊的話說就是指“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對穩定的文化特點、確定獨立的心理特點以及區別于其他類似共同體的聯合意識的人們共同體”［13-15］。一般來說，“ethnos”大致相當于英語學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據這樣的理解，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ethnos）的特點［8］，而且其所涉及的問題超出了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和民族人口學的范圍。“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體在所居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謀取生存的傳統方式和特點，當地生態系統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族群或族共同體同大自然作斗爭的特點及對自然界的影響，它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民族生態系統形成和發揮職能作用的規律等等。”［16］到1991年，科茲洛夫主編出版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理論和實踐》的論文集，共匯集16篇論文。除涉及生存保障體系外，它還與地理學、人口學、生物學、醫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相交叉，闡述特殊的地理環境對各民族的生計、飲食、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體質、人口再生產和心理等方面的影響。科茲洛夫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寫道：民族生態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在自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體的傳統生存保障體系的特點，復雜的生態聯系對人們健康的影響；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以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生態系統形成的規律和功能［17］（p43）。實際上講的就是各民族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作用。科茲洛夫接著論述道，首先要研究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生物適應和與他們的經濟活動相聯系的社會―文化適應，這些適應反映在物質文化特點（飲食、服裝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學和民族醫學中；其次研究人們在個體和集團層面對周圍環境和異民族的社會―文化環境之心理適應的主要方式，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等；再次還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關系，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質資源的傳統進行生態學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與1983年發表的2篇論文相對照，科茲洛夫在1991年的這篇前言中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補充了一些原來尚未涉及的內容，如“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等。對于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中央民族大學任國英教授認為其“不僅僅局限于民族學與生態學兩學科的交叉，他們（指蘇聯/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家）的學術理念是將生態環境與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納入到本學科的研究框架內。”［17］（p44）堪稱一語中的。

兩相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僅僅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其研究對象也基本上限制在傳統的居民群體，范圍主要圍繞這些群體的植物、動物、土地的分類與利用以及他們資源管理的實踐等傳統生態知識來進行。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研究對象界定為族群或族共同體，范圍是與族群或族共同體有關的生態環境的方方面面，范圍十分廣泛。從這個意義上講，蘇/俄式民族生態學與當前歐美人類學界流行的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基本類似。

三、研究方法

對一個學科來說，確定其研究對象之后，就會面臨著如何去研究的問題，亦即采用何種研究方法的問題。民族生態學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必須要在方法論上有自己獨特之處，方才能得到相關學科學者的承認，在學術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規的資料收集方法。為了解被研究群體對自然環境的認知，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會設計幾個層級的問題，他們首先會問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樹？常綠樹和落葉樹有何差異？這里有哪些不同種類的針葉樹？針杉和松樹有何不同？……這樣一直到最低層級為止［18］（p60）。通過向該群體的不同的人提問同樣的問題，經過分析綜合，基本上就能夠獲知被研究群體對他們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認知總圖。不過，后來民族生態學家們逐漸發現，由于他們采用這種假設性的分類，一些被訪談者可能會依照訪問者的邏輯去推定，甚至創造出當地沒有的事物來。于是民族生態學家們只好又重新依靠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的方法，雖然這兩種方法費時又費力，但好在這兩種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需要正確記錄動植物的當地名稱、學名、科屬，必須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儀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類的加工技術，甚至還需要了解有關的神話傳說，以便更好地把握它們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時，研究者還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們記錄下來的動植物標本和材料。當然，如今的民族生態學研究雖然在資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與以前差別不大，但他們看待這些資料的視角卻有了新的變化。比如美國民族生態學家納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態學是“從某個點出發的視角”，它不僅要摒棄以前那種無歷史和政治的傾向，而且要看到權力和風險在塑造環境解釋、管理和妥協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民族生態學者才能在跨學科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促進可持續發展中充當主角［19］（pp1-19）。

蘇聯民族學家們認為直接觀察是獲取民族學情報資料的基本方法，但蘇聯民族學界起初轉向“綜合集約調查法”，后來則以夏季短期的小組或個人旅行來排斥綜合調查，總的來看是逐漸放棄了“定點”的直接觀察方法。鑒于上述民族學調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態學的奠基者之一勃羅姆列伊聲稱一定要堅持直接觀察、定點長期調查的方法，同時還可以根據研究客體變化的實際情況適時采納問詢調查法、歷史比較法、類型學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羅姆列伊的主張未能堅持多久，蘇聯就遭遇了解體。隨后，民族學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學科危機。正是在這個階段，科茲洛夫總結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發展歷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態學――學科形成和問題史》一書中，科茲洛夫全面闡述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學科性質、基本理論、流派和研究方法及與其他學科間的關系；其中還對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人進行研究，開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沖突問題納入民族生態學研究的視野［17］（p43）。從前人翻譯的2篇論文和任國英教授的總結來看，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仍然堅持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同時吸收了人類生態學的方法，從而在方法論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撐。20世紀末以來，由于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研究注意同國際接軌，研究中借鑒和引用西方的理論觀點，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17］（p44）。筆者曾就這一問題向俄羅斯繼科茲洛夫后最負盛名的民族生態學家亞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請教，他認為蘇/俄民族生態學依然堅持經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創造性地發展了民族生態系統的概念，同時注意使用精細的統計數據和自然地理資料。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由于誕生在認知人類學內部，因此它不僅繼承了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等田野調查方法，而且以其獨特的研究步驟和視角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初創于20世紀80年代，直到蘇聯解體以后才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賴民族學的直接觀察的方法，同時也適當吸納了系統生態學等理論與方法。只有在俄羅斯民族學界與西方人類學界廣泛交流一段時間以后，民族生態學研究才獲得了新的理論與方法源泉，從而推動了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

四、學術影響

一個學科的生命力是否夠強，關鍵還在于它的學術影響力。對美蘇兩種傳統民族生態學的學術影響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看其民族學人類學內部的影響力；二是看其對其他學科學者的號召力；三是看其對境外國家和地區學術的輻射能力。

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誕生于人類學內部，本身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亞領域。雖然認知人類學在20世紀60-7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但隨著實踐理論、闡釋人類學以及反思人類學的出現，民族生態學本身也成為某些學者清算的材料。不過，在文化人類學內部，民族生態學作為一種方法和視角，還是得到廣泛的承認的。這從《美國人類學家》、《美國民族學家》、《當代人類學》等頂級雜志上刊登的為數不菲的民族生態學研究論文上可以得到證實。在人類學界之外，民族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生態學、地理學等學科學者的認可，還有的學者針對性地進行了理論方面的探討，如墨西哥生物學家托萊多、資源地理學者巴頓（David Patton）都有專門的研討文章問世。不過，最能說明一個學科影響力的也許要看它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輻射能力了。由于美國社會科學在當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統治地位，單從其數量龐大的實踐者、分配到的資源以及學科方法論的影響力上就可以略見端倪，因此美國式文化人類學領導著世界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印刷文本的廣為傳播更是奠定了美國文化人類學的學術優勢地位［21］。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如今也已在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印度、中國、墨西哥、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英國與美國同文同種，因此較早接受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坎特布理肯特大學的埃倫（Roy Ellen）博士更是這一領域中享譽世界的學者，他與《皇家人類學刊》合作出版了名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專門研究于一體，足見民族生態學在英國人類學界的影響。事實上，即使在俄羅斯國內，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學者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傳統的影響，如今他們在英語寫作中已把自身原來應用的“ethnoecology”改稱為“ethnic ecology”，且認為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跟美國的文化生態學或生態人類學相差無幾［22-24］。

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創立較晚，但不論在蘇聯時代，還是在俄羅斯時代，都能在民族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還成立了民族生態學部，專門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從1997-2005年，俄羅斯民族學家與體質人類學家聯合會共舉辦了5次大會，每次會議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態學專題研究論文參與［22］。在論文的發表上，俄羅斯權威的民族學期刊《民族學觀察》（即以前的《蘇聯民族學》）從1975-2004年共刊發了24篇民族生態學方面的論文，雖然與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學、民族社會語言學等其他新興研究領域一起處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興的是，俄羅斯的學者們還在圣彼得堡創立了名為《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叢刊，專門刊發民族地理學和民族生態學研究方面的論文。在學術研究之外，學者們還積極參與生態學評估。1999年，民族生態學家斯泰潘諾夫（Valery Stepanov）還主持編纂了《民族生態學評估方法》一書，為俄羅斯民族生態學家參與生態學評估提供了學術指引。由于民族生態學研究在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礎，因此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也深受影響。對此，亞姆斯科夫曾經說道：“在土著人土地權利和傳統居住領域內進行研究的許多專家，他們有著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生物學）以及社會學的訓練背景，如今喜歡稱呼自己為‘民族生態學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議草稿中，甚至流行的術語“傳統自然資源應用領域”（TTUs）也正在轉變成“民族生態學領域”［25］。不過，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學術影響力下降，因此俄羅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對外傳播并不是很廣泛，僅在原來的加盟共和國內流布。中國從1984年開始譯介相關理論，然迄今為止，僅譯介過科茲洛夫的2篇論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復之處。2009年，任國英教授的《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一文算是稍微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在人類學或民族學界內部仍充滿活力，都對其他學科造成一定的影響，也都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播的輻射力。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更具活力，如今已經得到植物學、生態學等領域學者的認可，跨學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向外傳播更為廣泛，如今已經影響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大國。

五、結果與討論

透過以上四個方面的比較，我們發現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于民族學或人類學界內部，從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但兩者之間卻有著比較大的區別。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蘇聯（俄羅斯）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不同的對象所致。我們知道，美國號稱為“文化人類學”，其研究的對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這跟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始終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態觀念有著根本聯系。蘇聯（俄羅斯）既然號稱為“民族學”，而且在實際研究中都是圍繞“民族”（ethnos）來進行的。蘇聯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僅表示著與“民族”（ethnos）或族群單位相關，而并不像美國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是一種主位的對人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前綴“ethno-”意義的區別乃是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之間的根本差別。鑒于這種意義上的差別，一些俄羅斯學者已經采用“ethnic ecology”來指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

在準備和閱讀材料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蘇聯/俄羅斯民族學者都認同這種跨領域的學科。如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認為民族學中出現的民族生態學等之類的亞學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類。因為它們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學者們只是繼續做他們過去做的東西罷了，而且以后這些亞學科的繼承者會為他們抓住的一點皮毛而沾沾自喜起來，甚至會聲稱一切事物離開了生態學無法解釋［26］。切氏的論述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是在學界內部劃分一下勢力范圍，而沒有理論方法上的升華，這種劃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實上，如果民族學人類學者因為沉迷于分支領域的研究，而未能堅持“全貌觀”的基本準則的話，那么這種分支不要也罷。

依上述認知去審視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我們會覺得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其自身的學科特點，而且具備完善的方法論工具，是一種人類學生態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不然，它更多的是對人類生態學的一種類比，主要作用在于劃分學術領域，既沒有形成獨特的學科特點，也沒有完善的方法論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一無是處，它所開拓的文化適應不完善的思想、對不同族體的心理適應的研究、景觀民族特點的論述，對民族學人類學的生態研究仍然具有其獨特價值。

（致謝：俄羅斯科學院亞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筆者提供他的論文電子版以供參考，還在電郵中耐心地回答了筆者的疑問，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考文獻：

［1］〔法〕喬治•梅塔耶、貝爾納爾•胡塞爾著，李國強譯民族生物學（上）［J］世界民族，2002（3）

［2］ Justin M Nolan Ethnoecology［A］ H James Birx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vol2） ［C］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3］ Victor M Toledo What is ethnoecology?： origins， scope， and implications of a rising discipline［J］ Etnoecologica， 1992（1）

［4］ David Patton Ethnoecology： The Challenge of Cooperation［J］ Etnoecologica， 1993（2）

［5］〔蘇〕Ю•В•勃羅姆列伊、Г•Е•馬爾科夫主編，趙俊智譯民族學基礎［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6］〔蘇〕BN科茲洛夫關于民族學的界限問題［A］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譯文集（三）［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7］〔蘇〕Ю•В•布朗利從邏輯系統分析看民族學的對象［A］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譯文集（三）［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8］〔蘇〕科茲洛夫著，黃德興譯民族生態學的任務［J］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4（3）

［9］〔蘇〕B科茲洛夫著，王友玉譯民族生態學的基本問題［J］國外社會科學，1984（9）

［10］ Catherine S Fowler Ethnoecology［A］ D Hardest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C］ New York： Wiley， 1977：216

［11］ J Peter Brosius， George W Lovelace， and Gerald G Marten Ethnoecology：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wledge［A］ Gerald G Mart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C］ Boulder： Westáview Press， 1986

［12］ Gary J Martin 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 ［M］ London & Sterling， VA： Earthscan， 2004： xx

［13］ 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1996：19

［14］〔蘇〕尤里•勃羅姆列伊著，李振錫、劉宇瑞譯民族與民族學［M］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39

［15］潘蛟勃羅姆列伊的民族分類及其關聯的問題［J］民族研究，1995（3）

［16］〔蘇〕B•И•科茲洛夫著，殷劍平譯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問題［J］民族論叢，1984（3）

［17］任國英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世界民族，2009（5）

［18］ Emilio F 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19］ Virginia D Nazarea， A View from a Point： Ethnoecology as Situated Knowledge ［A］ Virginia D Nazarea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C］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

［20］ Ю•В•布朗利、MB克留科夫民族學：在科學體系中的地位、學派和方法［A］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譯文集（三）［C］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21］ Valery A Tishkov US and Russian Anthropology： Unequal Dialogue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1）

［22］ Anatoly N Yamskov Applied Ethnology in Russia［J］ NAPA Bulletin， 2006（1）

［23］Elena Tinyakova Fieldwork： Man in the System of Nature and Priority of Natural Laws in Human Life ［J］ Coll Antropol 2007（2）

篇10

論文摘要：本文考察了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內涵、發展脈絡及歷史地位。作者認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體現著心理學的人文科學定向，張揚的是人有別于自然物的“天使”形象，展示的是將人的心理、行為視作“生活”，試圖從內部體驗、直觀以達成對人的獨特本質洞察的“內觀心理學”境界。它和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均可在未來心理學中獲得各自合理存在的空間。

西方心理學的發展中業已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研究范式：主客二分研究范式與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二者的對峙與整合，構成了西方心理學發展的完整圖像。

1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內涵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是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對立物。主張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來規范心理學。它將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人、人的心理與行為視為自然物一樣的認識客體，心理學的研究主體則只是反映客體的一面鏡子。主張主體與客體的截然分離，無論是實驗操作還是理論構建均應徹底排除研究者的主體性。物理主義(或自然主義、機械主義)的世界觀、方法中心論的科學本質觀、自然科學取向、邏輯主義與還原主義的研究原則、客觀主義研究范式、因果決定論的心理學解釋框架等是其根本特征。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則強調人、人的心理與行為有著不同于自然物的獨特本質，積極追尋心理學的特有研究方式，主張研究主體向研究客體的滲透、移入、融合，突顯心理學真理的人性本質。

人本主義的世界觀。認為人是一種社會歷史的存在。目的性、價值性、個體性、歷史性、整體性等是其基本特征。心理學研究應堅持以人為本，將人的一切特征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積極關注人的自由、價值、尊嚴，以增進人的自我認識、自我理解進而促進人的潛能實現為根本目的。

問題中心論的科學本質觀。主張問題的性質乃心理學方法選擇的依據，決定著方法的適切與否。心理學方法論的建構應積極尋求與人的本性相適應的研究方式人文科學的研究取向反對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定向，反對以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強調心理學應以人文科學為規范，以人文科學的方法作為自己的研究方法。

直覺主義的研究原則。認為人的本真狀態為一活生生的有機體，只有通過非邏輯的直覺體驗或內在體悟才能獲得完整把握，而邏輯則必然造成對人的本真狀態的割裂、歪曲與限制。直覺體驗不是從對立面觀照人，對人有所規定，而是直接與人的活生生的精神生活融匯共存，舍為一體。它既有領悟能力，又有親身體證功能，其真理本身具有本真性。

整體主義的研究原則。認為人及其心理、行為均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還原為自然科學一樣的假設結構如元素、原子；整體亦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有著部分所不具有的新性質。因此，對整體的理解構成了心理學研究的出發點。心理學應以理解人及其心理、行為為己任，以立足于整體或質的理解與分析為基本方法。

主觀主義研究范式。認為心理學的知識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一樣的客觀，而是有著主觀性、歷史性、相對性的特點。目的、價值乃至人的整個精神生活不僅應該、而且可以作為心理學的對象；以價值為導向、從價值的觀點選取事實并形成問題，乃心理學研究應有的立場；內省、直覺、體驗、理解、解釋等則為心理學的基本方法。

非決定論的心理學解釋框架。認為人有別于物，有著心理、意識、目的、意志等。人可以獨立自主地為自己的行為做出決定，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擾。因此，存在于自然界的因果規律并不適于人的心理、行為，目的、價值、經驗、意志等應納入心理、行為發生發展的解釋框架。

2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發展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是在批判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前，常識心理學對內在體驗、直覺洞察的自發運用，宗教、哲學心理學對內省、反省、直覺、禪悟、同感理解地位的自覺高揚，構成了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先驅。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后，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則經歷了一個從萌芽到成型再到日臻完善的過程。

馮特的“精神科學”心理學方法論及格式塔心理學的現象學方法論可視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萌芽。在萊比錫大學期間，馮特承繼了赫德爾與維柯有關“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的區分。他賦予實驗內省法與歷史法(即民族心理學方法)以同等重要的地位，認為實驗內省法只適于那些與感覺和運動反應密切相關的意識內容的研究，只有在這些簡單的心理過程的研究上，心理學才是“自然科學”的，而對于高級心理過程，對于“由種族和民族決定的心理差異”的研究，則帶有“精神科學”的性質，必須運用歷史的方法才能達到對人類心理的直覺理解。格式塔心理學的方法論則建基于現象學哲學之上。現象學強調摒棄一切先前的理論與假定，直接面向事物本身，它將現象當作研究的出發點，認為現象乃呈現在我們的“直接經驗”即意識中的一切東西，現象即本質，而本質是被直觀到的。但上述主張井未自覺地高揚人的獨特本質并追尋人的特有研究方式，只能視作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萌芽。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確立、成型與狄爾泰、斯普蘭格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狄爾泰不僅以其生命哲學與解釋學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礎，而且還在其“描述心理學”內具體闡明了其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主張。他認為，艾賓浩斯的“說明心理學”是模仿“原子物理學”的思想，把心理現象歸結為心靈的元索的結合，不能認識具體的心理學的現實，如藝術家的創造想象、價值感、義務感、自我犧牲、宗教熱誠等等。由于任何心理現象的部分總是深嵌在一個連鎖的整體——一個“結構關系”中，因而，心理學應以人文科學為規范，從體驗到的結構關系出發，用“分析的方法”去描述和理解它的多個方面，以“描述心理學”或“理解心理學”去替代“說明心理學”。“我們說明自然，我們理解心理生活”。而所謂理解，是指通過呈現于感覺中的表現認識其心理生命的過程，是通過進入他人的內心世界，重新體驗他人的心境，從而再現他人的內心體驗的過程。此后，斯普蘭格認為，那種以“意義關系”為特點的整體——整體的人格，才是心理學研究的出發點。當我們不以文化生活的表現而以作為一種歷史存在的個人為出發點時，我們便可找到為數較少的“意義傾向”或價值：經濟價值、理論價值、審美價值、社會價值、政治價值和宗教價值。并且，根據這六種“意義傾向”何者占優勢，可以把人格劃分為六大類型：經濟型、理論型、審美型、社會型、政治型和宗教型。他特別強調，作為“理解的先驗圖式”，這六種類型不能用實驗法來證明，但能使我們在人同歷史環境的關系中，在人與“藝術”、“科學”、“社會生活”等的關系中去理解人，理解人的整體的精神生活。到人本主義心理學階段，羅洛·梅、羅杰斯等人亦賦予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以較高的地位。羅洛·梅高度重視現象學方法的運用：“現象學叫人們必須放棄一切先入之見與觀念，然后系統地對眼前的資料加以直接的觀察和整理”。羅杰斯則主張，對于心理學方法論來說，最重要的是將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人——當作人，當作有主動性、創造性、有自決能力的活生生的個體來研究。心理學應接納現象學的思考，應該將假設的檢驗、測量以及諸如此類的經驗性、技術性手段及其應用放到一個恰如其分的地位等。心理學研究應遵循以下步驟：通過自身內部的參照系統取得主觀知識；把主觀知識核對以他人的觀察，取得客觀知識；設身處地地理解他人，取得人際知識。不止于此，在羅杰斯的倡導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還提出了一些具體運用現象學觀點于心理學研究的方案。按照安斯多的調查，這些方案包括現象學方案，體驗方案，現象描述方案等。至此，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獲得了自己的全部特征。但同時亦與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呈現出絕對化的兩極對立。

試圖超越兩種研究范式的狹隘，使心理學方法論建設走向完善的，當推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馬斯洛主張以人為本去構筑心理學的方法論，主張以“層次整合的思維”看待人的本質或人的心理發展，在層次整合中將為兩種研究范式所割裂的“此”與“彼”重新融合為一個新的整體。其基本主張為：整合的研究取向。認為人是整合的人，成熟的思維是“層次整合”的思維，因而強調將自然科學取向與人文科學取向，“物”的研究范式與“人”的研究范式納入到同一層次整合系統之中；問題與方法的統一。不排斥方法對于科學進步的價值，但主張問題決定方法，方法必須適合于問題，問題與方法之間是統一的。心理學應以自己的研究對象——人為出發點去建構自己的方法論，以人為依據去確定自己的研究領域與問題；“科學的客觀”與“道家的客觀”的相容。不否認“科學的客觀”對知識的普遍性、客觀性的追求，但認為這一以主動干預、價值無涉、感情超脫為條件而達成的客觀只適于遠離人的自然事物的研究。對人而言，更重要得多的客觀來自以順其自然、價值關涉、感情移入為途徑所達成的“道家的客觀”；整體理解與分析研究的互補。認為人及其心理、行為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是個體的目標、價值、動機等昭顯了其心理、行為的整體“風味”，使整體獲得了不同于其部分的新性質。因此，心理學研究應致力于個體的目標、價值、動機的把握，建基于整體的理解之上。但這并；意味著心理學排斥分析研究只是這種分析、分類是以對于整體的完整理解為前提、目標。

3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歷史地位

在西方心理學的發展中，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始終引領著心理學的主流，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則更多地為非主流心理學所堅持。但不可否認的是，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已構成心理學的一道獨特風景，在心理學方法論的建構中確立了自己無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