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公共行政評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C913.14 文獻標識碼：A

1性別平等與性別公正的涵義及其關系

1.1性別平等與性別公正的涵義

1.1.1性別平等的涵義

性別平等是指無論在社會生活的公共領域還是在家庭生活的私人領域，男性與女性都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這是性別平等最核心的內容。即女兩性無論存在什么樣的差別，他們在權利方面都是平等的，我們要切實保障每個個體受到平等對待和尊重的基本權利。

1.1.2性別公正的涵義

性別公正是在尊重和維護兩性尊嚴和權利平等的基礎上，正視兩性的生理差異，最大限度地發揮兩性各自的優勢和潛力，能讓男女兩性在人格、機會和基本權利平等的前提下各盡所能、各得其所。

1.2性別平等與性別公正的關系

1.2.1二者的區別

（1）涵義上的區別。公正表達的是“應該如此”，是依據一定的價值原則所作的權衡和判斷，不能用客觀指標來度量，而平等表達的是“是什么”，有一定的客觀性，可以被觀察或者衡量到，這是二者的本質區別。

（2）二者的核心內容不同。性別公正的核心是公平合理，而性別平等所強調的是均等。性別公正主要表達的是兩性間的利益關系的合理要求，而性別平等只側重人們在社會地位、權利和義務等利益方面的同等享有。

1.2.2二者的聯系

真正實現性別平等是一種理想，只有相對平等的存在，而性別公正則是實現性別平等的一種途徑，而且是必要途徑。性別平等的真正實現應該是在強調兩性權利平等基礎上，既關注機會平等又實行結果平等，使這種平等公正合理地實現，這就是性別公正。

“平等并不是一種邊緣性的，而是本質性的、實質性的分配公正的自我價值”，也就是說，男女平等實質上是性別公正，它要求承認男女兩性在平等與差異上的統一。性別公正同性別平等相比具有現實性和合理性，因此性別平等理念的局限性問題需要性別公正來解決。

2當前影響我國性別平等的原因

2.1落后的封建思想觀念的影響

我國豐富而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為社會文明進步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但是其中也不乏腐朽落后的文化，阻礙社會的發展。例如：“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等，這些觀念顯然不適合性別平等的實現，所以，有效剔除這些腐朽思想的影響，形成男女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相互關愛的和諧共處關系，是人們為之奮斗的價值目標。

2.2女性經濟地位低下

日前，在鄭州的某場人才招聘會上，河南電視臺對一些用人單位和應聘者分別做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用人單位多明確或傾向于招收男性，導致女性在就業上收到歧視，就業率明顯低于男性，更重要的是女性的退休年齡也比男性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女性經濟地位低決定了她們在家庭和社會中同樣地位低，這是制約性別平等的根本原因。

2.3女性在政治領域的地位也相對較低

就我國目前的社會發展形勢來說，女性參與公共決策和管理的程度也較低，從我國的干部構成來看，女人大代表、女黨員、女干部的比例都相對較低，而且女性多處在副職崗位或者邊緣部門，削弱了女性在公共事務上的發言權，從而影響了性別平等。

3實現性別平等和性別公正的途徑

3.1政府在政策上的傾斜

近年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在實現性別平等與公正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為女性的發展創造條件；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在更大范圍和規模上保障女性對社會福利的享用。

3.2社會團體的傾斜保護

社會上與女性相關的社會團體形形，特別是全國婦聯和地方婦聯，在維護女性權益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女性社會團體組織開展多種活動，讓社會整體上意識到生理上的男女有別不能成為導致性別不公正的依據，并積極宣傳性別公正的理念，使性別公正真正成為廣大社會成員普遍接受的價值目標。

3.3女性個體的不懈努力

女性作為實現性別平等和性別公正的主體，必須依靠自身的努力實現性別平等和性別公正。由于傳統的腐朽思想等的影響，當前轉型時期，我國女性的經濟、政治地位相對較低，所以，廣大女性必須通過不斷學習，增強自身的競爭力和保護自身合法權利的能力，進而成為順應社會發展和時代潮流的新女性，最終實現性別公正，推動社會和諧、進步。

綜上所述，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女性經濟和政治地位的相對低下，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歷史過程，現階段，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是一個美好的理想，而性別公正則是通往這一理想的有效而必要的途徑。

參考文獻

[1] 楊英.論性別平等與性別公正[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6）.

[2] 楊丹.權利、自由與公正――對女性主義“男女平等”觀念的思考[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2）.

篇2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1.005

1 組織公平性理論研究現狀

長期以來，企業管理理論研究工作者對員工感知的組織公平性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他們側重研究結果、程序、交往公平性。然而，在現有的文獻中，國內外企業管理學者并沒有強調企業如何實現組織公平性，而是研究企業應如何防止不公平，以及員工對組織不公平性的反應。因此，他們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全面揭示組織公平性在企業管理實踐中的作用。

2 企業管理學術界應加強正面組織公平性理論研究

近年來，隨著正面的心理理論的發展，歐美企業管理學者開始研究正面的組織行為理論和正面的組織學識理論。正面組織行為理論是企業管理學術界研究與應用企業可以計量、開發與有效管理的員工正面的人力資源和員工的正面心理能力，提高工作績效的理論[1]，強調組織與管理人員不應采用傳統的、追求實利的、利潤驅動的管理措施，而應為員工謀求幸福，增強員工的喜悅、興趣、幸福等正面情感，進而提高員工成長與獲取成功的能力[2]。

美國著名組織公平性學者Jerald Greenberg[3]指出，企業管理學術界也應加強正面的組織公平性的理論研究，而不能只研究員工對不公平組織行為的反應。他認為，管理人員應更公平地對待廣大員工，慎重地采取一系列管理措施，促進、增強、保持員工感知的工作場所公平性，提高員工和組織的正面才能。

正面的組織公平性并不是一種與上述的三類公平性截然不同的組織公平性，而是企業管理學者探討各類公平性如何促進組織健康發展，鼓勵員工追求成功的一種研究導向。組織內部存在良好的工作關系，為員工提供健康成長、令人滿意的工作經歷，正面的組織公平性才會逐漸形成。2007年，Greenberg提出了一個正面組織公平性的自再生循環模型（見圖1）。根據這個概念模型，（1）管理人員的某些行為會促進正面的組織公平性，（2）這些行為會使員工產生正面的心理狀態，（3）員工經歷的正面心理狀態日積月累，會在組織內部逐漸形成正面的組織公平性文化，進一步增加正面的組織公平，引起新的循壞。這個自再生循壞周而復始，前一個循壞增強后一個循壞，會使組織形成自續的正面組織文化。

3 正面組織公平性的表現形式

與正面組織行為概念一樣，管理人員提升正面組織公平性的行為方式也應包括同情、尊嚴、禮貌、誠懇等要素。

3.1 結果公平性：物極必反

結果公平性指人們感知的各方分配的資源的公平性。根據美國心理學者J. Stancy Adams[4]的不公正理論，（1）人們得到的報酬低于同類員工的報酬，會因自己的報酬過低而感到氣憤；（2）人們得到的報酬高于同類員工的報酬，則會因自己的報酬過高而產生內疚感。這些負面的情感反應會促使人們設法把不公平狀態轉變為公平狀態，使自己產生滿意感。

在組織公平性理論研究中，Adams的結果不公平性理論長期占居支配地位。這是組織公平性理論工作者只研究員工的負面反應的主要原因。員工的滿意感是一種與結果公平性關聯的中性情感，反映員工的一種靜態的情感狀態。員工的滿意感并不是員工得到公平報酬之后而產生的幸福、喜悅等正面的情感，而只是一種非負面的情感狀態。嚴格地講，員工并不會感到絕對意義的結果公平性，而只會感知不同程度的結果公平性。換句話說，員工在他們得到某個分配結果時，才會產生公平感，員工得到過分有利或不夠有利的結果，都會產生不公平感。因此，“正面的結果公平性”并沒有現實的基礎。結果公平性并不會使員工感受到正面的組織公平性。

3.2 程序公平性：遵循非常公平的程序

程序公平性指員工對組織采用的資源分配政策和程序是否公平的看法。管理人員可采取以下措施，增強員工的正面公平感。

3.2.1 提高決策過程的透明度

根據美國社會心理學者Jerald S. Leventhal[5]的觀點，管理人員提高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即管理人員根據可以核實的、精確的信息，進行管理決策，是管理人員提高員工感知的程序公平性的重要措施。采用這類決策程序的企業管理人員往往允許那些希望監察決策過程的員工監督他們的決策程序，但員工必須通過繁瑣的程序，有時甚至需采用強制性方式，才能核查管理人員的決策程序。這類很難操作的監督機制實際上是妨礙企業進行真正公開透明決策的一種虛假的監督機制。

真正希望提高程序公平性的管理人員應采用高度透明的決策程序，以便每位員工充分了解自己作出的決策。例如，管理人員可公布員工的工資和工作績效評估信息。雖然管理人員公布這類私密信息，會使某些員工不安，但管理人員與廣大員工分享這類信息，可使員工了解企業作出正確決策的決心。企業為廣大員工提供監控決策過程的機會，公開、透明地進行管理決策，可極大地提高員工感知的程序公平性。

程序公平性理論研究成果表明，罪犯相信司法程序是公平的，就更可能認為法庭的判決是公平的[6]。管理人員詳細解釋決策規則，既可使廣大員工相信組織的決策程序公平性，又可使那些不喜歡決策結果的員工也相信組織的決策程序是公平的。

管理人員越盡力提高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員工就越可能感受到正面的程序公平性。根據美國心理學者Harald H. Kelley[7]的強化歸因原則，管理人員的行為超過員工對透明度的一般期望，員工才會相信管理人員對組織公平性的承諾。管理人員提高決策透明度，才會產生良好的效果。

管理人員的許多言行都能表明他們對員工的尊重。管理人員既可通過非常禮貌的言辭，表明自己對員工利益的關心，也可通過自己的行為（例如，管理人員在工作安排中優先考慮員工的需要），表明自己對員工的尊重，以便提高員工感知的地位。

管理人員善待員工的行為超過員工的期望，才能提升正面的組織公平性。例如，下級員工對上級管理人員非常禮貌，是一種符合期望的行為，人們并不會因此而認為這類行為是非常公平交往的行為。然而，人們通常對上級管理人員非常禮貌地對待下屬員工并不會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他們很可能認為這類行為反映上級管理人員公平對待下屬員工的意愿。

4.2 無偏向性

管理人員堅持無偏向性原則，防止個人的偏見，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員工，也可提升正面的組織公平性。管理人員不僅應采用無偏無倚的決策程序，而且應通過公開的信息溝通，為員工提供明確的、真實的信息，使員工相信自己是根據真實、無偏的信息作出管理決策的。管理人員在雙方溝通過程中作出不同尋常的努力，在某些方面超過員工的正常期望，向員工表明自己希望采用員工普遍認可的決策程序，作出正確的管理決策，員工就更可能認為他們特別公平。

在這個方面，管理人員選擇的溝通時機特別重要。例如，在員工工作績效的評估過程中，管理人員事先向有關各方詳細解釋自己如何根據精確的信息，評估員工的工作績效，使員工相信自己不會按照已知的決策結果，使用有偏的決策程序，不僅可提高員工感知的程序公平性，而且可消除員工對暗箱操作的擔憂，提高員工感知的交往公平性。

4.3 信任

管理人員提升正面組織公平性的行為還會增強員工的信任感。管理人員應通過長期的努力，逐漸贏得員工的信任。員工認為管理人員值得自己信賴，才會相信他們會堅持正確的、合乎道德的行為方式。

員工對管理人員的信任感既是員工形成公平感的必要條件，又是組織成員形成正面工作關系的重要條件。美國企業管理學者Roy J. Lewicki等人[12]的研究結果表明，管理人員盡力增強員工的信任感（并在失去員工的信任感之后盡力恢復員工的信任），可極大地增強員工的公平感。從正面的組織公平性的角度來看，員工對管理人員的信任感是一種會使員工對今后良好的工作經歷充滿期盼的正面心理狀態。

要提升正面的組織公平性，管理人員應通過自己的言行，使員工相信自己對組織公平性的承諾。管理人員向員工解釋自己對組織公平性的重視，與員工分享信息，詳細解釋自己如何作出管理決策，才能使員工相信自己是值得信賴的。

5 正面的組織公平性文化及其強化過程

管理人員提升正面組織公平性的行為逐漸變成管理人員的行為準則、組織文化的組成成分、組織的制度化行為之后，正面的組織公平性才會對組織和員工產生日積月累的有益影響，包括員工的工作滿意感、員工對組織的歸屬感、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等對組織有益的結果，以及員工感到他人的重視、歡迎、尊重等對員工有益的影響。

管理人員敬重員工、尊重員工尊嚴的行為明顯超過員工期望，使員工感到驚喜，是引起員工正面反應的關鍵。管理人員善待員工的行為會使驚喜的員工產生非常正面的反應。員工的正面反應相互感染，還有助組織形成一種公開鼓勵正面行為、積極抵制負面行為的氛圍。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組織的倫理道德氛圍很強的工作團隊能增強凝聚力，提高員工的士氣，保持組織文化的正面效應[13]，因此，正面的組織公平性文化成為組織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成分之后，會對員工的態度和行為產生深遠的影響。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支持公平行為和道德規范的組織文化和組織氛圍能促進組織的蓬勃發展，激發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增強員工的康樂感。濃厚的正面的組織公平性文化會促使組織成員表現更多提升正面組織公平性的行為，引起圖1所示的自強化循環。

6 結論與今后的研究方向

根據多源公平性理論，員工的公平感可劃分為組織、主管人員、同事和顧客引起的公平感[14]。但是，在現有的研究文獻中，國內外企業管理學者主要研究員工感知的組織公平性和管理人員的公平性，卻極少研究同事和顧客的行為如何影響員工的公平感。

近年來，歐美學者開始研究同事的行為對員工公平感的影響[15-16]。我們認為，我國企業管理學者也應探討員工應如何提高同事感知的正面組織公平性。由于員工和同事之間的同級關系與管理人員和員工之間的上下級關系有一些不同的特點，管理人員與員工提升正面組織公平性的行為也可能存在一些差異。

我們認為，Greenberg的論述深化了組織公平性理論，但他論述的許多觀點是否正確，仍有待實證檢驗。在實證研究中，企業管理理論工作者應注意研究員工對正面組織公平性的反應。例如，歐美企業管理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組織不公平性是損害員工身心健康的一類壓力源[17]。2000年，美國企業管理學者James C. Quick等人[18]指出，人們既會面臨惡性壓力，又會面臨良性壓力。良性壓力會對員工的身心健康產生有利的影響。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學者應檢驗正面的組織公平性對員工的身心健康的影響。

雖然學術界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尚處于初始階段，但歐美學者的初步研究成果表明員工感知的公平工作經歷會影響他們的身心健康。例如，Greenberg[19]在現場實驗中發現，與獲得公平報酬的護士相比較，報酬過低的護士更可能失眠。他通過培訓，提高護士長與護士公平交往程度。他發現在護士長接受培訓之后，護士的失眠程度明顯降低。六個月之后，這些護士仍然較少失眠。他的研究結果表明，管理人員提高自己與員工公平交往程度，可有效地降低員工的工作壓力，增進員工的身心健康。

雖然Greenberg研究管理人員應如何削弱員工對不公平薪酬的負面反應，并沒有研究管理人員應如何提升公平性，但他的研究結果不僅表明管理人員公平對待員工，可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對員工的身心健康產生正面的影響，而且表明企業可通過培訓，提高管理人員公平對待員工的技能，以便增強員工的公平感。

[13]Dickson， M. W.， Smith D. B.. An Organizational Climate Regarding Ethics： The Outcome of Leader Values and the Practices that Reflect Them[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1， 12（2）： 197-217.

[14]Rupp， Deborah E.， Bashshur Michaelt， Liao Hui. Justice Climat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odels of Structure and Emergence[M]//Dansereau， F.， Francis J. Y.. Research in Multi-level Issues. Oxford， UK： JAI Press， 2007： 357-396.

[15]Cropanzano Russel， Li Andrew， Benson Lehman III. Peer Justice and Teamwork Process[J]. Group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11， 36（5）： 567-596.

[16]Lavelle James.， Deborah E. Rupp， Brocker Joel.. Taking a Multifoci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Justice， Social Exchange， and Citizenship Behavior： The Target of Similarity Model[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 33（6）：84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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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是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保障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是我國行政管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門。其監管領域涵蓋市場主體從進入到退出的全過程，涉及企業登記管理、外商投資企業登記管理、個體私營企業登記管理、市場規范管理、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直銷監督管理與打擊傳銷、食品流通監督管理、廣告監督管理、商標注冊及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多項職責；監管主體截至2009年底。內資企業達259萬余戶、外商投資企業達43萬戶、私營企業740萬余戶，個體工商戶3197萬余戶、農民專業合作社24萬余戶。由此可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監管的是一個由龐大的市場主體、復雜的市場行為構成的社會主義大市場。這一市場能否平穩、健康、有序地發展，直接決定了經濟社會能否又好又快發展。作為這一市場的監管者，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只有樹立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其行政執法行為才能獲得行政相對人的尊重，認可并使其自愿服從、自覺履行，從而及時有效地制止破壞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教育市場主體遵紀守法；才能經由對合法行為的褒獎和對違法行為的懲處，使市場主體對其行為后果有所預測，從而準確判斷市場行為的界限，合理安排市場行為方式，引導市場行為向良好的方向發展；才能準確把握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趨勢及其存在問題，并據此有重點、有針對性地調整行政執法的目標、任務，從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推進市場經濟的平穩前進，最終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內容

當前，我國正朝著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前進。而法治國家的本質就在于“法律之治”，即“法律的統治而非人的統治”。所謂“法律的統治”，就是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然而，法律始終無法自行施加于行政相對人，而必須以行政執法行為為中介，通過某個行政機關具體的行政執法行為，使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及其對行政相對人賦予的權利、規定的義務成為現實。從而對行政相對人發生實實在在的影響。由此，行政執法不可避免地成為法治國家建設中的重要環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是重要的行政執法部門，其行政執法行為也當然成為法治國家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截至2009年底。作為工商部門執法依據的法律共102部，作為工商部門執法依據的行政法規211部；作為工商部門執法依據的規章118部。這些足以表明，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對于實現中國的“法律之治”意義重大。缺乏權威的工商行政管理執法，不但會降低行政相對人對行政執法行為的信任度，而且將增加由低依法度產生的行政爭議和沖突；不僅會使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行為規則受到質疑，而且將降低行政相對人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進而對各級人民政府的認可度和支持度；更為重要的是會阻礙法律精神的實現、阻礙法律由理想化為現實，使社會公眾喪失對法律的尊重和服從，最終在法律框架之外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使法治國家建設成為泡影。

(三)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是當前工商行政管理實踐的客觀需要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恢復建制以來，一直致力于提高行政執法水平。近年來，為了加強市場監管，總局更是明確提出要牢牢把握“四個只有”，加強“四化建設”，推進“四個轉變”，實現“四個高目標”，努力做到“四個統一”。但從目前情況看。工商行政管理執法與上述要求還存在一定差距。比如：部分執法人員的執法理念還需進一步更新，執法程序還需進一步規范，形式完備、程序正當的工作機制還需進一步建立，對基層執法的監督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執法監督方式和途徑還需進一步創新，未按法律法規規定查封、超期扣押、違法處置扣押財物等違反法定程序的現象還不同程度的存在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成為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案件數量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導致行政相對人對工商行政管理執法行為的拒絕執行、推延執行等問題長期無法得到根本解決，造成工商行政管理執法行為喪失對市場行為的威懾力和導向性等不良后果。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唯一的途徑就是按照“一切行政權力均源于法律的規定、一切行政權力的行使均要依照已公開的法律規定、一切行政行為均要依法受到監督、一切違法行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要求，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權威。

二、依法監管是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權威的唯一途徑

市場監管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發生直接聯系的唯一紐帶。只有通過市場監管，才能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產生各種行政法律關系，并使行政執法行為及其結果作用于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這一過程，實質上就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力圖施加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于行政相對人、行政相對人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市場監管行為進行判斷并確定是否認可其執法權威的雙向過程。工商機關只有依法加強市場監管，才能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的權威。

(一)以法律為判斷標準是由法律自身特點所決定的

與政策、常理、道德等社會規范相比，法律在四個方面具有更為突出的優勢。一是制定程序更加嚴格。為了使最終生效的法律能夠保障社會公眾的立法參與權，體現自由、秩序、公正、效率等價值，任何法律的制定，都無例外的遵循貌似繁瑣的特定程序。而違反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則屬無效。二是法律的規范性更強。法律中大量存在的，是由行為模式、條件假設、法律后果三要素組成的法律規定。這些規定邏輯嚴密，具有很強的規范性。三是合法與非法的界定更加明晰。法律規定的明確性，源于法律發揮指引、預測、評價、教育等作用的客觀需要。是法律的內在屬性之一。法律使用概括、列舉、列舉+概括等立法手段，通過定義法律概念、闡明法律原則、規定違法行為等方式，更為清晰明了地界定了合法與非法的邊界。四是對法律的理解和認知更加統一。法律用語嚴謹，每個詞句均經過深思熟慮，所表達的意思明確，不易產生誤解。同時，法律還通過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學理解釋等方式，對法

律中容易誤解或者規定不夠明確的地方進行解釋：通過多形式的普法活動對法律進行說明、宣傳，使法律的內容深入人心。因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對法律規定的理解和認知不會出現過大差異。法律的這些優勢，使得以法律為判斷標準更為簡單易行，不易引發爭議。

(二)以法律為判斷標準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的理性選擇

無論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還是行政相對人。都是理性的個體。在選擇是與非的判斷標準時，必然會從理性的角度出發，選擇既對自己最為有利、又能夠為對方所接受的社會規范。而法律正契合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的這種共同需要。

對行政相對人而言，法律的自身特點。使得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能夠在較短時間內達成共識，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社會成本；法律嚴格的制定程序、相對超脫的制定機關、法律規范之間明確的權限劃分、法律頒布后的備案制度等，使得法律能夠充分考慮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分配，在兩者之間實現平衡：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行政相對人普遍適用的法律效力，使得法律在約束行政相對人自己行為的同時，也同時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行政執法行為構成約束，強有力地保護行政相對人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較之其他社會規范，法律更值得行政相對人信賴。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而言，只有依法進行市場監管，使法律成為監管者和被監管者共同遵守的普遍秩序，才能使行政相對人信服其行政執法行為的正當性：才能使行政相對人在行政執法結果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仍然基于對法律的尊重，而愿意遵守并履行相應的義務；才能使行政執法行為在較長的時期內、較廣的地域范圍中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持續性和一致性，從而最終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

三、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權威的幾點建議

加強依法監管，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法律建設、機制體制建設、執法監督建設、執法隊伍建設等方方面面。本文僅針對當下市場監管問題比較集中、急需完善的一些方面建議如下：

(一)務實依法監管的法律基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規定了工商行政管理的執法權限，明確了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作為”與“不作為”的邊界，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權力來源，也是依法進行市場監管的利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恢復建制30年來，基本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監管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新的市場形態不斷涌現、新的交易行為不斷產生，現有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與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一些問題也逐步暴露。一是法律與生俱來的滯后性日益凸顯。一方面表現為法律空白的不斷出現，對很多新型市場行為的監管無法可依，另一方面表現為現行有效的法律規定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二是新舊法律規范之間、不同層級的法律規范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比如：法律用語不一致、管轄機關不明晰、處罰種類不相同、處罰數額不一致等。因此需要在充分注意不同法律規范合理銜接和有機統一的基礎上，及時制定、修訂相關法律，并規定相當部分的一般性、原則性條款，使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既能有效規范現有市場行為，又具有一定前瞻性，從而形成協調一致、互為補充、全面覆蓋工商行政管理監管領域的法律體系，并且不致因立改廢的頻繁發生而降低法律和工商行政管理執法行為的穩定性和權威性。

(二)完善依法監管的制度保障

體制是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等的組織制度。包括機構的設置、隸屬關系的確定、職責權限的劃分等方面的制度。機制是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者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包括組織功能運行、人員配置、收入分配和考核激勵等各方面的制度。由于體制機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等特點，并能夠對體制機制內的機構及人員形成強有力的約束，因此，不斷完善與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環境相適應、反映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特點、體現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規律的體制機制，有利于保障全面落實法的精神，確保公平公正的市場監管行為，減少市場監管中隨意性和因人易事等不穩定因素，增強市場監管中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提高市場監管效率。當前，完善工商行政管理體制機制，應當特別注意加強市場監管行為的誠實可信、公平公正和相對獨立。

1　保障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的相對獨立性。獨立性是權威性的基石，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如果依附于其他部門或者個人的意志而缺乏獨立性，就無法獲得行政相對人的信任，也就無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可言。但由政府直屬機構的性質決定，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的獨立性，只是一種相對的獨立性，即只存在市場監管行為的獨立性，不存在組織機構的獨立性。保障市場監管行為的相對獨立性，可以通過完善回避制度、不單方接觸制度、兩人調查制度、行政執法程序等制度，保證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不受系統內外任何部門和個人的干預，包括來自所在地政府部門、其他政府部門、上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各級各部門領導、親屬朋友、工商行政管理執法人員個人好惡的干預等。

2　確保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誠實可信。誠實信用本是私法領域的基本原則。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一原則逐漸進入公法領域。它體現了行政機關在取得行政相對人信賴、樹立行政權威之路上的不懈追求。在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過程中，確保市場監管行為誠實可信意味著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要“言而有信”。具體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要具有穩定性、統一性。也就是說，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已作出的市場監管行為，因其對行政相對人具有指引、預測、評價、強制等作用，而成為“無聲之言”，因此，應當在一定時期內、一定范圍內保持其穩定性和統一性。二是在法定職責范圍內，遵守對行政相對人作出的承諾。比如：承諾作為的期限短于法定期限后，就不能再以未超出法定期限為由，拒不履行自己的承諾。三是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采取欺詐等手段。比如：明知將不作為，卻告知行政相對人將于某時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而在行政不作為超出法定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期限后，卻拒絕作為。

3　保證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行為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既是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法監管的基本要求，也是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權威的重要保證。公平公正的市場監管應當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公平公正地分配權利和義務。主要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進行市場監管時，應當不考慮社會地位、道德情況、富裕程度、利益關系等因素，公道地看待自身和行政相對人、無差別地對待每一個行政相對人。二是公平公正地解決矛盾和沖突。包括市場監管應當公開進行，避免動輒以、內部行政行為為由，拒絕行政相對人參與市場監管行為；市場監管行為應當及時、高效，避免“遲來的正義”；行政

決定應有法律根據和事實依據，并為公認的公平公正觀所支持；行政相對人權利平等，享有同樣的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有相對超脫的部門通過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程序，對已生效的市場監管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和合理性審查等等。

(三)健全市場監管的制約機制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寫到：“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過程中，涉及行政審批權、行政執法權、隊伍管理權等三大權力。其中，行政審批權和行政執法權都與行政相對人發生直接聯系，對這些權力的濫用將不可避免地降低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公平公正的執法權威。而完善的工商行政管理執法監督制度，就是工商行政管理執法機關頭頂懸著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威懾、提醒著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要依法行政。與此同時。由于行政權力具有容易變異的特性，也由于對法律的理解不同、行政執法人員的個人素質和價值取向不同等種種原因，行政權力在具體運用中還是常常發生與其初衷相背離的情況，此時，行政執法監督制度又能起到及時糾錯的積極作用。正是督促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正確實施市場監管和及時糾正違法行政行為的雙重作用，使得市場監管行為能夠取信于民，從而最終樹立工商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執法權威。

目前，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進行執法監督的途徑主要有執法監督、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案件監督等形式。依據主要有《行政復議法》及其實施條例、《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執法監督暫行規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辦法》等。盡管依據較多、路徑較廣，但目前仍存在監督不到位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部分制度缺乏明確的操作規則，可執行性較差。比如，對收到執法監督案件后如何處理，缺乏程序規定。二是制度之間還存在交叉。比如執法監督案件和案件之間的界限就不夠明晰。三是對于現有規定不能有效執行。比如部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不愿糾錯的心理較為嚴重。

針對這些問題，可以多項措施并舉。一是要扭轉部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將錯就錯”的錯誤思想。一方面，“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也會在市場監管過程中作出錯誤的行政決定。一個有權威的市場監管部門，只要能夠“知錯必改”。就能夠取得行政相對人的諒解，亦不會因此而喪失權威。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監督力度的增大、網絡輿論的興起、行政相對人維權意識的增強，也使得試圖隱瞞行政違法的行為顯得愚不可及。與其被動的改正違法行為。不如主動糾錯。二是要完善現有的監督制度。使得一切監督行為都能夠有法可依。三是要厘清不同制度間的邊界。既理順各種監督途徑之間的關系。又使各種監督途徑之間能夠互通有無、協調一致。四是要使監督制度真正發揮作用。可以充分利用工商行政管理系統內部和外部的監督。特別是來自權力機關、檢察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體、網絡輿論以及行政相對人的外部監督。

(四)提高市場監管主體的監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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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指引下，我國市場經濟進一步完善發展，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產業結構升級掀起了信息化應用浪潮，這一切正逐步將知識生產力推到前臺。高新科技飛速發展的知識經濟背景下，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供求結構快速變化，企業的內外環境變化也是越來越快。如何有效應對新形勢的變化，調整資源性成長方式為管理型成長方式，通過管理規模的擴張促進企業的成長已是企業管理者必須考慮的現實問題。本文從企業個性與員工個性相容管理的角度提出建立心理檔案信息系統的解決辦法。

1企業及企業文化存在的實質

經濟學家科斯認為企業之所以存在的顯著特征就是它能成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某個權威（企業家）支配生產要素，能夠以比市場交易更低的成本實現同樣的交易，企業就產生了。可以說企業的實質就是它能以最少交易費用完成一定量交易的一種制度安排。而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環境中，企業作為一種制度存在就必須最大減少其內部的交易費用（管理成本），才能在市場中的不同制度之間的競爭中占有競爭優勢。

作為獨特的企業成員普遍認可的一系列價值觀，企業文化會引導企業成員自覺地做出符合企業價值觀的行為選擇；特定的價值觀會激勵員工在特定的環境中表現出符合企業需要的行為；受同一價值觀的影響，企業員工在不同時空的行為準則必然趨向相互協調一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企業文化實質上也是一種經濟資源，它通過塑造具有共同理想信念、明確的價值指向、高尚道德境界的工作人群，可以使得產權界定、監督、遵從等的費用減少，即降低管理成本。而且據諾思的觀點：企業文化不僅是減少管理成本的重要制度基礎，更重要的而是它對經濟主體創新和進取精神的推動，它具有和產權界定匹敵的巨大作用。

企業文化一旦成為企業管理的重要手段，共同認可的價值觀將成為協調和統一人們行為的主要力量。企業文化的建立過程實質就是塑造企業個性的進程，企業文化的創立與傳遞，主要是通過員工們分享對企業中發生事件的理解而進行的。企業文化的發展程度是企業綜合素質的反映，它既反映企業管理者的素質，也反映著整個員工隊伍的素質。企業文化可在企業內形成一定的獨特思維框架和評價參照，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機制，促進或制約管理活動的發展，保證企業發展的連貫性。

2知識經濟中企業文化的發展

知識經濟的發展正逐步改變工業經濟社會中企業文化的基礎，文化手段重要性的這種變化，是與層級結構的網絡化改造相關的。“文化”將成為保證和促進網絡化層級結構條件下企業組織活動一體化的粘合劑。

企業文化的重要內容是通過基本政策的制定，借助各種溝通渠道，去倡導某種適合企業個性特點的文化。大張旗鼓地宣傳這種文化，總結和介紹在這種文化影響下成功工作單元的事例，以促進這種文化所包含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被各工作單元迅速普遍地接受，并使之成為影響員工行為選擇的基本規范，其內容及方式的選擇就變得至關重要了。近現代大量心理學和管理學的實證研究證實：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的管理必須重視人的個性特征，實現管理的個性化原則。企業文化也必須是多元的，能夠包容不斷出現的異質價值觀，才能滿足知識經濟中個性化特色和學習型組織的要求，才可能激發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活力。

知識經濟社會不同于傳統工業經濟社會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企業環境變化速度較快，創新即是生命力，傳統以“組織記憶”，即經驗為主要體現的企業文化，將以迅速學習知識和交流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并推廣新的行為準則和行為方式為主要方式。

3企業文化、個性及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文化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企業文化建設要制定科學規劃，把員工職業生涯規劃與企業規劃結合起來。對人的素質不斷開發是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尤以教育培訓，激發員工最大積極性為重點。如何將人力資源效用達到最優，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原則和基礎。企業文化和人力資源管理的對象均是企業員工，兩者是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區別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將企業文化看成是塑造企業個性的重要人力資源管理手段。結合新形勢下“以人為本”管理對尊重員工個性的要求，如何管理使員工個性與企業個性相容，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潛力并促進企業的持續發展，就成為企業管理者不得不考慮的現實問題。

國外對個性類型的研究，無論是性格理論或心理類型的理論，還是依據這些理論研制的分類工具，自二次世界大戰中許多美國心理學家被征召到軍隊服務為標志點，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各種評測個性特質之間差別的個性問卷和心理測驗都先后面世。Myers和Briggs母女倆在榮格心理類型理論模型基礎上創立的測量并描述人們在信息獲取、決策制定等方面偏好的自我報告個性指標問卷MBTI是當今世界上應用最為廣泛的個性測試分類工具。據報告在美國每年都有超過兩百萬的人員使用MBTI進行個性測評。許多關于個性的研究幾乎都將MBTI當成個性的代名詞。目前筆者進行的在榮格心理類型理論和MBTI基礎上發展的中國企業職業個性測量工具的研究也初步驗證了榮格心理類型模型在中國的適用性。MBTI的相關條目和結構經過調整，也能用來測評中國人的個性類型。

4企業個性與員工個性相容管理

隨著現代計算機、網絡、人才測評技術的發展和企業信息化應用的廣泛擴展，筆者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一種探索，即：建立員工心理檔案信息系統，動態實時管理員工心理檔案，全過程與企業運營各系統進行信息交流，將員工適時配置到能最大限度發揮積極性的企業流程中某一位置，員工個性和能力得到有效施展空間的同時，推動企業發展，也即員工個性與企業個性和諧，達到雙贏結果。

心理檔案是指涵蓋了員工至少一項個性和能力測評的結果，包括：員工的個性特征、專業能力、行為選擇偏好、管理風格偏好、職業興趣等與工作相關的一系列文件，其中最重要和最基礎的應該是個性特征。

心理檔案信息系統基本結構（見圖1）。個性測評模塊是基礎核心模塊，Holland的研究報告曾經指出：當個性特質與所從事的崗位能夠搭配時，員工的工作滿意感和工作效率均較高，離職率也偏低。個性影響員工的學習偏好和行為選擇偏好，通過個性測評安排適當的員工到相應崗位，對其崗位能力進行評測，依據崗位要求能力與員工現有能力的差距，安排適合員工學習偏好方式的培訓提高其能力，完成崗位工作；對不同崗位、不同個性員工的激勵敏感度進行評價，采用針對性的激勵方式，提升員工對完成崗位工作的積極態度，在當今知識成為主要生產力的背景下，顯得尤其重要。因此，心理檔案信息系統應包括個性測評模塊、崗位能力評估模塊、激勵敏感評價模塊等三個基本模轉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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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的產生和崛起

隨著城鎮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地方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越來越大，加之城市建設對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的正面激勵，更是提升了地方政府搞建設的熱情。然而，市政建設投資卻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一是分稅制改革以來，財權層層上收，地方財政的財力增長遠跟不上其所承擔事務的資金需求量的增長；二是《預防法》又明確規定地方各級預算除特殊情況外不列赤字。地方政府急需資金與政府財政明顯吃緊矛盾突出，于是，地方政府采取“表外負債”的方式進行隱性融資，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應運而生。

2002年以來，以重慶、上海為代表產生了一批融資平臺公司，他們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發揮了良好作用，解決了一些重大項目的融資難題。在這種背景下，融資平臺公司如雨后春筍般迅速崛起，2008年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實施后達到高峰，尤其是2009年，呈爆發性增長，據初步統計，金融危機爆發及積極財政政策方向擬定后成立了近5000個平臺公司。

從平臺公司產生的效果看，確實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平臺公司不僅撬動了銀行貸款，同時還吸引了大量社會資本，較有成效地解決了地方基礎設施建設面臨的資金瓶頸問題。特別是在2009年應對金融危機的進程中，面對外需下滑、消費需求短期乏力的局面，平臺公司帶動的基礎設施投資為擴大內需提供了強大動力，為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轉型的必然性

盡管平臺公司在城市化建設進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其承載的壓力、帶來的風險、引起的社會矛盾早已引起廣泛關注，問題不容小覷。一是融資能力下降。市容改善、城市發展外加政績考核等因素使各級地方政府要不停地進行城市投資，平臺公司是實施的主要載體之一，承擔的融資壓力愈來愈大，而這些項目大部分為公益性項目，短期內卻無明顯的經濟效益，投入產出嚴重失衡；大多數平臺公司經過幾年的折騰，負債率偏高，財務狀況不理想，繼續融資的能力明顯下降。二是過度依賴土地。土地出讓收入被稱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彌補了許多城市建設資金的缺口。但土地儲備屬于資金密集型業務，收購資金主要依賴銀行，土地出讓受制于房地產市場的穩定性，此外，有些收購的土地還需要完成整治，增加儲備風險和成本。在房地產市場起伏不定的情況下，以土地出讓金作為還貸資金主要來源的“時間換空間”模式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風險顯而易見。三是引發社會問題。土地是平臺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之一，這些土地往往是城市周邊居民用地或老企業土地，涉及拆遷安置、舊城改造、老企業搬遷等問題，關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處理不好，可能導致群眾上訪等社會問題。而土地出讓不斷涌現“地王”，政府從中獲得巨額差價，讓本已對高房價極度不滿的人更加怨聲載道。

一方面，我國的城市化率還在以每年超過1%的速度快速增長，據測算，這樣的城市化進程每年市政建設投入需3500億-5000億元，而當前地方財政只能安排約1000億元左右，資金缺口巨大，在地方財政狀況無法實質性改善的情況下，各級平臺公司還要繼續發揮其應有的社會職能。另一方面，國家相關部委高度重視平臺公司發展問題，相繼出臺國發〔2010〕19號、國土資發〔2012〕162號和財預〔2012〕463號等文件，要求地方各級政府規范平臺公司的融資行為，幫助地方政府逐漸擺脫依賴土地財政的怪病。

三、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轉型發展建議

平臺公司的產生和發展與地方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轉型發展必然同時要依賴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自身的能力提升，地方政府應在機制、資源配置及合理的政策上進行引導，而平臺公司則應朝著市場化、規范化、科學化的方向培養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一）地方政府層面

1. 加強和深化區域投融資體制和機制改革。近幾年平臺公司迅猛發展，不乏規模千億級的公司，這是表象。表象之下隱藏著機制體制問題，體制機制的可持續才能讓平臺公司走得更穩，走得更遠。正如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所說：“區域之間、城市之間的競爭，其核心歸根結底是投融資的競爭。如果這個地方投融資環境、制度、體制好，這個地方就會有生生不息的資金來源，就會有很好的投入產出和發展動力。”

2. 整合分散資源，發揮整體優勢。各級地方要抓住國家規范平臺公司的契機，將分散在不同平臺公司的優質資源加以整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發揮資源的協同效應。同時，合理調整資源結構，優化各類資源組合，發展多元化的業務板塊，增強抗風險能力。

3. 借鑒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日本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主要來源于稅收、市政債券、政府和銀行的低利息貸款以及稅收優惠政策等，有許多實體參與者，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方機構和私營公司。美國奉行“凡民間能做的事情政府絕不插手”原則，其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以市場競爭為主；市政債券是其主要資金來源。法國和德國采取分類運作模式，對非經營性的活社會效益非常大的項目，完全由政府財政預算投入；對經營性的項目或有收費來源的項目，采取市場化運作，全面允許民間資本進入，政府行使特許經營監管和行業監督職能。發達國家完備的基礎設施水平與他們多層次、多方位完善的基礎設施投資體系分不開，值得借鑒。

4. 建立償債基金制度。經驗表明，大量依靠土地增值收益償還平臺公司債務的方式蘊藏巨大風險，地方政府應嘗試建立完備債務風險防控機制和償債基金制度，對平臺公司的債務起到風險預警和控制作用，同時也在平臺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間設立一道債務風險防火墻。

（二）平臺公司層面

1. 政企分開，獨立經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平臺公司應遵循“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原則，與政府劃清權責界限，強化企業信用，項目融資時，做到財政不擔保，平臺公司之間不擔保，突出單個項目的運營作用，逐步弱化政府信用；恢復平臺公司作為一般企業的市場法人主體地位，成為能夠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擁有自主經營管理權的法人實體；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規范公司治理，加強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制度建設，形成科學、民主決策機制。

2. 走向市場，突出主業，形成核心競爭力。走向市場，參與市場競爭是平臺公司轉型的必由之路，要從依賴政府的思想轉變為用市場的觀點思考、決策、實施經營管理活動，在實踐中逐步走向市場，逐步過渡為一般的市場化企業。要根據自身資產特點，突出主業，做強主業，做專主業，以主業為目標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建立全新的經營模式和管控模式，增強自身造血功能，形成自身的核心競爭能力。平臺公司要適應時代變化，轉向為政府拉動內需、促進消費和內需增長服務，比如根據自身的業務特點，轉向為新興產業和新經濟服務，扶持上市公司、投資電子信息產業園、控股金融企業等，并逐漸形成行業的專業優勢。

3. 開創新的融資渠道，引入社會閑散資金，緩解資金壓力。鑒于平臺公司產生的特殊背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城市化建設的主要承擔者之一，仍然面臨巨大的資金壓力，傳統單一的“銀行貸款-土地增值收益償債”的融資模式問題凸顯。要解決資金問題，一方面，平臺公司應努力開創新的融資渠道，加強運用資本市場提供的IPO、企業債券、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以及產業投資基金等，對經營管理較好的企業可擇機上市，實現資產證券化。另一方面，可借鑒發達國家成功經驗，根據不同性質的項目，逐步引入社會資金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如BT、TOT、BOT和PPP等模式，不僅緩解政府資金壓力，還可促進地方平臺公司加快轉型改革的步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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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商行政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工商執法規范化建設的實際情況，鎮江市工商機關在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中主要選取了包括行政執法機構的規范化、執法辦案行為的規范化、案件管理的規范化、執法制度的規范化、執法裝備統一、執法標準統一、執法數據統一、行政執法社會效果、特色事項（加分事項）、一票否決事項等在內的十個方面,涉及了執法主體、執法行為、執法程序、執法效果考察等一系列執法環節。在執法規范化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方面，主要是以上述十個方面作為工商執法規范化達標評價體系的一級指標，并根據每項一級指標的具體內涵，分別設計二級指標。其主要內容是：

行政執法機構的規范化。行政執法機構的規范化主要是從執法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等方面考察其規范程度，主要涉及行政執法機構設置、機構名稱統一、行政執法人員配備三個方面，其基本要求是要成立經檢大隊和中隊；成立案件領導小組；成立案件內審組；有相應的職責和工作制度；名稱、牌匾統一并掛牌；配備專職辦案人員；辦案人員具有案件主辦人或相應的資格。

執法辦案行為的規范化。執法辦案行為的規范化主要從執法辦案人員行為、執法辦案權限、執法程序的規范化、執法文書規范等四個方面加以考察。其中對于執法人員的行為，主要評價其儀表舉止、語言表達、執行紀律以及內外關系與禮節禮儀。執法辦案權限則要求行政執法主體應具有法定權限，基層執法機構以及人員應具有符合規定的授權，應在法定管轄區域內進行執法活動，持證上崗，嚴格執行《工商行政管理執法證管理辦法》，在權限范圍內應積極執法，不得有行政不作為。對于執法程序，主要評價的內容包括線索管理、立案、告知、回避、核審、移送、調查取證、處罰、聽證、送達、執行、回訪等一系列程序步驟是否符合規范化的制度要求。執法文書的規范化主要要求執法人員應使用說理式執法文書，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做到結構合理、層次清晰、詳略得當，敘事完整、說理充分，語句流暢、邏輯嚴密、用字準確的要求；使用統一規范的執法辦案文書，推行制作執法辦案文書格式化、辦公自動化；執法辦案文書的制作和填寫應當符合相應的規范；各類執法辦案文書的文號編寫、簽字蓋章應統一規范。

案件管理的規范化。案件管理的規范化主要是從案件內部管理的角度提出的要求，其內容包括工商行政執法案件的檔案管理、行政處罰案件備案、行政處罰案件質量評審與考核激勵，工商行政執法中對于暫扣、扣留、罰沒物資管理等方面。如要求建立健全行政處罰案件備案制度，建立暫扣、扣留、罰沒物資管理、交接臺帳，以實現案件內部管理的規范化。

執法制度的規范化。執法制度的規范化主要包括執法公示制度、違法案件督辦制度、行政復議工作制度、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等方面。要求在執法規范化建設中，首先要健全這些制度，其次要嚴格按照這些制度的規范內容來加以操作。

執法辦案裝備統一。執法辦案裝備統一考察執法辦案的辦公場所、車輛配置、物資裝備三個方面，主要要求是要設置專門的辦公室、接待室、扣押（罰沒）物資專用保管室；經檢大隊應當配備兩臺以上的專用執法車輛，經檢中隊必須保證一臺專用執法車輛配備到位；經檢大隊、中隊人員應當做到每人配備一臺計算機；經檢大隊和中隊應當配備一部手提電腦、一臺攝像機（或數碼相機）、一臺錄音設備。

執法標準統一。執法標準統一要求嚴格執行江蘇省工商局制定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使用規則》；依據《行政處罰法》和《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參照省局下發的《關于當前公平交易執法辦案工作的指導意見（試行）》和《行政處罰自由裁量規則》，努力實現執法辦案中同一違法行為的管轄、定性、處罰、執行等各個環節的相對統一，逐步提高行政處罰行為的統一性。

執法數據統一。執法數據統一是對各種執法情況統計報表的要求。主要內容是要求統計報表填報及時、準確、全面；按規定及時、完整錄入數據，案件錄入應達到百分之百；準確及時客觀全面進行數據綜合分析；分析材料定期上報；登記臺帳專人負責，及時登記；數據對接應達到百分之百。

行政執法社會效果。行政執法社會效果主要考察工商執法目的的實現情況，即執法工作是否達到該領域法律、法規、規章所規定的秩序和狀態以及管理和服務對象對執法狀況的評價。其主要指標包括被復議機關復議后撤銷的執法案件情況、行政執法案件敗訴情況以及執法情況社會滿意度測評等三項內容。

特色事項。特色事項，是指工商機關在執法方面的特色和亮點，評價這一內容的目的是衡量工商執法在哪些方面比較突出。主要指標包括媒 體正面宣傳和獲得表彰情況兩個方面。

否決事項。否決事項，是指在特定情形下，視工商執法規范化建設為不合格。評價這一內容是看工商執法工作是否有一票否決的情形，主要包括行政執法中發生重大腐敗案件；行政執法領域發生重大責任事故；執法過程中發生其他違法亂紀行為，被市級以上媒體曝光，情況屬實的。

二、工商行政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構建的經驗與啟示

建立工商行政執法規范化評價指標體系是全面推進法治工商建設的重要舉措。鎮江市工商局結合本地實際所進行的工商行政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的構建，在實踐中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為本地區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但其中仍舊有如下問題需要在以后的實踐中予以充分注意：

第一，工商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體系的側重點。

執法規范化建設的重點在于執法行為，其中既應包括外部執法行為，也應注意內部執法行為的規范化。因此在工商執法行為的評價指標體系中，針對執法行為的規范應作為體系構建中的重點。鎮江市工商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即遵循了這一思路，對于執法行為的規范化建設設計了較大的權重。在前述評價指標體系的第一到第八項一級指標中，各指標所在權重分別是：行政執法機構的規范化6%，執法辦案行為的規范化42%，案件管理的規范化12%，執法制度的規范化15%，執法辦案裝備統一6%，執法標準統一6%，執法數據統一6%，行政執法社會效果7%，其中工商執法內外行為的規范化占據了較大的比重。

第二，工商執法規范化建設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中的地方特色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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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F6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53（2012）03-0058-07

Review on the Theoretical Dispute of Subject of Criminal Conspiracy in the Anglo-American Criminal Law

ZHANG Shu-fang1，LIN Jun-hui2

（1.Law Department of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3，China；2.Post-doctoral Station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There was a dispute between Unilateralism and Bilateralism on the issue of number of subject of criminal conspiracy in the Anglo-American criminal law.The doctrines of unilateralism and bilateralism had debated with each other on the basis of doctrine of group＇s special danger.In essence，their debate was the reflection of debate between Subjectivism and Objectivism，and had exerted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consistency rule of sentence，utility of secret investigation measures and affirmation of liability for persons of incapability.

Key words:criminal conspiracy;subject of crime;subjectivism;objectivism;inchoate crime

導 論

普通法長期以來的基礎性觀念認為，共謀罪是兩個以上之人為實施犯罪或不法行為而達成的協議。從共謀罪誕生之日起，犯罪主體復數性是普通法堅持的基本立場。然而，共謀罪主體復數性特征，目前看來似乎不是一成不變，特別是以《模范刑法典》為代表的某些制定法藍本對普通法傳統觀念提出了嚴峻挑戰。歸納起來，關于共謀罪主體的觀點有單方主義和雙方主義之爭。單方主義認為，只要存在一個有罪之人，不論其他人是否有罪責，即可構成共謀罪。雙方主義認為至少需要兩個有罪之人才能構成共謀罪。共謀罪主體單復數性問題看似簡單，背后蘊含的刑法原理和精神著實精深。本文擬就單方主義與雙方主義的理論依據、現實意義和本質所在，以及對共謀罪的追訴活動會產生的影響等問題作初步探討。

一、雙方主義與單方主義概述

（一）雙方主義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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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意義上講，稅收公平性問題基本可以歸結為對稅收歸宿的討論，本質上是稅收對相對市場價格的影響。自tiebout提出“用腳投票”的公共品提供模式以來，有關財產稅稅收歸宿的研究一直是經濟學家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基于邏輯基礎的差異，關于財產稅稅收公平的研究文獻大體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即“受益論”與“新論”，并分別在實證文獻中得到了支持。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有關財產稅公平性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兩種觀點的應用。本文綜述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財產稅公平性研究的理論文獻，一方面為國內學者了解這一領域的發展狀況與發展方向提供參考，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國內學者研究國內物業稅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受益論”與財產稅稅收公平

自庇古以來，人們對公共品的市場有效提供一直持否定態度，tiebout模型改變了這種局面，為公共品的市場提供勾勒出一個理想的“用腳投票”式的市場運作模式。盡管最初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當地反映現實，但其富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為財產稅“受益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財產稅的“受益論”觀點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述。這種觀點認為財產稅是一種幾乎能夠鼓勵當地居民做出正確財政決策的受益稅。房屋業主作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承擔者，他們通過“用腳投票”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市政支出、稅收和土地使用方面選擇最佳方案，以使他們房屋價值最大化，這種選擇的結果使財產稅成為房屋業主對其所獲服務的支出，從而也使財產稅成為一個有效稅種。

“受益論”觀點在局部均衡框架內分析稅收歸宿，認為對房屋所征的稅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其基本邏輯是：由于財產稅是基于住宅單元價值的比例稅率，而低收入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較大，所以與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承擔的財產稅義務較重。“受益論”成立需要兩個核心理論基石：一是分區制，即要求一個地區能夠有效地保證財產稅稅基不受新居民過多的影響；二是資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能夠充分體現到住房價值中。大量關于分區制的理論文獻都致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情況，模型構建的基礎是居民對于地方服務和住房需求存在收入和價格彈性，而收入與價格彈性在居民與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差異，這為居民對公共服務的分類選擇提供了可能。顯然，這類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模擬現實。事實上，對土地利用的控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職責之一，miller對加州雷克伍德計劃的分析、elllckson對euchd訴ambler案件的分析都試圖證明社區居民通過地方政府影響土地控制的情況確實存在。而沿著這一思路最成功的理論則是中位選民定理。中位選民定理由howard bow-en首先完善，其后經濟學文獻對該法則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統計檢驗。tnman調查了長島58個學區，結果發現中位選民模型能夠很好地預測學校支出之間的差別；在miller對洛杉磯縣的詳盡研究中，發現普通選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合并的最終決定者；randau holcombe總結了其他類似研究，發現這些研究很有說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選民模型作為政府決策的合適基準，就如完全競爭之于私有市場的基準一樣。

資本化問題要求房屋購買者比較確切地了解社區之間的財政狀況以及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oates首先提出了這一觀點并予以統計證明，他研究了美國新澤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數據，認為“如果一個城市提高稅率，并用增加的那部分稅收收入改善學校系統，那么回歸系數表明預算開支增加所帶來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稅率對地方財產價值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此外，reimhard等也研究了其他公共事件對地方房屋價值的影響，結果表明，各種地方公共事件的影響都會非常準確地體現在房屋價值上。

二、財產稅“新論”與稅收公平

與財產稅“受益論”相對立的另一種觀點是財產稅“新論”，這一觀點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經george zodrow和mieszkowski進一步完善成為完整的理論體系。mieszkowski通過調整harberger有關稅收歸宿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其適用于對地方財產稅的分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將整個經濟中的行政區域分為兩類：高稅區域與低稅區域，同時假定整個國家的資本供給完全沒有彈性，研究表明，資本所有者作為一個整體負擔了全國財產稅的平均稅負，mieszkowski把財產稅的這一特征稱為財產稅歸宿的利潤成分。同時，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資產多，他們承擔的稅賦也多，所以財產稅屬于累進稅制，是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的。顯然，“新論”的這一結論與傳統“受益論”觀點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論”模型中，資本的競爭性回報也得到了考慮。在稅率較高的行政區域中，財產稅使資本流出該地區，從而降低了當地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以及對這些要素的競爭性回報，最終提高了房屋價格；同時，由于資本被吸引到稅率相對較低的地區，從而使流入地的土地與工資價格上升，并使房屋與商品價格下降，這一結果被稱為財產稅的消費稅效應。然而，就經濟總體而言，財產稅“新論”認為相對于利潤稅成分，消費稅效應只起到次要作用，因此，對稅收歸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潤稅成分。

財產稅“新論”同樣也依托兩個核心假設：一是資本可以因為不同地區間稅率的差異而自由流動；二是在全國范圍內資本總量保持不變。并且，即使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tiebout類型的特征，這兩個基本的假設仍能保證“新論”結論的成立，因此，對“新論”的實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對其兩個假設的經驗驗證方面。

三、稅收競爭與地方公共服務均等化

稅收競爭對地方公共服務水平的影響實際上是財產稅“新論”在地方公共產品供給上的一種應用，也可以說是對“新論”的一種經驗驗證。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學者是break和oates，他們認為，由于稅收競爭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對流動資本征稅的心態，可能會導致他們將支出控制在沒有效率的水平上，即導致地方公共服務的供給不足。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們建立了一個存在許多相同 行政區的模型，這些行政區內的土地是固定的，資本則可以自由流動；每個地方政府選擇其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結論是：如果人頭稅可行，則用人頭稅資助的公共服務是有效的，此時財產稅稅率為零。如果人頭稅的使用存在限制，則財產稅融資的結果表明地方政府選擇的公共服務會低于有效水平，原因是地方政府怕資本外流而采取稅收競爭策略，從而減少了對資本稅的使用。

brueckner對這種簡單的稅收競爭模型做了進一步延伸，在其中加入了勞動力要素，且允許這一要素根據其對不同公共服務的偏好而分屬不同的行政區域，進而在模型中融入了勞動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區域間流動的影響，結果表明仍然會出現稅率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點。一般來說，wilson證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復雜的考慮生產結構的模型中，只要征收財產稅降低了地方資本存量，那么公共服務提供水平低下的結果就會產生。不過，如果行政區域面積可變時，公共服務數量不足的問題會有所減輕。而當大的行政區域與小的行政區域共存時，大的行政區域比小的行政區域提供的邊際服務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當然，小的行政區域也可能會提供過高的公共服務水平，因為在小行政區域相對低稅率會使小行政區域獲得巨大的資本存量。

關于稅收競爭導致公共服務低水平提供的傳統理論都遵循了一些相當嚴格的假設，諸如地方公共服務不會出現人口規模經濟效應、地方公共服務的提供完全由選民意愿決定等。而事實上，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其人口規模效應存在的必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地方政府對公共品的提供也可能存在市場勢力。因此，關于財產稅稅收競爭的最新理論也在這些方面進行了一些嘗試。wilson證明，當地方公共服務具備規模經濟效應時，稅收競爭模型不一定會產生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結果。luc noi-set將稅收輸出分析融入到標準的稅收競爭模型中，放棄了傳統稅收競爭模型中一個經濟體只生產一種產品的假定，并進一步假設這個經濟體中某個地區對某個特定產品具有專業化優勢，即在這個產業上具有市場勢力。結果表明，面對家庭與企業的利益權衡，政府可以通過對可流動的資本征稅獲得壟斷租金，從而通過稅收輸出或租金收益給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增加，并且，這種福利的增加完全可能超出由于稅收競爭引致的資本流出而導致的福利損失。toshihiro ihori與c.c.yang在稅收競爭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區域內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政治競爭模型。他們構建了一個有n個相同地區(n表示競爭強度)、n個居民、資本與勞動兩種生產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個地區中位選民擁有的資產數量小于這一地區平均的資產數量。于是政治家為選舉獲勝而對稅收政策的選擇可以導致地區間的一個最優競爭強度，而這個競爭強度剛好可以保證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并且如果稅收競爭低于最優競爭強度，則加強稅收競爭有利于社會凈收益的增加。

四、財產稅改革、限制措施與稅收公平

美國財產稅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納稅人的公平要求，也與財產稅的特點密不可分。arthur o'sullivant以時間為軸線，介紹了美國財產稅的改革歷史。20世紀初，美國實施了最古老的稅收限制形式，即對特別類型(級別)的地方政府的財產稅率進行限制；大蕭條時期，由于公民不愿意為地方政府公共設施建設而承擔納稅義務，第一次財產稅革命發生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國共有16個州通過稅收限制，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都全面地對地方財產稅稅收設定了一個最高上限；加利福尼亞第13號提案的通過標志著現代財產稅稅收革命的開始，在1960年代以后，大部分現代財產稅限制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對財產稅收入增長率的限制，此外，把對財產稅稅率的限制與對評估價值增長率的限制結合使用的措施也開始在一些地方政府使用。進而arthuro'sullivan給出了地方政府進行稅收限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財產稅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二是為了抵消政府間轉移支付的增加而引致的減少財產稅的要求；三是從財產稅過渡到對使用者收費的要求。

對于現代財產稅限制的影響。preston和ichniowski調查了1976—1986年間在市政府層次上的財產稅限制對財政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財產稅限制減少了財產稅稅收收入及其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時，地方政府其他形式的財政收入增加了，政府間的轉移支付也同時增加了。figho和sullivant設計了一個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對稅收限制反映的簡單模型，模型假定政府使用兩種投入：管理投入和服務投入，只生產一種公共產品的情況。假定地方官員有一個支付函數，并在他們的預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額最大化，如果預算限制是由稅法決定的，則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組合必須滿足如下條件：政府官員在管理投入和服務投入間的邊際替代率(mrs)必須等于要素價格。顯然，如果支付函數與生產函數一樣，那么投入組合的選擇就是有效的，否則政府的投入組合就缺乏效率，此時，預算消減會導致地方政府改變它的投入組合與產出水平。然而對這一模型的實證檢驗存在相互矛盾的結論：figlio提供的證據表明稅收限制會導致地方政府削減服務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則給出了相反的結論。這種實證方面的差異或許可以用地方政府操縱選民的能力加以解釋，即如果一單位稅收削減帶來的公共產品的損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可能同意通過地方政府的越限試圖，從而消除稅收限制的沖擊；反之則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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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項目“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建設中的政治協同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4720144025B）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魯彥平，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公共管理系講師，國家行政學院2014級教育經濟與管理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性別與公共政策、公務員教育培訓等;卓惠萍，山東省委黨校管理學教研部講師，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社會性別、公共治理。

【中圖分類號】 D6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5103（2015）04-0014-02

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誕生以來，對當代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均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要厘清人們對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理解并不是一件易事。基于對國外相關文獻和國內認知現狀的簡要述評，本文對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內容結構做了一種簡約化的分析與概括，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其對我國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幾點啟示。

一、眾說紛紜的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

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本質上是“后現代主義”在公共行政領域的具體化，而后現代主義又是和“現代性”聯系在一起的。理解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困難恰恰在于，在“現代性――后現代主義――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這個邏輯鏈條上，要明晰每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非常困難。拿后現代主義來說，僅就其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維度而言，就涵蓋了以格里芬為代表的“反現代”、“超現代”，以吉登斯為代表的“高度現代”、“晚期現代”、“反思現代”，以及利奧塔為代表的“反元敘事”。而且極端后現代主義者從根本上就認為我們對任何事情都無法認知，能夠講清楚的就不再是后現代主義。對這種近乎不能言說之物，清晰與共識性的界定自然是種奢望，異議與爭鳴成為常態。

從文獻回溯角度看，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濫觴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1992年美國學者White在《美國公共行政評論》上發表的《Taking language seriously： toward a narrative theory of knowledge for administrative research》一文被認為是最早的相關著述。該文主要論述了行政語言對于公共行政理論建構的重要性，認為理論是這些旨在描寫事實的語言式的命題而形成的網絡。此后，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研究開始蓬勃發展，并形成一種潮流。這些學者在對以美國為背景的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進行批判性考察和反思的基礎上，以新的視角看待現代公共行政無法解釋或解決的難題，基于后現代主義發展出了一種區別于現代公共行政傳統的新范式。

從國內相關文獻對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這一術語的使用看，其內容絕大多數都來自福克斯與米勒的《后現代公共行政――話語指向》以及法默爾的《公共行政的語言：官僚制、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兩本書。某種程度上，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已經被等同于“福克斯、米勒的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或“法默爾的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再或是二者的綜合。也有少數研究者，是從一個更寬泛的角度，將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理解為“后現代的公共行政理論”或“后現代主義的行政理論”。由于后現代主義內部流派紛呈，這種廣義的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自然有更廣闊的內容。這種理解更符合“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字面含義，遺憾的是，這方面有限的一些著述卻又常常陷入后現代主義的概念泥潭，而未能有效地對之加以整體性勾勒與呈現。

二、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核心主張

有人認為，關于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存在所謂以解構為中心和以建構為中心兩種不同研究路徑：解構路徑代表人物是法默爾，強調對任何假定的“唯一正確的解釋”都提出質疑與否定，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應聚焦在摧毀傳統的、封閉的、過于簡化的、僵化的行政理論思維模式;建構路徑則以福克斯和米勒為代表，強調通過話語分析、公共能量場理論框架作為公共行政新視角和新語言，建構新的公共行政范式。這種分類看到了最具影響力的兩位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學者在研究主旨和側重點上的差異，自有一定道理。然而，解構和建構本就難以完全區分開來，對既有之物的解構本身亦是一種未有之物的建構，而對未有之物的建構也往往意味著對既有之物的解構。福克斯和米勒對公共能量場理論框架的建構，同樣也是以對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批判和解構為前提的，而法默爾在解構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基礎上，也在進行后現代治理框架的建構。（如果說《公共行政的語言――官僚制、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側重的是對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解構的話，那么其后來的《殺死國王――后傳統治理與官僚制》和《多視角的公共行政通過多透鏡的理論與實踐》兩本書，則主要從事的乃是對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和建構工作。）可以說，二者在哲學基礎以及對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批判和解構上是一致的，其差異更多是在對作為現代公共行替代物的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和實踐的探索與建構上。基于這種認識，筆者認為，在一種簡約化層面上，我們不妨將整個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內核結構歸結三個組成部分，即作為共性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基礎和對現代公共行政的批判，以及作為個性的各具特色的后現代公共行政解決方案。具體而言，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核心主張包括：

1. 要實現公共行政理論建構之哲學基礎的后現代轉向

后現代主義從現實背景上講，緣自對現代工業文明負面效應的反思與回應，其理論緣起則是對現代主義純粹工具理性的否定和對西方傳統哲學的本質主義、基礎主義、邏輯中心主義的解構。作為一種精神和價值模式，后現代主義具有解構、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論、反對元話語和元敘事、不滿意現狀、不屈服于權威和專制、不贊成既定的制度、不沿襲陳規舊俗、擺脫權威、突破舊范式和不斷創新等特征。不同學者眼中的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各有差異，但之所以都能納入后現代公共行政這一范疇或曰標簽之下，說到底乃是由于其都認同和堅持后現代主義這一共同哲學基礎。其中反對以邏輯中心主義為基礎的實證科學理性、主張小型敘事和建構日常語言的公共行政理論，更是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哲學基礎的核心內容。

2. 要對現代公共行政理論進行質疑、批判、解構

基于后現代主義哲學基礎，對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合法性、理論基礎和核心內容進行質疑、批判和解構，是整個后現代公共行政學說大廈得以建構的邏輯起點和理論基石。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理論、韋伯的官僚制組織體制、工具理性主義的效率取向價值觀、企業家政府精神、乃至環式民主治理模式甚至權威性話語等，無不是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要批判和解構的標靶。在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看來，正是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這些內容和特質，應該為現代公共行政實踐中的財政危機、管理危機、信任危機、價值危機和合法性危機等一系列問題來負責。

3. 要尋求公共行政問題的后現代解決方案

尋求公共行政問題的后現代解決方案是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最終目的和價值歸宿，也正是這方面的差異造就了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內部的流派。麥克懷斯特在回顧公共行政理論簡史后，在質疑其合法性的基礎上，提出以話語分析來突破和超越現代公共行政理性留下的狹隘空間。法默爾將后現代主義理解為一種心靈模式，從行政語言角度出發，在從特殊主義、科學主義、技術主義、企業精神以及解釋學等方面對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局限性進行了闡釋基礎上，提出了構建后現代解決方案的四個基本關注點即想象、解構、非地域化和他在性，后來他又提出后現代治理的概念，并主張從復合學科視角審視公共行政。福克斯和米勒則以行政話語理論為基礎，在對環式民主、主義和社群主義進行批評基礎上，提出了公共能量場框架，強調公共行政話語的正當性和話語方式。而弗雷德里克森和登哈特夫婦，則分別注重通過對公共行政精神的反思和新公共服務模式的建構來解決當下公共行政問題。

三、對我國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啟示

1. 在政府改革理論基礎中加入后現代主義思維

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主張的公共行政理論哲學基礎之后現代轉向，賴以產生的土壤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工業文明社會結構的后現代化，而我國無論是社會發展階段還是政府改革所面臨的問題都與之有很大的不同。但國情的差異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視后現代主義哲學的影響。事實上，與西方社會的平面多元化不同，社會轉型期和發展不均衡使得我國社會結構上同時具有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的特質。我們能夠也應當站在（下轉第41頁）（上接第15頁）后現代的高度，對我國當代的公共行政模式進行深刻的審視、反思和重構，后現代主義思維應成為我國政府改革指導理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2. 增進政府現代性的同時認識到公共行政現代性的限度

我國政府改革有自身的特殊性，我國的政府改革在相當程度上仍是要解決政府現代性不足的問題，這決定了現代公共行政理論仍是指導我國政府改革的主要思想武器。但正如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所述，很多公共行政問題在現代公共行政框架內是無法解決的。我們在增進政府現代性建設的同時，也應對公共行政現代性的限度有清醒的認知。

3. 借鑒后現代解決方案推進我國政府治理現代化

借鑒后現代的解決方案推進我國政府治理現代化的說法，乍聽之下未免給人一種時空錯亂之感。其實這只是不同語境概念的使用帶來的錯覺，因為我國政府治理現代化所謂的“現代化”，并非后現代哲學語境中的“現代化”概念，它是對我國政府治理改革要實現的良治狀態的一種指代而已。我國政府治理現代化需要借鑒各種理論資源，其中自然也包括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或許我們可以從后現代解決方案中汲取如下靈感：以多元的思維、質疑的建構、微觀的敘事背景，來重構民主、自由、公正等政府治理價值維度;深化人本主義價值理念，尊重多元價值和多樣生活，強調個人自由選擇;摒棄封閉禁錮的話語思維，改變單向傳達的話語途徑和直線式的官僚話語控制，規范公共話語場域，以公共能量場思維模式來改革和重塑我國政策網絡和政策議程;重視和重塑政府管理的公共性本質;改革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建立服務型政府等。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