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學博弈論概念，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正如作者強調的,博弈論給我們最重要的教訓,就是必須理解對方的想法。人們在本性上傾向于以自我為中心,只關注自己的理解和自身的需要。但提高到“策略的藝術”的層次,那就不能囿于以自我中心,而是要理解他人的立場、他人的觀念以及他人看重什么,并運用這種對對手的理解來指導我們的行動。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怎樣很好地把競爭和合作結合起來,就是一種藝術。這是我對于“策略思維”升級為“策略的藝術”的第一層體會。

大約在10年前,我們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的本科學生希望我給他們的畢業紀念冊題詞。我題詞的大意是:“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經濟學的運用是一種藝術―科學的本領有賴于訓練,藝術的才華講究悟性和心得。”現在我感到高興的是,作為一位教師,我的這個體會有點接近迪克西特和奈爾伯夫在《妙趣橫生博弈論》中對于博弈論所說的一些話。

迪克西特和奈爾伯夫說:“科學和藝術的本質區別在于,科學的內容可以通過系統而富有邏輯的方式來學習,而策略藝術的修煉則只有依靠例子、經驗和實踐來進行。”“博弈論作為一門學科遠非完備,(所以)大量的策略思維仍然是一門藝術。”他們寫作《妙趣橫生博弈論》的目的,是把讀者“培養成策略藝術的更佳實踐者。不過,對策略藝術的良好實踐,首先要求對博弈論的基礎概念和基本方法有初步的掌握”。

具體來說,“面對如此之多很不一樣的問題如何進行良好的策略思維,仍然是一種藝術。但良好的策略思維的基礎,則由一些簡單的基本原理組成,這些原理就是正在興起的策略科學―博弈論”。他們寫作的設想是:“來自不同背景和職業的讀者,在掌握這些基本原理以后,都可以成為更好的策略家。”

迪克西特和奈爾伯夫還告誡我們,許多“數學博弈論學者”傾向于認為,一個博弈的結果完全取決于與博弈相關的各種抽象的數學事實―參與者人數、可供每個參與者選擇的策略的數目,以及與所有參與者的策略選擇相聯系的每個參與者的博弈所得。他們說:“我們不這樣看。我們認為由社會中相互影響的人參與的博弈的結果,理應也取決于博弈的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

在因為博弈論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中,就論述風格而言,1994年獲獎的約翰?納什(John Forbes Nash, Jr.)和2005年獲獎的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可以說是這個絢麗光譜的兩個端點。納什“惜墨如金”,他的論述全部見于匿名審稿論文,數量不多,每篇的篇幅都很短,完全是數學形式的討論。相反,謝林則以出版學術著作著稱,而且這些著作多半以老百姓能夠從字面理解的日常語言寫出來,與時下經濟學主流的論述風格大相徑庭。納什天才地提出并刻畫了博弈的均衡的概念,并且在很寬泛的條件下,證明了博弈的均衡的存在性,為博弈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謝林的著述,不但提供了許多深刻的思想(哪怕這些思想未能刻畫為數學形式的經濟學模型),而且為博弈論的應用開拓了廣闊的天地。我們這個世界在20世紀經歷了可怕的核競賽,可是幸運地沒有發生過核大戰。現在許多人把核大戰最終沒有發生,看作過去的這個世紀發生的最偉大的事件。曾經幾次眼看要發生核大戰了,最后卻還是有驚無險,從學理上說,這是因為謝林提出的思想理論說服了人們。

迪克西特教授,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大師。他是經濟學模型的高手,在微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產業組織理論與市場結構理論領域都有卓越建樹。博弈論在20世紀下半葉發展很快,但除了謝林的著述以外,幾乎所有論文都采取數學形式的討論,這使得博弈論在很長時間里都只是象牙塔里面的學科。在經濟學大師的行列里面,是迪克西特教授首先認識到,“讓博弈論離開學術期刊真是太有趣、太重要了”,因為博弈論的洞見在商業、政治、體育以及日常社會交往中有廣泛的應用。迪克西特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身體力行,將博弈論的重要洞見從原來數學形式的理論,轉換成日常語言的描述,用直觀的例子和案例分析取代了理論化的命題,呈獻給廣大讀者和廣大學子。他們“想要改變大家觀察世界的方式,通過引入博弈論的概念和邏輯以幫助大家策略性地進行思考”。第一本這樣的著作,就是差不多15年前迪克西特和耶魯大學奈爾伯夫教授合著的《策略思維》,出版以后很快就在世界范圍贏得了讀者的青睞。

就博弈論而言,可以說迪克西特教授很得納什和謝林的真傳。納什那樣數學形式的討論,他駕輕就熟,因為他本科學的是數學。而像謝林那樣日常語言的著述,使他的讀者比謝林還多,因為謝林非常成功的著述,旨在影響學界和政治家,而迪克西特及其合作者則專門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學生和其他關心博弈論的讀者寫作。如果不是迪克西特及其合作者的努力,我們真是很難想象,今天的MBA學生、政府官員和企業老總怎么能夠理解博弈論的一些深邃思想和精彩篇章。

我個人與迪克西特教授的交往不多。1991年在普林斯頓向他請教一個國際貿易問題,他對于提供曲線(offer curve)的看重,對我有很大啟發。2004年,也是在普林斯頓,我陪爾山與他共進午餐,他廣泛的興趣、淵博的知識、深厚的文化素養,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更多的是從閱讀迪克西特的論著中得到教益。相信廣大讀者也一樣能夠從閱讀他的著作中得到許多教益。

篇2

一、緒論

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在經歷了多年的過度發展之后,現在已經處于一種調整期。國內許多大中城市的房價從去年開始已經進入一個非常時期。在這個調整期內開發商雖然把房價適度降低,但是購房者的購買熱情并不是很高,大部分購房者都是一種持幣觀望的態度,本文試圖從經濟學博弈論的觀點來分析房地產市場。

二、基本理論

博弈論(GameTheory)也稱對策論。廣義地說,是一門決策科學,它研究決策者在多個可能的行動方案中進行選擇的邏輯。博弈論對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或者說自私的),理性的人是指他在具體策略選擇時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論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間如何進行策略選擇的。或者說,博弈論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均衡的問題。在這里,決策均衡是一個經濟學概念,意味著最佳決策或最佳決策的組合;因為只要決策是最佳的,相關的行為主體就不會去改變它,從而讓它處于穩定、均衡的狀態。再簡而言之,“博弈論”就是分析博弈行為的和博弈決策的一門學科。

對于博弈論的理解我們不像其他的經濟學現象可以用圖表來解釋,本文將列舉兩個博弈論的經典案例來做說明。

囚徒困境(Prison Dilemma)是博弈論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個人最佳選擇并非團體最佳選擇。雖然困境本身只屬模型性質,但現實中的價格競爭和環境保護等方面,也會頻繁出現類似情況。囚徒困境的主旨為,囚徒們雖然彼此合作,可為全體帶來最佳利益(無罪開釋);但在資訊不明的情況下,因為出賣同伙可為自己帶來利益(縮短刑期),也因為同伙把自己招出來可為他帶來利益,因此彼此出賣雖違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但實際上,執法機構不可能設立如此情境來誘使所有囚徒招供,因為囚徒們必須考慮刑期以外之因素(出賣同伙會受到報復等),而無法完全以執法者所設立之利益(刑期)作考量。

智豬博弈(Pigs Game)假設豬圈里有一大一小兩只豬,豬圈的一頭有一個豬食槽,另一頭有一個控制豬食供應的按鈕,撳一下按鈕會有10個單位的豬食進槽。若小豬去撳,大豬先吃,大豬可吃到9個單位,小豬撳好后奔過來,則只能吃到1個單位;若大豬去撳,小豬先吃,小豬可吃到6個單位,大豬吃到4個單位;若同時去撳,奔過來再同時吃,大豬可吃到7個單位,小豬吃到3個單位。在這種情況下,不論大豬采取何種策略,小豬的最佳策略是等待,即在食槽邊等待大豬去撳按鈕,然后坐享其成。而由于小豬總是會選擇等待,大豬無奈之下只好去撳按鈕。這種策略組合就是聞名遐邇的“納什均衡”。它指的是,在給定一方采取某種策略的條件下,另一方所采取的最佳策略(此處為大豬撳按鈕)。

三、對房地產市場分析

在我們的房地產市場中,購房者有買房的需求,而地產商也有賣房的要求。但是雙方卻在進行一場價格的博弈,博弈的結果當然是希望得到帕累托最優,但在現實中這種情況并不存在的。2000年的彩電價格大戰,就是多個彩電企業對價格進行大幅降價,而且是反復進行,也就是多次進行重復博弈,這樣進行的結果直接導致了一部分企業面臨倒閉,彩電行業進行重組。

但是現在我們分析的房地產行業卻是不同于之前的彩電行業。首先,兩種商品的性質上有很大的差別。彩電雖然是一種耐用品,但是人們還是存在定期替換的可能性。而如果購房者在購買房產之后就可能長期甚至一生都不置換。其次,兩者的價格也是差別也是很大的,人們在購買房產時動用的可能是長期的積蓄,所以對房產的購買是十分慎重的。

對于房地產市場的分析我們可以用博弈論的觀點來分析。其實在房地產市場中存在兩種博弈現象。一種是開發商與購房者之間的博弈,另外一種是開發商之間的博弈。兩種博弈之間也是存在一定聯系的。

首先,我們分析的是開發商與購房者之間的博弈。其實分析博弈的前提就是雙方存在一定的利益沖突。在房地產市場中,購房者固然希望價格越低越好,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價格居高不下,這里面有很多固有的因素,比如說地段因素、物價因素等。其次,交易雙方的供求關系也會對價格有著很大的影響。比如前幾年溫州炒房團對房價的影響就很大。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出現造成房價的惡意上漲。現在我們可以對這個市場中兩個主體作個分析。兩個決策主體開發商和購房者的行為對這個市場供需變化和價格的影響都很大。我們試想如果購房者之間都形成一種聯盟,這種力量是非常大的,他們可以用一種一致的行動來抵制房價過高的行為,這樣在兩個決策主體之間就會形成一種博弈,無論誰先采取行動都會對這個市場造成波動。我們再對這兩個決策主體進行更詳細的分析,購房者有買房的需求,對于購房者來說,不會是簡單地套用博弈論的“囚徒困境”,就像犯人如果沒有犯罪也不存在坦白一樣,購房者自有的資產支撐不了過高的房價,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在一個漫長時期內等待房價的下跌,我們可以把這個漫長而有誘惑力的房價下跌過程理解為理性回歸,等到房價跌倒一定的程度,購房者必然會適時出擊。而開發商也不可能一直將房價居高不賣,畢竟他們也要考慮收回投資成本。所以這兩個決策主體就會進行一場博弈。當然第三方政府對這個市場產生影響,比如去年開始國家出臺一系列措施來救市,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畢竟現在的購房者更是一個理性的社會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開發商在適當的降價,購房者特別是有急需買房的購房者也會開始考慮出手。但是從長期來看,這兩個決策主體依然是在進行一場長久的博弈。

另外一種要分析的情況就是開發商之間的博弈。在這里我們可以用囚徒困境或是智豬博弈來分析。在開發商市場中,必然會有大小開發商之分。用智豬博弈的理論來分析,我們可以把大開發商比喻成“大豬”,而小開發商比喻成“小豬”,在這個市場中,如果小開發商先采取降價的話,獲利最大的肯定不是自身,而是大開發商,因為小企業在企業運營能力和獲取信息能力上都并不是很強的。而博弈論中對這兩方面都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智豬博弈的策略,小開發商采取跟進策略,做個智慧的小豬無非是一種上佳的策略。

其實在經營企業中都是這樣的,在某些時候,如果能夠注意等待,讓其他大的企業首先開發市場,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因為大的企業所獲得社會資源的能力還是占有一定優勢的。對于小企業來說,因為無論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處于弱勢的,沒有必要同大企業進行競爭,因為這種無謂的博弈所造成的傷害必然是小企業。對于小企業來說,需要認真尋找機會,選擇進入的最恰當時機,這樣可以免于遭受過大的損失。

四、結論

篇3

一、引言

隨著公司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和國內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我國公司的股權集中度呈現逐步降低的趨勢。但是,與國外公司相比,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依然保持較高的集中度,特別是少數股東在其中擁有很高的持股比例。對于股權集中型上市公司而言,在公司治理體系中實際上存在著包括中小股東與控股股東之間、控股股東與董事會之間、董事會與經理層之間等多層委托―關系。在控股股東主導的公司治理實踐中,存在兩個均衡的結果:控股股東監督,中小股東搭便車;控股股東侵占中小股東權益。這表明,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既存在著利益一致性又存在著利益沖突。那么該如何設計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治理機制,以充分發揮控股股東治理的積極作用并盡量減少其消極作用?如何通過機制設計保證中小股東的權益不受到侵占?學者們一般都從中小股東權益受侵害的形式、中小股東權益應當受到保護的理論基礎、進一步完善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的措施等方面進行探討,并且提出通過規范中小股東行使權力的保障制度、經濟利益的保護制度和司法救濟制度等來保護中小股東權益。同時也有學者認為,中小股東權益保護主要是通過限制大股東的權力來實現的。但很少觸及到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去系統闡述中小股東權益保護問題。本文試圖通過行為經濟學公平互惠理論,構建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的互惠機制,以期改善中小股東處于劣勢的博弈地位,使中小股東的權益切實得到保護。

二、公平互惠理論概析

行為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表明:人是有同情心的,人不僅關心自己的利益,也會關心別人的利益,而且人具有內在的公平偏好;人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的認知能力為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互惠與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而公平、互惠正是構建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互惠機制的基本思想。

所謂公平互惠偏好就是一種條件合作行為傾向,關鍵在于對對方意圖的信念或判斷,對善意行為進行回報,而對惡意行為進行懲罰。經濟學家特別是行為經濟學家運用博弈論的分析方法對公平互惠理論進行了大量研究。如Becker(1974)、Arrow(1981)、North(1990)、Samuelson(1993)和Sen(1995)相繼發現行為人關注他人福利的社會偏好,可能會導致重要的經濟結果。隨著實驗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諸如最后通牒博弈、禮物交換博弈、公共品投資博弈及信任博弈等可控實驗博弈的發展,發現絕大部分受試驗者顯示出了非公平規避、互惠等社會偏好。這表明:現實中的個人行為不僅受到追逐個人利益的動機所引導,而且還受到包括對于公平的追求在內的社會偏好的影響。如Meidinger et al.(2001)通過單個委托人―多個人的委托―關系的重復實驗發現,委托人的公平契約報價有利于團隊合作,可以減少搭便車現象;而在標準委托―分析框架中,由于沒有考慮參與者的公平偏好和互惠偏好等社會偏好,從而不能改善團隊合作。

對于公平互惠理論的經典研究,當屬Rabin(1993)所建立的博弈分析模型。他在GPS心理博弈模型的基礎上,構造了一個引入公平偏好的博弈論體系。其關鍵性的工作是,通過對“公平”加以嚴密定義來改造傳統博弈論中的支付函數,從而得到除傳統博弈論中的納什均衡之外的新的均衡,即“公平均衡”。這項研究還發現了許多合作性均衡,但并不要求傳統博弈論中的無限次重復博弈或者信息不對稱條件,這種結果對利他行為與合作現象的解釋是強有力的。他的一個獨特貢獻是把公平定義為“當別人對你友善時你也對別人友善,當別人對你不友善時你也對別人不友善”,并且對這種概念給予明確的規定,即“如果你在損失自己效用的情況下去增進別人的效用,就被定義為你對別人友善;如果你在損失自己效用的情況下去損害別人的利益,就被定義為你對別人不友善”。心理學的諸多實驗表明,人的行為在許多情形下是遵循這種公平規則的,特別是在按照這種規則作出反應所可能造成的潛在物質利益損失不太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Rabin(1993)以雙人博弈為例,構造了一個“友善函數”來測度一個局中人對另一個局中人的友善程度,并由此構造局中人的效用函數,對其進行效用最大化分析。這也正是本文構建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互惠機制的切入點。

三、中小股東權益保護機制設計:以公平互惠理論為基石

當前我國公司治理中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小股東權益(產權)保護問題。OECD在2001年指出,亞洲國家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控股股東或大股東侵占中小股東權益問題。Gomes和Novaes(1999)、Bennedson和Wolfenzon(2000)以及Bloch和Hege(2001)從股權制衡角度進行了闡述,他們認為一個有效的股權制衡結構,會有利于中小股東;郭鷹(2003)通過對中小股東權益受侵害之內因的分析,發現充分發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是解決中小股東“搭便車”問題的相應對策;薛剛(2005)結合中國證券市場特性,對大股東侵害行為表現、侵害過程、原因及制度根源、制度建設四方面進行了分析,以此規范大股東行為,保護中小股東權益;申尊煥、龍建成(2005)指出,在經濟人假設條件下,大股東對中小股東權益的侵害是一種理,制度設計的缺陷是造成大股東侵害的根本原因;羅黨論和唐清泉(2008)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不同所有權性質公司其所有權分離度及層級結構對股東權益侵害呈現很大差異,民營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所有權分離度、控制層級高低對中小股東權益侵害產生顯著影響,而國有控股無此顯著影響。本文試圖借鑒行為經濟學的互惠理論,運用行為博弈方法來探討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互惠機理,探求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互惠合作的條件,通過基于雙方行為視角的Rabin模型來構建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互惠合作治理機制,以便控股股東主導的公司治理實現由“狹隘的沖突”到“互惠合作共贏”的轉變,進而提升公司治理效率。

U(ai,bj,ci)=πi(ai,bj)+fj(bj,ci)[1+fi(ai,bj]

通過分析這個效用函數,可以看出(龔霽茸、費方域,2006):

(1)若fj(bj,ci)

(2)若fj(bj,ci)>0,即局中人i認為局中人j對他是友善的,則局中人i的效用最大化策略為fi(ai,bj)>0,即以德報德;

(3)若πi(ai,bj)較大時,fj(bj,ci)[1+fi(ai,bj]在效用函數中的權數減少。這說明當物質回報較高時,人們對公平的關心會有所減少。

通過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中小股東i的效用函數:

U(ai,bj,ci)=πi(ai,bj)+fj(bj,ci)[1+fi(ai,bj)]

通過分析這個效用函數,筆者認為,fj(bj,ci)是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互惠機制的“機制點”。

(1)若fi(bj,ci)

(2)若fj(bj,ci)>0,中小股東i認為控股股東j的行為對他是互惠的,則中小股東i的效用最大化策略fi(ai,bj)>0,他們就會以德報德,從而提高公司價值。

(3)若πi(ai,bj)較大時,fi(bj,ci)[1+fi(ai,bj)]在效用函數中的權數減少。這說明當物質回報較高時,中小股東對公平的關心會有所減少。

四、小結

中小股東權益(產權)保護問題已引起國內外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也進行了諸多探討,但是迄今為止仍不夠深入。鑒于該問題在我國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或轉型經濟國家異常突出,本文另辟蹊徑,借鑒行為經濟學的公平互惠理論,運用Rabin模型考究了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互惠機理,構建了一個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的互惠機制,并且將fj(bj,ci)作為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互惠機制的“機制點”。若fj(bj,ci)0,即中小股東i認為控股股東j的行為對他是互惠的,則會以德報德,從而使控股股東主導的公司治理實現由“狹隘的沖突”到“互惠合作共贏”的轉變,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本研究也將為解決中小股東權益保護問題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持和新的剖析視角,為破解中小股東權益(產權)保護面臨的困境提供新思路。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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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薛剛.中國上市公司大股東侵害小股東利益研究[D].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6] 申尊煥,龍建成.大股東侵害與中小股東利益保護:一個模型分析[J].財貿研究,2005(6):79-84.

[7] 羅黨論,唐清泉.金字塔結構、所有制與中小股東利益保護――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財經研究,2008(9):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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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近來廣告豪奢之風成為眾矢之的，相關政府機構對炫富廣告也出臺了相應的管理措施。中國的商業價值和文化傳統深受儒家的熏陶，和諧相處是溝通的終極目標。奢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是貶義概念，認為與揮霍享樂相連，有損于道德層面的理想，黜奢崇儉和奢侈無用論是中國消費思想史中的主流。隨著消費主義思潮的發展，奢侈概念也從一個絕對的貶義概念逐步轉變為一個偏中性化的概念。社會學家克里斯托佛?貝里總結出奢侈概念研究的現代范式：（1）奢侈的去道德化，揭示了時尚和奢侈消費的合理性在于具有促進貿易的功能；（2）奢侈的欲望觀，指出追求個人利益是自然天性；（3）必需和奢侈的動態論，在不同的社會及文化價值觀背景下，奢侈和必需的分野隨著社會需要而變化。認為正是“非道德化”的界定，最終把奢侈推上了發展到當今廣告業中對這一概念廣泛且堂而皇之地運用的道路。

奢侈之所以在西方現代社會被正名，一方面來自經濟發展對奢侈的支持和消費者對奢侈的追求，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對奢侈采取了寬容甚至是鼓勵的態度和制度安排。新奢侈主義、趨優消費和非顯形奢華成為促進消費的新圣經，通過大眾傳播媒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社會運行機制和觀念導向及其生產消費方式聯系在了一起。不同于過去僅僅以稀缺和昂貴為特征，這些新理念運作的目的，是指向物質或符號利益的最大化，試圖從奢侈消費的“凡勃倫效應”（由于價格提高而不是價格降低而導致需求增加）轉向“潮流效應”（由于他人消費某些產品而導致需求增加）。消費主義正在滲透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領域，客觀購買力基礎上的奢侈消費逐漸被人們所認同，變成經常性、普遍性的行為，與流行文化互相滲透的廣告業也呈現出了泛奢侈化的傾向。

一、泛奢侈化：廣告運作的權力沖突

對廣告泛奢侈化的批判，是中國廣告業不斷發展的進程中消費主義和主流意識形態之間博弈沖突的表現。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A?科塞認為沖突具有一定的“正”功能，頻繁且低烈度的沖突，使人們反思和重新組織他們的行為，變革產生“緊張”的規則手段，緩解沖突關系的規范調節程度，通過合理的渠道釋放緊張甚至敵對的情緒，使之不至于達到極端化。沖突集中在廣告領域也是頻繁而低烈度的，來自社會不同層面非均衡的權力關系是影響廣告運作的根本力量，廣告從中進行策略選擇，涉及消費群體、市場、政府以及社會監督等多重力量的作用。

1、市場驅動下資本的集中

消費是資本運行的一個關鍵環節，從古往今來的過度消費，到現代社會的新奢侈主義，雖然我們不能把其完全歸咎于資本的出現，但是不論市場營銷理論如何強調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理念，在泛奢侈化廣告的現實操作中，真正掌握傳播權力的是資本的所有者。廣告之所以向奢侈化訴求集中，與資本向奢侈商品市場集中是緊密相關。

（1）高額利潤的現實驅動。目前，中國是全球奢侈品市場的第三大消費國，年銷售額為20多億美元。預計到2010年，中國將有2.5億消費者能夠購買奢侈商品，具備發展奢侈消費的市場基礎。盡管奢侈商品有較高的市場進入壁壘，在市場規模和利潤回報的激勵下國內外企業紛紛搶灘奢侈品領域。如刷新上海豪宅價格的“湯臣一品”，房價是此前樓盤地價的26倍，總成本每平米3萬元左右，與每平方米高達14.2萬元/平方米的售價相比，暴利率之高也是資本趨之若鶩的原因。

（2）廣告決策的路徑依賴。奢侈訴求是一種假設――基于那些本質上是最好的東西，在經濟學上來講，奢侈商品指的是“價值/品質”關系比值最高的產品。這種比值關系會使一個默默無聞的產品身價倍增，也使得廣告商、公司和廣告制作團隊在商品信息生成的決策過程中存在有路徑依賴慣性：即帕累托20/80效率法則。20%的人擁有社會80%的財富，那么抓住這20%的人就能獲得豐厚的利潤回報，賦予購買者小眾的專屬權力，讓人們進入一個人人向往的小眾群體，因為這個群體具備經濟實力，也愿意為商品的高貴品質和符號價值支付昂貴的價格。

（3）大眾傳媒的經濟趨附。大眾傳媒市場靠的是低消費和規模經濟，而能夠使廣告收入達到頂峰的規模經濟依賴于消費品大眾化的消費市場的發展新階段。廣告需求水平與消費者對由它供給經費的傳媒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水平沒有直接的關系，但卻與企業收益率密切相關。在現代傳媒體系中，廣告所代表的資本力量一定程度上左右著媒介組織決策，并影響著文化和資訊的生產、分配與消費。傳媒在市場的推動下趨附于奢侈消費的發展，大量植入奢侈消費生活型態的媒介產品出現放大了社會現實與需求。

2、廣告信息市場的政府規范

政府規制既有歷史的繼承性，也有對現實需要的應對。隨著境外資本進入中國廣告市場的管制逐漸放開，傳播的日益國際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廣告運行機制的發展，對于廣告活動和內容的法規與限制也呈現出越來越嚴格的趨勢。在廣告業開放融資的合理性前提下，政府充分發揮公共權力的調控職能，以保證社會各階層的群體能夠在變革中各得其所。

在西方經典管制理論中，政府規制的起因是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政府運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對社會施加廣泛影響的行為。在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廣告信息市場還存在著大量秩序混亂的問題，一方面表現在消費者和廣告主之間信息市場的不對稱。在紛繁泛濫的奢侈化廣告中，信息告知功能逐漸讓位于符號區隔功能，消費者搜尋信息的成本沒有降低反而越來越高，容易導致逆向選擇現象的發生（即交易一方持有相關的信息，而不知曉的一方對他方的信息由于驗證信息成本的昂貴而在經濟上不現實導致市場運作無效），削弱了廣告的本質功能。另一方面，雖然廣告商處于信息優勢的一端，可以主動選擇性地進行商品信息的傳播，但信息以及傳播信息的策略都有被模仿的可能，從而導致彌補信息不對稱的一些市場手段失靈，出現背離事實、夸大宣傳和虛假承諾等新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加深了處于信息劣勢的消費者一方進行信息甄別的難度。良莠不齊的商品采取奢侈品訴求充斥在高檔消費品中，甚至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要解決這些弊端，需要一種市場以外的力量來進行限制。

3、沖突中的社會安全閥

除市場本身和政府的管理以外，各種非營利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團體、倫理道德和傳統習俗以及公共輿論在內的社會力量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關鍵作用，社會性團體與消費者聯合已成為廣告管理重要的社會反饋機制。社會制約力量通常將奢侈與兩種社會現象相聯系，一是貧富差距的擴大而導致的社會階層區隔，二是窮奢極欲而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和腐敗。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以及對財富、資源和利益分配格局的根本重構，人們傳統的勤儉節約美德面對市場的無形之手，逐漸從追求穩定的安貧樂道轉變為不斷地追求和積累財富。社會新富群體正在形成，消費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泛奢侈化也多是由這個階層來向往和實踐的。這些敏感的社會級差問題，也是廣告所不能回避的，正如傳播學家費斯克所說，“廣告業總是兢兢業業地使社會的差異符合于文化的差異與產品的差異。”社會階層認知的巨大差異容易引發觀念及行為沖突。對炫富廣告的反對之聲和限制舉措是社會緊張情緒釋放的替代性目標，廣告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社會沖突安全閥的功能。如同過量的蒸汽必須通過安全閥適當排出才能保證力的平衡一樣，有利于緩和消費價值的失衡，調和社會矛盾。

廣告選擇奢侈商品的傳播策略一方面是消費文化的強力推動，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和欲望，另一方面也出于市場邏輯下資本追逐利潤的要求，但是其泛化生存容易滋生市場競爭不和諧的現象。面對主流意識形態下政府規制以及社會監督的壓力，廣告必須找到多重利益的制衡點，既能幫助廣告主和媒介實現其利益需求，又能有利于和諧社會文化氛圍的構建。

二、合作博弈構建和諧性廣告

廣告的主要特點便是產生于商業，服務于商業，是一種經濟范疇中的競爭性武器。雖然承載著社會責任，但本身對社會文化的作用更多的是鏡像反映而非建設，因而廣告一直在經濟與倫理的沖突中發展。從博弈論的角度分析，由于廣告無法忽視參與對局中任何一方的利益而進行策略選擇，所以局中各方利益是根本對立和沖突的非合作博弈（零和博弈），故不可能實現。廣告必須采取一種能游刃于各局中人的生存策略，這就涉及到合作博弈（非零和博弈）的問題。合作博弈理論區別于非合作博弈理論的關鍵假設，在于聯盟成員的策略中存在一個可行的變化能使他們全部受益。這樣的博弈結局，就會出現各方都有利的對策和狀況。如廣告過分依賴企業資本的競爭性需要，而沒有顧及博弈局中消費者、政府和社會制約力量的利益，廣告中奢侈的泛化便會導致功利性的上升和社會價值尺度的模糊，從而削弱了廣告本質的信息服務功能，加劇消費者與廣告商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甚至偏離廣告誠信的軌道，破壞了大眾傳媒的公信力，造成社會更大范圍內的沖突。“和諧性廣告”的提出就是力圖將沖突的影響程度降到最低，促進卷入沖突的各方利益均衡，使得廣告運作與管理系統結構內的彈性增強，實現沖突帶來的正功能。可以說，廣告只有在合作博弈的過程中才能為其訴求取得合理價值和地位。

正如法國學者熱拉爾?拉尼奧在《廣告社會學》一書中所說：“從古至今，沖突都是真正的原動力。”他首次將廣告劃分為沖突性廣告和和諧性廣告兩種類別。認為“沖突性廣告給工業社會提供了加速器，而所缺的制動器則有待于和諧性廣告來提供。”沖突性廣告和和諧性廣告的區分，并非對產品廣告和公益及企業形象廣告的簡單定義，而是與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緊密融合的廣告觀念。對于廣告業來說，除了廣告內容符合道德倫理和文化和諧以外，和諧性廣告也是廣告利益的相關主體之間博弈和諧的結果。

三、結語

社會學者孫立平曾說，和諧社會決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相反，和諧社會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并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由此而言，和諧性廣告也不是杜絕一切沖突的廣告安全傳播系統，廣告活動中涉及到的利益主體都既是科斯世界中的理性經濟人，也是康德世界中的理性道德人，他們之間的互動和博弈狀態反映了市場競爭、廣告生存和政府規制的和諧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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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方面說，不管是《寂靜的春天》公開出版，還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出現 “生態環境”這一名詞，但在此之前的環境污染（如倫敦煙霧事件等）已經對社會公眾的身心健康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但是不管怎樣，生態危機的出現，已經嚴重的影響人民的生活，當然隨之出現的種種跡象已經給人類敲響了警鐘。美國社會學者萊斯特•R•布朗（Lester Brown）先生也鄭重地指出：“我們花很多時間為經濟赤字而煩惱，但是威脅我們經濟長遠前景的是生態赤字。經濟赤字是我們彼此之間的借貸，生態赤字卻是我們取自于子孫后代”賈中成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提出寫作的初衷正是來源于此。當然作為當今經濟增長熱點的旅游業，其生態責任的研究便成為重點。

一、合作博弈的評述

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s）又被稱為聯盟博弈(coalitional games)。其主要是指在博弈中，若協議、承諾或威脅具有完全的約束力且可以強制執行的，合作利益將大于內部成員各自單獨經營時的收益之和，同時對于聯合體內部應存在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分配規則。也就是說合作博弈是針對結果而言，是把合作視為先驗條件或者前提而對聯盟收益分配的處理，且所有局中人接受與其他局中人甚至競爭對手共同努力爭取更多收益。其大致可分為可傳遞效用博弈（聯盟成員的效用可以疊加）與非傳遞效用博弈（效用不具有編輯支付性質）。合作博弈強調的是團體理(Collective Rationality)，強調的是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以及公(Equality)。在合作博弈的框架下才會有出現“雙贏”的可能，它通常能獲得較高的效率與效益。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生態責任的國內外研究

西方發達國家沒有提出生態責任的概念，但是其同樣關注政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責任，其更注重的是生活中的生態問題。但是，綜觀西方發達國家對政府在生態問題方面的責任研究，我們就會發現，他們似乎不太重視基本原理，范疇和科學體系的探討，而比較重視對人類經濟社會未來發展和所謂的“全球問題”的研究，他們較早的認識到生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也比中國起步早些。

國內對生態責任的研究并不是很早，謝菊（2007）在論生態責任中提出生態危機已向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提出了巨大挑戰,政府、企業和普通公眾等生態責任主體必須切實履行各自的生態責任：政府應該倡導正確的生態觀，完善政府生態制度，推進生態和諧的法制建設；企業從綠色消費，綠色生產，和企業間的生態和諧入手來從而達到個體、社會、生態的三贏效果；公眾應尊重并崇尚自然，、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另外通過環境NGO來推進中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李外禾（2007）在論政府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生態責任中提出在政府在經濟社會中作用，進一步深化了有關責任政府的相關理論，為建立新型的政府奠定了理論基礎是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完善和補充。它著重從人與自然和諧的角度出發，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定位為“政府調控行為，科技能力建設和社會參與”三位一體的系統復雜工程，深化了可持續發展系統觀的相關理論。李晶（2009）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政府的的生態責任研究中分析了政府生態責任缺失的原因以及在建設生態文明中政府應具備的責任，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經濟建設，發展循環經濟，在經濟發展中實現生態保護；其次，加強對國民的生態教育，營造生態文化與道德體系，再次，健全政府生態制度；另外，推進生態保護的法制建設；最后，強化生態國際合作，注意保護國家的生態資源不被掠奪，警惕各種掠奪生態資源的形式，防止國家的流失，維護國家的環境權和發掌權。畢鐵居，吳紹琪（2006）在和諧社會與政府生態責任體系的構架中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三方面介紹了和諧社會遇到的問題，從而提出了構架制度化的生態責任政府，首先政府樹立新的生態觀念，倡導正確的生態價值觀，矯正錯誤的自然觀念，堅持代內公平、代際公平與自然公平的辨證統一，堅持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辨證統一；其次，建立生態責任政府，完善政府生態責任，，明確資源產權關系，建立廣泛的資源環境有償使用制度等張存良（2007）在和諧社會中政府的生態責任中，提出政府實現領導者生態責任問責制和豐富政府生態責任履行方式等措施馮清（2007）在旅游業可持續發展中的政府生態責任研究中對旅游業可持續發展、政府、生態責任等概念進行了界定，并對相關理論進行了闡述，在此基礎上又列舉了政府生態責任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了我國旅游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諸多生態問題及其原因，通過研究分析得出結論，政府生態責任的培育應做好以下工作:加快相應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走生態管理制度化的道路;在實現旅游資源“兩權”分離的基礎上，加強政府監管力度:加大科學合理的規劃與開發力度;加強宣傳教育，培養生態意識、樹立生態文明的觀念;抓住時機，大力推進生態旅游等措施宋寶莉.揭r紋.竇玉凱（2007）在企業承擔生態責任：構建和諧社會的第一步中，運用企業生態責任戰略地圖模式，分析之處企業承擔生態責任從長期看能夠增加企業價值，并探討了應如何增強企業的生態責任意識賈成中（2009）在企業生態責任的經濟學分析中認為，人類的經濟活動的直接執行者――企業的行為是直接影響人與自然關系的關鍵性因素，只有改變企業的行為模式，通過制度性約束改變企業的經營理念，變原來的“經濟人”為“社會人”，再向“生態人”過度，從思想上徹底改變，才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并據此得出結論：企業變“經濟人”為“生態人”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趨勢，是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人類社會活動對自然的一種責任體現。企業承擔生態責任是一個系統工程，首先，宏觀層面的政府政策引導將是企業生態責任實現的重要因素，即使是限制性政策也會為企業帶來無限商機；其次，產業政策、區域性政策以及行業協會管理等中觀經濟環境的完善和發展，是政府宏觀政策制度作用于企業微觀行為的“中介”傳遞功能實現的保證；最后，企業自身能力和素質的提升，是實現企業生態責任的內生決定因素，企業生態化建設是企業生態責任的實現路徑，同時，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綠色選擇等外生變量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姚海靜（2006）在企業生態責任的哲學基礎研究中就企業生態責任的哲學基礎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從人性的視角分析企業生態責任的正當性，指出企業本質不是純粹的經濟組織，而是人性實現的場所。人性是企業責任的哲學基礎，人性的生態本質決定了企業必須對自然界承擔道德責任。從四部分來分析企業生態責任的哲學基礎:首先，企業生態責任的提出;其次，從企業本質著手尋求企業生態責任的正當性;再次，從人性異化的角度分析企業生態責任缺失的根源;最后，論述人性限度內的企業生態責任。

（二）博弈論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隨著博弈論在中國的發展，研究者運用博弈論來研究旅游現象和問題，博弈的經濟模型的方法也被引人了旅游研究中(以經濟管理和應用數學專業為最多)。由于經濟模型能更為全面、更為便捷的反應研究對象的特性.因此，簡單的博弈經濟模型的在旅游研究上的運用是這一階段的代表。相關博弈模型研究主要以有限博弈和純策略博弈為主(局中人具體明確了一個非隨機性的行動計劃，即選擇一個策略的機率為100%，其它則為0，其中田喜洲、王渤(2003)建立不完全信息條件下旅行社與消費者對產品選擇的博弈模型，運用成本理論和博弈樹(序貫博弈)進行分析得出提高旅游市場效率的最佳策略選擇以及齊子鵬、黃昆(2003)建立旅行社間的價格競爭博弈模型并進行需求分析得出納什均衡策略集合，用以解釋旅行社業發生價格競爭的原因和價格聯盟終遭解體的原因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到了2004年以后，博弈模型的建立又向前邁近了一步。2004年以后的研究由有限博弈向重復博弈發展，同時由原來的純策略博弈向混合策略博弈(局中人可以按照一定的概率，隨機地從純策略集合中選擇一種純策略作為實際行動，即選擇一種策略的機率為0.4的條件下，選擇其它策略的機率相加為0.6發展。如:田喜洲(2004)通過建立旅游市場監督人員與旅行社，運用在完全信息條件下靜態博弈分析后，得出混合戰略納什均衡策略，來解決旅游市場效率低的問題而梁藝樺，楊新軍(2005)通過合作博弈與競爭博弈的優劣對比，運用合作博弈的研究方法，對旅游企業產品建立模型進行分析。并用合作博弈對旅游企業模型研究，提出單純的合作戰略或競爭戰略已經不能適應日趨復雜的區域旅游活動，合作競爭戰略才是新階段我國區域旅游活動開展的首選策略春宇，黃振方，舒小林（2009）在旅游地利益主體博弈關系變遷的演進論解釋中對現今旅游地利益主體關系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辨析其研究現狀與不足,提出以旅游地演化理論為指導,從時空角度動態審視旅游地利益主體博弈關系的演化過程及其規律性、演示其關系的演化軌跡與邏輯內涵,在此基礎上構建了旅游地利益主體博弈關系演化理論研究框架,促使旅游地利益博弈達到一種能夠實現自我調節的動態均衡狀態。

三、結論

伴隨著旅游業飛速發展，旅游景區的生態安全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普遍關注研究的重點，生態責任的研究已經成為近幾年的熱點，但是當前對生態責任的研究，基本上歸屬于純理論學科領域，還沒有構架起通向實踐領域、指導生態保護實踐的橋梁，不論是理論界還是在實踐過程中，對生態責任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政府或者企業或者社區居民或者旅游者單個生態責任研究，并沒有就政府，企業，旅游者和社區居民四者之間構建一個和諧的生態體系，對旅游景區的長遠和諧的發展和解決當代民生問題的實踐并沒有搭建一個明晰的生態平臺。在建設和諧社會的視野中，如何確保生態和諧，如何構建生態和諧的責任體系，政府，企業，旅游者，和社區居民應該承擔哪些生態責任，怎樣實現其責任及其這四者之間的應建立怎樣的合作關系來確保生態和諧等等問題，都是現階段旅游景區所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與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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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0-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3）04-0005-05

城鄉教育一體化建設是新時期我國面臨城鄉教育二元結構所提出的新的發展戰略。進行城鄉教育一體化建設的邏輯前提是理解城鄉教育一體化，但是，人們對于什么是城鄉教育一體化并未達成一致。從構詞方式上看，城鄉教育一體化由“城鄉”、“教育”、“一體化”3個關鍵詞組成，理解城鄉教育一體化首先要從這3個詞入手來考察。城鄉的邊界決定了城鄉教育一體化的范圍，教育的本質決定了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實質，一體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其相互關系決定了城鄉教育一體化研究的可能路徑。

一、城鄉的邊界：城鄉教育一體化的范圍

城市、城鎮、農村、鄉村等概念，都是表述我國社會區域的基本概念。本文中的所謂城鄉指城市和鄉村。但是，我國對城市和鄉村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有很大分歧，在使用這對概念時也較為混亂，其結果是影響了人們對城市、鄉村等相關問題的認識和研究。因此，對城鄉教育一體化進行研究，必須要澄清城市和鄉村的概念以及空間范圍。

對于城市與鄉村的內涵，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描述，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歷史的、地理的等等。在實際當中，人們往往也是從多功能的角度對城市與鄉村進行劃分的：鄉村是主要從事農業生產、人口分布較城市分散的地方，主要依賴自然過程進行生產；城市則是主要從事非農業生產、人口密度較大的地方，往往是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和信息中心 [1 ]。《現代漢語詞典》也對城市與鄉村的概念做出了類似的解釋，所謂“城市”，就是“人口集中、工商業發達、居民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地區，通常是周圍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2 ]；“鄉村”則是“主要從事農業、人口分布較城鎮分散的地方” [2 ]。現代城市與鄉村是一個更為復雜而又模糊的概念。這是因為隨著城市化速度的不斷加快以及城鄉交流的不斷增強，傳統意義上城市與鄉村的區別已不是那么明顯，它們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對于我國來講，鄉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里有了鄉村社會文化的一些特征，而鄉村里也同樣有了越來越多的城市生產和生活方式。我國一直以城、鎮（鄉）的行政界限作為城鄉劃分的基礎，而實際上在城、鎮行政區劃內也往往包括了相當一部分的農業和農村人口，城鎮的實體地域概念并沒有真實的建立。

總而言之，不僅在純理論意義上界定城鄉的概念是一個難題，即使對城鄉的概念達成了一致，甚至確定了具體的標準，也很難在實體地域上將二者嚴格地分開。但是，現實的城鄉教育一體化研究與實踐卻不允許這種模糊性的存在，必須對此加以確定。從國家的統計標準來看，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統計上劃分城鄉的規定》，把我國的城鄉劃分為城鎮和鄉村，城鎮又分為城區和鎮區。城區是指在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區、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和其他區域，不包括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中的鄉以及村。鎮區是指在城區以外的縣人民政府駐地和其他鎮（統稱為縣鎮），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和其他區域，同樣不包括縣人民政府駐地和其他鎮當中的鄉和村。鄉村是指城鎮以外的區域，分為鄉中心區（鄉政府所在地）和村莊，其地域范圍不僅包括行政區劃當中所有的鄉及其中的村，還包括市轄區、不設區的市當中的鄉和村，也包括縣人民政府駐地和其他鎮當中的村。

上述規定及其實施辦法對于認定和劃分城鄉邊界提供了很好的標準。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城鄉是具有相對性的。如果把鄉村看做“純粹”意義上的鄉的話，那么相對于鄉村，鎮區就更具有城的意味。但是和城區相比，鎮區就顯得更像鄉村了。因此，我們可以把城鄉看做一個連續的序列，根據城鄉的不同的等級和層次，以及我國的行政區劃，把我國的城鄉關系劃分為7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鄉村內部鄉中心區和村莊的關系；第二個層次是鎮域內的城（鎮政府駐地）和鄉（村莊）的關系；第三個層次是縣域內一個鎮的鎮區與另一個鎮的鄉村的關系；第四個層次是市轄區內的城區與鄉村的關系；第五個層次是地級市內的一個區縣的城鎮（城區和鎮區）與另一個區縣的鄉村的關系；第六個層次是省域內一個地級市內的城鎮與另一個地級市內的鄉村的關系；第七個層次是全國范圍內一省的城鎮與另一省的鄉村的關系。與這7個層次的城鄉關系相對應，城鄉教育一體化也可分為7個層次。考慮到我國行政區劃的設置情況，鄉和鎮一級、縣和區一級的可以合并到一起，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層次也因此得到簡化，依次是：鎮（鄉）域內的城鄉教育一體化；縣（區）域內的城鄉教育一體化；地級市域內的城鄉教育一體化；省域內的城鄉教育一體化；國家層面的城鄉教育一體化。

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層次性決定了其實現的非同步性，但這種非同步性并非是從低到高層次的依次實現，而是依據管理和投入主體等多種因素來確定的。雖然鄉鎮是我國最低層次的行政單位，但是由于其不是管理與投入的主體，并不適合以它為基本單位來實現城鄉教育的一體化。而縣級政府則由于其義務教育的管理與投入主體地位，理所當然地成為實現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基本單位。正因如此，2010年公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指出，“建立城鄉一體化義務教育發展機制”，“率先在縣（區）域內實現城鄉均衡發展，逐步在更大范圍內推進”就成為我國現階段的政策選擇。等到縣（區）域內實現基本均衡以后，要想在更大范圍內推進，就需要管理和投入主體的調整，這意味著統籌主體的提高。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層次越高，統籌主體也就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城鄉教育一體化實現的非同步性，并不意味著城鄉教育一體化建設在各層級政府開展的有先有后。城鄉教育一體化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各層級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只是在不同時期各層級政府的側重點和實現程度有所不同罷了。

二、教育的本質：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實質

從以往的研究來看，不管是區域一體化理論還是城鄉一體化理論，都主要是從經濟方面展開，雖然也涉及到了社會的其他方面，但并不是主流，研究也并不成熟。教育作為一個與經濟并不相同甚至差別很大的領域，雖然我們可以從城鄉經濟一體化研究中得到很多啟示，但是城鄉教育一體化肯定與城鄉經濟一體化有很大差別。如果不注意這種差別，而盲目借鑒，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1. 城鄉經濟一體化與制度

從整個人類發展史來看，城鄉經濟關系經歷了一個鄉育城市城鄉分離城鄉融合的演變過程，具有很強的客觀性。城鄉經濟分離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它的產生源自于城鄉經濟結構的差異。在發展中國家，城市以現代化的工業部門為主，而農村則以傳統的農業等部門為主，工業和農業的生產效率存在著很大的不同，這是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形成的根本原因。要想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必須要拉平城鄉之間生產效率的差距。當農村農業部門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勞動力過剩的情況，并呈現出無限供給的趨勢，這時農業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出現停滯甚至負增長。如果要想繼續提高農業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就必須轉移過剩的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村農業人口。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不斷轉移，農村人口不斷減少，城鄉之間生產效率的差距不斷縮小。當農村人口減少到一定的程度，城鄉之間的生產效率趨于一致時，城鄉二元結構就會得到消除。雖然包括經濟在內的一切社會領域的活動，都是由人來完成的，但是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形成不是作為參與主體的人有意識建構的結果，而是源自于社會自然分工所造成的工農差別。所以說，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的形成更多的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

傳統經濟學只關注土地、勞動、資本等實體性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把制度作為既定的前提。新制度經濟學開始把制度作為影響經濟的內生變量納入到經濟學研究的核心位置，用制度及制度變遷來解釋經濟發展的效率問題。制度到底是作為外生變量還是內生變量來影響經濟，在這一點上可能還存在爭論，但是作為影響經濟的一個要素是確定無疑的。用新制度經濟學的解釋就是，制度規定了產權結構和游戲規則，從而約束了人的行為和經濟效率。但是，無論如何，制度本身并不等同于經濟，最多只是影響經濟的一個要素。并且，經濟自身有著客觀的發展規律，制度的制定也必須遵循這些規律，而不能隨心所欲地建構，否則就會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樣，對于城鄉經濟一體化建設來說，對制度的選擇不同，可能會影響其發展的路徑和走向，但并不會改變經濟規律本身。

2. 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實質是制度建設

與制度外在于城鄉經濟一體化相比，城鄉教育一體化與制度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城鄉教育一體化就是城鄉教育制度（體制機制）的一體化，他們具有內在統一性。這是由教育的本質來決定的，教育活動與經濟活動有著很大的差別。

首先，經濟活動具有較強的規律性，而教育活動的規律性較弱。教育到底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長期以來存在爭論，這實際上也是人們對教育究竟存不存在規律的爭論。既然教育沒有或只有弱規律性因素的制約，這使得人們在從事教育活動的時候可以發揮更大的主觀能動性，根據一定的價值取向來建構教育制度。

其次，正規的學校教育是隨著國家的產生才開始出現的。從廣義的教育活動來看，它與經濟活動一樣是隨著人類的產生而同時出現的，誕生于國家之前。但是，對于學校進行的正規教育活動而言，它產生于國家之后。這種現象說明，教育是作為國家的一種制度建構而存在的。

再次，從國民收入的分配來看，教育處于再分配領域。國民收入的分配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階段。初次分配是在物質生產領域內進行的分配，與人們對生產要素的占有情況和談判能力的強弱密切相關。教育不屬于物質生產活動，只能通過財政和政策等手段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實現正常運轉。財政和政策等手段本質上是一種制度保障。

最后，從產品性質來看，教育屬于公共產品。根據世界各國的通例，人們都把教育視為一種公共或者準公共產品，由國家出資來興辦教育，義務教育尤其如此。由國家出資興辦本質上就是一種制度供給。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從宏觀意義上講，教育與制度是內在統一的，教育本質上是一種制度建構，對于城鄉教育一體化建設來說同樣如此。

3. 城鄉教育一體化與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區別

通過以上分析與比較可以看出，教育與經濟有著很大的差別。經濟與市場聯系密切，而教育與制度安排和政策選擇有著更為直接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根據實施主體的不同，制度變遷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政府主導通過強制力來實施完成的變遷方式，即強制性制度變遷；另一種是社會和個人為獲得潛在利益而進行的制度變遷，即以需求為主導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對于城鄉經濟一體化建設來說，由于其與市場聯系密切，以需求為主導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更多一些，市場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而對于城鄉教育一體化建設，由于其與經濟的差別，決定了政府是促使其發生變遷的主導力量，特別是在中國的集權式政治結構中，政府擁有絕對的政治力量對比優勢，而且還擁有很大的資源配置權力，能通過行政、經濟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約束其他社會行為主體的行為 [3 ]。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鄉教育一體化建設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市場的地位在其次。關于這一點，眾多的研究者也有著充分的認識，研究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學者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其實質就是制度問題。

三、一體化研究的不同范式及相互關系：可能的研究路徑

當前，在我國的城鄉教育一體化研究當中，大體存在著3種不同的研究范式：結構功能主義范式、博弈論范式以及制度主義范式。

結構功能主義是現代西方社會學中的一個理論流派。它認為社會是具有一定結構或組織化手段的系統，社會的各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關聯，并對社會整體發揮著必要的功能。整體是以平衡的狀態存在著，任何部分的變化都會趨于新的平衡。功能主義的基本觀點是 [4 ]：第一，系統優先于其各個構成要素；第二，系統的構成要素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第三，系統的各個構成要素都有一定的功能，或正功能，或負功能；第四，每一個系統都是各部分良好結合的有機整體；第五，社會是具有自我調節機制的相對穩定的結構；第六，社會系統的良好運轉，需要社會成員價值觀念的一致與共同目標的達成；第七，社會的主導狀態應該是穩定的秩序，而不是分歧和沖突；第八，社會系統要穩定，有些功能條件就必須得到滿足。城鄉教育一體化研究當中的功能主義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功能方法的基本觀點，如有的學者指出，城鄉教育一體化是指在教育發展中，不能把城市和鄉村看成是兩個獨立的系統，而要把它們視為一個整體，打破城鄉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束縛，以系統化的思維方式，推動城鄉教育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共同實施教育的現代化 [5 ]。還有的學者指出，城鄉教育一體化是指整合城鄉教育資源，統籌城鄉教育發展，構建雙向溝通、動態均衡、良性互動的教育體制機制 [6 ]。

博弈論是指研究多個個體或團隊之間在特定條件制約下的對局中利用相關方的策略，而實施對應策略的學科。有時也稱為對策論，或者賽局理論，是研究具有斗爭或競爭性質現象的理論和方法。目前在經濟學、政治學、軍事戰略和其他很多學科中都有廣泛的應用。在城鄉教育一體化研究當中，筆者曾運用博弈論方法，選取政府、社會與受教育者三方作為權力與利益博弈的主體，來解釋城鄉教育制度的變遷過程 [7 ]。城鄉教育一體化作為一種制度創新，也是各教育主體博弈的結果。

制度，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基本范式，一直非常寬泛。制度主義范式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組織分析等諸學科中的興起，構成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趨勢。制度作為社會科學分析的一種范式，因為不同的假設、邏輯以及主張而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構成了不同的制度分析觀。雖然不同的制度學派主張不同，觀點各異，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十分重視制度的重要作用。研究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學者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其實質就是制度問題。有人指出，從城鄉教育均衡到城鄉教育一體化是理念變革與制度創新 [8 ]，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本身就是制度問題，破解城鄉教育二元結構，推進和實現城鄉教育一體化必須從改革制度入手 [6 ]。

上述3種研究范式對于理解和實施城鄉教育一體化建設都具有非常大的啟示作用，但是和任何一種理論一樣，每種研究范式在具有自己優勢的同時，也存在著自身的局限性。結構功能主義范式雖然指出了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應然狀態，但是功能主義者一般最關心社會結構的靜力學，而較少關注社會結構的變化；致力于發現社會的穩定，而不是社會變遷；是一致，而不是沖突；是因循，而不是創新；是規范的拘束力量，而不是規范據以建立或被新規范所代替的機制 [4 ]。正是由于這種原因，結構功能主義的視角就很難說清楚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應然狀態是如何達成的，其動力機制何在。而博弈論范式，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沖突論范式恰恰解決了“功能主義者不能在他們自己的理論中提出和處理一個充滿了沖突與需要根本改革的當代社會中的主要問題” [4 ]。與功能主義關心一致、調適與合作不同，沖突論則關心沖突與斗爭。功能主義研究一種因素對于另一種因素的適應，沖突論則研究它們不協調的程度。前者視社會體系的均衡為關鍵概念，后者則認為系統的變遷至關重要。沖突論雖然解決了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但是與功能主義者將穩定與均衡視為社會的主導秩序一樣，沖突理論則假設人類社會是一個持續的變遷流轉過程，從一個極端進入了另一個極端。制度分析范式的出現，為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架起了一座橋梁。

以往，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領域，都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對制度概念進行了理解。盡管對制度的理解形形，但總體上都傾向于在規則、規范性這一維度上理解“制度”概念。規則本身就是一種結構。當代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就曾從結構的維度理解“制度”概念，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吉登斯認為社會自身再生產具有“結構性特征”，并且這種“結構性特征”最根深蒂固，而“結構”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反復采用的規則與資源。吉登斯事實上將制度規定為一種結構，這個結構具有穩定性與持久性特征 [9 ]。它具有實踐的特征，是人類較穩定的行動程序。通過這一理解，就把制度與結構功能主義所倡導的秩序與系統結構聯系起來。那么，由此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制度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從博弈論的視角來看，博弈是社會主體從各自的動機出發相互作用的一種狀態，制度與博弈之間的關系是多方面的：第一，制度是博弈的均衡，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博弈會形成制度或制度體系，即關于博弈如何進行的共有信念的一個自我維持系統，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規范、約束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或行為選擇；第二，制度是多樣化的，通常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博弈或相互作用是在先前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進行的，也就是說，人的行為或多或少受到制度的制約。而隨著人與人之間的博弈或相互作用的進行，制度會隨著時間、技術、偏好等其他因素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這就是制度變遷。所以，制度變遷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主體之間的博弈過程。同時，人們又會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相互作用即博弈，如此循環往復，人類在曲折中不斷進步與發展。

雖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研究假設以及研究方法上存在著很大差別，但是不同的理論視角是互相補充的，我們力求的是視界的融合，而不是用某一理論視角解釋所有的問題，這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在以往的文獻當中也很少有用單一視角來研究城鄉教育一體化問題，只不過很少有作者意識到自己在研究當中的這種視角的轉換。比如在談到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未來樣態時，多數學者用到的是功能主義的視角，而在談到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時，卻又不自主地轉入到制度主義的視角，在解釋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問題時，有些學者則采用了沖突論的視角。因此，并不存在一個關于城鄉教育一體化的統一理論研究框架，城鄉教育一體化研究路徑應該是整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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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理性預期學派簡介

理性預期學派是在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國家經濟普遍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陷入困境時從貨幣主義學派中分化出來的一個自由主義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盧卡斯（Lucas，1937～）。1972年經濟學家盧卡斯發表了《預期與貨幣中性》一文，首次將理性預期假說引入到宏觀經濟問題分析。之后，理性預期概念被廣泛運用到各種經濟問題分析中，一些崇尚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盧卡斯、薩金特、華萊士、巴羅等人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他們以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為假設，從微觀個體最優化行為出發、試圖建立與微觀經濟學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盧卡斯及其追隨者也因此被稱為理性預期學派。

二、理性預期學派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的貢獻

理性預期學派是打著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干預政策的旗幟登上歷史舞臺的，因此在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方面，他們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貨幣短期非中性理論，并基于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假設，發展了貨幣主義的貨幣長期中性理論。總的來說，理性預期學派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盧卡斯首次將貨幣區分為預期貨幣與未預期貨幣兩部分。并認為預期貨幣供給不會對產出產生影響，而未預期的貨幣供給變化會因為給公眾造成信息障礙而帶來產出的暫時改變，但他同時也認為理性的公眾會很快修正錯誤的預期，這種短期效應也會隨之消失，所以在長期，無論是預期貨幣還是未預期貨幣都是中性的。盧卡斯還把未預期貨幣供給導致的產出波動看成是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源，據此他提出了有名的貨幣周期理論。

（二）薩金特和華萊士在盧卡斯的影響下，分別于1975年和1976年連續發表了《理性預期，最優貨幣工具和最優貨幣供給規則》、《理性預期與經濟政策理論》兩篇論文，提出了著名的隨機貨幣中性定理。該定理認為，中央銀行根據共同信息集合制定的任何有反饋規則的貨幣政策都是無效的，這種貨幣政策會通過公眾提前做出反應而被價格完全中和，只有意料之外或者愚弄大眾的貨幣政策才會影響產出，但這只能加劇經濟波動。因此，薩金特和華萊士認為貨幣當局利用貨幣政策來消除經濟周期的努力是徒勞的。

（三）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人將政府決策作為政策制訂者與公眾之間的一個博弈，利用博弈論的方法證明了貨幣政策無效性。他們認為公眾和政策制定者都應該是理性預期的最優化者，雙方都存在一個最大化目標函數，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是兩者相互博弈的結果。通過運用博弈論方法研究，他們最終證明了貨幣政策的無效性。

（四）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以一般均衡方法為基礎，通過理性預期、市場出清、行為人最優化選擇等假設條件為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構建了微觀基礎。與古典學派和貨幣主義的貨幣長期中性理論相比，通過這種改進，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長期中性理論更加牢固地扎根于瓦爾拉斯傳統。

三、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政策

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從貨幣主義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它也被稱為“第二號貨幣主義”。在貨幣政策方面，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與貨幣主義大致相同，他們都認為貨幣因素是經濟周期發生的根源，因此強烈反對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同時他們又都認為貨幣是經濟增長的劑，隨著總產出增長，貨幣必須增長，且兩者的增長速度要保持一致；另外，他們都重視預期因素對經濟的影響，強調政府制定貨幣政策應該取信于民，可信度高，以便能讓公眾形成正確的預期。為了能讓中央銀行嚴格執行該規定，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提出了從制度上對中央銀行行為做出有效制約的建議。在具體的貨幣政策建議上，理性預期學派也贊成貨幣主義提出的單一貨幣供給規則，只是不同意弗里德曼提出的貨幣每年以4%的速度增長的具體建議，盧卡斯認為存在很多種固定貨幣供給規則，具體選哪一種，應該綜合考慮經濟的各個方面，但盧卡斯本人也沒能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就像他所承認的那樣，在當時，理性預期學派也沒能提出一種更加理想的貨幣政策。受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影響，70年代中期以后，公眾反對政府干預的意向逐漸加強，一些限制聯邦政府預算和更加透明的貨幣政策也開始納入美國政府的政策議案中，以盧卡斯為首的理性預期學派深受鼓舞，大力宣傳弗里德曼提出的固定貨幣供給政策規則建議，認為這種政策要強于對短期問題解決得時好時壞，而對中長期問題則毫無辦法的凱恩斯主義政策。

四、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政策評價

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把理性預期引入到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問題分析中，并在完全信息、市場出清前提下，為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構造了堅實的微觀基礎。盧卡斯通過把貨幣區分為預期貨幣與非預期貨幣，得出了預期貨幣呈中性，非預期貨幣會引起產出波動的結論，并由此提出了貨幣周期理論。從這些角度來說，理性預期革命可以與它半個世紀前的凱恩斯革命相比，但鑒于理性預期學派反對各種剛性存在、反對政府干預、反對適應性預期、堅持理性預期，使得它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外來攻擊。

首先，人們對它的一些理論假設提出了各種疑問。阿羅就曾帶諷刺性地說：“理性預期假說把經濟人當作高明的統計學家，能夠分析經濟制度未來的一般均衡狀態。”希勒也認為：“要想達到理性預期的條件，每個個人交易者都必須具備難以置信的能力和意愿去計算，交易本身顯然沒有如此復雜。”，并且由于經濟中各行為主體獲取信息、處理信息的方式不同，承擔獲取信息成本的能力不同，以及對所獲信息有效利用的程度不同，每個主體的預期也不會完全相同，從而很難得出貨幣政策中性的結論。另外，理性預期學派的市場出清假設也引致了一些類似對古典學派市場出清假設的批判。

另外，理性預期學派把經濟周期產生的原因歸結于市場分割造成的信息障礙也難以讓人信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官方貨幣供給數據的大范圍公布只存在短期時滯，因此，對于理性預期意義上的未預期到的貨幣供給，其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很難將實踐中觀察到的經濟周期的劇烈波動歸咎于它。一些計量經濟學家在考察由名義利率、貨幣供給、價格水平、產出量、四變量組成的自回歸模型中，發現并不存在由貨幣供給到產出的格蘭杰原因，此外，薩金持、巴羅等人也用實際數據檢驗了貨幣周期模型，他們并沒有得出像盧卡斯那樣樂觀的結論，他們的檢驗結果表明：“貨幣周期理論在解釋極端情況方面是很不錯的，但對于價格水平和產出水平一直比較穩定國家的解釋則并不理想。”還有一些政策與模型預測的結果則是相反的，比如在里根政府執政時期，為了降低通貨膨脹率.里根明確表示將實行減緩貨幣增長率的政策，按照盧卡斯的觀點，這種系統化的貨幣政策屬于被預期到的事件，不會對產出產生影響，但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似乎否認了盧卡斯的理論，這一事實對貨幣周期理論形成很大打擊。

真正給予理性預期學派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致命一擊的是真實周期學派，該學派通過對現實經濟周期的模擬實驗表明：來自技術進步、偏好改變等真實因素沖擊能夠解釋經濟周期期間70%的產出波動，而貨幣變動對產出造成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因此他們認為貨幣并不是造成經濟周期的主要原因，他們還提出貨幣不僅在長期，而且在短期也是中性的。此外，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還認為貨幣是內生于經濟的，貨幣供給受制于實際產出的變動，在經濟擴張時期，交易的擴大或對未來交易擴大的預期會導致對貨幣需求的擴張并引致貨幣供給的調整，同理，在經濟衰退時期交易的減少和悲觀的預期也會導致對貨幣需求減少引致貨幣供給的調整，中央銀行并不能隨意控制貨幣量的變動。總之，在一系列真實周期模型中，貨幣都被當成一種與產出無關的名義變量被排除在模型之外，貨幣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篇8

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蓬勃發展。由于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變化，匯率、利率變動頻繁，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再加上科學技術特別是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傳統的金融業務已經不能滿足銀行自身發展的需要和客戶融資的要求，從而推動著金融不斷的創新和發展。金融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人們將金融領域的這一系列變化稱之為“金融創新”。當代區域金融創新理論起源于本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進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國外理論研究現狀

為了從理論上闡述區域金融創新，西方經濟學家陸續提出不少不同的見解，由此產生了許多不同的理論流派，形成了色彩繽紛的當代區域金融創新理論流派。

在20世紀60年代-90年代,歐美國家有大量的學者研究了區域金融問題,根據SheilaC.DOW、Carlos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關于區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從宏觀貨幣經濟學展開的,研究的主要內容有: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貨幣主義模型和凱恩斯主義模型)、公開市場操作的區域影響、區域貨幣乘數、區域金融市場(區域利率差異、區域信貸市場),此外,一體化金融市場內部區域金融發展差異的影響(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區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爾柏（W.L.Silber）從供給角度來探索金融創新。西爾柏研究金融創新是從尋求利潤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創新最積極這個表象開始的，由此歸納出金融創新是微觀金融組織為了尋求最大的利潤，減輕外部對其產生的金融壓制而采取的“自衛”行為。西爾柏從金融機構的金融業務和工具創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創新理論對于從供給角度研究金融創新時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

凱恩（E.J.Kane）提出了“規避”的金融創新理論。所謂“規避”，就是指對各種規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實行回避。“規避創新”，則是回避各種金融控制和管理行為。它意味著，當外在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與機構內在要求相結合，回避各種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就產生了金融創新行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漢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創新理論的基本命題為“金融創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這個命題報考兩層含義：（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創新的首要動機，交易成本的高低決定金融業務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實際意義。（2）金融創新實質上是對科技進步導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應。

威廉·L·斯爾帕(William.L.Silber),美國著名的經濟和金融學家,他在1983年5月發表了《金融創新的發展》一文,在文中他詳細闡述了金融創新的原因,并用直線程序模型加以說明。斯爾帕認為：創新活動是經濟推動力的產物，在金融部門中，不定期的觀察結果表明大多數金融成果都源于經濟刺激。金融創新是微觀經濟的框架，它是約束誘導、技術的進步和立法的結果。

二、國內理論研究現狀

對中國區域金融創新的研究，中國的金融學者們做了較為系統的理論研究。

張軍洲博士在《中國區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區域金融的概念內涵：區域金融理論是以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金融發展空間結構變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區域金融是指一個國家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況，在外延上表現為具有不同形態、不同層次、和金融活動相對集中的若干金融區域。他對區域金融概念的內涵要素進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間差異要素。二是金融結構與發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與輻射功能差異要素。四是環境差異要素。這些要素的差異形成了區域金融概念的豐富內涵。

唐旭博士在《貨幣資金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1999）中主要從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類型出發，討論了區域經濟發展引起的資金流動的原因、途徑、趨勢、效果，以及資金流動引起的經濟效果的實證分析；指出隨著經濟計劃體制的轉型，資金流動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導致了區域資金流動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國內資金分布和流動規律的基礎上，制定差別政策，顯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順喜在《體制轉軌中的區域金融研究》中對體制轉軌中的中國區域金融發展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他們運用實證的方法研究了我國東西部區域金融的差距，運用交換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國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的一些措施。他們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他們認為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金融結構構成了區域金融研究的主題，也是區域經濟學發展的核心。他們強調了中央、地方與企業三方的利益沖突，蘊涵了博弈論的思想。他們的研究較為全面。

劉仁武博士在《區域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與實證研究》（2002）中通過區域金融結構和進入發展理論框架，運用實證的方法討論了區域金融的均衡、區域金融調控、區域金融風險控制的問題。劉仁武對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的概念進行了創新，提出了金融結構健全和金融發展可持續的理論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國區域金融研究》(2002)中對區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疇進行了理論界定，認為區域金融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態;提出區域金融成長的概念;指出時空性、層次性、吸引與輻射性和環境差異性共同表現為區域金融的屬性;從質和量兩方面對區域金融成長的規定性進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區域金融創新理論研究的展望

區域金融創新理論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體化的金融中心創造出連續24小時連續運轉的金融市場。作為國際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血液循環作用的金融市場，其蓬勃發展的基礎是金融創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區域金融創新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從而區域金融創新理論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區域金融理論還將面臨更多挑戰，需要我們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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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圖分類號：G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4-0184-01

1 引言

我國著名情報學家嚴怡民教授認為：“情報學是研究情報運動的四個基本環節――情報的產生、情報的組織、情報的傳遞以及情報的吸收和利用特點和規律的科學。”情報學產生于情報工作的具體實踐，必然會隨著情報工作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計算機、通訊技術在情報工作中的應用，極大地拓寬了情報工作的范圍，豐富了情報學理論研究的內容。這一時期，是情報學技術發展的時期。在情報采集、加工、處理方面，數字化技術取得較大進展；在檢索技術方面，數據庫技術、導航與搜索引擎技術、自然語言理解技術、全文檢索技術、多媒體查詢技術、跨語言檢索技術、人機交互技術、數據挖掘、知識挖掘、知識發現技術、智能接口技術及元數據技術等取得了一定突破；在知識處理與表達技術方面，文本內容的自動處理、自動分詞、自動標引、自動分類、自動文摘及專家系統等取得了一定進展。此外，信息網絡安全技術與知識產權保護技術都得到了重視和相應的發展。

隨著學科的發展和人們對社會情報現象認識的深化，情報學在國內學術界和社會上的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重要例證之一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評議組于1996年在討論調整博士學位教育專業目錄時，經過認真研究，一致同意將“圖書館、情報、檔案管理”列為一級學科，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三者分別列為二級學科。今后有關情報的碩士、博士學位授權點的名稱統一稱“情報學”，而不再稱“科技情報”了。同時，繼武漢大學之后南京大學、北京大學相繼建立了情報學博士點。這個重要的變化，標志著我國情報學的研究和學科建設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2 圖書情報學的形成與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情報學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誕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學科，并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信息經濟學的完善。信息經濟學是情報學與經濟學結合的產物，表明情報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因素。近十年來，我國學者在廣義信息經濟學和狹義信息經濟學兩個分支領域都開展了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不少文獻從經濟學角度，運用經濟學方法來研究信息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比例；對信息商品、信息市場、信息資源、信息服務業、信息產業、信息政策等現代社會的信息經濟活動與規律進行研究；對新興的電子商務及電子商務中的信息流、網絡經濟等問題進行研究。同時，對圖書情報系統在改革中提出的新觀念、新問題進行廣泛的探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維迎教授的《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是我國學者首次對非對稱信息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進行的開拓性研究。

知識組織理論的產生與發展。近十年來，知識組織的研究活動有了較大的發展，1989年在德國法蘭克福成立了國際性學術機構“國際知識組織協會”（ISKO）；1996年，ISKO華盛頓會議決定將ISKO秘書處遷至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學院。此外，自1993年1月1日起，歷史悠久、影響廣泛的國際性學術刊物《國際分類法》（IC）更名為《知識組織》（KO），由ISKO主辦。雖然基于網絡的超文本的實現，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了布魯克斯“知識地圖”的設想，然而，目前還沒有找到恰當的知識表達和計量方法。因此，我國學者馬費成教授1996年在《情報學的進展與深化》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目前知識組織是情報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圍繞這一問題，情報學研究者進行了一系列探討，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元數據、知識結構、知識發現、知識挖掘、知識倉庫、知識庫管理系統等等。

知識管理研究的興起。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全球網絡化、信息化而來的知識管理熱潮方興未艾。情報學界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文獻管理的基礎上，探討一般意義上的信息管理、知識管理的理論與方法，研究知識在組織中的生產、組織、管理、創新、增值等規律；同時也對企業信息管理、企業知識管理進行研究。近年來，知識管理新的動向和趨勢主要表現在：①1999年11月召開的美國情報學會（ASIS）'99年會的主題為“知識的創新、組織和利用”，它對世界范圍的圖書情報學研究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ASIS（后改為ASIST）還專門成立了“知識管理”專業委員會；②國際圖聯（IFLA）召開了主題為“圖書館和圖書館員：知識時代的變革”的2001年年會，其目的是增強圖書館員在知識時代的地位、作用和責任感；③2001年6月在泰國曼谷召開的聯機信息和教育2001年會議的主題是“現代圖書館如何管理知識”；④國際文獻信息聯合會（FID）在其網站中專門開設了“知識論壇”欄目，旨在促進全球圖書情報人員就知識管理的學術與經驗進行交流；⑤國外出現了一批相關研究著作與論文；⑥知識管理已成為國外許多大學圖書情報學院的課程，并出現了以此為主要內容的各層次的專業教育。從1998年開始，國內對知識管理的研究不斷升溫。據報道，已發表了知識管理及其相關論文350余篇，分別從知識管理的基礎理論研究、技術研究、措施研究和應用研究等方面論述了知識管理研究進展。國內對知識管理的定義，比較贊同邱均平教授引用Yogesh Malhotra的定義，認為“知識管理是當企業面對日益增長著的非連續環境變化時，針對組織的適應性、組織的生存和競爭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種迎合性措施。

3 情報學發展的哲學思考

技術是情報學發展的推進器。近十年來，網絡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情報工作的模式，推動了情報學的發展，使情報學的研究內容、研究對象及基礎理論在網絡環境下得以豐富和發展。可以說，沒有因特網和網絡技術，就沒有網絡信息計量學與網絡信息檢索。

社會信息需求是情報學發展的根本動力。情報學作為一門不斷發展的科學，它的發展是人類日益增長的文獻信息需求和情報學自身發展中的矛盾運動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隨著計算機、通訊技術的發展，社會提出了向數字化和網絡化發展的需求，從而推動情報活動從傳統情報活動發展為現代社會情報活動，情報學理論從傳統情報學理論發展為現代情報學理論。

分化與綜合的交替運動是現代情報學的發展規律。20世紀90年代，現代情報學發展呈現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新態勢。一方面，表現為主體對象――情報范疇的迅速擴展，即由“部分對象發展為全對象的對象趨全性”，即情報的概念由科技情報向人類社會的全情報――社會信息延伸；另一方面，表現在情報學與其他學科的廣泛而全面的交叉、分化與整合的相互作用過程。近十年來，情報學與其他基礎學科之間不斷地交叉、分化和融合，產生出許多新思想、新概念、新技術、新方法和新理論，孕育和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分支學科。

時代觀是情報學發展的顯著特征。情報學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這是符合科學的“運動觀”和“發展觀”的。從科技情報觀（小情報觀）到大情報觀（信息觀），再到知識觀的演變，在每個時期都具有不同的研究內容和研究重點，突出地反映了情報學研究與時俱進的時代特點。

參考文獻

篇10

在我國圖書市場上，經濟學教材可謂是供大于求了。現代經濟學以特有的魅力吸引著更多的讀者和作者，經濟學思維在我國廣為流傳并深入人心;同時，現代經濟學對教師講授經濟學課程提出更高要求，為學生學懂、學好經濟學，既提供了便利又設置了諸多障礙。

經濟學教材版本繁多

有教育部推薦系列，有清華北大系列、有北方系列、南方系列、還有各高校自己的系列。質量參差不齊，特色各有千秋。而作為初學者，可能不會判斷哪本適合自己，哪本不適合自己。教師應該為學生選擇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最新版的教科書。因為權威的經濟學家對理論的把握準確，能深入淺出地寫出主流經濟學的原理與政策和經濟學的最新成果，而且因為權威的經濟學家最注重自己的名聲，他們沒有必要靠出一本新書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可能為了稿費而濫竽充數地出書，他們的聲譽就是質量的代號，而且名字就是一種品牌。當然還有一種人編寫的經濟學教材不得不被重視，就是在教學第一線講授經濟學十幾年的教師編寫的教材，這種教材最有針對性，最懂怎樣的編寫體例適合學生的思維邏輯，這樣的教材集各大家之所長最利于學生入門 ，利于啟發年輕教師如何講授經濟學。

體系繁多綱目各異

有的書把“消費者行為理論”歸為“需求理論”，有的書把“廠商理論”寫成為“市場理論”前后順序顛倒。作為教師要知道萬變不離其宗的道理，首先做到博覽群書清晰地掌握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尤其是注意上好“經濟學概論”這門課，這有兩個目的:一是把經濟學結構展現給學生，使學生認清經濟學的“基礎”、“結構”、“門道”和“高度”，為以后學生學習奠定了基礎。二是把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發展脈絡、學生可能遇到的思維障礙交代給學生，使學生迅速克服思維定勢，為后續順利學習打下基礎。

同一原理或定律表述方式繁多且內容不盡相同

奧肯定律在曼昆的《宏觀經濟學》里是這樣表述的:“如果失業率保持不變，實際增長率3%左右。這種正常的增長率是由于人口增長、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引起的。此外，失業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實際GDP減少2個百分點”;在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里是這樣表述的:“當經濟擺脫一次衰退時，產量增加的比例高于就業增加的比例，當經濟進入一次衰退時，產量減少的比例高于就業減少的比例。……就業每增加1%，產量增加3%”;在多恩布什和費希爾的《宏觀經濟學》里是這樣表述的:“當增長高于2.25%的趨勢增長率時，失業率是下降的。尤其是，對應實際GDP增長在一年內持續高于趨勢增長率的每一個百分點，失業率會下降半個百分點”;在宋承先《現代西方經濟學》里是這樣表述的:“假如GNP*(潛在的)的增長率為X%，當一年的事實上的GNP的增長率超過GNP*的增長率2.5%，可以使失業率降低1%”;在梁小民的《西方經濟學教程》里是這樣表述的:“失業率每增加1%，則實際國民收入減少2.5%;反之，失業率每減少1%，則實際國民收入增加2.5%”。

關于奧肯定律的條件，多數教材并未提及，有的教材只是間接論述一點，學生須在字里行間理解其中的含義。這就要求教師在講課時把這種種說法都羅列出來，為以后學生看書指明方向。然后給學生總結:奧肯定律給出了失業率變化與增長率變化的反向關系，并且增長率變化比失業率變化的快。至于數字和條件的差異，教師應綜合各種教材的敘述為學生答疑解惑:在理解這一規律時應該注意:失業率與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之間是1:2.5的關系是一個平均數，是根據經驗統計資料得出來的。在不同的時期并不完全相同。在20世紀60年代，這一比率是1:3;在20世紀70年代，這一比率是1:2.5~2.7;在20世紀80年代，這一比率是1:2.5~2.9;目前許多美國經濟學家認為，這個比率已降到1:2。奧肯定律，主要適用于沒有實現充分就業情況，即失業率是周期性失業的失業率。在實現了充分就業的情況下，自然失業率與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這一關系就要弱的多，一般估算1:0.76左右。教師必須瀏覽各種版本的教材，從中歸納出前后一貫不失邏輯的綜合論述交待給學生。同時還說明經濟學教材原理、定律的闡述需要統一。

同一概念稱謂繁多

同一個概念在同一本書里說法前后不一，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書里定義不同。看起來前后矛盾。使學生學習起來疑問很多。如學生經常問:為什么GNP在國民收入核算中把它分解為國民凈產值(NNP)、國民收入(NI)、私人收入(PI)、個人可支配收入(DI)，但在以后論述中本來應該是“國民收入”的地方卻說成“總供給”呢?是“GNP”的地方卻說成“國民收入”呢?是“國民收入”的地方怎么又說成是“總產出”呢?個別教科書對這些問題做了事先規定或說明，但絕大部分教科書尤其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都未做出明確的解釋，似乎認為學生本該知道這些。教師在講國民收入分解時，就該強調只有在核算理論中才區分這些收入，在以后講國民收入變動規律時，以上所說的概念都認為是同意語。因為一些常數的差別不影響變動規律，對這些宏觀總量本質上的一致性要作進一步的解釋和說明。

再如:“邊際利潤”的概念，有的書叫它“貢獻利潤”，有的書叫它“增量利潤”;還有:哈羅德——多馬模型中的“增長率”，有的書稱做“有保證的增長率”，有的書稱為“可靠的增長率”，有的書又叫“均衡增長率”，還有的書稱做“合意的增長率”，上述多恩布什和費希爾的書里叫它“趨勢增長率”;還有關于恩格爾系數有的書定義為“食物總開支比上總開資”，有的書把他定義為“食物總開支比上總收入”等。那么這就要求教師，授課遇到類似問題時，要盡可能的窮盡所有書的各種論述，并加以詮釋。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學生學習的“痛苦”指數，使學生順利掌握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