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政治發展的方式，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G6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1―0174―04

植根于社會與人的發展訴求之中的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既是對現代社會和人的發展的現實回應，也為現代社會和人的發展提供了一條可能之路，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個要素和環節，如概念、本質、功能、價值、目標、內容、方法等。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體執行者、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觀念體制的貫徹落實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師，其活動的方式、本質、功能和價值又必然會隨著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方式、本質、功能和價值的發展而發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師只有認識并積極適應這種發展，才能不斷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一、伴隨著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方式的發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師活動的方式應從單子式主體向交互式主體發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師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活動方式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方式。

從人的活動的視角來看，由于人們有更好地生存并發展自己的需要，尤其是有德行修養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剛好能滿足人的這種需要，于是就成為人們發展自己，尤其是發展思想品德的一種重要方式。也就是說，思想政治教育是“人類本身的一個業已形成的、特有的生存發展方式”“是人們認識和發展自己的一種重要方式，是人的需要和生命活動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德育功能之所以能夠展現和實現，根本在于人有德行修養的需求”。

在這個活動過程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以社會主導的思想道德文化為共同的活動客體結成了“主體一客體一主體”的交互式主體關系，并通過多種方式開展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動，對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構建活動的動力系統、導向系統和調控系統產生積極的影響，從而引導受教育者吸納、認同一定社會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促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發展由自發狀態轉變為自覺的思想品德構建活動。而且，當思想政治教育預期目標完成后，教育者也能夠得到更多的教育知識和經驗，對自己所從事事業的價值與意義也能有更深的理解。因此，對教師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個思想品德構建的活動過程，這就是所謂的“教學相長”。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主體和受教育者主體在與社會主導的思想道德文化相互作用中不斷構建其精神世界和價值生活的過程，是人通過自己的活動將外在的思想道德文化、社會的精神財富轉化為自身思想品德發展并創造新的思想道德文化的過程。

因此，作為從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師，再也不能以單子式主體開展活動，而應該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學生和自己的一種生存和活動方式，在按一定方式形成的教育共同體中與學生進行合作、溝通、交流、對話、競賽等交往教育實踐，關注滿足學生的精神需求，并促進自身的發展。而且，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創造性的實踐活動，任何單一的主體觀都可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主體一客體”的模式中，使本應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變成一種“工藝性”的工作流程而產生機械化模式傾向。為什么以前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受歡迎，實效性不佳，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因為我們的教師往往把自己擺在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地位，只知道“我打你通”式地單向灌輸，忽視了與學生之間的交互作用。

二、伴隨著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發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師活動的本質應從工具性向目的性與工具性的統―，發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師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活動本質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決定。

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對意識形態的宣揚滿足了階級統治的需要而成為工具。在階級社會，思想政治教育成為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具有歷史必然性。馬克思認為，“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也就是說，統治階級為了確保本階級的思想占統治地位，就要像支配物質生產資料一樣，支配精神生產資料，也就是發展與一定經濟基礎相適應并為一定經濟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機構，思想政治教育機構就是其中的一種。因此，出于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維護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和統治地位的需要，任何階級社會都要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然而，我們并不能因為思想政治教育滿足了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具有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和統治地位的政治功能就認為它的本質只是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教育，在教育過程中滿足人的需要，促進或實現人的發展與完善才是最根本的事情。這種以人為目的，為人的發展和完善服務的內在價值，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所在。所以，我們不僅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為階級、為社會服務的一面，也應該看到它作為一種教育活動有其“建設人自身”的根本屬性。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屬人性，以及它對人實行精神引導，促進人的發展，才使其具有根本目的性。也就是說，探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既需要考察其滿足階級與社會需要的一面，更需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去追求它的屬人性，既要看到它的工具性本質，也應該看到其目的性本質。

表面上看，工具性與目的性是對立的，但這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表現，在實質上，兩者是統一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工具性是在實現目的的過程中的表現，目的性本身就包含有工具性的成分。兩者的區分只不過是對思想政治教育認識的角度與層次不同而已，“相較而言，工具性是低層次的屬性，目的性是其終極屬性”。強調工具性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所體現的意識形態、所表現的階級實質，不會因為全球化、社會化的趨勢而消失；而以人為本、建設人自身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性之使然，是其教育職能的深層應用，這不僅沒有違背工具的效能，相反卻使思想政治教育為階級、為社會服務的職能放置于目的性基礎之上。工具性正因為有了目的性而有了發展的根基，目的性正因為有了工具性而有了社會的支撐。

綜上所述，只有工具性(維護階級統治需要)與目的性(滿足人的發展需要)相統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強調或忽視、淡化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可取的。

因此，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師，必須改變傳統的、本質上是疏離社會生活，只是滿足政治需要、服務政治要求的工具的“傳聲筒”、“社會代言人”角色，轉而從“現實的個人”的需要出發，貼

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學生，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既要站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培養人才的高度，向受教育者宣講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做理論的宣講者；同時也要以人為本，尊重受教育者的現實需求，從受教育者的實際出發，引導他們健康成長，做他們健康成長的引導者。從“傳聲筒”角色向“宣講者與引導者”角色的發展，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與目的性的統一對思想政治教育教師的新要求。

三、伴隨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價值的發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師活動的功能和價值應從側重社會功能、社會價值向社會功能與個體功能的統一、社會價值與個體價值的統一發展

思想政治教育教師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執行者，其活動的功能和價值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價值決定的。

教育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這一定義，揭示了教育的兩種基本功能和價值――促進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人的發展。

認為，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具有一致性。作為人與社會中介的教育，其基本功能在于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來促進人的發展，通過培養人來促進社會的發展。因此，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的一致性決定了教育促進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人的發展這兩個功能和價值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教育為促進社會的發展，就必須滿足人自身發展的需要，提高人的個體和群體的素質；教育為促進人的發展，就必須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使社會能提供人的發展所需要的物質和精神資源。

作為教育活動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樣具有促進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人的思想品德的發展這兩種基本功能和價值，而且兩者是統一的。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為實現或維護統治階級統治服務的同時，也對整個國家、社會的正常運轉與發展提供了思想保證與精神引導，是進行社會管理的重要方式。這基本上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即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時呈現出來的“維系社會生存、推動社會發展、實現社會管理”等功能和價值。的確，從‘‘社會哲學的視野來看，作為社會實踐活動和社會過程，思想政治教育是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并且在社會大系統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維持現存社會正常運轉，支持社會良性運行的一個重要系統，其“服從和服務于整個社會發展”的作用和“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地位是獨立的和不可替代的。

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與目的性時所強調的，思想政治教育塑造社會的人、滿足人的政治文化需要，固然有維護一個階級政治統治的現實，但對人的發展與完善的推動才是其真正的目的所在。“提升人性、促進人的發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本質表現”，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的本質是價值主體的需要――人的政治社會化的需要與思想政治教育屬性――滿足人的政治社會化屬性之間的對應關系的總和，是兩者質的規定性聯系而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的質的規定性的綜合統一。也就是說，思想政治教育不僅僅有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其目的性本質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還具有引導個體思想和行為、激發個體精神動力、塑造個體人格、規范調控個體思想和行為等個體功能和個體價值。而且，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功能只能是通過其個體功能來實現。“德育的個體主要表現為教育對象的品德發展思想政治教育最一般的意義和最直接的、個體的、本體的功能就在于人的改變”，思想政治教育最終是要通過人的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來推動社會進步。

雖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兩種基本功能和價值在本質上是統一的，但在教育實踐上，人們卻總是更加側重其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相對忽視了個體功能和個體價值。這種認識和實踐上的片面性，必然影響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事實上，盡管側重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是歷史地形成的，但歷史也同樣告訴我們，只有社會功能與個體功能相統一、社會價值與個體價值相統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是有生命力的、能持久發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因此，無論是從理論要求來講，還是從借鑒歷史經驗來講，或是從促進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發展來講，作為塑造人類靈魂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師，在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時，必須從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側重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的社會哲學范式中走出來，更加關注思想政治教育的個體功能和個體價值，實現角色的社會功能與個體功能的統一、社會價值與個體價值的統一，以人為本，通過引導、規范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為、激發受教育者的精神動力。

綜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又涵蓋了教育活動的全部過程和旨歸。思想政治教育教師從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要實現其活動的方式從單子式主體向交互式主體發展，活動的本質從工具性向目的性與工具性的統一發展，活動的功能和價值從側重社會功能、社會價值向社會功能與個體功能的統一、社會價值與個體價值的統一發展，就是要與受教育者一起，通過多種方式開展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動，引導受教育者吸納、認同一定社會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促進受教育者知、情、意、信、行均衡發展和思想品德自主建構。

[參考文獻]

[1]項久雨，思想政治教育價值與人的價值[J].教學與研究，2002，(12).

[2]張耀燦等，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論[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3]張澍軍，德育哲學引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李合亮，思想政治教育探本――關于其起源及本質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項久雨，思想政治教育價值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篇2

（一）大數據的概念和特點

大數據所指的不僅是規模，更是包括了數據形式的多樣性和數據儲存處理方面的復雜性。大數據在概念上指的是不僅大小超出常規，同時也有卓越的數據獲取、儲存和分析管理能力的數據庫。

大數據具有數量大、數據多樣、時效性高、價值密度低、真實性存疑的特點。互聯網中每一年所產生的數據量都是海量，數據的多樣性較高，數據處理速度異常快，但價值密度比較低，需要在大量數據中找出有價值的信息，另外，在網絡社交賬號中展示出的內容也往往是經過美化的結果，數據的真實性存疑。

（二）大數據時代的思維特征

大數據時代科技的進步也造成了思維方式的變化。大數據時代的思維方式與傳統的思維方式相比出現了比較大的差距。

大數據時代思維方式的變化首先是在事物之間的相關性方面。傳統的思維方式是找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并針對這一狀況制定出解決方案；大數據時代的方式則是搜集更多的數據，進行量化分析之后找出其中的關系，不考慮事件發生的原因而直接找出解決方案。而大數據時代的思維方式也更加注重對整體的把握，而這一思維方式的變化也導致了大數據時代對數據準確性的要求有所降低。只要能夠在龐大的數據量中找出事物發展的脈絡，小部分數據細微的不準確是可以容許的。

2 大數據時代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一）大數據時代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帶來的機遇

大數據時代的理念為思想政治教育展示了新的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通過對學生日常行為的管理，針對日常行為中的數據進行分析，能夠有效地掌握學生的思想行為，推動思教教育建設。另一方面大數據的全面數據化也能夠將學生生活中的行為完全數據化，根據學生的結束記錄、興趣愛好、社會關系和關注的社會熱點等元素進行數據化，將數據進行可視化處理，建立起數據建模，提供針對性的教學，解決學生生活中實際遇到的問題。

（二）大數據時代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帶來的挑戰

大數據時代對學生生活的全面掌握，導致產生了比較重大的倫理問題。首先是數據化是思維會導致將學生的情感和價值觀全部數據化衡量，而對數據的過分依賴也導致容易出現個人失去反抗性和批判性，學生身上被貼上了“標簽”。而大數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技術上遇到的問題也尚未得到解決，數據的收集、儲存、挖掘都有一定的技術上的不足，而大數據本身的安全問題也會導致個人隱私的暴露，從而造成學生的人身財產安全的問題，更有可能導致西方國家通過網絡技術上的優勢進行意識形態的影響。

3 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發展與創新

（一）樹立大數據理念

在大數據時代促進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發展和創新，首先需要正視大數據時代已經到來了的現實，建立起大數據發展的意識，強化對數據的敏感性，并且樹立起大數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將思維方式進行創新性的轉變，構建起一個以思想政治教育部門為主題，其他相關部門進行輔助的管理機制，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二）完善相關規章制度

建立起完善的相關規章制度能夠有效地推動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發展和運轉。教育部門推動相關的法律和條例的建設，健全對數據的監管和保密的措施，加強對數據安全的防控體系，構建起對數據牽涉的相關方進行責任承擔的合理機制，教育方位更好地展開教育，往往會在學生不知道的情況下追蹤學生的信息數據，這也對學生的隱私權造成了侵害，因此需要構建完善的相關規章制度。

（三）培養專業性人才

在大數據的時代背景下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相關的專業人才介入。可以通過從零開始培育專業人才，也可以強化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本身的信息化素養，提高專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數據技術方面的專業性。同時也需要培養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的政治方向的堅定正確，保證工作者能夠在大數據背景下西方意識形態輸入時堅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立場，培養學生的正確人生觀和價值觀。

（四）建立數據共享平臺

篇3

一、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創新與發展的必要性

1、對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現狀而言：在改革開放以來，思想政治工作在各領域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不但有效的推動了經濟的大力建設，而且也確保了社會的穩定發展與進步。但是，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更新的快變，思想政治工作面對全新的社會發展形勢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全新問題、全新矛盾，在觀念、方法、內容等領域還處于被接受狀態。所以，面對全新的發展態勢，要想使思想政治工作繼續發揮其巨大能量，現如今，必須做好創新發展的改革，為思想政治工作開創新途徑。

2、對于我國的發展形勢而言：隨著社會的變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國際間交流日漸緊密，世界各國的思想文化的傳播，這樣勢必會帶來眾多的負面影響，難免一些人會被這些消極的思想而腐蝕，這樣很容易誘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思潮。這些思想上的波動和改變，嚴重的影響了思想政治建設和發展，所以，面對這樣的社會發展形勢，如何改善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影響力，已是解決各種矛盾的當務之急。所以，面對當前的問題，勢必要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和發展。

3、對于國際發展格局而言：隨著國際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強，科學技術的不斷革新，各國間的交流日漸緊密，導致西方文化對我國思想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加之“和平演變”的思想文化滲透，使資本主義的腐化思想嚴重的侵襲到我黨的馬列意識，使得一些干部和黨員在思想上對馬列主義的信念開始動搖。所以，面對西方文化的毒害，國際格局的變動，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發展是解決當前面臨嚴峻挑戰的必要手段，是鞏固我國人民團結奮斗精神的思想支柱。

二、如何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與發展

1、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理論聯系實際是我黨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則，只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不做到與實際接軌，這樣就會出現認知的膚淺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化，使教育與群眾脫節，難以達到時效性。所以，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時，務必要將解決實際問題聯系到思想政治工作中，尤其務必要聯系當今社會發展趨勢，對網絡技術及全球化的思潮影響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滲透。這樣才能在實際問題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2、思想政治工作要將群眾緊密結合：群眾是歷史的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的主人，我黨的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群眾路線不僅是我黨工作領導的根本，也是群眾觀點的方法論。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創新和發展，要以群眾為基礎，把新形勢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符合群眾的思想，這樣，才能讓群眾參與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發展中來，在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中，增強對群眾思想的積極引導，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從而將思想政治工作植根于群眾的思想意識中。這樣，我黨才能依靠群眾，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使思想政治工作有效的落實，并僅以創新尋求更好的發展。

3、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好內外教育的相結合：教育分為外因教育和自我教育，外因教育通過學校、社會及家庭教育，這是所謂的外因，而自身教育是內因，在唯物辯證法中，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發展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所以自身教育在提高思想政治素質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基層、滲透到群眾，以正面的教育來激勵群眾、引導群眾。這樣不但起到外因的作用，而且由于長時間的熏陶和耳濡目染，使得群眾自身對思想政治素質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4、思想政治工作與群眾的內部矛盾緊密結合：現如今，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科技的創新，這一系列的變革，使得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等等，都處在嬗變之中。這樣，不斷的引發了人民的內部矛盾，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出現各種不同的階級矛盾，有利益之爭、思想不協調等等，這些問題與矛盾都需要及時的處理和協調。所以，針對這樣的重點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將面臨著重大的挑戰。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社會主義體制不斷完善的今天，實現思想政治工作在內容、機制等全面的創新與發展，是解決新時期各種新問題及新矛盾的有效方法。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與發展，是一項嚴峻而長遠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完成的，需要結合人高尚的道德素質，健康的人格魅力，從而來促進全面發展。所以，我黨要做好持之以恒，堅持不懈的準備，與時俱進的開拓創新精神在思想政治工作領域的發展，從而有效的推進我黨在新時期的偉大建設。

參考文獻：

[1] 蔡雨君,任祥華,麻冀南. 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難點與對策[J]. 理論前沿, 2008,(07) .

[2] 楊釩. 注重人文關懷：思想政治工作理論和實踐的創新[J]. 黨政干部論壇, 2008,(02) .

篇4

作者簡介：劉化喜（1973-），男，江蘇淮安人，淮陰工學院教學評估中心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管理。

中圖分類號：G7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3）01-0081-04

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已成社會共識。在國家層面，2005年11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2006年11月，教育部、財政部出臺了《關于實施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計劃加快高職教育改革與發展意見》，為高職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而在生產實踐層面，社會對面向生產、服務、管理一線的實用性技能型人才需求日益加大，大力發展高職教育也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根據教育部2011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現有高職院校已達1280所，在校生平均規模5813人。高職教育已經占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一個包含高職教育與其他類型教育并以高職教育為主體之一的高等教育體系初步形成。

不過，高職教育在高速發展的背后，也面臨很多問題和困難。其中部分屬于辦學水平和質量范疇，可以通過高職院校內部改革和發展得以解決。比如：學校定位不準確、培養高級“藍領”人才的目標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師資水平不高，尤其缺乏真正意義上具有豐富理論教學和實踐經驗的“雙師型”人才；教學手段和方法落后，還習慣于傳統專科教育或者簡單模仿本科教育的教育教學方式；實踐環節薄弱，實驗實訓條件不能適應高技能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等等。對此，相應的對策研究已有很多，在此不再贅述。需要看到的是，高職發展面臨的困難中也有不少是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并非高職院校自身所能解決，必須借助外部特別是政府力量，對高職教育作出必要的調控和干預，才能實現高職教育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級技能型人才的新需求。

一、高職發展面臨的外部困境

高職發展面臨的外部困境主要可以概括為幾個方面。第一，生源數量下降。隨著本科教育的大擴招，高職院校的生源空間遭受很大擠壓。據新華社報道，2012年山東專科高職批次最后一次投檔中，5.6萬個招生計劃僅投檔不到3000人，300余所高職院校遭遇“零投檔”，盡管錄取分數線已低至180分，仍有96所高職院校三次投檔無一人報考，為高職院校敲響了沉重的生源危機警鐘[1]。事實上，生源危機并非山東所獨有，根據各地高考招生部門公布的數據，廣東、河南、河北等省份均出現大面積的高職招生難現象。第二，經費投入不足。很多地方沒有按照要求制定和落實高職院校生均經費標準，教育費附加中用于發展職業教育的經費很少，局部時期內的財政預算內職業教育經費還呈現下降趨勢[2]。據資料顯示：2005年高職高專學校生均財政預算內教育事業費北京市為7837.1元，而最低的江西省只有1053元。第三，社會對高職人才認同度不高。這一方面關乎高職教育的質量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培養的學生還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生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與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的到來息息相關。接受高等教育已經不再是精英人才的專利，受教育者自然會抬高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門檻，熱衷于本科院校尤其是重點大學，而輕視高職教育。第四，區域內高職院校間無序競爭。巨大的招生壓力之下，各院校間出現夸大宣傳甚至相互詆毀現象，嚴重地引發有償招生，出現工作人員在利益驅動下擅自改動考生志愿等違法犯罪現象，破壞了正常的招生環境，也損害了高職院校的形象。第五，教學資源重復建設。專業雷同、各院校的發展方向趨同，實驗實訓基地各自為政，建設效益不高，設備利用率低，也浪費了本就有限的教學建設經費。

高職教育遭遇種種外部困境，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高校生源規模總量下降。受人口出生率的影響，近年來高考人數不斷下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據教育部網站提供的數據，2009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報名人數1020萬，2010年946萬，2011年933萬，2012年915萬，呈明顯逐年下降趨勢。其次，是社會傳統思維根深蒂固。在考生和家長層面，很多人認為高職是低層次的教育，對高職畢業生的未來不很看好，所以寧愿選擇一些層次較低的本科院校，也不情愿就讀高職院校。而在社會層面，對高職教育的“次等論”指責同樣長期存在，一些比較激進的觀點，甚至在對高等教育的內涵理解中主觀排斥高職教育，并沒有在思想意識中真正把高職教育納入高等教育體系。再次，則是高職教育管理體制和運行保障機制方面的不完善。政府對高職教育的宏觀調控把握不準，該管的不到位、重視程度不夠、經費投入不足，缺少對高職院校有序競爭和發展的規則制定和引導；不該管的管太多、管太死，高職院校的辦學自沒有得到充分釋放。顯然，只有正確認識問題并實事求是地運用好政府調控之力，才能幫助高職院校走出困境。

二、地方政府在高職管理中的角色地位

（一）政府管理高職教育的合法性

高等學校需要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但政府也不可能放棄對高等學校的管理[3]。在我國，高等教育的辦學主體是國家，政府理應對包括高職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發展作出必要的監督、調控和干預，以促進和保障高等教育健康發展。對此，無論《高等教育法》還是《職業教育法》均有明確要求。《高等教育法》規定：國務院統一領導和管理全國高等教育事業。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協調本行政區域內的高等教育事業，管理主要為地方培養人才和國務院授權管理的高等學校。《職業教育法》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發展職業教育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本行政區域內職業教育工作的領導、統籌協調和督導評估。

（二）政府管理高職教育的有限性

政府對高職教育具有宏觀調控職責，但政府調控應該是保障高校自主辦學前提下的有限調控。事實上，轉變政府職能、保障高校依法自主辦學正是近年來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重要努力方向。政府必須遵守《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和《教育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政府、高校各自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依法管理高校，注重融入和強化服務意識。具體來說，政府對高校的調控和管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體系，使高等教育結構更加合理；第二，制定競爭規則，維護競爭秩序，為高校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障高等教育競爭市場的統一性、自由性和公正性；第三，合理配置資源，保證教育投入，建立相對完善的有利于高等教育良性發展的運行機制[4]。

（三）高職發展更強調地方政府的管理職責

政府依法對高等教育實施管理，高職教育是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政府理應對高職發展及高職院校的運行依法管理。更重要的是，高職院校與本科院校特別是綜合性大學的一個顯著不同，正在于高職尤其強調地方政府的調控和干預，迫切需要地方政府在優化高職發展環境方面作出努力。這取決于兩方面原因。第一，高職教育的目標定位著眼于面向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培養適應就業市場需要的一線實用性高技能人才，這決定了高職教育必須更多強調為地方服務。第二，就院校性質而言，高職多為地方性院校，這也決定了高職院校與地方政府的聯系更加緊密，決定了高職教育的發展需要在地方政府層面作出必要的管理體制與保障健康運行的機制創新。

三、地方政府化解高職院校發展外部困境的現實路徑

（一）建立高職教育地方政府統籌管理機制

近年來，高職教育得到極大發展，很多地區都具有多所高職院校，辦學類型多，專業覆蓋廣。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沒有高職教育的大發展，就不可能有高等教育大眾化目標的實現。不過，很多高職院校都呈現出發展目標盲目、方向趨同等現象，沒有形成錯位發展、特色發展的良性發展態勢。無論從經濟發展對高職教育的需求，還是從職業教育領跑產業發展的需求來看，地方政府都有必要加強對區域內高職院校的統籌管理，適時引導區域內高職教育走向集團化發展道路。

1.統籌規劃，促進區域內高職教育良性發展。職業教育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分級管理、地方為主、政府統籌、社會參與”的管理體制。地方政府必須正確認清自己在高職教育發展中的職責，并切實履行統籌職能，采取有力措施加強高職院校基礎能力建設。根據區域產業發展的形勢需要，地方政府應統籌規劃院校間的資源配置，幫助學校合理定位、辦出特色，建立健全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推進校企合作制度化。同時，逐步規范勞動力市場，推動行業準入制度實施，明確企業用工標準，提高高職畢業生的市場競爭力和高職院校的社會影響力。

2.整合專業資源，促進高水平建設。加強市場調研，緊跟市場發展的變化趨勢，對區域內高職教育實施專業整合，改變專業特色不明顯，專業優勢不突出的現狀，強調不同學校的特色化發展，集中力量發展優勢專業，打造品牌專業。在整合專業的同時，優化師資隊伍，合理配置教學資源，在加強教育教學工作的同時，也提高區域內高職院校的科研實力，加強與區域內外的企業及職業學校之間的合作與交流，積極制定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區域特色的高職發展戰略，引導高職院校不斷提高辦學能力和水平，實現跨越式發展。

3.適時成立產學研工作領導機構。政府統籌成立產學研工作領導機構，統一領導與管理企業和高職院校的人力資源培養，使職業教育服務地方經濟，產業發展促進職業教育的政策能夠落到實處。可以明文規定校企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要求企業與學校實現教、研對接，明確學校應按企業的要求培養人才，必須為企業承擔必要的職工培訓，企業應按學生的專業來安排學生的實習與就業。可以要求校企雙方制定長期的教、研合作計劃，配以具體的教學實施計劃，同時對計劃的可操作性與實際執行情況加以檢查與監督。

（二）完善高職教育與地方產業聯動發展機制

1.校企合作。高職院校與企業合作是高職教育發展的趨勢，建立學校與企業的新型戰略合作關系已經被教育界逐漸認可。目前各高職院校都已經開展不同程度的校企合作，但這種合作大都是表面的、淺顯的，缺乏深層次合作。只有讓企業教育成為高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才能實現根據市場要求培訓學生，根據市場規則評價學生的高職發展道路，才能既使職業學校的師生正式走進工廠，提高實踐動手能力，同時也為企業的發展輸送人力和技術力量，最終實現高職院校與企業對接，形成校企合作的雙贏局面。

2.校產合作。地方產業主管部門給出具體產業的發展狀況、產業需求與產業要求，同時對地區職業教育與產業相對應的各專業加以摸底，清晰二者供需對接情況后，地方政府有計劃地根據產業發展需求協調分配各高職院校專業設置與培養要求，盡量避免學校盲目設置專業。從產業發展角度來看，將地區支柱產業或新興產業相對應的專業要求貫徹到計劃專業的職業學校，并保證切實落實，有針對性地培養人才，可以滿足產業振興或發展的需求；從高職發展角度來看，專業設置符合產業發展需要，人才培養目標明確，職業教育適應企業要求，服務地方經濟的辦學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3.校地合作。學校在地方政府統籌下，一方面配合地方政府的調控，根據政府發展地方經濟對人力資源的要求培養對口人才，另一方面積極主動與地方企業合作，直接尋求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技術性難題，與之合作，加以解決。企業可以將一定的設備移置于學校，明確考核要求，直接讓師生參與產品生產，既有效提高了學生的實踐技能，又使得地方企業的教學資源得以充分利用。

（三）強化高職教育創新發展保障機制

首先是用人制度改革。教育的發展離不開人才，高職教育的持續發展離不開優秀的師資。有優秀的教師才能保證高質量的課堂，才能保證高質量的科研，才能保證學生學有所得。建立優秀的師資隊伍是把師資作為教學條件核心要素的重要體現，是實現高職教育快速發展的基礎和關鍵。當前高職院校的現狀是一大批優秀的內部人才外流，而外部優秀的高校畢業生又常常因為高職院校待遇較低、編制緊張以及人才引進手續繁瑣等原因很難進來。地方政府應及時修訂和完善相關政策，對高職院校的人才引進在政策上給予支持，靈活編制設置、簡化引進程序，切實保證優秀人才引得進、留得住。

其次是加大經費投入。經費投入不足是困擾高職院校發展的普遍問題之一。一方面，國家對高職院校經費來源渠道確立的是“以學費為主”的政策，規定高職“教育事業費以學生繳費為主，政府補貼為輔”。而由于高職教育的管理職責主要在地方政府，高職院校的經費補貼也就主要以地方政府的補貼為主[5]。當地方財政緊張時，高職院校經費不到位的情況非常普遍，直接影響著高職院校辦學條件的改善，影響教學環節的落實。另一方面，高職教育培養的是應用性、技能型人才，本來就需要投入較多的資金和設備，然而政府在分配經費投入時，卻往往習慣于優先保障本科及以上教育而輕視高職教育，嚴重影響高職教育的質量提升。

此外是創造公平、公正的招生環境。區域內高職院校的無序發展，在生源壓力逐漸嚴峻的情況下，必然導致惡性競爭，制造招生環境的混亂。在區域統籌管理要求下，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出臺統一的地方招生政策，打破市縣間的地方保護，杜絕各種行政強制現象，嚴肅招生紀律，禁止利用經濟手段招生，杜絕招生過程中的各種經濟交易，維護招生公平。

（四）建設高水平區域共享型職教基地

建立區域共享型職教基地的根本目標，就是優化資源配置、避免浪費、推動資源共享和區域合作。建設區域共享型職教基地，能夠集中和突出人才優勢、設備優勢和開放辦學的優勢，不僅在區域內的高職院校之間實現了資源共享，減少重復建設帶來的資源和資金浪費，還可以輻射周邊的中小企業，密切學校與企業的聯系，讓高職院校不但成為地區高職人才的培養基地，也成為中小企業技術研發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社區服務中心。這不但有利于高職應用性、技能型人才的培養要求，也提高了高職院校科學研究和服務地方的能力和水平。具體到共享型職教基地的類型，可以包括共享型實訓基地、技能大賽高水平訓練基地、師生發明創造培育基地以及教學科研基地等。

（五）探索打通高職教育進入本科層次的瓶頸

高職教育發展受到制約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歷教育止于專科，而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早已將職業教育的層次提高到本科甚至研究生階段，高職學生可以在獲得專科畢業證書之后選擇就業，也可以繼續深造獲得相應的學士或碩士學位。從國家層面來看，我國對高職教育的學歷層次缺少明確的界定，但從高職教育的實踐層面來看，上海、江蘇、云南等地均已陸續啟動高等職業本科層次教育。這意味著，高職教育與普通本科間的鴻溝已經被打破。更多地方政府理應創新思維、積極探索，不斷在高職教育與普通本科有機結合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層面作出更多的努力，推動打通高職教育進入本科層次的瓶頸，以更好地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高職教育，對高層次、技能型高素質人才的迫切需求。

參考文獻：

[1]婁辰.山東高考最后一批投檔結束，5萬多招生指標落空[EB/OL].2012-08-17，http：///xhsksd/2012-08/17/c_112761045.htm.

[2]蘇寶芳，曹志清.高職教育發展中的主要問題及對策[J].教育探索，2004（08）：52-54.

篇5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對政府發展職業教育（包括農村職業教育，下同）的責任和義務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相關條文有第一章第六條；第三章第十七、十八、十九條；第四章第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

六、三十七和三十八條等。

為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各省、市、自治區先后出臺了配套的地方法律法規。國務院在2002年和2005年又先后兩次召開全國職教工作會議，兩次做出《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進一步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和《勞動法》做出了比較具體而詳細的規定。

政府在發展農村職業教育中的作用

（一）政府在發展農村職業教育中所起的積極作用

在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對教育體制和教育結構進行重大改革，決定在農村興辦職業教育，要求每個縣市都要建立1~2所農村職業中學。各行業、部門開辦的各類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也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進入90年代，為整合職教資源，改變農村職教辦學分散、規模偏小等狀況，河北省在試點的基礎上，提出了“政府統籌、部門聯辦、教委協調、多校一體”的辦學體制，要求在每個縣市舉辦一所示范性的綜合職教中心。此后，職教中心模式在全國推廣開來。在這一過程中，各級政府的主導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統籌規劃在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初期，由于缺乏統一規劃，職業學校存在辦學混亂和分散的狀況。一般情況下，每個縣市除了由政府主辦、教育局主管的縣農技中學以外，還有各部門、各行業、企業主辦的各種類型的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這些學校雖然數量多，但普遍存在著辦學規模小、力量分散、資金設備不足、師資力量薄弱、管理體制不清、教學質量差等問題，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實行政府統籌后，尤其是建立職教中心后，從體制機制上解決了這些問題。農村職業教育體系建立之初，國家要求各級政府結合本地的經濟發展趨勢、社會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和當地的教育發展狀況，制定出本地職業教育的發展規劃，并納入到本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中去。這一政策的出臺，對各地職業教育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職教中心的建設過程中，各地各部門對辦學條件都提出了硬性指標。同時，在辦學過程中，各級政府還積極調整當地的辦學結構，不斷出臺相應的措施，支持職教中心的建設，為職教中心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政策扶持在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出臺的一些優惠政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每縣必須建立一所農技中學到政府統籌、各地投入巨資建設的高規格、高標準的職教中心；從職業教育是終端教育(不能升學深造)到農村人才成長立交橋的建立；從最初的單一學歷教育體制到現在的靈活辦學機制；從以理論教學為主到加強實訓基地建設、提高學生動手能力；從單一的財政投入為主到多元化籌資政策的出臺等，職教中心的每一個發展環節都得了政府政策的扶持。

辦學條件上的支持和投入在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當初的農技中學，還是現在的職教中心，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學校擴大規模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批復解決；學校增設專業，專業教師不僅可以從師范院校調配，也可從非師范院校、工廠、企事業單位引進；在學校建設投入上，在各縣財政普遍吃緊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縣市仍能撥出一定數額的職教專款用于職教中心建設，同時給予政策支持，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職教中心建設的資金需求等問題。

（二）政府在發展農村職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盡管農村職業教育在20多年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和經濟發展、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我國城鎮建設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要求相比，卻顯得滯后很多，這種滯后，又和政府的缺位有著直接的關系。

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不高盡管職業教育法和“決定”、“辦法”類的法律法規對職業教育的作用地位以及責任和義務都做了明確的規定，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政府的某些作為卻是不盡如人意，首先表現在政府對待職教的態度上。事實上，大多數縣市政府并未真正將職教的發展納入到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劃之中，職業教育“上頭熱下面冷”，即地方政府并未真正重視職業教育。在各級地方領導心中，辦好普通高中成了高中階段教育的首要任務。另外，在教育系統內部也普遍存在著不認同職業教育的傾向，單從教學指導來看，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都設有以基礎教育為主的教科所或教研室，設立研究職教的專門機構或科室的則很少。

政府投入嚴重不足，導致了農村職業教育的嚴重滯后根據國際通例，同等規模的職業中學所需經費投入應該是普通高中的3倍左右。但我國職業中學預算內生均公用經費比普通高中還要少。這可以從每年的全國教育經費支出情況中得到證實。以湖南省為例，2001年和2002年，接受調查的13所中等職業學校生均經費僅為387元、394元，分別比普通高中低280元、227元。該省13個縣市職成教財政性投入占財政性教育投入的比例平均僅為2．49％，其中1個縣市財政撥款為0，6個縣市的公用經費撥款為0。這13所學校的實習實訓設施設備項目達標率為37.59%，生均校舍僅為國家基本標準的一半左右。由于財政困難，中央規定的20%城市教育費附加職教專款幾乎不能投入到職教中心。職教中心的發展主要依靠學生的學費和借貸款。

沒有給農村職業教育提供足夠寬松的發展環境首先，在為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創造寬松的政策、輿論和管理體制等社會環境方面政府沒有充分地發揮作用，有些方面做得甚至很不到位。由于農村職業教育起步較晚，在創辦過程中，絕大多數縣市的職業中學是由二、三流普通高中改制而成，因此起點比較低，影響遠不及普通高中教育。同時，政府的導向與社會輿論關注的都是普通教育，社會對職教的認可程度不高。其次，政府的推動力不足。實踐表明，職業教育的發展離不開三種力量，即政府的推動力、經濟社會發展的拉動力和學校自身的內驅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得到了快速發展，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3%。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大批的技術工人來支撐，這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職業教育的發展應當和經濟同步，甚至要適度超前才行，但現實情況卻是職業教育的發展大大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地方政府沒有把職業教育真正納入到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致使學校整體發展動力不足。另外，農村職業學校的管理體制存在弊端，學校缺乏辦學活力和積極性。就目前來講，農村職業學校的管理體制雖然被冠以“政府統籌，部門聯辦，教委協調，一校多制”之名，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大多數的縣市沒有很好地做到這一點。從管理體制上看，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對職業學校統得過死、管得過嚴影響了學校的發展活力。

政府在監督、指導、推動職業學校辦學，落實有關政策上還不完全到位作為辦學的主體（指公立學校）和管理的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文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對“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給予指導和扶持”，同時，要認真貫徹落實有關政策、法律法規，為職業教育的發展做好服務工作。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地方政府在這些方面做得也不盡如人意。由于政府（主要是縣級人民政府）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所以在職業學校的辦學過程中，很難對學校各方面工作給予真正的扶持和指導。其實，政府對職業學校最好的扶持應該是既要加強對職業學校的監督和考核，同時又要落實有關的政策。但是在地方尤其是在縣級以下的農村城鎮中，國家的政策卻得不到真正的貫徹落實，勞動預備制度、勞動準入制度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政策落實不到位，政府監管執行不力，社會需求的拉動力不足，導致職業學校招生困難，社會影響力不大。

政府在發展農村職業教育中的作用方式探討

職業教育是伴隨著現代工業的逐步發展而產生的一種教育類型，是直接為經濟發展和人們更好地就業服務的，職業教育在推動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產業升級、促進就業和再就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戰略調整，走新型工業化、農村城鎮化和服務現代化的道路，迫切需要大批技能型人才和熟練勞動者。一個負責的政府不僅必須承擔發展職業教育的責任，而且應當把發展職業教育作為政府的主要責任之一。

（一）建立投入保障機制

《決定》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要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公共財政對職業教育的投入。作為省級政府，為確保全省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應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盡快、盡早制定本省的職業學校生均經費標準。同時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確保“三個增長”、金額預算和公辦職校教師工資按時足額發放，以穩定職業學校的教師隊伍，保證學校的正常運轉和教學；二是設立職教專款制度，保證做到專款專用，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和專項資金審計制度。另外，政府部門要對職業學校加強監管力度，監督資金的使用情況。三是各級地方政府要積極出臺各類優惠政策和措施，鼓勵民間資本投入到職業教育中，增加和擴大職業學校的融資渠道，促進民辦職業教育的發展。

（二）政府要盡快制定當地各類教育協調發展的規劃，以結構調整促進職業教育的快速健康發展

《決定》明確提出，到2007年中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要達到800萬人左右，與普通高中招生規模大體相當。各級政府要認真貫徹《決定》精神，合理調整高中階段教育布局和規劃。目前的情況是，普通高中發展過快，學校數量過多，而職業學校數量過少，規模過小。要實現國務院和教育部提出的任務和目標，就必須適當壓縮普通高中學校數量和招生規模，擴大職業學校數量和招生規模。地方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要盡快開展專題研究，在宏觀決策上，結合本地實際，拿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并制定切實可行的時間表，以加大職教的發展力度。

（三）加大政府的統籌力度和宣傳力度，使全社會真正關注、支持職業教育的發展

首先，要求當地黨政主要負責人真正重視職業教育。要把發展職業教育列為對黨委、政府業績考核和對主要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對領導干部實行問責制和追究制。其次，從中央到地方，要像宣傳經濟那樣宣傳職教，擴大職業教育在全社會的影響。再次，政府要切實做好統籌工作。這里講的統籌，不是指理論上的統籌、政策上的統籌，而是實際操作上的統籌。例如，部門聯席會議，不能僅是一種形式，而應該由政府出臺文件，明確各部門的責任和義務，并將此納入對各部門的考核體系。

（四）搞好制度建設，加大執法力度，真正做到依法治教、依法促教

在我國，教育法律法規已基本健全和完善。問題是這些法律法規在地方缺乏配套措施，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比較嚴重；企業、個人的法制觀念比較淡薄。要改變這種現狀，地方政府要擯棄地方保護主義，真正從企業長遠發展、經濟社會和諧進步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不要因為一時一地的利益而影響全面的發展，要真正從思想上樹立正確的權利觀、價值觀、政績觀和發展觀，切實負起責任。要督促有關部門定期開展執法檢查，嚴厲打擊不法行為，引導和鼓勵企業依法辦事。因此，地方各級政府應該根據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實施細則和配套制度，并在實行過程中進行嚴格的監控，真正為職教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五）政府在加強對農村職業教育宏觀管理的基礎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

職業教育的經濟性、職業性、實踐性和外生性的特征，決定了職業教育涉及的部門多、制約因素多、受眾范圍廣等特點。現行各自為政的管理體制，有調動發展多方面積極性的有利的一面，但不利于統籌規劃和整合資源。要解決管理體制分割的問題，制度創新是根本性的突破，而擴大學校的辦學自，則是激發學校辦學活力的根本保證。

首先，政府要加強對農村職業教育的宏觀管理和指導。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尤其是縣級人民政府要根據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目標，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滿足人民群眾終身學習需要、與市場需求和勞動就業緊密結合，校企合作、結構合理、形式多樣、靈活開放、自主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并制定出具體的實施方案，落實各部門、各行業的責任和任務。同時，政府要做好督促、檢查和考核工作。

其次，政府要切實推進制度創新，解決管理體制分割問題。

制度創新主要突出以下五方面。第一是政府統籌。要在建立部門聯席會議的基礎上，實質性協調各個相關部門，整體化推進職業教育。第二是部門合作。搞好職業教育必須強化部門合作、行業支持和社會參與、相互配合、互惠互利。政府要做好推動工作。第三是市場運作。政府部門應該通過創設環境、搭建平臺、制定政策、提供信息服務等，引導職業教育機構面向市場、搞活機制、自主辦學。第四是促進資源整合。制定各種優惠政策，同時利用市場機制，鼓勵部門之間、區域之間、公私之間、各類學校和培訓機構之間打破界限，以整合各類分散的職業教育資源，提高規模效益和整體效益。第五是校企結合、教產結合。首先法律對企業要有約束力，并要加大執法力度；其次是政策導向要明確，真正使企業受益，對企業有驅動力；再次是運行機制要可行，要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對企業有駕駛力；最后是企業行為要到位，努力提高企業的責任意識和人才競爭力。

再次，進一步擴大職業學校的辦學自。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職教的發展不能再沿襲計劃經濟的老路，必須建立相應的職教發展的市場機制。其最關鍵、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一是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學校進行自主招生。二是學生考試科目由學校自主確定。三是學生畢業證書按有關規定由學校自主發放。四是學制長短由學校根據有關規定自主確定。五是專業設置由學校按有關規定自主決定。六是課程設置與開發由學校自主決定。七是教材由學校自主選用。

在擴大職業院校辦學自后，著重做好三項工作。一是將下放權項一一制訂配套措施。二是進一步強化政府在發展職業教育中的主導作用，特別注重建立、健全以就業為核心的職業教育評體系。三是積極推進職業院校職業資格證書工作。

（六）積極推進職業學校改革，以改革求發展，以創新求發展

職業學校的快速、健康發展，離不開改革，離不開創新。而這種改革和創新，更離不開政府的推動和促進。教育部部長周濟在《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實現中等職業教育快速健康發展》一文中，對職教的改革和創新進行了明確的闡述：（1）堅持以就業為導向，實現三個轉變。一是轉變指導思想，要進一步明確職業學校的定位和方向；二是轉變辦學模式，按照“訂單培養”的方式推動職業學校辦學模式的改革；三是轉變辦學機制，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促進職業教育的開放性和多樣化。（2）大力推進職業教育體制改革與創新。一要加快發展民辦職業教育；二要加快公辦職業教育辦學體制、內部管理體制改革。三要動員行業、企業和社會各方面共同辦職業教育。四要促進東西合作、城鄉合作辦學。（3）進一步推進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結合，擴大在職職業教育和培訓的規模。一是大力加強對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教育培訓；二是大力開發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和實用技術培訓。三是繼續推動職工教育和社會教育工作。要實現這些改革目標，政府就要積極推動中等職業學校進行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在職業院校推行全員聘任制和崗位責任制，強化崗位管理和責任管理，并從政策上給予保證和監督。要根據職業學校的實際情況，在科學合理確定編制的基礎上，允許職業學校的師資進行合理的分流轉崗，給予學校招聘教師，特別是專業教師一定范圍的自，以滿足職業學校專業設置、課程開發、培養目標對師資更新的需要。改革教育行政部門的人事管理制度，真正達到職成教的有機融合，借鑒一些先進地區的做法，將職教中心辦成縣級成人教育總校，把現有的鄉鎮、村成人學校劃歸職教中心協調、管理，并在人、財、物上給予支持，以拓寬和延伸職業教育的規模和作用，便于協調開展學歷職業教育和短期培訓，真正使農村職業教育辦好、辦活。

當然，政府在農村職業教育發展中的作用方式還有很多，各地也有許多很好的做法值得借鑒。

參考文獻：

[1]李讓恒.湖南給職業院校更多辦學自[N].中國教育報，2005-5-8.

篇6

社區矯正在不同語境可以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如果將它作為一個制度性概念，尤其是論者想要借此活化整個司法預防的運作就必須有標志性確認。我個人認為，社區矯正不等同于行刑社會化，“矯正”本身也只表達了該制度的核心內容而非全部特征。社區矯正是與場所性處遇相對的概念，它是指在社會環境下，由國家有關部門聯合社區組織與社會志愿人員，對符合條件的犯罪人或有犯罪危險的人進行行為矯治、生活扶助的活動。

1 ．沿著司法預防圈由外向內劃定社區矯正范圍

根據犯罪學的通說，所謂司法預防包括對犯罪人的刑事處置和對有犯罪危險的人的特殊行政處置。由于剝奪自由刑處于我國刑罰運作的絕對中心地位，特殊行政法在刑法外圍又構筑了勞動教養、強制戒毒、收容教育等預防犯罪的措施，因此，由司法機關組織的犯罪預防方式大多在場所內完成，具有封閉特征。關鍵在于，盡管監禁刑執行直接導致了犯罪惡習的交叉或深度傳染，受刑人存在重返社會的困難，行刑機關仍會為實現報應犯罪而視其為一種必要的代價，這表明社區矯正措施對在押罪犯的行刑而言至多起到補充作用，它的真正有所作為應當是增加限制自由刑刑種的適用和改善緩刑督導制度。另一方面，從理論上看，既然剝奪自由刑所固有的弊端同樣存在于其他場所性處置之中，除必要的封閉性強制治療須與社會康復方式結合外，其他勞動教養（包括收容教養）、收容教育甚至工讀教育的對象似乎更適宜于采用各種社區矯正的方法。①

客觀地說，在現行刑事法或特殊行政法機制中，那些與非犯罪化、非刑罰化和非監禁化改革思路相關的制度嘗試大抵可歸人社區矯正措施。即社區矯正的對象包括：( 1 ）假釋或監外執行的罪犯；( 2 ）被判處管制或緩刑的罪犯；( 3 ）暫緩不起訴人；( 4 ）除毒癮強戒對象以外的受教養人。

2 ．根據司法預防需要，澄清“矯正”之意

“矯正”字義與強制改造相通，但是目前國內社區矯正的試點做法實際超出了這一特定范圍，據各地經驗，除對受處置人采取行為督導外，限時強制公益性勞動、生活扶助等都是其重要的制度內容，其中強制公益性勞動主要具有社會補償的意義，生活扶助則具有救助、扶持的性質，這本身已經很能說明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社區矯正既然可以針對不同的對象，它必然被劃分為行刑方式、刑的附隨處分和其他保安處分等不同種類，因此，用一套固有做法應對不同情況是不合適的。對此我們不妨從國外學者有關社會處遇制度的理論歸類人手，說明細化和突出各種方式特點的必要性。日本學者把社會內處遇分為假釋、保護觀察、改造應急保護、社區服務命令和損害賠償命令等具體方式。② 其中，改造應急保護是針對因無生活來源急需救助的出獄人、免予處罰人、緩刑人、不起訴人予以場所庇護和實施必要的教育、訓練、醫療的一時性保護和繼續性保護；假釋借用的是保護觀察手段，但具有執行刑罰的心理強制特性；保護觀察除作為假釋緩刑督導的方法外，本身可以針對符合條件的犯罪人或違法少年作為終局性處分；社區服務令通過無償勞動替代自由刑執行；損害賠償令作為緩期宣告、緩刑或假釋的條件命令犯罪人向被害人賠償損失。以上多數做法可以交叉適用，但有的做法具有相當的獨立性，比如保護觀察是最普遍的做法，強制無償勞動則只能針對16 歲以上受刑人。

目前國內社區矯正的試點中，責令被矯治人參加公益性勞動似乎較為普遍，其用意可能是：無償勞動可以替代監禁成為新的行刑方式；社區通過勞動時限可以有效控制特定對象的活動；通過公益勞動，行為人可以對社會做出一定程度的補償；通過公益勞動，矯治對象可以增強自身的社會連帶意識和責任意識等等。問題在于：( 1 ）社區矯治的對象不限于受刑人，至少對緩刑罪犯附加強制公益勞動的必要性有待論證。無償勞動既有公益性補償作用也有一定的懲罰性質，它用以一種對被判處管制刑或者監外執行罪犯的執行方式不存在多少爭議，但緩刑是一種非刑罰性處置方式，它與管制刑執行的質的區別似乎不能采用無償勞動的時限差別予以體現。( 2 ）即使針對受刑人，一律責令公益性勞動也未必合適。目前已經有人從現行刑法規定的角度對強制假釋罪犯進行公益勞動的做法提出了置疑。③ 而從理論上看，假釋雖是監禁刑的變更執行方式，附條件的提前釋放卻有著與其他執行方式不同的涵義：附條件指受刑人通過自己的守法行為順利重返社會，提前釋放意味著假釋人處于基本正常的社會生活狀態，鑒于假釋人須致力于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增加其強制勞動的懲罰內容可能過多干預假釋人的再社會化進程，因此，對假釋罪犯的行為督導理應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

此外，在處理有直接被害人的嚴重違法或犯罪案件時，以被矯治人對被害人做出損害賠償為條件啟動緩刑、相對不起訴制度或替代場所性教養，并予以必要的行為督導和生活扶助，對于修復犯罪侵害和緩和社會緊張關系來說，有著比強制公益勞動直接積極的社會效果，它同時能夠體現法律對個人權利的優位保護。至于采取金錢賠償還是勞動賠償方式，確定什么樣的賠償力度，可以根據不同的損害程度、對象特點與可能條件具體擇定。比如針對嚴重違法或犯罪的未成年人，選用勞務方式對被害人做出一定程度的補償可能會收到較好效果。在這個意義上看，通過社會提供有償勞動實現行為人對被害人的賠償，是值得做出制度嘗試的。所以，社區矯正制度的基本特征應是行為督導、生活扶助，強制無償勞動和對被害人的損害賠償分別適用于不同的對象。

二

無論在哪個國家，社區矯正法律機制都是公法機制中最具綜合特性的部分，它集中了國家、社會與個人共同抗制犯罪的資源和能量，但在貌似相同的運作方式背后有著不同的支配力。如果社區發育較為成熟，來自民間的主導作用足以讓政府充當扶助角色，如果社區矯正活動尚須依賴政府推進，規范國家管理部門和司法機構行為，促使其有效分工合作，就成了啟動權力機制良性運作的關鍵環節。

1 ．國家司法行政系統承擔社區矯正管理的主體部分

在我國，由國家司法行政系統承擔社區矯正管理的主體部分既有現實起點也有歷史根據。社區矯正所以能夠有計劃地在較大范圍試點推行，直接得益于國家司法行政部門有關建議對宏觀決策思維的積極影響。社區矯正的合理性原本不存在理論疑點，刑事法學者對行刑社會化和社會綜合治理的價值論證程度甚至讓人已有陳詞濫調的感覺，但即使如此，社區矯治仍然很難成規模地進人操作層面，相反刑事政策對犯罪處理的態度存在某種程度的分裂，一方面“打防結合、以防為主”被明確為總體指導思想，另一方面，透過歷次“嚴打”和專項犯罪的治理，我們所看到的是以打為防的具體思路。這對刑事法運作產生的影響是實質性的，只不過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中，傳統重刑理念被包裹上一層西方報應主義的外衣，所謂法律公正異化為這樣的結果：定罪量刑始終是刑事法運作的重心，行刑制度越來越走向封閉、僵化。對于決策者和大多數國家管理部門來說，通過一次性定罪量刑表達他們對犯罪的否定立場明顯比建立再犯罪預防機制要簡單得多，盡管他們也知道社會綜合治理才是長久對策，但對其社會預防犯罪的起步條件、具體組織過程、成本投入量和收益期等等心中無底，國家司法行政管理系統主要承擔剝奪自由刑執行和勞動教養、收容教養執行等具體職能，其對司法預防效益和再犯罪抑制的關注程度要大于其他部門。近年來，監獄系統為加快監獄文明化和行刑開放化進程致力于推行罪犯分類制度，卻始終沒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原因在于制度嘗試缺乏必要的外部條件；勞教管理部門完善執行制度的種種努力也因其前期運作的不合理而無力扭轉頹勢；更嚴重的是“嚴打”所造成收容場所的擁擠現象，已使得整個執行系統處于超負荷、低效益運作狀態。因此，司法行政部門對推行社區矯正的必要性論證和提出可行性方案，既是爭取更有利的外部條件，又符合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

自2002 年初以來，上海、北京等地先后進行了社區矯正的試點工作，從試點地區的矯正管理體制看，由政法委牽頭，公、檢、法、司部門聯手協作，重在解決矯正對象的選擇和協作分工；常設辦事機構設置在司法行政管理部門，后者具體負責組織矯正工作和落實矯正責任。④

轉貼于 2 ．落實公、檢、法等部門的職能聯動

按往常做法，采取綜合管理機制展開司法活動能夠產生運動式效果卻很難形成制度。遠一點說，勞教審批委員會在名義上是一個綜合機構，實質由公安部門代行職責，近一點說，這些年來社會綜合治理措施很難落實到位，多少也要歸咎于“綜合治理、誰也不理。”照此看來，如果由政法委牽頭，公檢法司部門聯合辦公的做法，最終變成司法行政部門的一家之事，尾巴支配一切的結果就不言自明了。因此，在法律有待完善之時，宏觀協調機構如何利用政策杠桿有效整合現有的司法資源，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首先，公安司法部門都負有刑罰和其他強制人身罰的執行職能，依照現行法律規定，司法部門主要負責場所內的矯正，公安機關負責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和所外執行勞教人員的監督管理活動。司法行政部門由場所執行向外延伸，必然與公安機關的執法職能發生交叉，這在公安部門治安任務極為繁重、警力不足的情況下，雙方配合可能會大于磨擦，但是社區矯治畢竟對任何一方來說都意味著責任的加重。隨著社區矯正中種種困難的出現，責任不明就可能導致雙方的推誘，從而影響社區矯正的后續性發展。

其二，刑事審判機關的先行活動是帶活整個刑罰執行制度的關鍵，法院對再犯罪預后的關注程度越高，行刑方式就越靈活。比如法院對緩刑、管制刑的適度適用，根據需要相應降低減刑適用率，對臨近出獄的罪犯普遍適用假釋做法，都將把更多的罪犯放在社會環境下服刑，這是實現社區矯正制度化進程的前提條件，而換個角度看，審判機關的重刑立場如不改變，缺乏積極介人行刑活動的意識，行刑社會化的最大障礙可能會來自司法機制本身。⑤ 其三，從執法便利角度看，檢察機關在決定啟用暫緩起訴制度后，可由主訴官負責考察特定對象的行為表現。目前河北、南京已有兩起暫緩不起訴案件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它們采取社區矯治方式雖不很成熟，有些經驗還是值得推廣的。此外，檢察機關如何在法律監督環節，支持社區矯治制度的發展，也關系到法律完善與機制成熟的有效磨合。

總之，社區矯正是在現行司法機制中配置的新功能系統，它超出了任何一個司法機關的能力范圍，宏觀協調部門介人具體實務活動，至少目前可以解決現實問題。

3 ．利用和保護民間力量參與社區矯正

在我國，居委會和村委會既有群眾自治特征，又有“準國家管理”性質，它們無疑是社區矯正依靠的力量。此外，有組織的純民間力量進人社區矯正程度目前只是象征性的參與，其自發因素較少。社會慈善組織把更多精心和有限資源放在希望工程和各種社會救助上是可以理解的，況且它本身還有維系生存的需要。但與政府單方行為相比，社會慈善力量積極介人矯正，對被矯正人產生的感召力更大，對中國傳統罪孽觀念的沖擊更大，因而更能喚起民眾的連帶責任意識。從國外行刑歷史與現狀看，如果沒有早期圣公會教友會的積極支持和監督，美國近代的監獄改革實踐無從談起，如果沒有數量可觀的社區志愿人員的傾力支撐，西歐各國的社區矯正不會如此深刻的影響到整個行刑格局的變化。純民間力量如果能與群眾基層自治組織共同介人社區矯正似有更便利條件，這一共同體應具有兩方面的法律作用：第一，有權監督政府行為；第二，能夠落實矯正措施。這顯然需要打破整個司法預防的神秘和專屬色彩，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轉變執法觀念。當然，我國社會民間力量自發矯正違法犯罪人行為，存在另一些方式。家庭甚至家族對被矯正人的規導作用較大，學校次之。它們是社會志愿人員的重要來源。這些力量也應以同樣方式進人以上共同體。

三

目前社區矯正的難點在于本身制度化程度不高，矯正方法有待逐步完善；由于社區條件有限，對被矯正人的行為督導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而公眾對矯正個案的失敗缺乏必要的容忍度也會影響社區矯正的持久推進。因此，社區矯正制度化須注意以下問題。

1 ．完善觀護手段，落實行為督導

目前關于強制無償勞動的時限與具體組織方式，各地已有了一些制度方案，公安部《假釋、緩刑、管制、監外執行罪犯的管理條例》 為其行為督導提供了具體法律依據。但社區矯正包括行刑社會化和教養社會化，它的原意是通過社會化處遇讓不同對象順利回歸社會、減少犯罪，如果矯正方式用之不當，潛性擴大行刑范圍就會與這一取向相背。比如強制公益性勞動有公開示辱的特性，它的適用面應當受到嚴格限制，而且即使是對受刑人來說，直接在本社區從事無償勞動可能影響其融人社區，一般情況下隔區安排無償勞動會更好一些。這一點已有成功范例，2001 年5 月河北石家莊市長安區檢察院曾對一樁暫緩起訴的案件適用了社會服務令，犯罪人被責令在另一社區從事規定時限的無償勞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里，我個人雖對本案適用社會服務令的合理性存有異議，但具體的操作方法是值得借鑒的。

另外，社區觀護有更深的寓意。日本學者認為“保護觀察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讓少年回到社會環境里生活，在周圍市民的協助下，給他們以順利適應社會生活的必要援助、指導，監督他們不再重犯。保護觀察的實施者與接受者之間，會產生一種相互信賴的感情紐帶，使少年能戰勝外部的誘惑。”⑥ 可見，社區觀護制度應當看重的是培養行為人的自律意識，督導者更多是扮演觀察的角色，只在必要時予以行為指點和生活扶助。因此，如何把握行為督導與權利保護的分寸，如何既與被矯正人保持適度距離又不致讓督導者懈怠職責，是一個有待繼續解答的制度性問題。

2 ．更客觀地建立社區矯正的評估指標，堅持矯正社區化方向

在社會面臨犯罪的嚴峻形勢時，社區矯正的制度化將是一個極度艱難的過程，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社區矯正既是利用社會力量優化預防犯罪效益，又得通過法律示范引導公眾行為。一般來說，社會輿論與公眾在總體上能夠形成綜合治理犯罪的理性看法，但涉及具體案件的社會化處置，其對犯罪的恐懼心理會沖淡理性，他們轉而支持重刑政策，對社區矯正制度的回應要么冷漠，要么反對。尤其是在社區矯正的具體個案處理上，公眾不能容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失敗。因此，對于社區矯正的評估須有更切實可行的標準，至少應當給予這一新興事業生長的有利環境。

其實，對制度創新的壓力不只是來自公眾。即使在法學學者內部，有關法律公正與效益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一些學者偏重于法律程序技術的立場致使他們對制度創新的審視要多于支持。南京對某犯罪人實行暫緩不起訴案件引起極大爭議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檢察官本著犯罪人社會化需要而啟用的相對不起訴制度，被“上綱上線”：檢察官造法、與罪刑法定原則相背，破壞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就難保社區矯正的推進過程中不出現類似情況，“唯輕刑是論”可能就是一頂現成的帽子。其實，既然現行法律給予檢察官相對不起訴的自由裁量權，現行法律確認緩刑、假釋、管制刑等開放化處置的存在，就已經表明刑事法價值的多元取向。關鍵在于司法部門與社會志愿人員對社區矯正制度化付出長久不懈的艱苦努力。

當然即使這樣，社區矯正中出現失敗個例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對各試點地區確立的社區矯正指標應具有合理性。

注釋:

① 在大多數國家，涉及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限于對精神病人和酒精、麻醉品中毒者的治療，與之相關的是社區康復的概念。因此，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主要是犯罪人或實施了嚴重危害社會而有犯罪危險的不具刑事責任主體資格的未成年人。我國刑法外圍的制度教養具有“準刑罰”和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性，至少在客觀效果上它與現行刑法的犯罪評價存在沖突，與人權保障的法治理念相距甚遠。因此，把社區矯正的對象限制于犯罪人，這一制度弊端只會日趨明顯。反之，借社區矯正方式改善刑事執行和淡化制度教養，能夠啟動整個司法預防制度的良性運作。

② [日]大谷實．刑事政策學[M] ．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258 一292 。

③ 天津司法局政研室，實行罪犯社區矯正的可行性研究［J ] ．中國監獄2003 ， ( 3 ) 。

篇7

甜瓜作為一種經濟作物，發展前景十分良好。呼蘭區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氣候干燥、晝夜溫差大、光照充沛，是瓜類生產區。當前，由于哈爾濱市甜瓜種植面積較小，市場潛力較大，所以，發展甜瓜種植，特別是無公害甜瓜種植是呼蘭區調整種植結構，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之一。

1 國內外甜瓜的生產形勢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傳統露地甜瓜栽培受到了挑戰，露地瓜上市集中，市場疲軟，瓜農收益大幅度下降。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人們已不滿足僅僅在盛夏時節吃到甜脆的甜瓜，因此，保護地栽培甜瓜便應運而生，尤其在黑龍江省，采用地膜覆蓋和大棚栽培面積逐年增加。與此同時，隨著甜瓜連作引起的土傳病害、土壤次生鹽漬化等障礙問題日益突出，有的減產70%多，更有甚者出現絕產，已嚴重制約了黑龍江省設施甜瓜的發展。為了克服甜瓜栽培所產生的土壤連作障礙，利用抗病砧木嫁接可防止土傳病害，增強植株的抗異能力，提高產量和質量，實現無公害生產，是一項投入少、見效快的實用新技術。

瓜類的嫁接栽培始于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就建立了子葉苗嫁接體系，簡化了嫁接技術，加之日本瓜類枯萎病嚴重發生，使得這一技術迅速發展。國內起步較遲，但發展較快，栽培集中地區有湖南、福建、山東、河南等地，以露地栽培瓜類為多。1998年，山東昌樂縣種植10000hm2西瓜、甜瓜，全部采用嫁接育苗，福建長樂、海南三亞形成專業化的育苗基地。2002年，安徽省頒布了省級嫁接稀植無公害西甜瓜系列標準及規程，北方地區的山東、河北在日光溫室中開始應用。嫁接栽培被稱為繼地膜覆蓋栽培技術之后，在瓜菜上影響巨大的又一項新技術成果，所以，開展無公害甜瓜嫁接栽培生產技術，是符合國內外甜瓜生產的總體形勢。

2 甜瓜的市場需求趨勢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甜瓜的需求也越來越高。一是優質化：要求質地脆嫩爽口，果面整潔，外觀漂亮，瓜形周正，無畸形、無裂果、無病蟲害，無機械傷痕，耐儲運，商品性好。二是多樣化：要求品種的多樣化，風味口感的多樣化，產品檔次的多樣化，以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需要。三是無公害化：要求甜瓜產品衛生安全，這就對栽培甜瓜的土壤、水源和施用的農藥、激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生產必須圍繞市場轉，這種甜瓜消費市場的需求趨勢，為甜瓜生產提供了指導性信息，要求圍繞優質瓜、精品瓜、綠色瓜做文章，這樣才能贏得市場，獲得好的經濟效益。所以，隨著國家對食品安全的重視和現在人們對綠色蔬菜需求日益增強，利用地膜和棚室生產無公害甜瓜的市場前景非常樂觀。

篇8

一、“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認識局限

西方哲學奉行的是“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在最初認識人與自然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不久就引出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話題，即在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中，只有擁有意識的人類才是主體，自然是客體，一切應當以人類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自然作為人類創造價值的工具，由此造成了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惡化；當然也存在另外一種與之截然相反的“非人類中心主義”，這一理論思潮源于西方的環境保護運動，在人類社會當前所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的背景下，人們試圖通過對“人與自然物的平等”等論題的討論作為保護自然的前提，從而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思想忽視人類自身利益訴求的實現，片面強調客觀事物的存在和規律制約的作用，弱化甚至無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把人置于一種碌碌無為的被動適應環境社會發展的境地，看似保護生態環境，實則限制了整個人和社會乃至自然界的全面發展。其實本質上人與自然并沒有目的論的關系，也就不存在所謂的中心，兩種“主義”最后的落腳點也都是為了人類的利益，因此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尋找更加適合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與道路。

二、整體性思維方式的優點

中國哲學的特點在于它主張主客體的統一或合一，在順應客觀規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實現人的主觀能動和全面發展，有關自然界和客體的問題，最后都要落腳到人的存在和人生意義的問題上來。這種思維方式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具有明顯的優勢。第一，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個互相對應的有機整體。人和自然界不是處在主客體的對立中，而是處在完全統一的整體結構中，二者具有同構性，即可以互相轉換，是一個雙向調節的系統，不是把主體與客體分裂開來，在統一體內，不論是實現對所謂“主體”“客體”各自的發展，還是減小由于各自對立產生的阻力，最大限度促進整體的全面有序發展；第二，在傳統思維中，儒道兩家都主張“天人合一”，道家傾向于把人自然化，儒家傾向于把自然人化，即人和自然界是一氣相通、一理想通的，要尊重和順應自然規律，在規律作用的范圍內合理發揮人的能力，尊重規律才能更加清晰地擺明人的立場，不把自己凌駕于客觀規律之上，做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順應規律才能做到趨利避害，最終實現人的利益；第三，整體性思維并不是以認識自然或者贊揚人類為目的，而是以實現真善美合一的整體境界為最終目的。不是把人置于被動適應環境變化的境地，而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正視人的作用，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計劃、積極主動地開展實踐，既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運用抽象思維能力，透過事物的現象揭示事物的本質與規律，從而正確地指導人們的行動，又要保持堅強的意志和十足的干勁，需要充滿活力的精神狀態，從而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界的全面發展。

三、整體性思維方式對于可持續化發展的指導意義

第一，協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做到主客體的統一。主體客體只是相對而言的，更不能片面采用“人類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學說，而應該堅持聯系的全面的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天佑眾生，世界大同，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滿慈愛，善良安定，就是強調注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界整體的平衡，就是一種廣闊的胸懷。因此需要我們樹立整體觀點，同時搞好個體之間關系，使得整體功能的發揮大于個體簡單相加之和，在有機統一的整體內，個體也得到最佳的發展。

第二，尊重與順應自然規律。生命在周而復始中變遷演化，大自然運行的規律是客觀的，神圣不可更改。崇尚“無為”，不是毫不作為，而是不要“妄為”，即不要破壞天、地、人的和諧與平衡。萬物都在遵循自身的規律生息繁衍，新陳代謝，通過人與環境之間的協調求得一種穩定的生存境界。人們在利用自然的同時，也在開發和升華自我。維持生態平衡，在自然資源最大限度滿足人的需要的同時，讓其能夠積極地休養生息。在處理人和自然界關系上，要合理取舍，綜合開發，整體把握。從整體性的角度出發，只有遵從自然的秩序，尊重客觀規律，采取順時而動的生產措施才能使自然保持一種和諧的良性循環的狀態，才能使有限自然資源獲得最有效的利用。

第三，合理開發利用與保護，適應人類需求，協調環境發展，實現可持續。資源的循環利用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在科技日益發達的當代環境下，對于資源的有序利用和重復利用已經被證明了可行。不能片面利用資源能源高消耗換取經濟發展高速度，雖然取得了暫時成果，卻對未來長遠的發展不計后果。對于有限的資源，已經用掉的能否通過人為手段進行補充，正在流失的應該減緩浪費速度，增進利用層次，還未觸及的，在綜合論證和優劣評估嚴密論證下保護性利用，用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滿足盡可能多的效率，用科學的綜合利用取代傳統的粗放榨取，在自然資源不可持續的限制中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蒙培元.中國哲學主體思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仲澤，方延軍.天人合一[M].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2008.

篇9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2010年的統計，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紡織品服裝進口國，紡織服裝產業對進口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進口紡織服裝產品并沒有對本國紡織服裝企業產生嚴重的沖擊，進口產品已經成為美國企業控制全球紡織服裝產業價值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外包企業與美國本土的紡織服裝企業之間的共生性已經遠遠大于競爭性，美國國內現有的紡織服裝企業大部分已經退出了產品生產環節，轉型成為貿易商和品牌制造商，他們的主要任務不再是負責產品的生產與制造，而是聚焦于協調和管理產品供應鏈上的各個環節，通過生產外包以及密布全球的分銷網絡形成了與發展中國家供應商之間綿密的協同合作關系。縱觀21世紀以來美國紡織服裝產業發展的新特征，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美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總體呈現不斷萎縮的趨勢

根據BEA的統計數據，美國2008年國內紡織品總產值為578億美元，比2000年的851億美元下降了32.1%，服裝國內總產值下降的幅度更大，由2000年673億美元下降至2008年的342億美元，降幅高達49.2%。與此同時，紡織服裝產業對美國GDP的貢獻率也進一步降低，由2000年0.83%下降至2008年0.35%。從就業情況來看，2009年美國登記在冊的紡織和服裝產業從業人員分別為12.5萬人和17萬人，分別比2000年的行業從業人數下降了66.9%和65%，在整個制造業的從業人口中，僅有1.03%和1.04%比重分別來自紡織和服裝產業。

從貿易收支來看，美國對國外進口紡織服裝產品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美國紡織品進口滲透率（紡織品進口占國內總產值的比）從2000年的20.2%上升至2008年的29.1%，而同期服裝進口滲透率則從51.1%上升至76.5%。數據分析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紡織和服裝產業對GDP和就業增長的貢獻率均呈不斷下降趨勢，紡織服裝產品市場需求主要依靠國外進口來滿足，行業萎縮趨勢較為明顯。

（二）美國紡織品服裝進口的來源地更加集中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印度、孟加拉以及越南等低工資成本的發展中大國成為對美國出口的最大贏家，尤其以中國最為矚目。2000-2009年間，中國對美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增長率分別高達14.9%和13.6%，2009年中國占美國紡織品和服裝市場份額分別為35.4%和39.1%，超過了印度、歐盟27國、巴基斯坦以及墨西哥對美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規模的總和；另一方面，加拿大、墨西哥、CAFTA、EU-12、泰國等傳統主要進口來源市場由于受到多邊纖維協定（MFA）終止的影響，對美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呈現大幅萎縮的趨勢。

（三）美國紡織品服裝進口的貿易條件明顯改善

按照北美行業分類系統NAICS分類，2000-2009年期間，美國纖維、紗線（3131）以及紡織纖維（3132）兩類產品的進口額分別下降了38.6%和29%，而織物整理制品（3133）、針織服裝（3151）和紡織纖維（3132）、服裝附件（3152）以及羊毛服裝（3152）四類產品的進口額分別增長了41.4%、59.5%、4.3%和22.5%。在進口金額下降的兩類產品中，纖維、紗線（3131）主要是由于進口價格上漲導致進口數量減少引起的，而紡織纖維（3132）主要源于進口價格的大幅下降。在進口保持增長的四類產品中，只有織物整理制品（3133）價格大幅上漲，其他三類產品均是由于價格下降引起的數量增長產生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占美國進口金額最高的紡織纖維（3132）和服裝附件（3152）兩類產品的進口價格指數2009年僅為45.4和89.1，而進口價格指數大幅上漲的織物整理制品（3133）在總進口中所占的比重僅為1%。表明盡管美國紡織服裝市場對進口依賴程度很高，但主要都是一些市場競爭激烈、價格彈性較高的終端消費品，而壟斷性強、價格彈性弱的織物整理制品（3133）進口需求很少。如果不考慮出口價格因素的影響，僅從進口價格變動趨勢來看，美國紡織品服裝的總體貿易條件在不斷改善。

（四） 美國紡織與服裝產品差異化特征更加突出

首先，從資本化特征來看，美國紡織相對于服裝企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更高。美國紡織業的資本-勞動比率指數從2002年的100%上升至2007年的119%，而同期服裝產業的資本-勞動比率卻下降為95%。美國紡織企業資本化比重提高的事實還可以從資本設備更新投資的增長得到印證。2004年-2008年，企業對紡織設備更新的投資額占到紡織品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2.92%增長到2008年的4.54%，四年翻了一番。而該期間，服裝企業無論是在設備更新還是企業生產規模上都呈現不斷萎縮的趨勢。其次，從勞動生產率的對比來看，美國紡織企業的生產率水平遠遠高于服裝企業。以人均產出為例，2009年美國紡織企業的人均產出為110890美元，超出服裝企業人均產出水平的56.3%。這表明紡織業的生產率在提升，而服裝產業的生產率水平卻在不斷下降。

（五） 美國紡織服裝企業的微型化特征更為明顯

從企業的規模分布來看，2008年紡織企業人數為0-4人、5-9人、10-19人、20-99人以及100人以上的比重分別為35.4%、15.9%、13.0%、20.3%和15.5%。與1998年相比，100人以上的企業比重下降了2個百分點，而0-4人的企業比重提高了3.5個百分點。在服裝產業方面，企業微型化的特征更加突出。2008年服裝企業人數為0-4人、5-9人、10-19人、20-99人以及100人以上的比重分別為43.7%、19.3%、15.9%、16.5%和4.5%。與1998年相比，100人以上的企業比重下降了7.6個百分點，而0-4人的企業比重提高了9.7個百分點。數據分析發現，美國大部分紡織服裝企業都是4人以下的微型企業，這與他們采用柔性化和個性化的生產技術是密不可分的。

二、“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結構調整

（一）通過增強價值鏈的 治理能力來獲取更多的產業利潤

依據Humphrey and Schmitz（2004）所提出的有關全球價值鏈的四種分類（市場導向型、均衡網絡型、俘獲網絡型以及層級型），紡織服裝全球“價值鏈”屬于典型的“俘獲型”價值鏈。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紡織服裝零售商以及品牌經銷商作為價值鏈的主導者，控制著產品設計、質量標準、產品交貨、庫存以及價格等關鍵的“價值鏈”結點，并通過全球生產網絡主導發展中國家紡織服裝制造商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模式和利益分配。

一方面，他們加強對資本、技術以及品牌等高級生產要素的持續投入，在研發、設計、營銷等環節形成對發展中國家紡織服裝企業的買方壟斷優勢；另一方面，充分發揮自身捕獲市場信息的能力，借助龐大的營銷網絡和強大的品牌影響力，在消費終端和制造商之間構筑“護城河”，確保壟斷利潤最大化。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絕大多數服裝企業已經退出傳統的產品制造領域，轉而聚焦具有高附加值的非生產環節，通過強化設計、工藝、環境標準，增強國際競爭的軟實力，并創造源源不斷的利潤增長空間。

（二） 產品生產和銷售更趨柔性化和個性化

紡織服裝作為最具時尚性的傳統產業，市場需求具有多樣性和個性化的特點，大規模標準化的制造模式已經難以滿足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紡織服裝企業開始了柔性化和個性化生產模式的探索。他們通過價值鏈的空間分離，將設計、生產和營銷等各價值鏈環節分布于不同國家，并通過先進的通信技術手段將配置在世界各地的供應鏈“結點”進行有效整合，不僅能夠對市場需求的變動做出快速響應，而且利用不同國家的資源優勢有效降低了生產成本。

以耐克和阿迪達斯為例，棉花和氨綸的生產在美國、紡紗在印度、縫制在孟加拉、縫紉制衣機械來自德國、品牌設計在意大利、拉鏈來自日本、零售商是法國、貿易商在中國香港，而市場則遍布全球。事實上，柔性化和個性化生產已經成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紡織服裝企業一種主導的生產模式，他們開發出了與之相適應的柔性制造系統（FMS），通過電腦、數控機械、機器人、自動化倉庫等先進工具實現自動化的加工、制造與管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自動化系統可以與互聯網連接，以實現網上“按需定制”。美國企業積極借助于信息和互聯網技術，成功地向數字化時代轉型。

（三） 通過區域性的貿易合作機制推動紡織原料出口的對外擴張

為了配合美國紡織服裝企業整合全球和區域生產網絡，美國政府通過區域性的貿易合作機制，對進口美國纖維、紗、線等原材料的外國產品給予特別優惠的進口關稅，以推動美國上游紡織品的對外出口。美國自1985年以來先后與其他國家簽訂了11個涉及紡織服裝產品的自由貿易協定；另外美國還通過簽訂《非洲增長與機會協定》、《加勒比海貿易伙伴協定》、《安第斯貿易促進和禁毒法案》以及《海底紡織品服裝貿易優惠協定》等特殊的貿易安排推動美國紡織服裝產品對上述地區的出口。

在一系列自由貿易機制的推動下，美國主要紡織原料的出口依存度呈直線上升趨勢。美國旨在推動紡織服裝區域貿易自由化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2008年，美國織物整理制品（NAICS3133）的出口依存度高達65.9%，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或優惠貿易安排的國家成為美國紡織原料的主要進口國。例如，墨西哥、加拿大、尼加拉瓜、塞爾瓦托、多美尼加、洪都拉斯等國對美國紡織品進口依存度分別高達81.7%、63.1%、92.4%、82.8%、74.8%和94%。美國通過簽訂有關紡織品服裝領域的自由貿易協議，有力地推動了上游紡織原料制品的對外擴張。

三、美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調整對我國的啟示

第一，注重企業“價值鏈”整合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當前，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仍然處于“底端”，缺乏對產品標準以及市場價格的主導能力，全然淪為發達國家紡織服裝跨國公司的廉價代工者，整合價值鏈體系，提升“價值鏈”治理能力是我國紡織服裝企業面臨的最為緊迫的任務。大量研究表明，順延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構筑的全球價值鏈進行產業升級面臨價值鏈上游企業的殘酷“遏制”和“圍堵”，因而構建依托本土市場為中心的國內價值鏈體系將是提升我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一條可行路徑。而在這一產業升級過程中，依托本土市場所提供的需求空間積極培育和發展高級產品要素將是構建“國內價值鏈”最為核心和關鍵的一環。

第二，對紡織和服裝產業采取不同的結構調整政策

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紡織業相對于服裝產業具有更加密集的資本和技術特征和更頑強的生命周期。主要原因是紡織產業中資本與勞動之間要素的替代彈性更大，一旦因工資上漲導致成本壓力時，企業可以通過加快技術設備更新、提升生產過程的信息化水平等手段降低對勞動投入的依賴，從而有效彌補工資上漲帶來的成本壓力，而服裝產業所固有的勞動密集型特征很難通過強化資本投入進行替代。美國等發達國家即使在工資成本大幅高于發展中國家水平的情況下仍然保持著部分紡織原料產品（NAICS3133）的國際競爭優勢，但在服裝領域基本退出了生產制造環節這一事實即是印證。由此可見，目前我國面臨成本壓力的紡織企業可以通過資本設備更新和提升信息化水平實現對產品成本的控制，而服裝企業應該適時考慮將生產制造基地轉移到勞動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從而蛻變為服裝貿易和品牌經銷商，通過產業鏈的整合來創造更多的利潤空間。

第三，采取更趨柔性化和個性化的生產技術

篇10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5-0113-02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做好2010年經濟工作,重點要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上下工夫,真正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機統一起來,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促轉變”已成為2010年經濟工作的主線。堅定不移地推進結構調整,進一步優化生態環境,扎實做好節能降耗和環境保護工作,努力促進經濟社會生態和諧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山東省淄博市把環保作為一把利刃,充分發揮其在推進結構調整、發展循環經濟方面的獨特作用,在工作中,不是就環保而抓環保,而是通過抓環保倒逼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優化升級,為技術含量高的企業騰出發展空間,為轉方式、調結構、保增長起到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實現了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全市地區生產總值完成2 516.78億元,增長12%。面對復雜形勢,我們積極爭取國家和省無償資金5.94億元,爭取省擴大內需重點建設項目調控資金19.99億元及合作貸款2.87億元,促進我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結構調整。啟動新一輪碧水藍天行動計劃,全市污水處理能力達到81萬噸/日,新建雨污管道104.7公里,城市污水集中收集率達到85%以上,9座污水處理廠能夠穩定達到一級A排放標準,3座能夠穩定達到一級B排放標準。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8.5%。整治污染企業2 200多家,關停各類土小企業1 250余家,全市COD、SO2排放量凈削減率分別達到9.4%和8.48%。較好地完成了主要污染物減排任務;狠抓了大氣污染防治。重點抓好六個“30”工程,年內完成了所有電廠、所有統計范圍內建陶、鋼鐵、焦化、煤矸石磚廠的二氧化硫治理任務,實現了秸稈禁燒目標,推進了秸稈綜合利用。統籌抓好農村環保工作,實現了城鄉環境保護一體化,完成了全市主要河流沿岸排水口的規范管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突出抓了冶金、電力、造紙、釀造、建材等重點行業的循環經濟發展,積極推進了清潔生產,對符合清潔生產要求的項目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對70家重點企業實行強制清潔生產審核。成功發行了治污減排專項債券15億元,有效解決了東部化工區搬遷、孝婦河與豬龍河綜合整治和四寶山生態建設資金問題。啟動實施了一批帶動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改善社會民生的重點建設項目。

一、完善各項環保制度,為調結構鋪路搭橋

山東省淄博市針對能耗高、排放量大、污染重的實際情況,推行了環境總量分類控制、嚴格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及企業生產全過程清潔、循環、智能管理,以一系列嚴格的環保政策法規和規范標準提高準入條件,為調結構鋪路搭橋。一是制定出臺了《淄博市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實施方案》、《淄博市節能降耗獎勵辦法》、《淄博市主要污染物減排實施意見》等23個地方法規和政策性文件,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節能減排政策法規體系。二是先后出臺了建陶、化工、石灰和碳酸鈣、鋼鐵、焦化、露天礦山、煤炭經營等七個領域的環境保護管理規范;組織各行業的200多名環保、節能專家,按照高于國家產品能耗定額強制性標準或領先全國同行業水平的要求,對59種類別、405個產品能耗定額進行審定,并由國家、省環保節能專家最終審定,共涉及建材、冶金、化工、陶瓷、紡織等行業,基本涵蓋了全市重點能耗行業;制定了《石灰機械化立窯節能監測方法》、《煤氣發生爐技術改造規范》和《燃氣建筑陶瓷輥道窯節能技術改造規范》,已成為山東省的地方標準;制定了《淄博市揚塵污染管理規定》,積極開展了《淄博市機動車排氣污染防治管理辦法》的立法工作。三是在嚴于國家、省有關標準的基礎上,出臺了《淄博市污染物總量控制實施細則(試行)》,對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提出了明確的控制要求,對于全市河流斷面的COD一律執行50mg/L、氨氮一律執行5mg/L的標準,大氣SO2一律執行400mg/m3,煙塵一律執行50 mg/m3。制定實施了《淄博市污染物減排和環境改善獎勵考核辦法》,為促進結構調整、污染減排和環境質量改善奠定了制度基礎。四是建立完善環保執法的領導責任制、網格檢測制、定期通報制、聯合執法制、掛牌督辦制和責任追究制,對各類環境違法行為依法實施“頂格處罰”。兩年以來,共進行現場檢查3.6萬人次,檢查污染點源2.6萬余個次,對815起環境違法行為實施“頂格處罰”。

二、發展環保低碳產業,為結構調整做引導

淄博市在環境容量有限的情況下,想方設法通過環保手段調結構,為經濟發展騰出空間,引導企業大力發展無碳產業和生態環保產業,推行清潔生產,走循環經濟之路。一是積極開展循環經濟示范。按照省循環經濟“123”工程要求,組織園區、企業編制了循環經濟實施方案,涌現出了東岳化工、聯合化工、南金兆集團等一批循環經濟示范企業。山東藥玻的廢玻璃生產高檔藥用玻璃瓶工程,列入省循環經濟十大示范工程。二是制定了《淄博市環保產業發展規劃》,成立了全市環保產業協會,組織召開環保產業企業座談會。為環保企業上門服務、跟蹤服務,建立企業之間溝通交流的有效平臺。加快環保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的研發和推廣力度。加快環保設備的加工與制造,重點加大大布袋除塵器、污水處理成套裝置、生物除臭設施等環保設備的研究開發力度。三是加快發展環保產業。重點發展節能機電設備、地熱源及其裝備、節能燈和太陽能四大產業集群,發展環保藥劑等八類重點產品。博山區節能機電泵業制造基地和桓臺縣新能源產業發展基地被確定為省節能環保產業示范基地。積極培植典型,實現以點帶面,把山東美陵、新華醫療、派力迪等20家企業作為環保產業典型,通過組織培訓、交流、提供信息、資金支持等方式,帶動全市環保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推薦派力迪環保工程公司“低溫等離子異味氣體處理”技術,用于齊魯石化腈綸廠治理化工異味,不僅解決了派力迪環保工程公司技術和產品的推廣難題,而且解決了腈綸廠化工異味治理的難題,得到了企業的一致好評。出臺了《全市石灰、碳酸鈣企業發展規劃》,鼓勵發展無污染、設備先進、投資在3 000萬元以上的碳酸鈣企業,全市新上9家新型氧化鈣企業,實現了該行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完成了45家企業的強制清潔生產審核。

三、通過嚴格執法,倒逼結構調整

淄博市按照“停產治理一批、關停取締一批、查處整頓一批、壯大扶持一批”的思路,通過環保的嚴格執法,鐵腕治污,采取上大壓小、等量淘汰、差別電價、區域限批、社會公示等措施,加快推進淘汰落后產能工作,倒逼結構調整。全市關停小化工企業1 700余家;關停煉鐵企業22家117萬噸產能;關停43條立窯水泥生產線485萬噸熟料產能,關停造紙企業24家、酒精企業1家,淘汰建陶企業50條生產線6 200萬平方米產能,對500家建陶企業的790臺(套)煤氣發生爐和直接燃煤熱風爐實施專項整治,關停72條缸瓦生產線以及635座石灰窯,關停了674座焦寶石小窯爐共計100萬噸產能。實施電力行業“上大壓小”,先后關停了32臺、總容量46.775萬千瓦發電機組,已累計完成“十一五”期間關停任務的93.55%。減少了大量污染源,為其他項目的發展騰出了空間,加快了全市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涌現出了一大批通過調整產業結構、走上循環經濟之路的企業典型。桓臺匯豐石化公司致力于爭創“綠色環保模范企業”。近年來,先后投入大量資金,用于環保治污。2008年,20 000m3低壓瓦斯回收項目、20 000噸/年硫磺回收聯合裝置,及300噸/小時污水處理場等環保項目建成投產,實現了環境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和諧共贏。淄川寶塔焦化公司投資320萬元建成了高壓氨水鄰室噴射消煙除塵系統,由原來的洗滌燃燒排放改為吸收利用,即消除了氣體對環境的污染又回收了煤氣,增加了煤氣產量,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雙贏,對苯系物、煤氣余熱的利用也實現了閉路循環,基本達到了零排放。此外全市建陶、水泥、化工、制藥行業的廢物回收利用和循環經濟發展等,都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和環境效益,循環經濟之路初具規模。該市在強力執法、推動企業走技術改造之路的同時,還改變了以往單純執法的路子,組織行業專家參與執法,與企業共同研究如何進行技術改造,拓展企業發展空間。去年共整治419家化工企業,堅持“一企一策”,由專家為企業制訂詳細的整改方案,有效減少了化工異味的排放,而且使企業回收各類可利用物質近萬噸,幫助企業發展循環經濟項目120多個,做到了增產不增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