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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景觀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遺產類型，自1992年在美國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年會被提出，并將其納入世界遺產名錄，作為一種新的世界遺產類別，文化景觀的保護實踐僅有二十余年。作為一種新的文化遺產類別，其文化內涵、保護理念與實踐工作仍在探索之中。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2008年版《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中，將文化景觀與歷史城鎮和城鎮中心、運河和文化線路列為“特殊的遺產類型”，建議以特殊的指導原則幫助上述遺產類型的評估。這表明，文化景觀和其他兩類遺產與以往的文化遺產具有相對特殊性，其研究方法、評估體系與保護策略都具有特殊性。因此對于文化景觀的認定與評價就有其獨特之處：

1. 在物質上，文化景觀涵蓋了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兩個領域，但又不同于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也不同于自然與文化雙遺產。文化景觀作為一種在特定背景和具體自然基礎上，人類生活、生產活動作用下所產生的一種特殊景觀形態，是人類與自然共同創造的。因此我們在審視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相關文化景觀后，不難發現它們都兼具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的相關特征。但不同的是，文化景觀遺產更加強調景觀的歷史識別性（historical identity）和它保持一種可延續的記憶屬性。也就是說，文化景觀的價值更多傾向于保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歷史記憶。不同的文化景觀，可能記載了某一地區人類在其發展過程中的某種土地利用方式和生存形態。

2. 在非物質方面，文化景觀更重視物質景觀與非物質文化形態之間的融合。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遺產類型，文化景觀可能與當地居民的活態傳統（living tradition）具有直接聯系。因此，文化景觀的構成通常包括物質與非物質兩大要素，兩者不僅精密聯系、相互作用，并且非物質常常發揮重要影響，這種非物質的影響往往決定了景觀的物質形態。

二、鄖西縣上津古鎮文化景觀概況

上津古鎮地處鄂西北邊陲，位于湖北省鄖西縣城西北70公里，與陜西省漫川鎮接壤，南臨江漢流域，北枕秦嶺山脈。古城坐落于漢江支流金錢河下游東岸，素有“朝秦暮楚”之稱，歷來為交通、政治、文化、商貿、軍事之要地。上津鎮是湖北省現存最完整的縣級古城，于2007年被國家文物局、住建部評定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名錄。

1. 物質文化景觀遺存

（1）南北交匯的自然景觀

上津鎮位于秦嶺山脈與大巴山脈交匯之處，四周群山環繞，金錢河繞城而過，自然環境得天獨厚，其中以長堤柳岸、嵩山仰面、三山疊翠等“上津八景”最具代表。

長堤柳岸為八景之首，最具上津特色，是上津最能夠凸顯中國古典美學特征的人造自然景觀之一。長堤柳岸位于上津古城外約300米的金錢河畔，景觀主體是長約500米、寬6米的金錢河古堤。古堤是古城昔日防敵、今日防洪一大屏障。堤外河床寬大防止河水侵蝕大堤，故而在堤外河床之上遍植垂柳，久而久之便形成一道柳絲曼舞的獨特風景線。如逢春雨紛紛，堤畔柳絲如煙，飄渺朦朧。清代詩人王霖曾賦詩贊美道： “青青堤上柳，飄忽自成春;欲作三眠勢，應來九烈神。波平分鴨黛，浪咸起魚鱗;若向江中渡，風流自有人。”

除了長提柳岸之外，上津鎮還有嵩山仰面、伍峪青幔、天橋古洞等獨特的自然景觀。這些景觀與上津人長期生活在一起，融入了上津人的日常生活，上津人也按照自己獨特的審美方式感受甚至改造這些自然景觀。

（2）“南船北馬”的漕運商埠城鎮人文景觀

除了獨特的自然景觀，上津古鎮還遺留有大量人文景觀。其中，因商而起的城鎮聚落景觀，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觀之一。

上津古鎮位于金錢河畔，金錢河自北向南巡城而過。因水而聚，是中國古典規劃原理中最為重要的選址要求。水利萬物，靠近水源，能夠解決日常生活用水、農業生產用水等實際需求。另外，堪輿學認為，水為財富的象征，濱水而居能夠帶來財富。的確，在南船北馬的封建時代，水確實能夠帶來財富。作為古代最為重要的物流通道，漕運決定了古代中國的經濟命脈。因此，中國古代城鎮大多規劃建造于大江大湖之畔。上津古鎮也不例外，金錢河為上津古鎮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作為一個因商而興的古代交通樞紐型城市，上津至今保留有數量豐富、立體多元的商業聚落景觀。

①古城墻

早在北魏時期，上津就作為縣治所在地得以營造。作為湖北省僅存的縣級古城，上津保留有完整的古代城墻、城門。

現存上津古城墻始建于明洪武年間，正德年至嘉慶三年進行了大規模修造，后又于清順治七年進行修整。古城周長1236米，面積約8萬平方米。城墻高約7米，呈梯形，為夯土墻包青磚砌成。四方各有一個城門，分別叫做接秦、達楚、通漢、連鄖，西南一角還有為方便百姓勞作而開的角門。

②商號、貨棧舊址

作為重要的商貿中轉城市，上津古城保存多處商號、貨棧舊址。這些商業遺存主要分布在古城四街和五街，臨街分布。上津古鎮現存的商號貨棧均為典型的鄂西北合院民居，前店后宿。外墻為生磚砌筑，外抹混合谷殼、桔梗的生土。封火墻較矮，粗壯敦實。上覆黑瓦。

③商業會館舊址

由于發達的商品經濟，上津地區商幫云集，這些商幫在上津建立多所商業會館，規模較大的有武昌館、山陜館等。其中現存最完整的是位于古城外西南角的山陜會館。

（3）中西交織的宗教建筑遺產

①天主教堂

上津古城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緒三十年（1905年），位于古城中心位置，毗鄰上津縣舊址。整體布局為四合院式。主要建筑有門房、禮拜教堂、主教公寓等。

上津鎮是鄂西北地區天主教較早進入的鄉鎮之一。自上津天主教堂開堂以來，共有22位神父坐堂傳教。其中，17位外籍神父，外籍神父中多來自法國、德國、意大利，其中有五人病逝于上津。

在“”期間，上津天主教堂受到嚴重破壞。現存教堂建筑主體為1984年李新富神父籌資按原樣重建，呈哥特風格。其中教堂石質大門為清末原物，門框上書“耶穌圣心，上天之門”，門框石質細膩，書法雋秀，可以遙想教堂原貌。

上津天主教堂最為顯著的藝術特征體現在其整體布局上。上津天主教堂在修造過程中，充分考慮到當地民眾的文化心理，布局上采用鄂西北合院民居形制，呈典型四合院。其中，門房和兩側配房均使用鄂西北民居建造形制，白墻黑瓦。

②佛爺洞

佛爺洞坐落于金錢河西岸，始建于唐貞觀年間，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隋唐時期，由于上津得天獨厚的交通優勢，上津古城一時間商賈云集，成為鄂西北地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隨著商業活動的興起，宗教活動也日益興盛。故而在上津古鎮周圍大興土木，建筑廟宇，佛爺洞就是其中之一。

佛爺洞為金錢河西岸山崖之上的一處天然巖洞，整個建筑充分利用巖洞，在洞外加以建筑，形成佛爺洞主體結構。歷史上，佛爺洞屢毀屢建。建國前，佛爺洞僅存僧舍一間，時期，佛爺洞遭受滅頂之災，所有房舍、佛像全部被毀。現存佛爺洞建筑為2004重建，磚瓦結構。主要建筑有：山門、大雄寶殿、觀音殿、城隍殿、土地龕。主要供奉釋迦摩尼佛、觀音大士、城隍、土地、豬大王，具有民間多神崇拜特征。

2. 非物質文化遺產留存

（1）刺繡工藝

上津古鎮傳統刺繡工藝蘊含著獨特的審美價值。無論在造型、色彩、工藝還是圖案紋樣上都高度凝結著上津人不竭的智慧結晶。上津刺繡的圖形紋樣，風格樸實而寓意深長，配色用線匠心獨具，既忠實于自然又富于想象。繡工制作針法多變，精巧高超。傳統刺繡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與地方特色，刺繡的主題和內容大多為鴛鴦、獅、虎、花卉等寄托著勞動人民美好希望的圖案。刺繡作品圖案沒有定式，大都通過創作者自己的主觀想象進行手工制作，而這些作品也有著民間傳統手工藝的共同特征――在用色上尤為大膽和跳脫常理，也不失為是創作者情感的特殊表達方式。刺繡體現了深刻的社會內涵，各種吉祥的紋樣是許多普通的藝術創作者對生活的感悟，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淀，這也是刺繡藝術作為文化載體的一個更為重要的開發價值。

（2）竹編藝術

上津鎮竹編農具整體造型呈口大粗制的特點，主要器形有菜筐、籮筐、竹籃等。菜籃是上津最為常見的竹筐樣式，主要呈現上寬下窄的形態，筐口一般呈橢圓的形狀，且縱向直徑較長，較為粗糙簡陋，主要用于蔬菜存放。上津菜籃主要有斜背式和挑擔式，因上津地處山地，多水路，為方便行走，大多數竹籃有肩帶可斜跨。有的菜籃口沿低，沿邊有雙耳，用寬粗竹篾十字交叉固定，用麻繩鉗制兩耳交匯處，用扁擔前后挑，既實用又省力。籮筐的容積大，多以竹和藤兩種材料混合編織，口型接近正圓，器型的腹部向外鼓，近似于水缸造型。竹籃的竹籃口為橢圓形，有的接近長方形，類似船狀，款式主要有手提式。

（3）鬧火龍

“鬧火龍”是上津古鎮一項傳統的民俗活動，亦是當地居民迎慶新年最為重要的民俗活動之一。每年正月十二的晚上由鎮上居民自發組織舞龍團隊，穿梭于古鎮的每一條主要干道，火龍所到之處，家家戶戶熱鬧非凡，用煙花對沖火龍，游行結束后火龍基本燒完只剩骨架。上津古鎮新年“鬧火龍”的傳統體現在“鬧”字，這是因為上津古鎮自古以來因水而生，因碼頭而興，有金錢河環繞，新年舞龍意在祈求河神、龍王庇佑，為鎮上居民祈福。上津古鎮“鬧火龍”氣勢恢宏，舞龍隊伍繁復龐大，所耗人工、材料、工藝十分復雜，逐漸由單純的祈福活動演化成集民間工藝、民間美術和民俗活動于一體的綜合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三、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民族文化需要傳播，任何一項文化遺產不只是文化的承載之物，更是承載著一個民族的靈魂。只有宣傳才能培養和吸引人們對文化遺產的興趣，才能將文化市場的消費觀念建立起來。更進一步說，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培養文化消費觀念，使人們為覺得有價值的東西買單，才能使社會走向一個消費文化之路。因此，只有培養人們認識文化、理解文化、延續文化的意識才能讓人們學會消費文化，從而化解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我們說商品是文化遺產的物質載體，商品的創新設計能夠更好地宣傳與發揚傳統文化。任何一個商品的開發應該基于當地的民俗特色，融入其精神內涵，從而增加商品的文化附加價值，繼而對商品進行設計創新，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結合，這對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上津古鎮將商鋪作為開發傳統文化的載體，上津有著約一里長的明清古街，是連通古城內外的一條古老街道。兩旁民居為四合院結構，和諧而溫馨。四合院內古色古香，飛檐斗拱，一進數重。然而，這樣古色古香的民居卻缺少了旅游觀光的氣息。商鋪的開發是以當地土特產招牌吸引觀光者，從而重現明清時期的繁華景象，這樣既能全面地展現上津以及我國的歷史古建筑風貌，同時也能吸引更多旅游者的眼光。依據上津土特產及待挖掘的文化旅游紀念品做出的實地調查，在建筑風格上，對古鎮整體外觀及展示區，保留其原有風貌，同時將破壞部分進行修繕與復原，展示區和品嘗區與整體的古建筑風貌相協調，給人以古樸、自然之感，真實生動地再現明清時期的場景。在材料和制作工藝上，也進行優化，店鋪內部可以采用手繪的方式裝飾具有上津特色的符號或圖案，這種物化的形式可以成為當地民俗、地域文化傳播的載體，也可以成為上津文化的代表。同時，根據上津古鎮的特色，將店鋪內商品包裝設計風格統一，如豆豉、地瓜粉等土特產的包裝以仿古防油紙作為材料，環保簡潔。以細麻繩簡單密封，古樸自然。在設計樣式上，以“舌尖上的上津”字樣配以地方特色濃郁的食物縮影，將古鎮美食與中國傳統美食融合，既凸顯地方特色，又富有新意。酒的包裝設計，以古樸設計風格為主，外部處理為精細的肌理效果，給人一種簡約而不簡單之美感。香醇的柿子酒、甘蔗酒、苞谷酒，令人陶醉，包裝上簡單的密封繩與古鎮的古樸自然之氣質不謀而合。而在酒的銷售與儲藏容器上選擇了陶壇，陶壇的特殊結構能使空氣中的氧進入其中，促使酒完全氧化反應，而且，陶壇含有多種金屬離子，可以去雜增香，使酒的口味更加醇厚。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使上津古鎮這朵奇葩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是應著重思考的課題，做好上津古鎮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展示與商業旅游的結合是上津古鎮向外推介的重點。在保護上津古鎮原生態的基礎上，有意識地讓游客參與其中，以旅游消費帶動文化發展。把上津古城規劃定位為以生活居住和文化商業為其主要職能，以傳統商業服務和文化旅游為主導產業的古鎮。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靜態保護”和“活態傳承”

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人類行為活動的動態性和傳承性，是一種活態的文化形式。這樣一種以過程和活動為對象的客體可以從靜態的保護及活態的傳承兩個方面進行，從而實現其保護與發展。“靜態保護”主要以影像、錄音的虛擬現實，全息投影科技載體為物化形式，轉化為一種可見的和可再生資源，即通過科技產品的形式來表現和再現的過程。此技術是以生活化復原手法，將群眾的創作情境與自身情境相融合，身臨其境地感受創作中所散發出來的文化底蘊，以達到共鳴效果。可復制性是變相地保留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本，這樣不僅能保持文化的傳播功能，緩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瀕危的狀態。同時，讓受眾了解和認識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信息，形成一種平民化、大眾化傳播方式，有利于其保護和傳承。

例如，通過利用計算機制圖、人機交互、多媒體等數字技術手段將上津火龍工藝制作過程真實再現，通過視覺的展現和觀眾的交互，最終實現了解上津火龍工藝的目的，創造“上津火龍民俗博物館”文化機構，全面展示火龍歷史、制作工藝，并針對火龍燈會的表演進行數字化設計與創新，將其引進課堂，通過數字化技術交流互動，使學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傳統文化遺產，達到推廣和普及的目的，這為傳承“非遺”打下堅實的基礎。

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關鍵是保護傳承人。上津古鎮的“非遺”是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的“活”的文化，絕不能脫離項目和傳承人這個傳承主體而獨立存在。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表現手段，并以身口相傳作為文化鏈而得以延續，是活的文化，要以‘活態傳承’的方式來實現其可持續發展。”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的四項主要計劃之一的“活著的人類財富（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有著極高造詣的一類人）”目的是鼓勵各成員國給予他們官方承認，創造有利于“非遺”傳承工作的環境，積極改善傳承主體的工作生活條件，提高保護傳承人的積極性，將其所掌握的知識與記憶傳承后人，使得后繼有人。建立“上津非遺傳習所”等文化教育機構，這樣可以給上津人民提供一個交流學習的場所，同時也為鄂西北地區建設文化遺產傳承教育基地，為“老少邊窮”等欠發達地區打造一個社會實驗基地，樹立借鑒文化遺產資源改造環境、脫貧致富的樣板。設立地方民俗傳承中心、地方戲曲表演教育傳承中心和地方鄉土文化教育中心等文化機構，可以突出上津古城在全國歷史人文版圖上的特色，將上津古城打造成為一個出秦入楚的“休閑旅游古驛站”。

五、結論

文化景觀類文化遺產作為近年新型遺產類型，已被廣泛認知。由于其本身的特點，使其在保護工作上也具有與一般文化遺產不同的特點，其特殊性在鄉土文化景觀遺產上則更為突出。概括而言，鄉土文化景觀遺產的保護工作，應做到如下三點：

1. 尊重自然，整體協調。生產性保護的核心，是對文化遺產開展全面保護工作。因此，在鄉土文化景觀遺產的保護過程中，應在全面保護其自然景觀和歷史文化環境的前提下，突出其景觀特色，改善居住環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適度發展文化旅游、文化展示，土特產品開發。

2. 元素繼承和產業設計。生產性保護的特點在于將生產寓于保護當中，以活態保護替代靜態留存。因此，在鄉土文化景觀遺產的活態利用過程中，應對當地文化遺產進行甄選、提煉，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元素，并將其與現代設計產業相結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產業生產鏈條。

3. 概念推廣、綜合利用。在鄉土文化景觀的保護工作中，應結合具體的規劃和發展定位，綜合利用文化資源與自然景觀資源，做到“因地制宜，扎根鄉土，開發資源，綜合利用”的鄉土文化景觀遺產發展模式。以自然景觀為表現，鄉土文化為內涵，發展成極具特色的民族民間文化藝術展示區，體現遺產地獨特的自然風貌和傳統文化。

（作者單位：湖北美術學院）

參考文獻：

[1] 周益民、張昕：《文化遺產研究文集》， 北京藝術與科學電子出版社，2008年版。

[2] 王受之：《世界現代設計史》，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篇2

前言

中國是有著長遠悠久歷史的東方文明古國。其歷史文化遺產可以算是多如天上的繁星。一直被中國人引以為傲的財富。當經濟的高速發展，促使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的農村人口不斷的轉變為城市人口，已經導致原有城市在結構和規模方面的不適應，新的城市化建設要求對城市用地規模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意識、理論與方法方面提出新的質疑。使得保護文化遺產與推動經濟社會和諧發展成為一對難解的矛盾問題。

一、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排斥或共生

在純粹經濟利益所驅使下，把經濟發展作為硬道理、硬指標，認為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先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努力發展經濟為目的，然后再修復重建一些被破壞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博物館，這樣的理論依據的確在當前據有相稱大的市場，并且這也是當前很多數已經實施，或者是正在實施的開發項目的真實寫照。這成為在經濟建設的大潮中，考慮到城市要發展，人們要生存，往往就必需要革舊迎新。這種說法是在強盛經濟利益驅使下，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的保護持以推脫之詞。我們究竟是朝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讓步呢，還是應該以犧牲經濟發展的利益呢？這成為備受爭論的問題。因為另一種開發者的觀點是持強烈反對的立場，認為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需要我們堅定不移地保護。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與否，或者是誰對誰有更有理，我們來看看現存文化被保護和沒有被保護地區是怎么樣的。

縱觀世界發展，我們不難發現，曾經政府對文化遺產保護花大力氣的地方，如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都是較好的地方。在意大利，如今保存有大量古羅馬、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遺產，在經過政府花大資本修復保護后，已經成為意大利“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并且每年帶來的旅游外匯收入超過90億美元，而且就是一個龐貝古城，每年接待的游客就超過了200萬人次之多。再如法國普羅萬小城，曾經是歐洲商旅往來于北海與地中海城市間的必經之地。到現在這座小城從整體布局到每個建筑的獨特風格，都保持著中世紀時期歐洲古城的濃厚韻味。在山上是上城，集中了教堂、谷倉、鐘樓等中世紀建筑；在山下是下城，分布著民宅和商店等現代生活設施，這些地區是游人絡繹不絕，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向往這個地方，快速的帶動了當地的經濟。又如西班牙政府在文化遺產保護上的投入，平均每年都是數以10億元計，在投入與產出上，他們在旅游業方面取得了豐厚的回報。

在那些被毀壞的文化遺產上，我們可以看看這里經濟是怎么樣，博愛縣寨豁鄉六堆寓村境內的一處3萬年前的人類文化遺址――六堆寓舊石器文化遺址。六堆寓因處在6個山峰環抱之中而得名。2008年6月，六堆寓舊石器文化遺址就已經被省政府批準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前正在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可是采礦者不惜鋌而走險，理直氣壯地毀壞了位于博愛縣寨豁鄉六堆寓村境內的一處3萬年前的人類文化遺址――六堆寓舊石器文化遺址。為何非要在3萬年前的遺址上開山炸石？究其原因是經濟利益在作怪。因為這里有豐富的鐵礦石和矸石。極個別的采礦者為了自身利益，不惜毀壞文化遺產，他們把鐵礦石每噸能賣300元左右，矸石每噸在100元左右。一輛大車能拉鐵礦石50噸，一車出來就是1.5萬元的收益，這樣就使得一天一夜的工夫采礦者就能搖身變為百萬富翁。但是這個地方永遠成為歷史，沒有人會記得這個地方，富裕的采礦者毀壞了這個地方，已經遠走。留下的還是破舊的矮房，沒有生氣的街道，集市上留下的是蹣跚的老人和不會走路的小孩，青壯年已經之外漂泊。

所以說保護好古文化遺存，一方面是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另一方面更是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其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還體現在教育、科技、新聞出版、設計、景觀利用、文化娛樂等文化產業的諸多領域。并且通過對古文化遺存的保護，才能夠為后代留下一份歷史的記憶，達到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目的。

二、文化遺產保護能夠推動城市價值增值

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建設已經成為城市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當地部門在開辟城市的新功能方面，其中一項重要的措施往往就是發展旅游業和與之相關的各種文化活動。因為旅游是以文化為先導的振興策略鼓勵將城市中的歷史遺產用于發展旅游業，旅游業之所以被看作是一個朝陽產業，其關鍵原因是人們閑暇時間的增多和旅游機動性的提高；最重要是它有助于改善城市形象，達到提高城市的品牌知名度，以此來提升城市的綜合競爭力。這在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尤其顯得格外重要。所以在城市核心區發展一定程度的旅游和文化活動。如西安大明宮遺址區，就帶動了西安的旅游業及相關工業的發展，而且其附近區域產生很強的輻射作用。西安眾多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建成，在門票收入的經濟收益外就已經使得更多的是對旅游的拉動，參觀者觀游覽過程中因吃、住、行、游、購、娛和通信、保險等所產生的一系列經濟效益。今年西安旅游人數達到了5000萬，文化遺產創造的價值功不可沒。文化遺產建設項目對西安經濟發展的貢獻，還表現在以其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及其對相關工業的帶動作用，其原因就大唐芙蓉園和曲江池遺址公園、寒窯遺址公園等方面產生的綜合效應，曲江文化工業得到了蓬勃發展，所創造的產值大幅晉升。

在西安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公布出來，就吸引了國內眾多知名企業的目光。中海外發展有限公司與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就簽訂了《大明宮遺址保護和周邊開發項目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金地集團、恒大地產集團都攜巨資參與大明宮建設。中國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就大明宮遺址的保護與改造和西安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這就體現投資西安、參與西安城市建設的決心。澳大利亞貿易委員會同時還積極參與大明宮遺址公園的設計規劃、旅游設施建設，并且為大明宮遺址公園建設的人員培訓提供支持，以此來對大明宮遺址區內的垃圾處理、水處理、環保等項目開展合作，這些無不體現了化遺產保護能夠推動城市價值增值效果。

三、結論與建議

在上文的認識中，我們應該清楚的認識到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是不存在的，也不是絕對的、不可調和的。對于文化遺產，我們一方面應該盡量保護，因為它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財富，值得我們應該珍惜和發展。 文化遺產保護要進一步增強時代意識、社會意識、群眾意識和服務意識，盡力挖掘文化遺產的經濟、文化等價值，這樣的遺產保護才是有意義的，可持續的。同時還不斷增加陳列展覽等文化產品的知識性、趣味性、觀賞性、互動性和可參與性，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為著力點，努力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積極主動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我們應該是深入挖掘文物所蘊含的文化內涵與科學價值，不斷朝深度、廣度拓展，把破碎的、間斷的、表面的實物概念發展，還原成連貫的、完整的、厚重的歷史文化”， 在文化保護研究方面要系統反映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反映重要歷史發展階段，反映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教育等方面具有標志性的重要內容。不斷增強展陳內容的比較性，可以通過中外文物、中外歷史的對比，古今演變的對比，采取不同類型文物的對比的多種方式進行，才能更好地揭示文物蘊含的歷史文化價值。同時還要增強展陳內容的生動性，可以采取介紹文物發現、發掘的過程，文物的歷史背景，做到與文物有關的歷史人物的故事等多方面的信息，才能夠讓靜止的展品活起來、動起來，讓高深的專業知識生動化、形象化，引導人們在參觀中增加歷史知識和文物知識，提高觀賞興趣。才能從真正意義上發揚我國五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更好的建造我國現代化文明古國。

篇3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國民族文化的精華，是歷史留給我們的豐富資源。我國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近年來，由于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的環境不同程度地遭到影響。很多傳統習俗發生變化，許多藏在人們心中的文化記憶漸趨淡化，一些藝術門類在人們的視野中面臨消亡的危險，一些掌握絕技的老藝人年齡越來越大，一些依靠口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不斷消失，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面臨著各種環境的考驗。

早在上世紀初人們就意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開始呼吁民眾加以保護與利用，并且出臺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但是由于連年戰亂和革命運動使人們無暇顧及這一領域。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民眾對自己生命本真的的探尋更加迫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環境保護，既不能像自然環境保護那樣劃出一個空地，只要對之不進行人為的干擾就可以；也不能像人造景觀那樣，可以按照主觀設計來進行構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退回來魚牧、農耕的經濟形態，也不是回到四代同堂的社會結構，也不是要完全改變人們現在的生存價值理念。文化遺產的環境保護，更確切的說，只能是調節、變化、處理好文化遺產與文化環境、地域環境、社會環境的關系，讓文化遺產有一個適應其生存、保護的生態位置。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依賴于良好的文化環境

從文化的視角來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人類文化自身的存在和生存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在很大程度上將有利于我們樹立全新的文化生態觀，有利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保護文化傳統，有利于文化的創新與繁榮。文化是歷史的發展中人類所創造的，而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是人，基礎也是人，文化遺產的傳承所依賴的也是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質不僅在于其是文物與各種絕技資料，更及于創造文化遺產、展演絕藝的“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好的方法與途徑，即將它與人的生活方式再度的結合，讓其作為人的生活方式而存活著。

人類所有的文明是由各種不同文化所組成的。全世界有數量不同的各種文化，不同文化有著自己獨特的價值與領域，但文化的存在價值和利益之間的關系是不均勻的。文化環境包括區域地理環境：一個民族由以生存、活動的區域場所和自然資源，在區域地理環境中產生的物質生產方式：形成該文化的經濟基礎，構建在前述兩個層次上的社會組織形式：形成該文化的一套社會政治制度。各民族所賴以生存、活動的特殊文化土壤，決定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態及其獨具個性的文化特征。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比較弱小的文化。作為弱小文化形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遍面臨著文化空間被占擠的威脅。因此國際社會在上世紀世紀以來大力提倡保護文化遺產和保護文化多樣性的思路，是對文化霸權主義的一種批判，也在很大范圍和程度上保護了不同文化之間應有的合法權益。非物質文化不僅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成就的標志，也是許多民族、群體的基本識別標志與形象。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應注重結合地域環境

地域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先覺條件之一,同時也決定了我國各地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迥然不同的形式和特色。由于我國擁有遼闊的土地和由此而形成的南北迥異的地域性文化，才會產生如此豐富多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不同地區的文化風格各異，五色繽紛，需要因地制宜。

保護好文化遺產各種形態在我國當前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中具有重要現實價值。國內一些地方為了眼前的小利益，在建設中無視文化遺產和文化空間的存在與保護，強行拆遷與破壞，對文化遺產和文化空間加以人為破壞或改造，使得許多有價值的文化遺產或文化形態毀在機器下，令人惋惜。一些地域性很強、很有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遭到破壞，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因為過度發展旅游經濟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和藝術表達方式失去原有特色和完整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不但沒有獲得很好的保護與利用，反而受到了不可逆轉的破壞。這兩種情況在當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中普遍存在。文化遺產和文化空間被破壞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參與各方的各種文化權益受到破壞。這些情形與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時代使命相悖離。因此，努力提高全社會尤其是政府部門的文化保護意識，重視在實踐中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參與各方所具有的文化權益，實現不同地域文化對非物質文化形態的利用價值，對實現人民文化的豐富生活，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和保護事業的健康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應注重順應社會環境的發展

在我國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政治環境往往起到重要得作用。很長的一段時期，政府將一些民間信仰、民俗活動視為封建社會迷信活動的范疇并限制，特別是期間，有很多國寶毀于一旦，很多文化遭到洗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傳統的文化形態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人們逐漸認識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生態保護被提上日程。眾所周知，經濟與文化的辯證關系：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文化是經濟、政治的反映。一定的經濟政治決定一定的文化發展，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與經濟，并給與重大影響。因此，文化生態的保護離不開社會經濟環境的依托，經濟環境在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與傳承工作中起著支撐作用。只有經濟環境的發展與變化，才能給予文化遺產項目提供良好的社會存在空間，更好地推進傳承與保護的進行。

就我國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應采用層層遞進的傳播方式。一方面要培養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業人才；另一方面，要在人民群眾層面大力宣傳和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只有提高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人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進而從整體上提高全民的保護素質。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要想完整地保存和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生存環境是不可能的任務，政府應拿出專項資金，設立非物質文化博物館來保護。

四、結語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最重要的是有個良好的人文環境。社會需要營造良好的人文氛圍。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著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和凝聚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標識和民族歷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精神和人民智慧的生動體現。先民們創造了豐富燦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要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并在傳承、發揚光大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努力適應時代要求和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創造出更多新的優秀文化成果，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譜寫更加燦爛輝煌的新篇章。

參考文獻：

篇4

1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的危機與轉機

建國以來，伴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許多礦業城市憑著其資源稟賦優勢逐漸興起。這些城市在推動城市經濟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與協調發展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礦產資源重要和顯著的特點是不可再生性，然而在我國過去特殊的發展時期，礦產資源經歷了一次過度、瘋狂與無限制的開采，造成資源逐漸枯竭，致使礦業衰退，導致礦業城市成為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據調查研究表明，2007年，我國資源型城市約有178處，占全國城市總數的1/7；城市居住人口約有7000萬，占全國城市人口總數的1/6；有47座資源城市進入資源枯竭期，約440座礦山進入資源枯竭期，處于將被關閉危險；約300萬工人和1000萬家屬將陷入失業和生活無著落境地。

資源型城市的礦業資源不是無限的，在資源耗盡的情況下，城市產業如何實現產業轉型，是許多資源型城市亟需面對的問題。實際上，世界各國的資源型城市都存在產業轉型的問題，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涉及到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留下的許多礦廠舊址、附屬設施、機器設備等工業遺存如何處理問題。文化是城市的靈魂，這些工業遺產見證了城市工業化的進程，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把那些歷史悠久的文化遺存作為文化遺產加以保護，而對于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的保護則重視不夠，特別是其中的礦業遺產更是很少得到認同與保護，其價值尚未得到人們的認可，很多礦業遺產正面臨著毀壞、遺棄以及消失的嚴重威脅。保護這些礦業遺產的路徑到底在哪里？

隨著我國旅游業的發展，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的轉型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旅游消費者心理發生改變，求新、歷史懷舊愿望與求知欲望開始與日俱增，并逐漸清楚地認識到那些往常被我們忽視，甚至廢棄掉的礦山、礦坑、冶煉、加工等礦業遺址遺跡在新世紀所煥發出來的價值和重要意義。人類歷史上的這些文明遺存—“礦業遺產”，已經成為了整個地區、整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所共同珍視的寶貴財富，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中的礦業遺跡將成為擁有巨大吸引力的旅游資源。礦業遺跡是礦產地質遺跡和礦業生產過程中探、采、選、冶、加工等活動的遺跡、遺址和史跡。它是文化、自然和歷史的有機結合，也是城市工業化進程中留下的寶貴遺產，從文化景觀的角度來討論礦業遺產旅游資源的價值，其對旅游的發展影響是深遠的。文化是旅游的靈魂，礦業遺產彰顯城市文化，文化景觀是人文及自然環境互相影響的結果，地景呈現人文和自然之特質，是文化遺產的一種全新概念，表現為長時間累積下來的人為痕跡，代表人類活動對自然地景的影響，地景所影響的人類行為，使文化遺產的范疇由原來的單一場所，逐步納入代表區域文化意涵的文化景觀。礦業遺產旅游作為一個新興領域正在受到旅游業界的熱烈關注，許多學者對工業遺產旅游的發展、開發戰略與開發模式進行了探討，并指出發展礦業遺產旅游有利于促進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的轉型。

2礦業文化景觀內涵

2.1.文化景觀的定義

文化景觀（culturallandscape）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25年CarlO.Sauer發表的《景觀形態學》(TheMorphologyofLandscape)一書中所提及到的。國際上文化景觀正式確定，始于1992年的《世界遺產公約》，且陸續有國家將文化景觀納入文化資產范疇中。本文采用了世界遺產委員會于1993年在Schorfheide提出的文化景觀含義：

文化景觀是透過空間與時間反映人類與其自然環境的互動。一個文化景觀是有著有形與無形特性的復雜現象；無形的要素由影響在感知和形塑景觀的信念和互動所產生，如神圣信念和景觀緊緊關聯且這種方式已被察覺一段時間。文化景觀反映創造他們的文化。

由以上得知，文化景觀中有形的特性與無形的元素是形構出文化景觀復雜現象的要素。文化景觀強調的是人與自然互動的結果，而無形元素是由人類感知延伸出的信念和自然環境產生的變化，因此文化景觀能反映出此地區居民的文化與信念。故文化景觀不單是由有形的特性構成，無形元素也是構成文化景觀特色的關鍵因素。目前全世界已有830處地區被指定為文化遺產，其中又有55處同時列為文化景觀。從文化的角度來評價礦業遺產的價值，既有利于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的轉型又有利于礦業遺址的保護。

2.2礦業文化景觀的定義

礦業遺產亦屬于工業遺產的范疇之內。2003年7月，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在《下塔吉爾》中把工業遺產定義為：工業遺產是由建筑物、構筑物和機器設備、車間、工廠、礦山、倉庫和儲藏室、能源生產、傳送、使用和運輸以及所有的地下構筑物及所在的場所組成，與工業相聯系的社會活動場所也包含在工業遺產范疇之內。

礦業遺存空間如機器設施、建筑物、構造物、交通運輸等都具有歷史、文化、社會、科學、藝術或其它價值，亦是屬于工業遺產其中一項類別。但但是從文化景觀的角度看來，采礦與自然環境之地表、生態、河川等透過時間產生的改變是最為基本的，在這其中亦包含礦業所產生具有價值的工業資產。

礦業生產所對自然的改變，例如大型機具露天采礦對于地形的直接破壞、鉆探時所開鑿的痕跡、地勢的轉變、建造機具設備所修整的環境、因為污染而消失的植栽等都是說明礦業文化景觀的良好實證。礦業活動和自然互動不像農業景觀那樣明顯、美麗，但是與自然資源直接互動并且上演互動的演變，這些演變可以由早期時常起源于山區或鄉村的簡單的技術所挖掘的坑道或舊有的露天礦場，至后期機械化生產代替的轉變來解釋。人類透過時間、技術與生產方式的轉變，對土地的改變也就不同，而隨后因人類停止挖掘，經采礦破壞的生態與自然逐漸回復，說明了人對自然的改變與自然回應人類的互動。

2.3資源型枯竭型礦業城市礦業文化景觀的必備要素

2.3.1自然條件

自然條件是首要的必備礦產資源，因為礦物的產生和地質形成息息相關。大自然受到地質運動作用孕育出具有經濟上開采價值的礦產，蘊藏在地底下的礦產深受地質構造與活動控制，進而造就不同的礦產分布范圍、深度、儲量多寡等，而這些都會影響到采礦活動的范圍與方式。

2.3.2人類活動

人類活動造成地表上的改變，主要可以就兩方面進行探討，第一，是直接與采礦生產有關的礦業活動，礦業景觀中，構成景觀最主要的活動為采礦，一般來說，開采礦產主要的流程可分為尋礦、探勘、開采規劃、采礦四個階段。

第二，是因人類生活需求所延伸出的社會活動。許多民生設施與相關附屬設施用來滿足居民居住需求，這些活動所產生的空間與設施亦是構成礦業景觀重要元素的一部分。

2.3.3時間轉變

礦業活動與礦脈、礦產的含量密不可分，當礦產醞藏不足或已無法負擔開采成本時，采

礦的活動便會停止。礦業的興衰可分為開發期、發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個時期。

2.3.4礦業文化景觀構成的元素：坑道、露天礦場、選煉礦設施、礦渣廢棄物、運輸道路與機具、行政設施、居住空間、服務空間、信仰空間等。

3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礦業文化景觀的價值評價的原則

3.1完整性原則：礦業文化景觀完整性中重要的前提是這些遺留的挖掘痕跡、廢棄平臺、構造物、遺址等景觀元素必須能夠清楚的顯示出礦業主題。

完整性應用于評判文化遺產的質量水平，首先應當體現在現存的文化遺址或現象是否能夠證明和反映出一段特定歷史、傳統、技術或美學的完整成就和綜合信息，而不只在于這些信息的載體在結構或留存現狀上是否表現得完整無缺。

礦業資產的完整性關鍵并非是建筑物完整程度的表現，而是在整體采礦系統維持原樣與可見的程度。我們必須了解這些與礦業相關的景觀元素，也許受到部份損害，但是其整體可以傳達礦業文化景觀的價值，比起部份的元素集合訴說礦業資產來的強大。完整性顯示出文化景觀的價值，一旦文化景觀其完整性低弱或缺損，區域資產的價值強度便會有所降低。完整性的評估為文化景觀管理維護的工作定下基礎，必須謹慎的思考。

3.2真實性原則：礦業景觀真實性的評估，景觀中與礦業相連結的要素的改變必須沒有顯著的變動，能真實的反映過去的人類智慧和自然環境間的互動。文化景觀是經過許多不同的歷史階段所形構出，必須確認目前存在的景觀元素其整體架構何時產生，也許景觀中大架構是由某歷史時期構筑形成，但是卻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動。

礦業文化景觀是某個時期的景觀，經過時間轉變、氣候變遷、社會經濟、政治、居民價值觀等的影響，原有的礦業元素受到破壞，成為遺構性的元素，這種遺構性的原物能真實反應其歷史脈絡。遺構性的元素對于文化景觀雖然是非完整的原物，但是卻能說明人類活動停止后，受到自然或人力的作用產生的毀壞，且能真實的與歷史做出對應并證明歷史過程，這比完整的非原物礦業景觀更具真實性。

3.3旅游市場導向原則：旅游開發必須要以市場為指導，根據旅游資源開發的可行性,開發出能迎合市場要求，競爭能力強，特色明顯的旅游產品。以過去生態旅游發展為鑒，一定要防止礦業文化景觀被泛化和濫化的做法。有人認為礦業遺產可能就是幾塊廢棄地,是破舊的廠房等，但是有人卻視礦業文化景觀為珍寶。所以，如果要對礦業文化景觀的旅游價值做出評估,首先明確旅游市場價值,從市場區位、市場需求大小、消費能力高低及消費結構的構成、交通便利情況等幾個方面來研究。

4礦業文化景觀的旅游價值評價體系

筆者遵循前面的評價原則，以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的文化景觀遺址為評價對象，制定了由5個大類指標和18個類型指標所構成的礦業文化景觀旅游價值評價的相關指標，而且闡釋了各指標的具體涵義，涉及內容如表一所示：

表一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礦業文化景觀旅游價值評價體系

指標大類指標類型指標涵義

旅游市場價值市場區位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文化景觀地與主要旅游客源地的空間關系，即文化景觀的空間位置優勢、客源市場所處地理位置及空間聯系；

市場特征包括文化景觀地的來訪旅客數總數、旅游購買能力、旅游季節性影響、出游次數等；

交通便利快捷性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與主要客源市場的交通運輸方式及其便捷性；

資源互補性文化景觀與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的旅游資源在產品組合、優勢互補等方面所表現的整體價值；

城市形象礦業文化景觀與所依托城市形象的關系度；

歷史價值人物與事件該城市是否發生重要的歷史事件、時代、人物，且與礦業生產相關聯；

時空代表性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的文化景觀是否標志在特定歷史時段及特定區域范圍內的礦業發展特征，即遺產的礦業開端性或開創性；

歷史生活關聯度礦業文化景觀對城市經濟發展、市民就業及生產生活等個方面的歷史影響；

社會文化價值文化的塑造人口集中、聚落的形成，交通系統的開發都因采礦活動而起，使其塑造出獨特的礦業社會文化；

文化認同感礦業文化景觀與所具有的民族認同度和地域認同度；

社會信仰與儀式具有與礦業特有的信仰和特定的儀式；

科技價值工藝獨特性礦業開采工程中構筑技術和結構的獨創性；

技術先進性礦區在規劃布局、建筑、設施設備等方面所表現出的科技合理性以及當代科學發展成果的運用程度；

科技影響礦業文化景觀所采用的科學技術對近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旅游審美價值資源特色資源性枯竭城市的礦業文化景觀在區域(國家或世界)的特殊性；

文化景觀的完整性文化景觀資源的保護情況、景觀的完整性及工藝、檔案、企業精神、口碑等非物質遺產的存留狀況；

構筑物審美礦業遺產的采礦坑道、廠房等蘊涵過去的狀況，具有一定建筑風格、設計品質及其藝術表現力；

周邊環境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和文化景觀周圍環境情況包括自然、社會環境的狀況。

5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礦業文化景觀旅游開發對策

礦業文化景觀旅游資源與其它的文化遺產不一樣，礦業文化景觀旅游開發是一項很復雜的系統工程。根據礦業文化景觀的旅游價值評估系統，考慮我國旅游業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資源枯竭型礦業文化景觀旅游的開發對策首先要瞄準市場，依據市場需要開發出具有強烈吸引力的礦業文化景觀。重視礦業文化景觀的旅游特點，采用整體開發和聯合開發等方式，提升礦業文化景觀旅游的競爭力。

5.1資金扶持，政策保障

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過去為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國家對其幫扶不夠。很多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所采掘的礦業石，以及礦業經營的利潤都被國家無條件的調撥，尤其是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后，資源型城市經濟增長下降，地方財政虧空，部分資源枯竭城市是無財力進行礦業遺產旅游開發的。以礦業文化景觀為資源的礦業遺產旅游是資源型城市特別是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便利路徑，但是需要巨大的開發費用支持。我國有關部門應當積極扶持與支持，尤其是從資金缺口進行補助。另外，政府引導旅游開發，采用市場化運作的方式來發展旅游，必須解放思想，多方面籌措資金。在旅游開發的進程中，地方政府還要制定配套的旅游產業政策、法律法規、企業規章制度，加速建設改造交通、酒店、餐飲等旅游基礎設施，營造良好的旅游外部環境。

5.2瞄準市場，突出特色

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發展旅游并不是將“礦業文化景觀”與“觀光旅游”簡單的結合，而是把過去具有歷史文化記憶的礦業生產活動場所、建筑、景觀等礦業遺產和旅游發展各個構成元素有機組合，游客的身心在旅游活動中得到放松。以礦業文化景觀為旅游資源具有強烈吸引向性，并且不同的礦業文化景觀它的吸引向性也不盡一樣。例如,從旅游者的年齡結構來看，參加礦業文化景觀為旅游資源旅游的人有具有懷舊情感的中老年人，有追求浪漫生活的青年人，也有為豐富文化知識的少年兒童。不相同的礦業遺產地所表現出來的旅游市場價值也不一樣，旅游開發首先必須研究整個市場的旅游需求特點，在細分市場的前提下，對市場科學定位，開發出滿足市場需求的旅游產品，運用促效的營銷方法，增強市場的競爭能力。

5.3整合資源，聯合開發

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的礦業文化景觀既是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又是工業遺產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和城市其它的旅游資源有著較強的互補關系。單一的開發礦業遺產旅游項目難以達到規模優勢和轟動效應，因此必須對城市現有旅游資源進行整合，聯合開發。把旅游資源通過市場聯合開發、資源互補和組合包裝旅游線路，形成城市區域旅游的整體優勢。具備條件的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可以考慮礦業遺產景觀帶動旅游開發，也可以組合大區域文化遺產旅游項目，如東北“哈大鐵路沿線工業遺產旅游帶”等。各個遺產城市也必須依據區域聯合、整體協調的思路，不斷開發具有差異性的礦業文化景觀，提升遺產旅游城市形象，資源型城市之間的聯合開發，從差異中形成優勢，在互補中得到發展。

枯竭型城市的礦業文化景觀的旅游價值必需建立在自然與人類互動的完整系統上與資產的真實性上。這些價值體現在昔日采礦時所造成的景觀中，透過詮釋使其呈現出來，了解礦業文化景觀的資源旅游價值，資源性枯竭城市的轉型和礦業文化遺產旅游的開發。礦業文化景觀為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轉型旅游開發提供了資源，發展旅游業不失為一條好的路徑，通過旅游開發，不僅可以更好的保護現存的工業文化景觀，而且還可以促進資源枯竭型礦業城市的社會經濟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 曹海東,榆林.中國科威特的成長煩惱[N].南方周末,2006(1150).

2 齊建珍.資源型城市轉型學[M].人民出版社,2004:64.

3 國土資源部.關于申報國家礦山公園的通知[R].國上資發,2004(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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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TU986.3

關鍵詞：文化景觀遺產；復制；亭文化；陶然亭公園

中圖分類號:

華夏名亭園以一種近乎收藏的形式成為中國亭建筑的博物館，以彰顯亭文化特色，然而這種亭文化景觀的特殊性在于其形成過程是復制、拼貼。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現代中國的城市、景觀、建筑充斥著大量的復制的文化景觀遺產。因此透過這種特殊的亭文化現象，本文擬對文化景觀遺產的復制作一些分析。

1.華夏名亭園發展概況

陶然亭公園是北京市十大公園之一，建于1955年，位于北京市宣武區東南隅，因園內有陶然亭而得名。是一座融古典建筑和現代造園藝術為一體的，以突出中華民族“亭文化”為主題的市級綜合性公園。1985年5月開始了陶然亭公園的改建規劃工作。按市領導提出的陶然亭公園建設要“以亭取勝”的精神，建設華夏名亭園并作為園中八個景區之一。1986年2月以華夏名亭園為實現公園改建規劃的起步區進行建設。到1995年止，公園基本建成了華夏名亭園，走歷史文化名園之路。

陶然亭公園主打中華民族“亭文化”的主題，但是究竟何為亭文化其闡釋并不清楚。同時牛蓿在調查中指出，游覽陶然亭公園的游客中，28.33%的游客出游動機是受歷史文化的吸引，41.67%的游客關注對文化景觀解說，58.33%的游客在游覽公園后根本都不知道亭文化是公園的主題。[1]而且亭文化的研究也沒有得到學者們的重視。

華夏名亭園采用集中旅游資源的方法，精選國內名亭按1：1的比例仿建而成。園中建有“醉翁亭”、“蘭亭”、“鵝池碑亭”、“滄浪亭”、“獨醒亭”、“二泉亭”、“吹臺”、“浸月亭”、“百坡亭”等十余座。流連園內，有如歷巴山楚水之間，或游吳越錦繡之鄉的感覺，一覽可得天下名亭風貌，領略中華民族的建筑藝術和文化景觀遺產。

2.亭文化的闡釋

2.1亭文化的形成

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2]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完整體系，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并滲透在哲學、美學、倫理、經濟及社會生活等各方面。中國傳統園林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人類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涵可以包括山水文化、植物文化、園林建筑文化等。亭文化是園林建筑的文化的組成部分。

文化景觀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含義，景觀本身即是能指，所表達的文化含義即是所指，文化景觀就是能指與所指的二元關系，即符號。[3]亭自古就是精神的寄托場所和行為符號，其不可避免地表現為某種形式上的東西，當它被作為文化的載體的時候，則形式還常常成為某種符號化的表達，而與建筑本身的要素無關。

亭在中國傳統建筑中是古老的形式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亭的性質發生了演變，大致以魏晉南北朝為界，秦漢以前實用價值高于觀賞價值，隋唐以后觀賞價值超過了實用價值。[3]同時，感性的視覺欣賞升華為理性的審美態度，進而產生富于哲理性的感受和領悟，逐漸地形成了一種文化積累，構成了亭建筑所特有的文化內涵。到了明清時期，亭的文化內涵方面的創造已成為刻意追求的目標，人們運用寓景于情、寓情于物、移情入境等方式把主觀的情感融匯在筑亭造景之中，強調人的主體性與景觀客體性的融合，追求著人與自然和諧、自然內心的恬適兩種理想境界。

2.2亭文化的形態

梁思成、林徽音兩位先生將存在于建筑中的精神因素稱為建筑意，其建筑意可以從建筑的形式意、象征意和哲學意三個方面加以概括。邵漢明的文化多義兼容說認為，人類活動作用于自然界，產生了物質文化；作用于社會，產生了制度文化；作用于人本身，產生了精神文化。[4]本文結合建筑意和人類文化的三個層面認為，亭文化形態可以分為物質形態、活動形態和意識形態這三大形態：（1）如同亭建筑形式意的物態層文化；（2）以人群活動為標志的制度層文化，如社交活動、離別活動、隱逸活動等；（3）以建筑象征意和哲學意為代表的意識層文化，此外還表現在宗教、美學和文學藝術等諸多領域中。

亭文化是以亭這種建筑為載體和表現對象的一個的文化體系，是一個不斷創新又不斷積累的動態發展過程。三大形態之間是一個辯證統一的整體，亭文化源于亭，又美化著亭，產生于人與亭的關系，又服務于人與亭的關系。

3.文化景觀遺產復制的反思

3.1文化自身發展規律中的復制

文化自身的規律是惰性發展，其突出表現是人類文化復制行為的歷史一貫性和現實普遍性。[5]亭這種中國古代的建筑范式跨越時空以同一形態，在綿延不絕地復制回放著，反復再現著它的原初模式，正是文化惰性發展的突出表現。超越時空的文化復制通過具體文化景觀遺產的仿造，得到了特定文化空間的整體挪移，實現了特定文化氛圍的再現。因此，在橫向跨地域的文化影響和交流、縱向跨時空的文化傳承中，文化復制行為都是發展的助動力。

龐樸的“文化層次論”認為，文化之間的交流過程啟示人們，物質文化因為處在文化系統的表層，因而最為活躍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處于文化系統中層，是最權威的因素，因而穩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為深藏于文化系統核心，規定著文化發展的方向，因而最為保守，較難交流和改變。[6]從這個角度看，通過復制文化系統表層最活躍最易交流的物態層文化以獲得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再現，是進行文化交流與體驗最為快捷的途徑。

道金斯首先提出“meme”一詞并認為，在諸如語言、觀念、信仰、行為方式等的傳遞過程中與基因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的那個東西。格倫•格蘭特將道金斯的定義進一步理論化：“‘meme’是一種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信息模式，這種信息模式可寄生性的影響人們的意識和改變他們的行為進行復制，從而來繁殖和傳播這種模式。”[7]

可以從三方面理解“meme”的涵義：“meme”是一種文化元素，“meme”是一種是復制因子，模仿是“meme”的主要傳遞方式。“meme”作為復制因子具有三種特性：（1）遺傳性，“meme”傳播的過程就是“meme”遺傳的過程；（2）變異性，“meme”的傳遞過程并非都是完全一致的；（3）選擇性，“meme”的傳播能力是不同的。[7]“meme”的特性決定了它對文化景觀的影響具有遺傳性、變異性和選擇性。遺傳性決定了文化景觀中存在的共性，變異性決定了共性中的差異性，選擇性決定了只有那些強勢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影響景觀。亭文化的“meme” 使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長時間受其感染并被廣為傳播，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符號，進而影響著我們的思想和行為。華夏名亭園精選國內名亭完全仿建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國傳統亭文化“meme”過程中的初級階段，其對于亭文化進化過程的作用是微小的。

格倫•格蘭特認為，一種理念或者信息模式不是“meme”，直到它影響到其他人來重復和復制它，進而再重復給更多其他的人才被稱為“meme”。所有可傳輸的知識都是“meme”化的。可見，文化元素只有復制傳播給他人時才能稱之為“meme”，但是不能是簡單的遺傳并復制出來，要在文化的進化中結合其他方面（如社會條件、經濟發展、人們觀念等）經過變異以獲得更強的生命力。

3.2文化產業化過程中的復制

目前社會主流話語廣泛使用的是狹義文化概念，指的是精神文化。故所謂文化生產，就其本質核心來說是精神生產。同時在產業化時代的背景下，人們的消費由物質性消費逐漸過渡到服務性消費與體驗性消費相結合。尤其是體驗性消費，集中而突出地體現在文化產品的消費上，以追求精神滿足、審美和人生完善為消費宗旨。現代旅游、休閑與公眾關系的介入與導入，使得遺產經常變成被各種力量追逐的符號化品牌效應。在現代社會的背景下，遺產的制造、認定和解釋都帶有明顯的社會再生產的特點。

除了當代社會發展和變遷所形成的特定氣氛和價值取向的文化需求使人們選擇了遺產這一形式和形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遺產工業的出現。從理性和理論上看，我們認識遺產，應該是認識遺產本身而非其他。但是遺產工業本質上是商業，而文化遺產卻不是。遺產工業正是利用了遺產本身的巨大號召力和吸引力，現代技術超越了技術的藩籬，不僅改變著人們的工作、生活習慣，而且正在加速改變人們的認知體系和思維方式。當技術與社會再生產結合變成遺產工業的時候，遺產便不可避免的出現異化。

在產業時代的環境中，精神文化生產與物質商品生產在相互滲透、相互消融中呈現以下幾方面的動態特征：（1）精神文化生產從根本上來說，是觀念性的意識形態生產，但又必須以一定的物化商品形態作為載體，才能被消費主體接受和體驗；（2）精神文化生產是以符號作為意識的表達手段創造新的觀念世界的生產，但又必須借助傳播媒體才能在文化市場上流通；（3）精神文化生產是最富于個性的自由創造活動，但當它被“產業化”時，則表現為個性化與標準化、原創性與復制性的綜合；（4）精神文化產品由于其體驗性消費特點能令不同消費主體或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產生多次不同的心靈體驗，從而發生“價值增值”。[8]

通過復制文化景觀遺產的能指載體，其所指同時被人們體驗，這種二元關系便在另一空間中得到體現。有著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園林景觀是旅游產業的核心部分，遺產成為旅游中的一個品種、品牌進入大眾消費領域。文化復制已經成為重要的藝術生產方式，復制和傳播人造景觀等文化產品已經成為文化產業體系中的組成部分，通過這種文化生產以滿足大眾的體驗性消費，使文化由側重審美價值、膜拜價值走向了展示價值，同時也遮蔽了對遺產本身的理解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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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遺產概況

“元上都遺址”是13～14世紀亞洲北方游牧與農耕兩大文明在百年碰撞與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價值的草原都城遺址，位于蒙古高原的東南邊緣，曾是蒙元帝國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該遺址分布于錫林郭勒盟的正藍旗和多倫縣境內，是傳統游牧區和農耕區的交接地帶。由城址(約18平方公里)、墓葬群(約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個1759平方公里范圍內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四部分共同組成。其中，城址包括宮城、皇城、外城、關廂和鐵幡竿渠等要素，遺存類型有城墻、城門、道路、護城河、防洪渠，以及宮殿、寺廟、商鋪、民居、倉庫等各類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邊區域，包括以漢人家族墓葬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為代表的一棵樹墓葬群，它們是蒙、漢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證；自然環境包括與城市選址特征關系緊密的上都河、龍崗山和金蓮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環境特征的沙地、濕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觀；人文環境包括遺產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傳統文化，以及城址周邊分布于群山頂部的敖包所體現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對比分析

作為文本編制的指導文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公布的《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中第132條明確規定，申遺文本需要“提供該遺產與類似遺產的對比分析，不論該類似遺產是否在《世界遺產名錄》上，是國內還是國外遺產。對比分析都應說明申報遺產在國內及國際上的重要性。”因此，對比分析是否全面和準確成為讓世界遺產委員會來自于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專家認可“元上都遺址”突出普遍價值(詳見：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陳同濱、蔡超、俞鋒、徐新云、李敏：《試論元上都遺址的突出普遍價值》，《東亞文化遺產保護學會第二次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據。

針對“元上都遺址”具有游牧與農耕兩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價值特性，以及蒙、漢兩個民族文化傳統上的差異，結合元上都遺址的交流價值、見證價值、典范價值和關聯價值，申遺文本編制項目組選擇了4個方向開展對比分析：一是與蒙元帝國相關的同類世界遺產比較；二是與游牧文明相關的世界遺產比較；三是與蒙元帝國的其他都城遺址比較；四是與中國歷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較。其中尤以蒙古帝國首都哈剌和林城遺址和蒙元帝國的大都與中都為重點。

(一)與蒙元帝國相關的同類世界遺產比較

(1)與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比較

在《世界遺產名錄》中，與元上都遺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遺產是“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它們除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有相似之處和歷史淵源之處，在遺址遺跡、時空范疇、價值主題與特征、自然環境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

第一，從遺產類型和遺址遺跡上比較。“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屬于“人與自然聯合的作品(引自《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2008版1)”，體現了人類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之間所產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產與生活方式為主題。游牧民族利用傳統技術在適宜放牧的草場上從事畜牧活動，從而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起一種獨特的精神聯系；同時，它還向人們全面展示了鄂爾渾河流域曾經出現的不同游牧民族為適應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的限制而產生的各種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詳見《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申報世界遺產文本》)。

“元上都遺址”屬于“特定自然條件下，更主要是人文歷史背景下兩種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體現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方面是如何進行融匯交流與結合，并由此創造出一種亞洲北方具有農耕文明與游牧文化相結合的城市典范，對于研究蒙元帝國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它的遺產背景環境對此典范的形成過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機的物證，與遺址本體共同構成了完整的遺產價值。

第二，從時空范疇上比較。在地理區域方面，兩者于空間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異在于：“鄂爾渾河谷文化景觀”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帶，是亞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動區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遺址”則位于蒙古高原的東南邊緣地帶，是亞洲歷史上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臨接地帶。這一地理區位的差異導致了兩處遺產在文化價值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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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域文化；城市景觀； 景觀文化

1、文化內涵的發掘

尊重場地原有歷史文脈及場所精神。保持場地的地域特征與文化內涵是延續周邊大環境景觀風貌的必要條件，這就要求設計在發掘地段原有文脈基礎上提煉并延續其潛在內涵。對人文景觀進行評價要在對場地原有歷史及文化遺存尊重的基礎上，對地段環境和歷史文脈進行分析、解讀、提煉和升華，同時注重探究空間形式潛藏的內在含義，尊重并保護環境原有地貌、文脈肌理，使城市特有的歷史文化與空間環境特征融合。

在考]景觀環境的要素中，作為整體大環境的組成部分，建成場地的景觀規劃必然要服從其總體定位，風格特征以及延續其歷史文脈，從而做到部分與整體相協調。

2、景觀規劃設計中的地域文化景觀的對策研究

地域文化景觀同時也應充分重視鄉土性保護這關鍵環節。現代景觀意義上的鄉土性己經達到了相當的深度和廣度，并非僅僅是固守于地方形式，很少接受其他區域的創新；最近幾年被廣泛引用的當代鄉土在概念上被定義為：種自覺的追求，用以表現某傳統場所和氣候條件所能作出的獨特解答，并將這些介乎習慣和象征性的特征外化為創造性的新形式，這些新形式能夠反映當今的價值觀、文化和生活方式。簡而言之，于景觀規劃設計中貫徹地域文化策略，并非只是味的鉆到故紙堆中企圖復制歷史，這里的貫徹更強調的是種于傳統中小斷摒棄糟粕，加以修止從而賦子景觀新的內容。俞孔堅教授從鄉土景觀的主體、客體及相勻_關系方而來理解，解讀鄉土景觀對現代景觀設計的意義在于理解景觀是鄉土經驗的種歷史記載。

3、地域文化影響下的現代城市景觀設計

一座城市中，在城市的物質文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城市園林、建筑等在內的城市景觀元素，這些元素構成了一座城市的形態與特點，使人們在城市中有歸屬感，認同感，同時被這些景觀元素感染、親潤，使得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底蘊潛移默化的影響人們的感官和心靈。使得人們具有城市特有的文化氣質。因此，城市園林、建筑等元素的保護就顯得舉足輕重。

4、地域文化景觀是有機聯系的生命體

地域文化景觀具有有機生命體的特性，通過自組織來維系整個系統的運轉。如果將目標地塊比作軀殼，空間的劃分比作骨骼，交通比作血管，那么地域文化在景觀設計中就象征著貫通有機體各處的血液，可見缺乏了地域文化的景觀空間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以二元對立的態度處理地域文化景觀與自然或其與人類的關系的局限性也越來越大。

5、城市景觀設計對地域文化的吸收與發展

景觀中的地域包含地理及人文的雙重涵義。大至面積廣裹的區域，小至特定的庭院環境，由于自然及人為的原因，千日可一處場所歷史地域形成了自身的印記，自然環境與文化積淀具有多樣性與特殊性，不同的場所之間的差異是生成景觀多樣性的內在因素。景觀設計從既有環境中尋找設計的靈感與線索，從中抽象出景觀空間構成與形式特征，從而對于特定的時間，空間，人群和文化加以表現，通過場所記憶中的片段的整合與重組，成為新景觀空間的內核，以喚起人們對于場所的理解與記憶，形成特定的印象。

6、結論

通過景觀設計保留場所歷史的印記，并作為城市的記憶，喚起造訪者的共鳴，同時又能具有新時代的功能和審美價值，關鍵在于掌握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和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講，設計包括對原有形式的保留，修飾和創造新型的形式和內容。這種景觀改造設計所要體現的是場所的記憶和文化。城市保護，保存，在不同情況下需要不同的解決辦法，城市文化保護是強調整體性的保護，從城市平面的圖形與背景研究中確認保護的范圍，城市整體空間環境的形與勢，積形成勢，才能托物寄情，寄托城市文化的涵義。占城要劃定歷史文化區域，新的建設必須尊重歷史，城市文化空間的保護和城市中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必須尊重歷史，城市文化空間的保護和城市中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相輔相成。例如西安占城的保護必須與當地的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諧一致。既要保護占城的傳統格局，又要保護好占城的重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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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城鄉景觀文化營造也不斷呈現出新的態勢。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城鎮化率已達52.6%，進一步促進了城鄉在空間、時間上的聯系，但我國擁有幾千年的農耕文明，相應地形成了數量眾多、分布廣泛、形式多樣、各具特色的村落景觀文化。在當前快速城鎮化的進程中，由于缺乏對區域內城鄉景觀文化的整體研究，再加上經濟效益的驅使，一些存在幾百甚至上千年的村落空間連同其景觀文化正在逐漸被城市“蠶食”。

在快速城鎮化的推動下，尤其是在城鄉統籌、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統籌考慮城鄉景觀文化的統籌營造，成為城鄉規劃、景觀設計以及相關部門不容忽視的戰略問題。

2.景觀與景觀文化

2.1 景觀文化

景觀文化本質上也是一種文化，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來，國內外出現了很多關于研究景觀文化的理論文章，但作為一個開放性的文化體系，景觀文化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統一并被廣泛認可的概念與詮釋。沈福煦先生在《中國景觀文化論》中指出，景觀文化除包含大量的藝術文化內容以外，還具有更多的社會文化屬性，與社會倫理、意識形態、、生活習俗及價值觀念等有關。中國的景觀積淀著中國文化，形成一種獨特的人文地理性質[1]。

2.2 人、景觀與景觀文化

人與景觀文化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從人類與自然發展的視角而言，人類在改造自然營造景觀的同時創造了景觀文化，反之，景觀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影響了人類營造景觀的行為，兩者在發展中相互制約，在制約中相互促進。

景觀文化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價值觀念在景觀營造過程中的物化表現，集中體現在所獲得的技能、景觀以及在營建景觀過程中所蘊含的文化意識。同時，景觀的受眾受到景觀所傳達的文化意識和價值觀念的影響，在受到熏陶的同時，逐漸被這種“景觀文化”所同化。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人與景觀文化的互動包含兩個基本過程，即景觀的營建過程和景觀的使用過程，但在兩個過程中人類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景觀文化營建過程中，人類不斷的熟悉景觀材料，掌握營造技藝，使之不斷滿足自身需求，完美呈現價值觀念、等文化內涵，也就是景觀文化的創造過程；另外一方面，在景觀使用過程中，景觀文化所體現的深刻內涵又反作用于受眾，影響其行為模式、思維方式，進而影響其社會觀、價值觀，使得景觀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

3 景觀文化的統籌營造

3.1 尊重自然，現代呈現---人文的關懷

景觀是人類與自然長期相互作用的物質產物及精神載體，體現了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產、生活方式，是人類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歷史見證，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一直以它特有的樸實、寧靜、和諧的意境存儲在人們的記憶深處。

從人類與景觀文化關系的角度來看，景觀設計與景觀文化都離不開人的參與，是以“人”為核心的，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現代城鄉景觀文化的營造從物質和精神層面都要以人為核心，體現人文關懷，景觀設計的內容和形式應能被人感知、理解和接受。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文關懷是城鄉景觀文化統籌營造中最本質的要求。

特定的景觀符號和設計手法是傳統景觀藝術的重要文化載體和藝術表現形式，也是一定區域內獨特的歷史文脈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礎。伴隨著新材料、新技術的不斷發展，亦使得現代城鄉景觀的表現形式不斷更新，極大的豐富了現代景觀設計的語匯。

3.2 追尋歷史，發展內涵---文化的延續

景觀是城鄉空間獨特美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建筑、街道、山脈、丘陵、森林、農田等，在自然環境和人文背景下共同構筑了城鄉空間的視覺主體。歷史文化是城鄉空間獨特景觀文化的源泉，在城鄉景觀文化的統籌規劃中，積極從歷史文化中汲取養料，不僅能促進景觀文化的發展，創新景觀設計的手法，豐富城鄉景觀文化的深刻內涵，而且也是對區域歷史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是城鄉空間景觀特色的重要呈現。

但在現代城鄉空間景觀文化統籌規劃中應辯證的看待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綜合考慮各方面制約因素，這就意味著在城鄉空間景觀文化統籌構建中，不僅要追溯區域文化、傳承歷史，而且要在傳統城鄉空間景觀文化中注入新的活力，賦予其新時代的內涵與形式，使得城鄉景觀文化的歷史記憶在創新中發展、在創新中延續。

3.3 多元共生，城鄉統籌---廊道的營造

人類在改造自然、創造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同時，人類的活動亦使得自然景觀分割開來，景觀的流動功能受到嚴重阻礙，也使得不同區域景觀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被隔離開來。因此，加強孤立景觀斑塊之間以及斑塊與種源之間的聯系，促進景觀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與發展成為當前景觀文化統籌營造中的重要課題。

國外關于廊道的理論研究經歷了雛形、綠色廊道、遺產廊道三個階段。遺產廊道（heritage corridors）是一個與綠色廊道相對應的概念，是擁有特殊文化資源集合的線性景觀[4]。遺產廊道在強調遺產的歷史文化價值的同時，作為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區域化趨勢和“綠道”思想結合的產物，還整合了遺產的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使之成為集文化性、生態性與經濟性相統一的景觀文化的線性“綜合體”。

4.結語

城鄉景觀文化的統籌營造，是運用現代景觀設計手法，將景觀文化融于景觀規劃、設計、營建的全過程，烘托景觀的文化氛圍，在景觀中體現傳統的地域文化，讓景觀文化的受眾感受到當時當地獨特的文化內涵。景觀作為城城鄉空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提供物質上的使用功能的同時，也給人們以精神上的享受、文化上的熏陶。因此，在城鄉景觀文化統籌營造中，在加強、改善和優化景觀空間的使用功能的同時，又要在梳理傳統景觀文化的基礎上，注入時展新的活力，保持景觀文化的人文關懷、歷史文脈以及厚重的精神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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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鎮化背景下城鄉景觀文化共生研究---以河北省為例》（項目編號：HB12SH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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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0)-06-0026-3

0 引言

農村既是人類聚居環境的基本細胞,也是中國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概念的同時明確了其建設目標――“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和管理民主”。鄉村的景觀文化對村落布局、特色塑造和生態環境的保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新農村的景觀文化設計與營造在人類聚居環境規劃建設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漸重要。

1 新農村的定義

1.1 新農村的含義

傳統意義上的農村是與農業產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以農業生產為主體的地方,而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就是農民。一直以來農村的生產力十分低下,經濟不發達,產業結構主要以農業為中心,其他行業或部門都直接或間接為農業服務,所以認為農村就是從事農業生產和農民聚居的地方。

“新農村”應該包括5個方面,就是指新房舍、新設施、新環境、新農民、新風尚。這五者一個也不可缺少,共同構建小康社會“新農村”。社會主義“新農村”與建設和諧社會、小康社會息息相關。

1.2 從文化景觀到景觀文化

文化景觀這一概念是1992年12月在美國圣菲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會議時提出并納入《世界遺產名錄》中的。我們通常把人類在地表上的活動的產物叫做文化景觀。自然風光、田野、建筑、村落、廠礦、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飾等所構成的文化現象的復合體。文化景觀是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景觀,它反映文化體系的特征和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一般來說,文化景觀有以下類型: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有機進化的景觀;關聯性文化景觀。

景觀文化是根據不同地域體現出的不同文化形態特征,如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等提煉和修復再創造的新的景觀,這種景觀經過時間的洗禮和加上人類的活動就成為文化景觀。景觀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城市和一個村鎮在特定的歷史和特定的地區的反映。

景觀文化體現在當地居民的歷史文化、當地習俗與情趣,文化景觀通過創新與提煉,在以人類社會的生存需求為基礎,以人為尺度,通過需求選擇實現建造、使用方式的選擇,可以創造新的景觀文化,同時在景物觀賞、使用過程中被景觀文化所影響和塑造。

1.3 景觀文化需要營造

一直以來在中國的各類房屋的建造都稱營造,例如北宋官方頒布的一部建筑設計、施工的規范書我國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術書籍《營造法式》、記述中國江南地區古建筑營造作法的專著《營造法原》等。營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更注重對人文內涵的挖掘,以及在建造過程中對文化景觀的利用與轉化。人們的建造和使用活動是以當地人們的生存需求為基礎,以人為尺度,通過需求選擇實現建造、使用方式的選擇,從而使景觀文化不僅僅是建造而是長期的營造過程。

2 新農村景觀文化的內涵

2.1 景觀文化的地域性

首先,新農村景觀文化來源各地域本土文化密切相關內容,并蘊含一定的地方精神和文化意義,是農村、居民和傳統的事物以及過著平常生活的人們,也就是說新農村景觀文化是地方的、傳統的;其次,新農村景觀文化的地域特色還表現在建筑的形式與色彩與就地取材上;另外,俗話說“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經濟基礎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環境、生活習俗便產生不同的地域風格,此為“農村”特征。使新農村景觀文化的農村氣息及地方特色更加濃郁。

2.2 景觀文化的原創性

農村文化景觀是特定自然條件與人文歷史下形成的產物,或是當地有實際功能的一些建筑、休息平臺、活動場所,或也是民族文化長期形成的傳統事件,它們都不是加在環境之上的裝飾品,也不獨立存在的,它們是結合原條件,是與原環境共生共存的設計作品,具有原創性。

2.3 景觀文化的多樣性

由于中國地域廣闊,對于新農村景觀文化來說,其文化結構的多樣性,在此基礎上出現多樣化是必然的。北京的四合院、徽州磚雕、西南的吊腳樓、高原的蒙古包、閩南的土樓等各式各樣農村的形成歷程和特色,可看出新農村景觀文化不僅在內容、形式、形態、功能上豐富多彩,體現出景觀文化上強烈的多樣性。(如圖2-1)。

圖2-1 嶺南印象園

2.4 景觀文化的群眾性

一切景觀皆是為人服務,新農村建設的景觀就是遵循“滿足群眾的需求,符合群眾的審美,服務于群眾”這樣的宗旨來設計的。首先,設計的素材是從群眾中來,由群眾發明創造。其次,新農村的景觀文化建設也是為了滿足群眾的審美而建造。

3 新農村景觀文化的營造方法

3.1 對原材料的直接應用

原材料的選取一般和當地的地質氣候等有很大的關系。地質氣候的不同會早就不同的原材料資源,那么景觀的文化特點也會不同。這樣建造的景觀,不僅因為取材方便而降低造價,而且也會形成屬于自己的獨特風格,反映出地域特色。石材是最為常見的材料,因為它可塑性強在設計中經過民間工藝的加工,可形成建筑外墻、藝術展覽和藝術鋪地等,極具豐富的質地效果。例如金華市磐安縣尖山鎮的烏石村,建筑材料取自當地材料烏石砌筑,體現了地方性的景觀文化特征。(如圖3-1)

圖3-1 磐安縣烏石村村景

3.2 對地域文化的傳承

3.2.1 點題 直接對原有文化提煉和修復再現 地域性景觀是在研究原生場地間營造方式的基礎上創作的,因此,這類景觀多包含對農村形式、各種標志性場所和符號的再現與還原。這種再現,并非簡單的模仿,而是根據當代景觀的需求,結合新材料、新技術創造出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現代形式。

例如,金華市婺城區湯溪鎮寺平村的景觀文化景觀整體規劃中,考慮寺平本身具有較濃厚的文化味,其主要文化底色為戴氏文化和磚雕與木雕文化。寺平戴氏祖先從明初遷徙于此,繁衍至今已有七百余年歷史,歷史悠久表現形式有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等。

因受徽派建筑風格的影響,每座古建筑的門面上都鑲嵌著數以千計的磚雕(如圖3-2),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設計過程中以磚雕為特色,通過科學設計提煉和修復創造新的文化景觀。

圖3-2 金華市湯溪鎮的寺平磚雕

3.2.2 延續 將原有文化點放大和延伸 通過空間、形體、細部的處理,利用隱喻與象征的手法將原有歷史上的發光點進行放大,延續其文化的內涵。如在金華寺平村景觀文化設計中,據說寺平原來“銀娘”被選入宮成為“娘娘”后,村中逐漸興旺(據資料考證:金華唯一一位進宮的娘娘),二十四座主要廳堂構成“七星伴月”布局。根據七星伴月的構想將原有的文化點放大和延伸,七座廳堂圍繞著月亮月繁衍發展至今。(如圖3-3)

圖3-3 寺平古村七星伴月湖

3.2.3 關聯 納入其他相關文化點 在設計時,根據要表達的地域文化景觀環境主題,盡可能的將具有相同或相似意義的景觀元素組合在一起,在環境中設計與農村主題相關的景觀,從而達到強化主題的作用,為了豐富文化內涵,

創造景觀環境,一并納入與其相關的文化點。包括體育休閑文化、產業文化、現代時尚文化等。融入文化需要將傳統農村材料、構造和布局方式與當代材料和技術結合,在色彩、質感、形體等方面取得明顯的對比效果,體現出沖突中的和諧,對比中的統一。馬清運在藍田縣玉山鎮“父親的宅”營造中將原材料石料設計的石頭房,造型簡潔、大方、錯落,外似高墻城堡,內里大門大窗,泳池、車庫齊全,完全是一種現代的設計理念,極具現代感;而其用料,外墻材料全為河內的卵石填充,內墻均用有席箔感覺的竹膠板裝飾,充盈著濃厚的泥土氣息,是景觀文化的延續。(如圖3-4)

圖3-4 父親的宅(1) 圖3-4 父親的宅(2)

3.3 對綠色生態的詮釋

很多結合地域特色的農村建筑和景觀,都很重視與自然環境的結合,這本身就是一種自然樸素的生態設計。設計時將這些方法加以提煉,用新材料、新技術表達出來,可形成前所未有的原創性景觀文化形式。例如,金華市塔石鄉村中春景營造表達出尊重場地自然與人文印跡,體現的是綠色文化的保護恢復和生態的設計(如圖3-5)。

圖3-5 金華市塔石鄉嶺上村

4 結語

以景觀文化為背景,把當前新農村的景觀文化營造為內容,提倡的新農村景觀文化設計是在于對生活的深刻認識和感悟的基礎上提出的,以生活為設計來源,提煉的都是與人們生活緊密相關的設計素材,從大眾自身的生活感受和需求出發,賦予新農村景觀文化設計以活力,使設計回歸生活,生活走向設計。因此,對新農村景觀文化營造的探討具有重要的現實與實踐意義。

一方面,挖掘地方文化內涵,樹立村落核心文化。近幾年的景觀文化調查中,老百姓常掛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過去什么什么真是好啊”,這就是我們要挖掘和提煉的村落文化精神內核!而該核心文化應該是貼近百姓、貼近生活和貼近環境的。

另一方面,剖析傳統文化景觀,轉化提煉新的景觀文化。深入研究區域內鄉土的文化景觀,結合村落實際情況,研究在現代村落居住環境設計中如何繼承與發展傳統鄉土文化景觀。很多人對于新農村建設的內涵產生較多的歧義,有的將新農村建設誤認為就是村落環境建設,手法粗糙大拆大建,不去理解傳統的鄉土景觀文化,為深入剖析鄉土景觀文化內涵,筆者在探究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鄉土村落發展之路時,把轉化提煉新的景觀文化作為重點,對其景觀設計文化進行梳理和研究,深入解讀,轉化提煉新的景觀文化。

最后,對文化尊重與保護是新農村景觀文化設計的基本前提,只有新農村景觀文化設計與現代文明發展同步進行,保持自然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地域性與民族性,合理的揚棄傳統景觀文化,探索新時代鄉村景觀文化營造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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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J59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055X（2017）01-0119-07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701015

從時間的維度來考察佛教文化景觀，其存在是與佛教文化擴散分不開的，中國作為一個佛教文化大國，囊括了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佛教文化景觀與城市的概念發生深刻關系是必然的，這是因為城市聚集著密集的人口、工商業發達，是周圍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以北魏洛陽為例，當時城中寺廟多達一千余座。[1]74隨著中國城市化的推進，以及新時期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要求的提出，作為中國城市擁有“群眾基礎”時間較長的佛教文化景觀應該以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和姿態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它應該起到一個什么樣的作用？這些已經成為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佛教文化景觀與現代城市地理

（一）佛教文化景觀的要素與類型

圖1佛教文化景觀要素與類型關系圖① 文化景觀從引起人們注意到其多種定義的提出，再到文化景觀的感知與解讀；從探討研究文化景觀的構成與組成到其類型與分類，再到文化景觀的保護及規劃，面臨的根本問題就是文化景觀其自身的復雜性。[2]82對于景觀的要素和類型進行分類，是解決問題的首要步驟。佛教文化景觀，可分為三種類型：與佛教文化有關的單體構筑物，如塔、像、佛教文化植入性的景觀雕塑；佛教寺廟（院）；佛教文化的聚落及其所處的場域（我國地區存在較多）。總體來說，佛教文化景觀的要素與類型是一種尺度從小到大嵌套存在的關系。

圖1詮釋了獨立和從屬出現的構造系統與類型之間的變化關系。A、B、C分別代表了以上三種類型，虛線的圓代表著同一類型。作為佛教文化景觀的單體構筑物可以在城市中單獨存在獨立成一種佛教文化景觀類型，如佛塔、藏傳佛教的瑪尼堆經幡塔等，也可以成為寺廟（院）的重要景觀組成要素。寺廟（院）也如同此理，它既可以被看作是多個佛教文化景觀組成要素的集合，也可以成為城市空間中的佛教文化景觀，在藏地佛教文化景觀聚落中，寺廟又成為一個景觀構成的要素（圖2、圖3）。本文中主要以城市中或靠近城市周邊的寺廟（院）這一佛教文化景觀類型作為研究對象。

（二）自然地理

所謂“天下名山僧占盡”，中國漢傳佛教的四大名山以及著名的四大佛教石窟都是中國著名的風景名勝區。這樣的環境遠離城市，即遠離所謂的塵世喧囂，有利于僧眾潛心深入經藏，不為世俗所擾，也使外界對其產生了神秘感。但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傳統文化的重拾，原有寺廟被修復或重建，越來越多的佛教文化景觀和場所出現在了城市空間當中。就現在我國佛教文化景觀數量和位置的情況來看（以寺廟類型統計），城市范圍內的數量已經超出城市市區以外的數量。《2010中國佛教寺院名錄》上收錄有合法登記的佛教寺院就有兩萬多家，其中據不完全統計，處在市區以及縣級地區的寺院占半數以上。[3]1-15其余的佛教寺廟以及石窟等在城市范圍以外的佛教文化景觀數量占四成左右，且這個比例還在不斷地下降。這說明佛教文化景觀尤其是在寺廟這一類型層面上，城市空間出現的速度在不斷加快。在城市中的地理空間位置上，無論歷史遺留的還是新建的佛教文化景觀對于傳統人地觀和歷史文脈都十分重視，其中選址方位多為坐北朝南。在我國藏地，城市圍繞寺廟而產生發展的情形更是不勝枚舉。如圖4中甸古城布局，圖5圍繞大昭寺形成的拉薩古城。圖4中甸古城布局圖片來源：李暉.藏文化與香格里拉縣古城格局關系研究[A].澤仁扎西.第六屆優秀建筑論文評選[C]. 2012： 1-14. 圖5拉薩古城圖片來源：[挪]Knud L， Amund S L. 拉薩歷史城市地圖集――傳統城市建筑與城市景觀[M]. 李鴿， 曲吉建才， 譯.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2005： 34.

（三）經濟地理

自佛教傳入中國起，佛教文化景觀尤其是寺廟（院）在經濟活動中就起著重要的作用。“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佛教寺院經濟就沿著兩條線索發展：一是以律寺為代表的役使凈人、奴婢的生產體制由盛而衰；二是封建國家與佛教寺院在經濟上的提攜與爭奪，經歷了多次的反復”。[4]6在藏地的寺廟，根據部派的不同，僧侶主張勞作與否的不同生活方式，也都會對周邊經濟業態的形式產生不同的影響。寺廟（院）自古就與城市在經濟上有著或協作或影響的關系。在城市化不斷推進的今天，佛教文化景觀由于在自然地理方面分布較廣，外加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不論是城市中的佛教文化景觀還是非城市中的佛教文化景觀，對其在地區經濟拉動方面均有一定積極的影響。除此之外，寺院本身也一直存在著寺院經濟，一般來說，寺院經濟由寺院的自給性收入、布施性收入、薪金式收入、甚至包括了部分經營性收入集合構成。它們既是廣大信徒“廣種福田”的結果，同時也是僧尼專事修行、維持整個寺廟運行的經濟基礎和保證。在商業化社會中，寺廟的發展亦能刺激相關產業的聯動，比如建筑業、造像業，之前提到的旅游業以及其他周邊的相關產業。

二、城市化帶來的佛教文化景觀的現實問題

（一）景觀功能世俗化

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在走出“”時期的冰點之后，特別是從1982年中央頒布19號文件開始，“無神論”開始調整為容納多種。但是社會上沒有一個明確的引導，致使宗教組織和宗教活動世俗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建筑業的發展城市化的加快，物化空間的全球相似性引起人對文化趨同性的憂思。[5]203佛教文化景觀的教化和文化性質丟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成了一種世俗化的、旅游觀光的“標配”，甚至是從事迷信活動的場所，佛教文化的精髓蕩然無存。由于基礎設施接入和商業旅游的開發，大部分佛教文化景觀的開放性大大增加，商業化氣息濃重，與過去相比，其宗教性、文化性與神秘性大大降低，甚至成為旅游經濟和“迷信經濟”的工具。由于工業發展雜糅著政治和商業化行為，除了歷史上有名的佛教圣地以外，許多地方也盲目地擴建了不少佛教文化景觀，包括各種高大佛像和大型寺院，并沒有真正考慮到佛教文化景觀除旅游經濟以外的功用和扮演的重要社會角色，本末倒置。甚至許多藏地寺廟興建之后，沒有足夠僧侶進駐，游客也遠遠達不到原始預計的數量，得不償失。

（二）景觀“教化”功能退化

佛教文化景觀作為佛教文化的展示與傳播的實體及場域存在了兩千五百余年，在中國的歷史也有近兩千年。其首要的功能就是通過展示與傳播將無形文化有形化和空間化，從而達到“教化”的效果。隨著城市的迅速發展擴張，佛教文化景觀在城市中更像是一N文化的符號矗立在城市空間之中，丟失了原有的景觀空間和景觀要素與教化緊密結合的關系。

文化的傳播要依托“教化”而進行。這種“教化”應該是在佛教文化景觀的空間格局中被感知而得到。佛教文化中所謂的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相對應的，分別來自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六根又作六情，指六種感覺認識能力。[6]26而在佛教文化景觀中，尤其是寺廟（院）環境中，對六種感覺都有著很強的“攝受”作用。比如寺院的“聲景”（塔鈴聲、鐘聲、誦經聲、松濤聲），代替文字的“視景”（佛像、畫像、供品、二十四孝廊），景觀感受重要輔助的“嗅景”（香爐中的香煙味道、花草香）等。佛教文化景觀隨著時間的推進，經過歷史的長期演化與變遷早已逐漸形成了具有特殊作用力的景觀環境體系。而當今城市空間擁擠，空氣質量和聲環境質量下降，佛教文化景觀的設計者、管理者也忽略了景觀中各個感官層面給人們帶來的這種“攝受”力，因此削弱了景觀原有的對人的影響力，使“教化”的功能發生了退化。

（三）景觀空間利益化

城市空間擁擠，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繁榮導致了泛經濟現象的出現，在佛教文化景觀中，尤其是寺廟（院）的景觀空間配置上發生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現象。漢傳佛教寺廟（院）在明代以后基本形成了伽藍七堂制式，并一直得到了固定和延續。[7]182而這種制式被部分現代興建于城市中的寺廟所打破，其中不乏由于城市規劃用地的限制因素。而更多的是增設了能給寺廟運營帶來利益的建筑用地，破壞了原有寺廟布局的制式。比如“靈位堂”“骨灰墻”，為“在家人”準備的大面積“塔林”，使得佛教文化景觀變成了“墓文化景觀”。

（四）景觀傳統功能性滯后或喪失

佛教文化景觀和場所在城市空間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中國城市的佛教文化逐漸形成“居士佛教”信仰團體和理念，但是部分城市中的原有佛教文化景觀沒有有效地針對功能要求的提升而進行調整。多數佛教文化景觀和場所仍然固守原有的傳統尺度和殿堂設置，宗教活動場所空間過少，與旅游路線以及場所無有效的區隔，反而導致了在城市中佛教文化景觀沒有得到城市發展所帶來的應有的進步與發展，造成了本有功能性滯后甚至喪失。寺廟園林內除了寺廟建筑、佛教藝術、文化等文化景觀資源外，寺內的小品及設施也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但部分盲目建設的佛教文化景觀中，忽略了文化景觀設計中兼顧文化與景觀相結合的重要性，寺內的景觀功能設施出現分布不均，其造型、材料缺乏歷史文脈的延續，與寺廟園林環境氣氛不協調等諸多設計上的問題。

三、佛教文化景觀在中國城市化中的角色定位

（一）補充城市社會功能

城市的主要功能有：生產、服務、管理、協調、集散、創新等。[8]佛教文化景觀類別很多，在城市中多為佛教的寺廟（院）景觀以及小型的佛教園林景觀。由于佛教文化中的布施以及供養文化，佛教團體往往依附于寺廟（院）僧團而存在，寺廟（院）不但能夠利用布施款項進行社會慈善事業，更有在必要時為城市提供空間和場所的機動功用，過去就曾有困難時期寺廟收容難民的情況。就目前社會功能完善程度而言，佛教文化景觀對于弘揚傳統美德、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不但在特定時期可以對社會功能進行補充，也可作為日常社會慈善、文化與道德宣傳場所的規劃補充。如臺灣的慈濟會在佛教文化的背景下設立了教育、醫療、文化等社會補充職能場所。

①圖片來源：網絡資源，http：///info/100000704.

（二）參與城市文化系統的物質組建

無論是大城市論，還是小城市論，一個城市的城市文化組建都是具有一個較強的系統性的。《中外城市知識辭典》認為城市文化往往也被稱為“都市文化”，是市民圖6廣州光孝寺菩提樹景①在長期的生活過程中，共同創造的、具有城市特點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環境、生活方式和生活習俗的總和。[9]23臺灣學者張麗堂援用了泰勒將城市文化定義為人類生活于都市社會組織中，所具有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和一切都市社會所獲得的任何能力及習慣。[10]75這里也包含市民的和文化行為。從這一層面看，佛教文化與其物質載體佛教文化景觀參與了城市文化系統的精神和物質的組建，同時佛教建筑及其文化景觀能為城市增色，成為城市名勝，例如“羊城八景”和“洛陽八景”中都有十分著名的佛教文化景觀（圖6）。這些景觀能夠豐富一個城市的文化景觀，賦予城市濃厚的文化底蘊，串聯起一個城市的歷史文脈。

（三）參與健康城市和文化生態建設

文化景觀本身具有連接自然和人文之間的作用。佛教文化景觀在傳播展示其獨特的佛教文化的同時，十分重視與自然景觀的完美結合，佛教建筑構成園林景觀比比皆是。同時佛教文化“萬物有靈，眾生平等”的價值取向對城市自然生態系統具有積極影響，亦能參與健康城市的組建。

文化景觀概念本身就包含著雙重的含義，可以闡述為無形的文化體現于有形的人為要素和自然環境之中。我們可以觸摸到的是文化景觀的實體，但是在景觀實體之上蘊含了文化的重要投射。佛教文化源遠流長，其文化景觀在具有基本的場所功能的同時，已經遠遠超越了宗教本身，形成了獨特的佛教文化與藝術，其中文化包括文學、文人思想、與傳統道德的結合；藝術包括繪畫、雕塑、音樂、美術等諸多門類。這些文化與藝術都具有獨特的魅力和藝術價值，吸引著眾多旅游者和文化藝術方面的學者，同時也為城市的文化生態多樣性提供了良好的物質環境基礎。

四、城市中佛教文化景觀的建設思路

通過中國佛教文化景觀與城市地理的研究以及發現的現實問題，提出佛教文化景觀在中國城市化的角色定位。針對三點定位，本章提出和闡述了關于城市中佛教文化景觀的建設思路：首先要以明確景觀的保護與發展這一辯證關系為前提，處理好佛教文化景觀遺產與不斷發展的新時期要求之間的矛盾問題。以完善佛教文化景觀社會功能為目標，以佛教文化景觀功能物質組建為手段，以深入發掘研究景觀中的景觀文化、保護城市文化生態為重點的思路進行建設。

（一）以明確景觀保護與發展的辯證關系為前提

隨著社會的變化與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屬于有機演進類的文化景觀（Organically Evolving）的佛教文化景觀，面臨著保護、繼承與發展的多重挑戰。[11]“保護”意指愛護，使其免受可能遇到的傷害、破壞或有害的影響。“發展”意指事物由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進步變化的過程。“保護”傾向于一種靜態的維護，而“發展”具有變化的動態過程。從字面上看兩個詞存在對立的層面，但也存在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文化景觀的保護可以讓同類型的文化景觀更好地發展，而景觀的發展也是對文化景觀的最好保護。因此保護是發展的基礎，通過文化景觀的區域保護和分層設置（表1）來落實保護內容和保護原則，可以更好地保障城市中已有的歷史性的佛教文化景觀。在提出保護原則、明確分層設置和保護內容的基礎之上，才能做到發展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將城市中的佛教文化景觀按照城市空間區位進行評估分類，分為單純宗教功能類、旅游類以及宗教與旅游復合類。前兩種相對容易進行功能的設計。可嘗試性將復合類佛教文化景觀分為兩部分來考慮。表1文化景觀的區域保護和分層設置設置分層保護內容保護原則文化景觀構筑物保護內層景觀人為構筑物（包括遺址）建筑外在形態與內部結構形態、風貌的穩定性原則構筑物近場域范圍保護核心層文化景觀的文化要素、景觀文化、人居要素、自然及城市景觀要素文化的傳承性、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適宜性原則文化景觀生態區保護外層人地觀與自然生態環境自然生態與文化生態的完整性原則

（二）以完善景觀的社會功能為目標

隨著人本主義的歷史性勝利，佛教文化景觀作為一類文化景觀存在城市之中，其服務于公眾的角色已經確立。對于整個城市來說，其社會功能主要集中在文化傳播、文化協調以及補充功能上。通過之前提到的城市化帶來的佛教文化景觀的現實問題，我們不難看出，城市中佛教文化景觀的社會功能是亟待強調和深入開發完善的，因此我們將完善佛教文化景觀的社會功能作為未來建設工作的目標。從最基本的佛教文化景觀所承擔的文化傳播功能抓起，逐步完善和增加佛教文化景觀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和影響力。

（三）以景觀功能物質組建為手段

城市作為佛教文化景觀存在的大環境，為佛教文化景觀的繼續發展提供了歷史上任何時期都不能比擬的物質條件。如能源、水、交通等基礎設施，成為景觀功能物質組建的基礎保障。在城市化背景的今天，越來越多的都市人渴望不必遠行就能夠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找到能使自己心靈安寧并得到慰藉的場所。因此佛教文化景觀在城市中數量的增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景觀功能物質組建順應了這一要求。景觀往往能夠體現出一個場所的靈魂，體現并傳達一種景觀文化與精神。[12]在景觀要素的功能設計落實中，應盡量尊重歷史文脈即原有的制式，同時兼顧現代都市用地情況等綜合因素[13]，提升景觀環境中的材質以及環境質量，注重衛生環境，融入現代化環境設計理論、方法和技術，努力打造出既傳統又現代的優良佛教文化景觀和場所。

功能方面，通過景觀路徑以及空間的劃分，增加建筑空間和豐富外部空間等設計行為，將正式宗教活動和旅游休閑文化活動進行分類并加以自然的區隔，既保證僧眾的正常修行課業和佛教信眾的佛事活動，又兼顧佛教文化對普通民眾的展示與傳播，適度參與旅游產業，方便管理。正式宗教活動區域在原有的寺廟制式內適當增加，從而滿足城市“在家”信眾的宗教活動要求。可考慮在旅游休閑文化活動區中加入佛教文化生活休閑功能區、佛教文化普及推廣區、佛化生活體驗區等。在這一部分中適當增加開放性，注重園林景觀“聲景”“視景”和“嗅景”的輔助配置。

圖7臺灣新北市法鼓山①新建的佛教文化景觀，應從繼承與發展的角度，對傳統的佛教文化景觀從城市生活、城市文化的角度入手進行優化、豐富，使其既能保留原佛教文化景觀所承載的功能，又能夠高效、無縫地融入城市人們的生活之中，并具有更多符合現代城市功能需求和審美需求以及具有正確城市文化價值取向的綜合性佛教文化景觀。值得我們借鑒參考的是我國臺灣地區的法鼓山、佛光山、禪寺和慈濟會，這些都是在最近的幾十年來迅速發展起來的佛教文化景觀地，雖然它們都沒有在喧囂的市區之中，但是其與城市之間的關系、承擔的角色、基礎設施的銜接、功能配置以及內部景觀和室內環境設計的繼承與創新，都值得我們借鑒，以更好地考慮城市化視域下佛教文化景觀未來的發展走向。（圖7）

①圖片來源：網絡資源，http：//twfjnetcom/twmsgs/200903/t20090325_114146htm.

（四）以發掘景觀文化豐富城市文化生態為重點

景觀文化被認為是一種新的文化系統，含有更多的社會文化性，不僅與社會倫理、宗教、習俗及種種觀念有關，而且還包括了大量的藝術文化內容。[14]文化景觀中，景觀與文化是相互影響、以不同形式同時體現的。某種景觀文化的存在也成為城市文化生態的重要一環。與自然生態一樣，文化生態的保障需要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文化多樣性的存在。佛教文化景觀承載和傳承的是一個長達兩千五百年的佛教文化體系，其景觀文化不但與佛教文化景觀的“教化”功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還包含了大量人居文化、習俗、倫理、藝術文化內容。因此深入發掘景觀文化能蚋好地保護和繼承佛教文化景觀的精髓并且豐富城市文化生態。

五、結語

在城市化日益推進的今天，我們在對歷史遺留的文化景觀的堅持并深化保護的同時，對文化景觀的設計與保護觀念也應與時俱進。其中有諸多文化景觀深層次的研究需要深入發掘并指導規劃和設計，才能更好地為佛教文化景觀的保護和發展服務。也只有這樣，佛教文化景觀才能在城市中更好、更健康地存在下去，為城市公眾服務，才能繼續完成它應有的城市功能和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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